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拉古之惑：我時常會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是現(xiàn)代人更自由，還是古代人更自由？

假定我置身于宋朝的城市、鄉(xiāng)村，或者是去中世紀的威尼斯、近代早期的阿姆斯特丹。我所能享受的法權、面臨的倫理規(guī)范強度、政治權力的監(jiān)管力度。對于這些差異，我又更愿意棲身于哪個空間中？對于不同稟賦的人而言，又在哪個空間中更如魚得水？

事實上，不同維度，不同范疇的制序，是很難比較的。但就我個人的粗淺比較而言，我更偏向于“現(xiàn)代”（這里僅僅是指一般意義理解的“現(xiàn)代”，而非特殊變態(tài)形式的“現(xiàn)代”，比如說納粹德國時期）。這可能是受到了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和現(xiàn)代人的自由》的影響，覺得現(xiàn)代人擁有更大的選擇余地。事實上，貢斯當敏銳的區(qū)分了古今之變中一項重要的變數(shù)，即人是否擁有私域自主性，在此之后，哈耶克、伯林等人對于“消極自由”的論述，并未在貢斯當?shù)姆懂牷A上有更深刻的突破。

政治哲學家憑借敏銳的洞察力，提出自由的古今之變，那么社會科學在這個問題上是否能做出突破性的論述？

我認為需要引入“權力場”的概念，如果說地球的引力場作用出現(xiàn)在人類的更新世以來是恒定的話。那么權力場其實是在不斷演變的。法律、倫理規(guī)范、權力的滲透力度其實時時刻刻都在演變。如果不鉆牛角尖的話，我們應該承認，置身于“現(xiàn)代”，擁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度。這有點類似于月球的處境，月球的運行主要受到地球和太陽的引力作用，如果二者去其一，月球不是往太陽飛，就是往地球飛。我們現(xiàn)代人同樣生活在一個政治、資本、家族、宗教等多重力量牽引的均衡狀態(tài)，在這個狀態(tài)下，我們享受了很多所謂現(xiàn)代人的自由——至少對于單一強作用力的權力場，我們擁有“自轉”的行為自主空間。

浩哥：多元權力各自的向量特征應該是關鍵，如果方向都是指向“我”，彼此間沒有明顯交互夾角，那么“我”是被層層盤剝的，肯定不自由，此時多元權力并不多元，是合謀的；如果方向不是這樣，彼此間存在夾角或犄角，會形成不同的拮抗結構，使得每種力不是無所束縛地協(xié)同疊加地施加于“我”身上，反而讓“我”在多元權力建筑空間中有了自由，這時多種力量算是實質多元的，是所謂相互制衡的。

敘拉古之惑：你這個觀察比我更深刻，或者說抓到了我論述中所忽視的地方。你說的非常正確。

進入智人時代之后，我認為人類經歷了四種文明紀元：狩采、農耕、城市、海洋。這四種文明新紀元，分別依托于四種空間，四種空間，分別產生了不同的權力場。

浩哥：這個提法有意思，一般是狩獵—采摘、農耕—游牧、工業(yè)這么劃分，你重新提出一種觀察的線索。

敘拉古之惑：狩獵采集一直是產生于四萬年前的智人及更早之前人類的的生存方式。在那種自然狀態(tài)下的政治組織，我覺得和大猩猩社會差異并不大，可能讀一下德瓦爾《黑猩猩的政治》或者BBC紀錄片《王朝》就可以大致理解晚期智人之前的人類政治運作。

我這里有一個不能當真的假說，聽過算過。

大約在一萬四千年前，因為狗被普遍馴化，成為人類狩獵的重要幫手，也因為這種跨物種的結盟，使得人類狩獵技能效率大幅提升，在食物鏈均衡打破后，因為“選擇壓力”下，不得不轉向農耕生產。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假說，主要是因為我對于狗狗有著很強的情感偏好。事實上，人類轉向農耕社會應該是多種多地起源的，我的猜測缺乏根據(jù)。一般主流的假說，是因為資源困乏，轉入農耕生產。

但不管怎么說，人類大約是在一萬年前，開始轉向農耕生產并且定居，也就是定居之后，人類社會規(guī)模開始擴張，因為分配、仲裁、動員、戰(zhàn)爭的需求，協(xié)調性的權力得到了加強，產生了政治權力的原初形式。事實上，我們人類今天所見的政治權力，主要還是擔負這些功能。

隨著一批批人類進入定居社會之后，產生了固定的交換的對象。這應該是城市的最初起源。雖然城市起源，大致可以理解為戰(zhàn)爭和交換兩種功能需求，但是我比較傾向于原初的城市起源是基于交換。要知道，我們現(xiàn)在說的城市，其實在中國的歷史中，很長時間內，并不是一個概念，“城”（鎮(zhèn)）更大程度上是承擔政治和軍事職能，而“市”則是承擔交換的功能。

據(jù)說最早的城市起源于9000年前。最初可能只是起到交換作用，但是突然之間來了一批“流寇”，通過暴力駐扎下來之后，通過筑墻，變成了“坐寇”，形成了一種統(tǒng)治威懾與制度統(tǒng)一。住在城市中的人，相對于鄉(xiāng)野之民，掌握了攻防的優(yōu)勢和主動權。憑借財富的汲取能力，形成統(tǒng)治成本半徑范圍。當然，他們也研發(fā)高科技。那時候的高科技，就是冶煉技術（有點類似今天芯片的地位），這進一步強化了城市對于鄉(xiāng)野之民的支配地位。他們也應該具有我們今天被稱為“憲法”或者“歷史”的東西，那就是宗教和神話。其實，后者也同樣能起到合法性攫取、行政普遍性、政治時間的設置和身份認同的作用。

在人類早期的記憶類型上來說，祖宗之源神話記憶，比如誰和一個非人生物雜交了，于是祖源就誕生了。而另一種，則是出現(xiàn)的戰(zhàn)爭英雄神話記憶。這兩種神話記憶，我們可以視為農業(yè)定居權力體系和城市定居權力體系，在集體記憶上的類型差異。

要知道，歷史記憶，始終是一種權力制作的文本，一種權力體系篩選之后的意識形態(tài)。不同于人類后世發(fā)展出來的抽象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后一種意識形態(tài)，骨架是抽象的，不過鑒于人對于因果關系的理解能力，它依然需要借助具象的歷史。只不過這種歷史敘事，往往是有意無意設置粗暴的因果關聯(lián)來滿足政治需求。和早期差異并不大）。人類最初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具象的——讓人記得什么，忘記什么（而抽象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則是讓人在意什么，忽略什么）。

反正，一旦以城市支配農業(yè)的權力體系形成，也就正式標志人類被裹挾進入一個“膠囊”，一種具有伸縮性的統(tǒng)治囊（每一次技術提升，都在改變我們與具體空間的關系，或者說效率。并一次次提高膠囊的韌性）。戴蒙德說過一句狠話：“發(fā)明農業(yè)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所犯最大的錯誤，而且至今還沒糾正?！?/strong>雖然，他是針對人類健康指標所指，但亦可適用于權力場，至少會引來很多無政府主義者的贊賞。對此，我并不持有肯定或者否定立場，但時而意識到，我們生前被權力篩選基因，生后又被各種權力觀念給養(yǎng)，活活一幅“黑客帝國”既視感，這種被設計被支配的感受，多少是令人怏怏不悅的。

浩哥：同意你對于記憶和意識形態(tài)的分析。不斷被修改或者“與時俱進”的歷史記憶，是現(xiàn)今意識形態(tài)的初始形態(tài)和活腳本。

關于權力篩選基因，我正在準備的一篇論文中，涉及到一個反向角度，即被統(tǒng)治群體，也會選擇不同的leader。

敘拉古之惑：我理解你的觀點，換句話說，被權力篩選的人群，并不能簡單的稱之為“順從”，而應該稱之為“雞賊”（權變性生命史策略）。這在人類學上，也早就有經典論說出現(xiàn)，斯科特對于被統(tǒng)治群體行為的研究中，稱之為“抵抗藝術”。

需要糾正一點的是，權力篩選基因，存在不同時間概念的維度，類似于你這種論述，屬于一種結構形式，屬于一種中長時段的基因篩選。而一般所被我們理解的基因篩選，往往是個體時間意義的，比如說種族清洗。這個由古至今，依然是常規(guī)的政治騷操作。商朝人把俘虜牲祭，到今天的納粹大屠殺，這都是一種短時段的基因篩選。這有點類似于生銹的過程，給人一分鐘是看不出端倪的，但是給人二十四小時就能看出變化。對于人類而言，習慣于短時段內，觀察比較簡單直接的因果關系，時間段一長，就完全無感了（時間是我們人類認知的一個坐標系，但往往是我們最容易忽視的參照起點，我們試圖認知一項事物時，往往不經意間隨意取舍時段，很多爭議都是觀察時段長短不同導致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研究結論，雞賊或者說一種生存的理性能力，是現(xiàn)今的主流基因群體。或許雞賊基因，本身同時滿足了穩(wěn)定和能動的政治控制論。

在原本農耕和城市空間之中，一般有兩種形式的權力場結構，一種是政治權力一元主導的權力場，在這個權力場中，除了政治權力之外，缺乏其他有組織的相對權力，中國古代這種大疆域規(guī)模的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還有一種權力場則是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二元結構，這個在希臘羅馬的小規(guī)模的城邦型國家算是一種典型。

但是隨著大航海時代開啟，原本從臣服陸權的海洋權力被整合成為一個全球海洋體系，遠程貿易奠定了資本崛起的生態(tài)性條件。畢竟商品是有需求才有價值，如果無法流通，那么價值就貶值。而全球性的海洋貿易體系恰恰擴容了需求市場，降低了流通成本，從而使得資本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組織力量（此處的“資本”，是特指具有產業(yè)規(guī)模依托，擁有相當轉化性的資本，并不是說古代不存在資本。呂不韋就是資本運作政治的經典案例，但這不是一種體系力量的自覺）。這在背后，就涉及到權力體系的又一次演變——海洋空間的權力躍升。

這種空間依托性的轉變，實際上給我們帶來的就是所謂的“近代”，這必然伴隨著空間生存策略的轉變，我們現(xiàn)在的人看古代的法律體系，會覺得很奇怪，很突兀。其實就是因為權力場變了。我曾在前年就《哪吒之魔童降世》這部電影，寫過一篇文章，我說哪吒是“現(xiàn)代性的魔童”——因為我們完全無法想象，在一個傳統(tǒng)的儒家社會會突然冒出一個“剔骨還父，割肉還母”的觀念形象。這種反抗意識是和商業(yè)發(fā)達的社會土壤是分不開的，哪吒不依附家庭，可以依附師父。當然，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只是一剎那的形象，最多算是商業(yè)社會的觀念萌芽，因為中國傳統(tǒng)的權力結構形式，是無法給這種觀念形象充分給養(yǎng)的，要到海陸爭霸的近代，才能夠茁壯成長。

這種沖擊使得權力場大幅改變，原本的道德體系出現(xiàn)了巨大的顛覆。事實上，在過去，很多大思想家或者統(tǒng)治者都非常厭惡海洋，比如說，柏拉圖就把地中海稱之為“墮落之?！?/strong>，在他看來，海洋使得人“善變、多疑、不信任、不友好”。同樣，中國很多帝王也不太喜歡海洋，比如說朱元璋，他認為圍繞海洋建構的社會秩序，是不可控的。這個并不難解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代表一種陸權的國家意志，這種權力意志相應的形成了一套國家知識和意象。但對于討海的人群而言，他們邊緣性，地方性的海洋知識和陸權知識體系中的海洋認知有必然存在巨大的差異（不過宋高宗大概是個例外，他是實實在在“海狩”過的，所以他對于海洋的理解肯定和朱元璋不同。不過南宋作為中國海洋貿易最發(fā)達的朝代，形成因素非常復雜，主要是因為陸權競爭過于激烈，不得不倚重海洋補損經濟，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開國皇帝本身知識系統(tǒng)差異的影響）。

不過，現(xiàn)在看來，包括柏拉圖，奧古斯丁這些思想家對于海洋生態(tài)的道德偏見是有視野局限的。所謂的道德規(guī)范，實際上僅僅是一種空間策略，我們過去的思想工具無法解釋它，而現(xiàn)在，并不難解釋。所謂的陸權道德體系，可能僅僅是低流動的社會空間，人際的互惠性，或者高違約成本，這都是非常具體的空間策略，而在一個交易發(fā)達的區(qū)域，人們并不需要投資經營過多的人際關系，就能獲得生存保障，這有時候被稱之為“無情”，但是要知道，我們對情感的經營，從進化心理和行為生態(tài)學的角度講，本身就是門理性的“生意”，是一種功能性的產物，是手段而終極非目的。那么在生物理性上而言，何來高下之別？就比如說過去的江湖文化，把關羽抬到至高無上，那是因為在高流動流民網(wǎng)絡中，儒家五倫中朋友一倫對此的規(guī)束力太弱，必須著重強調，于是發(fā)明了“關二爺”，反之一個種田的莊客，佃農，他們又何必去拜關公？在一個熟悉的空間之中，人們根本沒有必要去經營非血緣關系，更沒有必要強化這種關系的規(guī)范效力。

浩哥：提高道德的reputation獲取權重，這是關羽具象化的“義”。因為流民物理空間和人際關系流動性高，違約、搭便車成本低而收益高。所以強調“義”這一道德性的聲望資本權重，即提高了遵循這一原則的收益。有聲望資本，人際合作收益會隨之而來。

敘拉古之惑：道德在社會體系中，是承上啟下的，它的普遍精神，上可抗壓，下可支配。

浩哥：所以對上位者強調道德，甚至過度強調而導致虛偽，但增加了制衡本無實質性被約束力的上位者的砝碼，上位集團內部也會圍繞它展開一定程度的聲望競爭。

敘拉古之惑：給上位者戴上道德高帽，自然屬于抵抗權力的藝術了。

浩哥：這讓我想到了一個理論模型，dominance vs. prestige，是我欣賞的人類社會地位攀爬路徑理論的核心雙子概念，這由西方學者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模型到了東方學者這里，“不出意料”地獲得了東方式的修正，即他們加上了新維度：道德維度。地位獲取模型、團隊領導力模型等漂洋過來來到這里，大抵都會多處道德維度來。東方學者們的解釋是，東方更加重視道德。

一開始我也想當然這么認為，但是近幾年我開始不這么想。比如拿西方管理心理學的經典領導力模型，有兩個基礎維度：績效能力vs團隊維護。西方最初的model沒有道德，為何到了東方學者這里就增加了道德呢？其實，道德還是一個資源協(xié)作攫取付出和分配公平性的問題，如何確保群體或團隊的這一點呢？可能西方以明確有實質限制力的法律作為底線保障，而東方在法律之上有較大彈性，存在較大的不公平施展空間，而缺乏對leader的實質性約束機制，這時就需要強調道德，作為一種reputation約束，跟國家強調德治類似。當然這種道德聲望約束，也會在勞動力有限自由流動的空間中，構成上位者之間的道德聲望競爭。強調（上位者）道德的空間，恰恰是權力缺乏實質性約束的場域。

敘拉古之惑：就空間形態(tài)而言，這并不是線性的演化，更不是徹底的覆蓋取代，而是不同程度的嵌合。中美都是一種海陸嵌合形態(tài)，我覺得這種模型更多的是應該著眼于區(qū)域、生態(tài)劃分，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很明顯，中美的海濱商業(yè)城市與各自國家偏遠地區(qū)的道德體系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就比如說，紐約的信徒比例是遠遠及不上他們國家的“圣經帶”。東西方學者對于道德維度的看重和忽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具身所承載的國家知識，究竟是偏陸權系還是偏海權系。是否采用“國家”作為單位視角是需要謹慎的，對于同一國家內部的區(qū)域差異要有自覺。

一個國家的國際知識體系究竟是海權還是陸權占優(yōu)，涉及一個近代權力場的劇變。隨著海洋空間的可讀化可控化，資本權力開始崛起，一種二元結構權力場域在緩慢產生。

如果以權力場的結構角度，我們甚至都可以以此重新理解近現(xiàn)代史。一開始，隨著全球海洋商貿體系的打通聯(lián)結，商業(yè)開始逐漸影響權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成為資本，早期尚不足以抗衡政治權力，依然是一種仆從地位。但是隨著國際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劇，商業(yè)市場進一步擴展深入，原本從屬于政治權力的次等權力，在完成蓄力之后，作為一種獨立意志而和政治權力平起平坐，甚至凌駕在其之上。經濟思想和政策，也經歷了“民族國家重商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重商主義時代”的變化。變成了一種二元權力結構（這樣說，多少有些主流范式視角，其實在近代之前，也存在過其他形態(tài)的權力場，比如說，在地中海的有些港口城市，一直是資本權力為主，而政治權力為仆，之所以不在權力結構上去做更細致的類型劃分，是因為其他類型都沒有產生足夠的影響力，這多少有點類似人類進化，最終只有一支延續(xù)，現(xiàn)代國家的崛起，這都是依循政治權力優(yōu)先組隊資本權力然后壯大這一類型）。

我們特別要注意到一點，是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結合，才催生了更強大的帝國。以前看一些比較簡單的歷史科普文的時候，看到有人提到英國怎么總能打敗法國，因為英國政府總是能夠通過舉債，使得財政更具可持續(xù)性，這毫無疑問是政治權力受到了資本權力的助力。其實《貨幣戰(zhàn)爭》雖然對大量的歷史事件，做了不靠譜的解釋，但對于資本權力崛起后的影響力，描述是真實的。

在自由主義的近代史論述中，對于資本權力的崛起，給予了非常正面的肯定，而社會主義的近代史觀則截然相反。但實事求是的說，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結合的二元專政其實是蠻殘酷的。因此，也就面臨新的挑戰(zhàn)，按照波蘭尼的說法，就是“雙向運動”，一種反抗資本和政府結合擴張的反作用力，即催生出一種社會權力。所謂的社會權力，并不是說“社會”是新生事物，而是說，“社會”隨著精英富余，借助信息傳播的發(fā)達，開始有了自覺意識（原本的社會，也不是沒有精英，比如之前提到的希臘羅馬的城邦，社會也可能是統(tǒng)一的行動體，只不過這在后來的一段時期內，發(fā)生了斷裂。但是因為在歐洲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所以對西方近代的“社會”產生了認同認知理解的作用。而在中國，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社會”，比如說各種沒有被國家知識形態(tài)吸納的在野宗教的巫祝，他們往往能動員社會，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權力對于被泛稱為“白蓮教”的民間宗教非常懼怕的原因，因為這是一種可能引發(fā)一元地位爭奪的潛在動員力。但是總體而言，中國古代的“社會”，長期以來是不存在的，到了近世之后，也只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了一種類似現(xiàn)代“社會”的自覺。這可以做更細致討論，但并非本文的重點），形成了一個統(tǒng)一的行動單位，于是就形成了三元結構格局。社會通過和平抗爭，暴力革命形式不斷撬動原本的二元結構專政，典型的就如馬克思主義的崛起。而回應這種挑戰(zhàn)，在政治哲學上，也出現(xiàn)了對社會主義的親和性，比如說“密爾轉向”，而政治層面，也出現(xiàn)了俾斯麥在德國大搞社會保障制度。

如果要做總結的話，資本的崛起還是關鍵，因為無論是占據(jù)主流的政治權力一元的結構，還是曾經有過的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的二元結構，它們始終受限于生產、傳播、組織等能力限制。傳統(tǒng)政治權力作為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尋求租金的方式是受制于短期邊際成本的。只有通過引入資本，利用資本的噬利能動性，將市場擴容，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從而轉進為長期邊際成本的核算的（就比如說識字人口率吧，一個以農業(yè)生產為主的國家，政府是不會投資太多，去提升識字率的，超出一定比率，就是邊際收益的遞減。但是到了資本崛起之后，識字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商品的產出效率，于是識字率變成了政治權力的長期性投資）。

因此，可以認為，是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結合的二元結構，產生了“近代”，隨之社會權力被催生，三元權力的并存結構，則意味著“現(xiàn)代”的產生。不過，三元結構，往往陷入“打地主”的結合悖論，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壓榨久了，社會權力可能一舉革命，重新洗牌，完成政治和社會權力的結合，這就是一種社會主義式的路線。如果資本權力和社會權力結合，就去掐政治權力，這個時候，往往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憲制模式（比如說前面提到英國舉債去打仗，政治權力掌握暴力，信用是可疑的。那作為債務委托發(fā)行方的資本和作為債權人的社會，就會聯(lián)合起來，一起掐政治權力）。而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結合依然是常見的類型，韓國、日本算是我們比較熟悉的現(xiàn)實案例。

應該說，所有的現(xiàn)代國家都具備這三元結構，但是，三元權力并不是一個完美的等邊三角，在不同生態(tài)中，不同三元的權重也是不同的。在大地世界，往往是政治權力常年坐莊，擁有優(yōu)先組隊權。而海洋世界，則是資本常年坐莊，擁有優(yōu)先組隊權。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三元結構還存在很多特殊形式，比如說具體國家，取決于國際產業(yè)鏈的生態(tài)位，如果是帝國主義，那么這三元結構就不是“魏蜀吳”關系，而是“劉關張”關系。這也是西方國家內部一度比較和諧的原因，如果國際產業(yè)鏈中的高生態(tài)位地位不保，帝國內部自然也要鬧。同時，也有些國家權力結構比較畸形，政治的一元權力死死壓制其他二元權力。

浩哥：資本是benefit-generation系統(tǒng)的自組織追求體，它天生會制衡cost-infliction系統(tǒng)，即暴力-權力系統(tǒng)。cost-infliction系統(tǒng)，總有沖動去擁有benefit-generation系統(tǒng)能力，比如計劃經濟、烏托邦。

但只有脫離情感、脫離認同、脫離一切非理性的一心利益最大化的資本，才最大可能性地，在與cost-infliction系統(tǒng)競爭中勝出。馬克思那段關于資本的論述是深刻的，但也忽略了一點，資本自身并無好也無壞的intention，最大化benefit-generation是其唯一訴求。

如果一個流動相對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同時伴隨有勞動力個體權利訴求的一定程度滿足，有利于資本權力的最大化benefit-generation，那么這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同時配備了所謂發(fā)達的社會。通常這種情況是，勞動力個體不僅僅需要馬克思意義上的生活資料得以喘息，還需要不算壓抑的個體權利或價值觀聲張，才能更好地發(fā)揮出個體的生產力（這里面有必要創(chuàng)造力成分參與）。資本才有理性動力，主動“為民請命”。

如果一個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但個體的權利訴求未能較好獲得滿足，而這時資本仍可以最大化benefit-generation，那么這個社會即為低人權優(yōu)勢勞動力市場。東南亞經濟開始崛起的時候，資本沒有動力聲張一個人民實質性民主的社會。因為這個階段或這個層次的生產，基本不受個體（勞動力）權利聲張與否的影響。

所以，資本如果愿意主動為民聲張權利，必然是讓勞動力更大效力發(fā)揮生產力的。其余考量，資本聲張權利，主要為了資本自身的安全。資本參與的雖然是競爭性市場，但是利潤點的此起彼伏，會使資本之間形成合力和相對一致的權變觀念，即擁有了集體行動動員力。作為成本引致暴力行動體的政治權力更不消說?，F(xiàn)實中，信息可能是不真實的，更可能是矛盾多元的，而絕大多數(shù)非精英個體，其分析信息的認知能力都是明顯有限的。況且，政府和資本，也會主動投身動員場之中，扮演有利于己方的輿論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