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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旗幟，喊出口號， 文學革命才在學界震動起來， 最終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最初只是在《新青年》說說而已，它之產生號召性的力量，是后來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說：“其后錢玄同、劉半農參加進去，'文學運動’'白話文學’等旗幟口號才明顯地提出來”。有了旗幟，喊出口號，文學革命才在學界震動起來，最終形成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文學革命初興時還是荊棘叢生，視為畏途，極需要有“犯當世之不韙”“聞風興起者”。錢玄同就是這樣的人，他是陳獨秀、胡適的最早支持者。讀過《文學改良芻議》，錢玄同激動了，給陳獨秀去信說：“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之不通，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x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是錢玄同的首創(chuàng)，是對一味擬古的駢文、散文的斥責和否定。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得意門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錢玄同，能毅然從舊文化的營壘中突圍出來，支持文學革命，其影響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為過。
錢玄同 陳獨秀尤其欣喜，立即給錢玄同復信說：“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所謂“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陳獨秀有此國學高足的支持，底氣足了，膽子也大了。與《新青年》同人預期不同的是，文學革命這快石頭投出后，并沒有泛起一絲絲漣漪，這使他們很失望?！缎虑嗄辍吠恕邦H以為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他們著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是不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討論，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氣候，也是不可能形成的。他們商量要演一場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把舊文人的許多迂腐、陳舊的見解羅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發(fā)表，而后，再由劉半農予以反駁。這是一出精心設計的雙簧。這一招果然很靈，一位自稱“崇拜王敬軒者”致信陳獨秀，質問《新青年》：“貴志記者對于王君的議論，肆口大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人的下懷，終于有人接招，他們的挑戰(zhàn)再也不是空中揮拳，無的放矢了。陳獨秀當即給署名“崇拜王敬軒者”復信說：“本志自發(fā)刊以來，對于反對之言論，非不歡迎”。信的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對的議論太少，討論的空氣太寧靜。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熱鬧起來，文學革命終于成了氣候，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思考。魯迅在《自敘傳略》中說：“初做小說是1918年，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碑敃r，魯迅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閑來無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個星光燦爛的夏夜，錢玄同來了。魯迅在《吶喊·自敘》中寫道： “那時偶然來談的一個老朋友金心異（按：錢玄同），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你抄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抄本，發(fā)了研究的質問了。我懂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他們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討論著，錢玄同的話終于喚起他“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濒斞咐^續(xù)寫道：“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fā)不可收”。錢玄同對此也有過這樣的回憶：“7年（按：1918）1月起，就有啟明（按：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按：魯迅）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1918年5月15日，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發(fā)表，以后又連續(xù)發(fā)表《孔乙己》《阿Q正傳》等小說。正是《狂人日記》的出現，引起《新青年》主將陳獨秀的注意，當時的魯迅還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陳獨秀通過其二弟周作人，與魯迅建立了聯系，稱“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nbsp; 1933年，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說，他的小說的做起，是由于“《新青年》的編輯者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又說自己的小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尊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新青年》遷入北大時，魯迅尚在教育部供職，而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都已是《新青年》的“老戰(zhàn)士”了，因此，在魯迅看來，他們都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他所尊奉的“命令”就廣義而言，是《新青年》的命令，而就狹義而言，則是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編輯部的“命令”，其中當然也包括后來反目成隙的錢玄同。 民國這塊招牌雖然已經掛了好幾年了，可康有為卻主張要將“尊崇孔子”寫入憲法，定孔學為國教。錢玄同認為這是“至奇極怪之事”，因為都已是民國了，卻還要尊孔子所定的綱常倫理制度。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如孔丘者，我固承認其為過去時代極有價值之人。然其'別上下、定尊卑’之學說，則實在不敢服膺?！?/span>陳獨秀與錢玄同心靈相通，他在復信中說：“全部十三經，不容于民主國家者蓋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廟不毀，共和招牌，當然掛不長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懷復辟?！?nbsp; 錢玄同經此提醒，更以激進的姿態(tài)抨擊孔子，認為“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边@一大膽主張，不啻是重磅炸彈，必然引起轟然的反應。故而，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對中國舊文化進行了系統(tǒng)的疏理：“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所謂四庫全書，除晚周幾部非儒家的子書以外，其余則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書。經不待論，所謂史者，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賬簿，如所謂平定什么方略之類。子集的書大多數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載道的妄談。還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謬絕倫，說什么關帝顯圣，純陽降壇，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話。其尤甚者，則有嬰兒姹女、丹田泥丸宮等說，發(fā)揮那原始人時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fā)昏做夢的話?！?nbsp;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畢業(yè)合影，前排左二為錢玄同，左三為蔡元培，左四為陳獨秀。 他已徹底地否定中國舊文化，提出更為激進、絕對的口號：“打倒古文！打倒?jié)h字！打倒國粹！”這樣激進的口號是要有學理的支持，他說：“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辨認和書寫都不容易，而且，讀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所以，在最今的二十年來，才不斷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張。他指出：“除了那'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要利用此等文字，顯其能做駢文、古文之大本領外，殆無不感現行文字之拙劣，欲圖改革，以期適用?！?/span> 這些無遮無掩且又嘲諷舊派人物的言論，自然是被舊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壓頂之勢。陳獨秀作為《新青年》的主將、錢玄同的后盾，針對舊派人物的攻擊，他和錢玄同一唱一和，無情地批判舊文化。 他說：自古以來的古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那些“漢學大家”們還在開口國粹，閉口古說，說穿了就是要做民主與科學的死對頭。【“德賽兩先生”是對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的一個形象的稱呼，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兩面旗幟。】正因為此，錢玄同才憤激而言。陳獨秀辯解說： “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y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fā)表意見與他辨駁，這又是什么道理呢？” 陳獨秀在為錢玄同辯說時，帶著一股激烈的情緒，義正詞嚴地聲明：“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錢玄同十分欣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認為其中的“'不用典’之論最精，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他說齊梁以前的文學，如詩經、楚辭和后來的漢魏之歌詩、樂府等，都是從來不用典。“古代文學，最為樸實、真摯，始壞于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為文學'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戲曲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小說因多用白話，用典之病少?！?nbsp; 這又引起陳獨秀的共鳴，他說，中國文人向來就鄙視戲曲小說，很多有才華的人都不屑于作戲曲，寫小說。他說：“夫善寫人情，豈非文字之大本領乎。莊周、司馬遷之書，以文評之，當無加于善寫人情也。八家、七子以來，為文者皆尚主觀的無病而呻，能知客觀的刻畫人情者蓋少，況夫善寫者乎?！?nbsp;他們由文學革命的討論，又觸及到應用文的改革。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筆者讀過《秋水軒尺牘》等“應用之文”，其中敘述極平常的事竟然多用古奧典故。如，以“蕓人之田”喻代人作事，以“嵇山獨鶴”喻才學、儀表出眾，以“送燕迎鴻”喻一年的時光等等。讀著這樣的信，你能不覺得累嗎？所以，他主張“應用之文，以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nbsp;1917年7月1日，錢玄同提出“應用文之改革大綱十三事”。其中提到應用文寫作，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漢字，絕對不用典，數目字改用阿拉伯數字，紀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在書札之類的文書中，那些肉麻可笑的浮文，如“辰維”“忭頌”“賤軀托福”“得門集慶”等，“必當刪除”。那些客套話，如“閣下”“足下”“道安”“鈞安”“福安”“頓首”“叩上”“拜手”“再拜”之類，“亦可全行刪除?！痹诜Q謂上，不要再用“老伯”“小侄”“姻兄”等，“大抵父執(zhí)、師長、年高者、學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稱'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氣之朋友、泛交、后輩，可稱'君’或'兄’”，改用新式標點符號等。這十三項改革大綱中，最具革命意義的是“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边@種文書格式的改革，在一個多月前，錢玄同就給陳獨秀寫信提出：“我固主張漢文須改用左行橫迤，如西文寫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試立室中，橫視左右，甚為省力，若縱視上下，則一仰一俯，頗為費力。以此例彼，知看橫行輕易于直行。且右手寫字，必自左至右，均無論漢文西文，一字筆勢，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則漢文右行，其法實拙。若從西文寫法，自左至右橫迤而出，則無一不便?！?nbsp;陳獨秀立即復信予以肯定：“先生所說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卞X玄同是個急性子，在他的應用文改革的建議提出一個月后，《新青年》仍沒有絲毫的表示，所出雜志一仍“右行直下?！彼绷?，又給陳獨秀去信詢問，你既然贊成白話文，贊成“左行橫迤”，為什么《新青年》還沒有改變呢？“《新青年》雜志拿除舊布新做宗旨，則自己便須除舊布新。所有認做'合理’的新法，說了就做得到的，總宜趕緊實行去做，以為社會先導才是?！?nbsp;面對老友的責怪，陳獨秀完全理解其積極變革的心情，他在給錢玄同復信時，耐心地解釋道：“《新青年》改用左行橫迤，弟個人意思，十分贊成，待同發(fā)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實行。但是改用白話一層，似不必勉強一致。社友中倘有絕對不能做白話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載。尊見以為如何？”顯然，錢的態(tài)度更為激進，陳的態(tài)度亦激進，然多少有些包容的成分。正是在他們的倡導之下，沿襲了幾千年的“右行直下”的書寫方式，才發(fā)生了根本的變革，左行橫迤——這種華夏讀書人的新的書寫方式。我們意在文化傳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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