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勉強考上了學勉中學，我認為這是命運對我的眷顧。事實證明，讀書的確是農民的孩子改變命運唯一的出路。我終于不用去學手藝了。是的，如果不讀高中，我肯定會走這條生活路線，譬如做個木匠佬，做個泥水佬。

那時候高中已從兩年制變成了三年制，一個年段6個班，三個年段18個班。我在慢班，高一（5）班，中考分數剛好跨進學勉的門檻。慢班就慢班，這絲毫沒有影響我后來的突飛猛進。這跟莊稼的生長是同樣道理，無非我這顆青菜原本長在貧瘠的土地，后來移植到學勉這塊土壤，長勢反而更加喜人。

開學報到那天，住校生必須隨帶一把鋤頭。于是，那畫面就生動起來。坐公共汽車來的山區(qū)同學，直接用鋤頭當扁擔；坐自行車來的，鋤頭縛在自行車三角架上?，F在的孩子匪夷所思了，干嘛帶鋤頭？因為學校有勞動課。勞動課其實是人生課，比家長苦口婆心的灌輸要管用，否則也就無所謂“勞動改造”了。我們報到時，學勉中學圍墻內還只有兩幢樓，一幢教學校，一幢女生宿舍樓（一樓是教師辦公室），男生宿舍樓正在建造。我們的鋤頭后來主要用于平整大操場。

高一年級，我們男生的寢室在茅草山。大寢室，大通間，一個班的男生都塞在里面。一張床分上下層，四張木床拼成一排，三排木床就有24個床位，墻邊再放置幾張，一個班的男生足夠容納。我們沒有床位選擇權，班主任早在床欄上貼了名字。我后來做教師時，也是這樣給學生排床位的，床依然是我們那時候的模樣，木制疊床，床檔上有踏腳，供上鋪的同學爬上爬下。

從寢室到教室，要走一段斜坡，外加一截公路，加起來起碼有三里路。我們每天一來一回，夏天有午睡時一天得四個來回，但那時竟也沒有感覺到麻煩。再沒有感覺的要數我們的鼻子了，擠在大寢室里共同生活，如果一個同學散發(fā)一種氣味，那么二三十個同學就有二三十種氣味。什么干菜、咸菜、衣服、被子、汗臭、腳臭、噴嚏、臭屁、炒米粉、餅干香……所有的氣味關在房間里，然后混合搓揉，然后滲透發(fā)酵，凝聚成“同學”的“同”。我們同氣學習，同氣睡覺，同氣交流。但我們集體無意識，因為我們“身在此山中”。我之所以有這樣的記憶，并非當初鼻子靈敏。學生宿舍噴薄而出的那種怪味，其實是相同的版本，我是后來做教師時從學生宿舍樓里聞到的。我們住校時，對寢室異味的無知覺，跟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同樣道理。

茅草山上還有學校的菜地，按班級分配，勞動課有時就是種菜，這對我們簡直是小兒科。為了讓蔬菜茁壯成長，晚上回寢室的路上，我們趁機把小便撒在菜地里。這不能叫隨地小便，這叫節(jié)肥和施肥。其實就是偷懶。為了這個問題，老師不止一次在早操前后訓過話，但我們習慣于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對了，那時候管理茅草山寢室紀律的，是何德標老師。因為他全家都住在茅草山。每天晚上熄燈后，何老師為首的一行檢查人員，就會打著手電挨個房間檢查，我們在靜聲屏氣中聆聽他們的腳步。也有搞惡作劇的，在門框上擱只面盆，或在門背后放只畚斗，檢查人員一開門，就會聽到砰嘭啊呀之聲。這或許是傳聞，初來乍到的我們不敢這樣做。即使做了，肯定也是無意識。

做了住校生后，我們從此養(yǎng)成了一個習慣，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而且要反過來折，被面朝里，被里朝外。學校每天都要檢查，若發(fā)現有不折被子或不反折被子的，就要扣分。那時候養(yǎng)成這個習慣的，是生活指導老師何秀娟的教育成果，那么她當初嘶啞的、歇斯底里的、嘮嘮叨叨的聲音，一定至今還留在你的耳朵里。真要感謝她，讓我們明白了什么叫習慣成自然。后來我們在大學里住校，仍然保持著學勉中學反折被子的條件反射。 

高二年級開始，我們從茅草山撤離，從此，大寢室變成了小寢室。我住的是混合寢室。所謂混合寢室，即成員來自不同班級，有高二的，也有高三的，是班級安排寢室時剩下的，于是就來個混搭。我們的寢室是一間老房，門朝北開，面向食堂，門口有一棵大樹遮掩，具體位置在教學樓背后、男生宿舍右前方、女生宿舍左前方。那里陰暗潮濕是顯然的，但這根本沒有影響我們的情緒，除了上廁所稍有不便，此地離教室最近，離食堂也最近。我們坐在床上捧著飯盒吃飯時，一眼就能看到外面的風景。那時候食堂的燒飯師傅很有特征，人長得矮矮胖胖，咳嗽的聲音很嘹亮。他就是乃郎師傅，姓阮，后來我教書時竟與他兒子阮孟松做了同事。食堂門口還有一個餛飩攤，我們偶爾也去消費，不是為了解饞，實在是因為家里帶來的菜吃完了，才去買餛飩當菜。后來，我們寢室門口又多了一個攤，是賣油條的，我們竟用油條當菜，雖然吃的時候嘴巴里能淡出個鳥來，但畢竟也算是開了葷。

我們吃飯的速度真是神速，用“狼吞虎咽”形容，一點也不為過。一飯盒蒸米飯，十來口就可以掃蕩干凈。應該感謝分田到戶，讓我們能夠敞開肚皮吃，要不然，這書是絕對沒辦法讀完的。有飯吃就謝天謝地了，至于用什么菜下飯，我們沒功夫去計較。反正同學的菜大同小異，都是干菜，都是咸菜，所不同的是，條件好些的，他們的干菜里焐了肉，他們的咸菜里放了油。而像我這樣的學生也不少，一年到頭見不到油水。但我們會開動腦筋，我們的干菜里雖然沒有油，但照樣能讓它變得烏黑锃亮，我們在干菜里加稍許自來水，蒸個兩三次不就行了嘛。

那時候家長們普遍不關心孩子的學習，但也有例外。這種例外反映在寢室里，就是有些同學的箱子里或床鋪下，總是藏著充饑的炒米粉，或增加記憶的補腦汁。于是，寢室里通常會有這樣的場面，我們窮家庭的學生們趴在床上呼呼欲睡，耳邊總是響起隔壁同學喝補腦汁的聲音，鼻子里又飄蕩進炒麥粉的香氣。其實在我們看來，這純屬多此一舉，分散精力。我們心死口泯（方言），除了吃飯，啥也不用補，就剩下讀書這門心思。于是，趁鄰床同學喝補腦汁和吃炒麥粉的功夫，我就開始“放電影”了。

“放電影”是我自己總結出來的一個學習方法。就是每天晚上躺下后，把一天的學習以快鏡頭的形式重新播放一遍，尋找卡殼的地方，這些卡殼是第二天早自修必須首先要解決的。這就是日結日清。這個辦法我堅持了整整三年，我的學習成績就是“放電影”放出來的。我后來從慢班跳到快班，又在快班里后來居上，與補腦汁沒有半毛錢關系，跟炒麥粉也根本不沾邊，全仗晚上躺在床上“放電影”這個獨門絕技。所以我說，一個人如果真想把書讀好，那是不愁讀不好的，關鍵是他自己會找到捷徑。我在學勉住校三年，讀書的收獲主要靠住校時的“放電影”。

熬到高三，我從慢班跳到快班，告別了混合寢室，住進了男生宿舍樓。于我而言，寢室是陌生的，同學是陌生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感覺壓抑與緊張，畢竟我低人一等，我是身處快班的慢班生，如果不出意外，我是去墊底的。以致對當時高三的寢室生活，都沒有留下多少記憶，因為我總是最快吃好飯，最早走進教室。睡覺也是，倒頭就睡，醒來就走，逗留寢室的時間少之又少。幸虧那時我對面床鋪也是從慢班上來的，他叫章國芳，否則我絕對是個不跟人說話的啞巴。

但我后來發(fā)現，快班的同學也不過如此。無非是在慢班的時候我穩(wěn)居前三名，而到了快班，我的成績卻起起伏伏了，好的時候考過全班第一，差的時候也就是正式高考那一次了?，F在想來，如果我一直在慢班穩(wěn)扎穩(wěn)打，高考成績或許會更好，因為在慢班我沒有壓力，那里有我學習的自信。 

那時候讀書分大小星期，大星期放假一天半，可以回家，小星期放假半天，自由活動。這個放假制度對我而言意義不大，因為從高二年級開始，我已經摸索出一周回家兩次的辦法。之所以這么做，實在是被菜逼出來的。盡管食堂里有五分錢一碗的青菜、五分錢一碗的豆腐，但我的計算結果告訴我，我沒有資格享受這種生活。我的父母每周給我的零花錢，從來沒有超過一塊錢，他們有錢的時候給我?guī)捉牵瑳]錢的時候一分也沒有。我要是每周有一塊錢的零花錢，日子一定可以過得賽神仙了。

于是，我把一周劈成兩半，周三也回家一次?；丶业哪康氖桥c菜來，好壞不論，能湊合就行，茭白、青菜、蘿卜、毛豆、咸菜等等。什么也沒有的時候，就只好挖點燥毛干菜充數。每到周三下午第三節(jié)課結束，我就背起書包開溜，從學校后門直插青龍畈，沿一條逼直的機耕路，目標岙子嶺，翻過岙子嶺，家就在眼前。在家里吃點冷飯，裝點冷菜，盛點大米，又背起書包原路返回，在夜自修開始前準時抵達教室。所以那時候，每周三傍晚，必有一個肩挎書包的有志青年，在青龍畈踽踽獨行。這條道路，我美其名曰“上學的路”，但現在已經走不通了。

經?；丶遥]有影響我的學習，恰恰相反，我在行走中既呼吸了新鮮空氣，又收獲了知識的鞏固。我堅信，有許多死記硬背的東西，就是在這條機耕路上完成的。因為我走路時，并沒有讓腦子閑著，我的收獲比坐在鬧哄哄的教室里要多。

也有失望的時候，譬如高二期末考試前夕的某一天，我打算最后回家一次，計劃很周到：回家拿點菜，然后熬到期末結束。那天，我興沖沖到家，卻發(fā)現家里什么菜都沒有。于是我生氣了，我生氣的第一反應是變臉，生氣的第二反應是發(fā)難，向父母要錢。要多少錢？說出來一定要嚇死他們，五塊！其實只要有一塊錢就夠了，我之所以說要五塊，是存心跟父母過不去，因為家里根本拿不出五塊錢的。結果，我撂下“五塊錢”三個字，空著肚皮，空著書包，原路返回了學校。然后餓著肚皮完成夜自修，餓著肚皮在寢室里睡下。熄燈鈴響過后，我昏昏欲睡，突然聽到寢室門外有人在說我的名字。我拔出耳朵聽，竟是父母趕到學校來了，他們找到了我的班主任，向班主任告我的狀，然后把錢交給了班主任。那天晚上，父母終于借來了兩塊錢。他們是專程來學校送兩塊錢的，而告狀是附帶撞上的。

第二天我吃了班主任老師的一頓罵，罵的重點是我在生活上攀比。我的天哪，我被老師誤解了。我一直在攀比成績，從來沒有攀比過吃穿。我是回家拿菜的，我是拿不到菜才向父母發(fā)難。但我沒有為自己辯解，我后來始終讓勤儉節(jié)約指導我的成長。這件事，成為我住校生活最刻骨銘心的記憶。二十年后，當我開始用文字追憶生活時，我把這件事寫成了文章，題目叫《半夜里送來的兩元錢》，2007年發(fā)表于《杭州日報》《南方周末》，2008年又編進了書名叫《美麗心靈美文讀本》的青少年讀物（百度上能找到目錄）。這篇文章寫到這里，我又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發(fā)現那篇文章還被《意林》《讀者時代》轉載過。因為我的一個惡作劇，無意中揭開了那個時代讀書人的艱難與不堪。

那時候我們讀書都是很認真的。當然，學勉中學的老師都是十分厲害的。譬如，我們背得滾瓜爛熟的地理，是校長姚成江老師教的。我們背得滾瓜爛熟的歷史，是陳炳榮老師教的。我時不時考滿分的數學，得益于陳夏良老師和李佳華老師。我的并不差的英語，得益于許百根老師和宣甫章老師。我高考語文不及格，完全是我咎由自處，跟教過我的周解榮、蔡克永、王先木三位老師無關，所以我后來也做了語文老師，并用一生彌補缺憾，是在向三位語文老師贖罪。還有政治，政治是高考的最后一門，考完那天回到家，我在田畈里對父母說，考上大學沒問題，因為政治題目都被老師猜中了，這位政治老師叫陳鐵軍。其他老師也都銘記在心，譬如我高一時物理只考了24分，但這并不妨礙我后來厚著臉皮與詹良老師成為同事。譬如高一的歷史老師叫陳斌，他的那句口頭禪“學與不學，大不一樣”，后來被我們拆散了，他在講臺上說“學與不學”，我們在下面齊聲高喊“大不一樣”。還有上課從來不看教參的政治老師陳克明，他教我們物質第一意識第二，卻老是用大學生的舒服日子來激勵我們的精神，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描述大學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那時候老師上課的場景，恍如昨日。

周三的一個傍晚，我趕到家時，看見家里并沒有做飯的跡象，母親正在專心伺弄從地里收獲來的莊稼。我覺得我的父母伺弄他們的兒子遠不如伺弄莊稼來得細心，這讓餓著肚皮的我極為失落，繼而生出一肚子不滿。沒晚飯吃倒也罷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連可以帶到學校的咸菜也沒有。那可不是一般的咸菜，那是我為迎戰(zhàn)期終考試而必需的菜呀，那是戰(zhàn)略物資！別的同學每天坐在床頭美滋滋地喝補腦汁，我總不至于落到只吃飯沒有咸菜的地步吧。于是我感到委屈，把所有的不滿情緒寫在了臉上。

母親為難地對我說：家里這些天一分錢都沒有，你快去把你爹叫回來，他正在河里挖沙呢，趕緊讓他向別人借點錢吧！

我怒氣沖沖走向河邊。遠遠看見父親的頭發(fā)在水面上漂浮，身體鉆在水里。愈近了，我的腳步反而遲疑了。父親見我走近，努力地把頭昂起，在那里露出濕漉漉的笑。父親溫和地問：回來啦？

我并不愿睬他。我在那里恨恨地站著，腳底跟沙子過不去。然后不滿地對父親說：幫我去借錢！父親遲疑了一下，繼續(xù)溫和地問：要多少？我斬釘截鐵地說：5塊！

聽到我要5塊錢，父親的身體就從水里冒出來，瞪圓眼珠問，要這么多錢干什么！我不說干什么，我只說如果不給我錢我干脆不讀書了。其實我心里最清楚，只要給我一塊八角，就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或者一塊五也行。但是，我偏說要5塊錢，我知道對父母來說，此刻讓他們拿出5塊錢絕對是棘手的，而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我得讓父母知道我真的比莊稼重要。果然，我的話剛說完，父親就變成了一截木樁，牢牢地豎在水里。而我，全然不顧他的反應，一賭氣，轉身消失在鄉(xiāng)間小路上了。

晚上回到學校，寢室里的同學們鼾聲四起，我卻在床上承受著饑腸轆轆，為往后日子里的菜發(fā)愁。突然，我聽見窗外響起了噪雜的談話聲，聲音很輕。開始時我懶得去理會這個聲音，但夜闌人靜的，那聲音越來越清晰，那竟然是我父母的聲音！是我父母在門外說話呢！“兒子向家里要5元錢……我們一時拿不出，他好像生氣了，不知有沒有回到學校……我們不放心。錢只借到了2元，送來了……”

（節(jié)選自《半夜里送來的兩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