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傳媒摘要 # 皇帝的權力無遠弗屆,至高無上;而且,如果一個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他。真正能夠約束皇帝的其實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軟性的約束,這些約束就是什么?天(老天);還有一個,“人言”(社會輿論);再有一個,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暗?,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盡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話,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張——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輿論、把列祖列宗這些原本能夠束縛具體的皇帝的繩索,全部給松綁了,把皇權從那個無形的籠子里給放出來了。 本文摘自趙冬梅老師在6月29日“共識國際講壇”上的文字整理稿。趙老師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著有《大宋之變:1063-1086》《法度與人心:帝制時代人與制度的互動》《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等。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浪潮。西方有人會稱呼它為“大變法”,它確實是一個相對而言更大的變法;但是,我們放在北宋的整個改革的脈絡里來看,它是第二次的改革浪潮。 王安石變法是在神宗朝。神宗朝一共有兩個年號,第一個年號叫熙寧,第二個年號叫元豐。熙寧年間基本上是王安石在主持,等到元豐年間是神宗在主持。從熙寧到元豐,這個法度、這些制度其實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所以中國學術界現(xiàn)在通常把王安石所主持的變法和王安石下臺之后神宗直接主持的法度加起來稱為“熙豐變法”,就是熙寧、元豐年間的變法。 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嗎? 關于北宋這第二次的改革,首先要澄清的一個問題就是:改革失敗了嗎? 在我們過去的教科書和一些著作里,通常會說:王安石變法就等于改革,就等于是進步的、正確的,反對王安石變法就等于是一個很糟糕的、不好的事情;而王安石變法就是在以司馬光為代表的頑固保守勢力的阻撓之下最終失敗了。我們讀歷史一定要區(qū)分判斷和事實。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其實是一個判斷,這個判斷究竟是否符合事實呢?我們要看它用的標準。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了”,用的主要的標準是說,王安石后來下臺了。王安石下臺是否意味著王安石變法失敗呢?其實我剛才已經(jīng)說了,在王安石下臺之后,神宗繼續(xù)推行著王安石所開創(chuàng)的各項理財措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王安石變法絕對沒有失敗,相反,他是非常之成功的。 任何一個老師都想要得到一個好學生,而神宗毫無疑問是王安石最好的學生——他在老師退休之后,應當說是義無反顧地、堅定地推行著王安石的路線。所以,雖然王安石退休,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延續(xù);在這個意義上講,王安石變法沒有失敗。 宋神宗 判斷王安石變法其實還可以有另外一個標準,就是我們看王安石變法它究竟想要什么、變法的目標是什么。王安石變法想要什么?要富國,要強兵;富國就是理財,用理財來富國,用富國來支持強兵。王安石變法中,兵和開疆拓土的部分主要是神宗在主持,那么理財是王安石變法最核心的內(nèi)容。 理財究竟失敗了嗎?顯然沒有,理財?shù)某煽兪亲恐?。我們可以看一下,熙寧六年,王安石還在臺上,他提到“兩浙自去歲及今歲各半年間,所增鹽課四十萬,今又增及二十五萬緡”。就是說,光兩浙的鹽稅的增額,增幅都是非常之可觀的。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在京倉場”收到的剩糧和草的數(shù)量,就是“收出剩糧”,六年之間積攢下來的多余的糧有三十四萬石、草有二百五十九萬束。其他還有更多的數(shù)字,我們不一一列舉。單就理財而言,到神宗過世的時候,宋朝的國庫有很大一部分是封樁起來,就是王安石變法以來聚的財。封樁是什么意思?封樁其實就是保管在特殊的用途。神宗朝經(jīng)歷那么多折騰,國庫還有相當大量的財富,所以不能說理財改革失敗了。如果我們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講,盡管在神宗死了之后有九年的時間,神宗的母親高太皇太后主政,司馬光上臺,推翻了王安石所建立的一些新法,但是那段時間很短。那九年之后,一直到北宋亡國,朝廷所用的還是王安石的理財措施;而且,王安石的很多理財措施,包括增加的稅收部分,一直到南宋都還在延續(xù)。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王安石變法絕對沒有失敗。說“王安石變法失敗”,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王安石變法,理財是成功的,沒有失敗。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說法來解答的話,王安石變法就是政府加大了對經(jīng)濟的干預力度,使帝制時期的朝廷國家,政府對于經(jīng)濟的干預力度達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那么,是否對于經(jīng)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我個人覺得沒有。盡管有時候可能在一定范圍之內(nèi)有物價的明顯上漲,還有流通的不暢,但是總體上講,不能說王安石變法就破壞了宋朝經(jīng)濟——沒有達到那樣一個地步。王安石變法最大的影響不是在經(jīng)濟層面,而是在政治層面,造成了北宋政治的轉(zhuǎn)向。 《大宋之變》趙冬梅老師親筆簽名版,掃上圖二維碼即可購買 實踐層面的政治轉(zhuǎn)向 關于北宋政治的法家轉(zhuǎn)向,我把它分為兩部分:一個是實踐層面的轉(zhuǎn)向,另一個是理論層面的轉(zhuǎn)向。在實踐層面的轉(zhuǎn)向,包括以下內(nèi)容:一是施政方式,朝廷國家的施政方式從前期的“異論相攪”轉(zhuǎn)向“定于一”,開創(chuàng)一種“國是”的新模式。這個新模式的特點就是排斥異己,群臣的異論空間被大大地壓縮。二是政策傾向,從“不擾”轉(zhuǎn)向“富國”,服務“強兵”。三是,整個國家的官僚的工具性增強了,一種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出現(xiàn)了。四是皇帝(加上宰相)集權的加強。 下面我們來看,什么是施政方式的轉(zhuǎn)變。 1.王安石所開創(chuàng)的“共定國是”不是像北宋前期由整個士大夫群體來共定國是,而是皇帝與宰執(zhí)“共定國是”、確定唯一一個正確的路線方針,然后就以唯一正確的路線方針來定去取、決是非。反對這個路線方針的人都是要靠邊站的。就是說,“國是”一旦確立,它就被賦予了壓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皣恰钡囊粋€重要原則就是排他性,而這種排他性的原則跟北宋前期的那種多元并存、異論相攪的原則是構(gòu)成一個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 按照“國是”這種排他性的原則往前推,那些持異議的人就應當受到打擊,甚至“國是”再往前推,就可以推到政治壓迫、政治分裂——士大夫集團的惡性分裂。如果“國是”比如說是愛民,比如說是要保持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平衡,那么這個“國是”沒什么毛病,這些東西是要的;但是,“國是”的特點恰恰是它通常表現(xiàn)為相當具體的路線方針,以及與此路線方針相關聯(lián)的用人原則。 簡單地說,在王安石變法時期,比如說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可以稱為“國是”,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都可以稱為“國是”,支持這個“國是”的人就是朝廷、王安石要用的,反對這個“國是”的人就應當靠邊站。這跟北宋前期完全不一樣?!皣恰钡哪J酵巴菩小⒗^續(xù)加劇下去,推到南宋其實就是“君權獨運,權相密贊”,其他大臣不知道,皇帝和宰相把一切大事就決定了,剩下的大臣,哪怕是副宰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聽。一般的士大夫“更不能聞問”。群臣在北宋前期所享有的議政空間被大大地壓縮了。 在“國是”模式之下,群臣的異論空間被大大地壓縮了。我舉兩個例子。一個例子就是,王安石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把雕版印刷這種新技術應用于打擊政敵。老臣韓琦上書反對青苗法,王安石讓其他官員寫了一篇文章,類似于我們今天說的大字報那種東西,來批駁韓琦。而且王安石還親自下手改了這篇文章,把這篇戰(zhàn)斗的檄文雕版印刷,發(fā)放到全國的一定以上級別的官員。而韓琦的原稿是沒有這個便利的。所以,我們看到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雕版印刷來打擊政敵。 韓琦 第二個例子就是呂惠卿去警告李常。李常是誰呢?是王安石所推薦的一個諫官,諫官是專門負責批評的官。王安石推薦了李常來當諫官,李常到了首都之后就按照北宋前期的那種政治傳統(tǒng)——我堅持我的是非標準,我堅持我個人的判斷——來反對青苗法。李常對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于是王安石的助手呂惠卿就找到李常,警告他說:王安石推薦了你,你竟然反對王安石,“我能使君終身不如人”。 在群臣的異論空間被大大壓縮的這種背景之下,我們看到的就是:司馬光反對,反對無效。神宗給了司馬光一個樞密副使(副宰相級)的高位,但條件是讓司馬光停止對變法的激烈批評。司馬光拒絕,然后就離開京城,去長安(今天的西安),在那兒繼續(xù)反對青苗法;后來就回到洛陽,當了15年的歷史學家。 老臣富弼后來也回到了洛陽。我們在這時看到的就是,這些持“異論”(不同政見)的人,紛紛地跑到了洛陽;洛陽變成了一個在野黨的城市。開封是國家的政治中樞,在強力推行新法,而那些反對派的人大部分集中在洛陽。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這個時候群臣的異論空間是被壓縮了,但是你不能說他們受到了排斥,他們還沒有受到大規(guī)模的政治清洗和政治壓迫;只是說他們這些人不再能夠在現(xiàn)實政治中發(fā)揮影響力,但是他們并未受到進一步的迫害。 2.政策的傾向,從“不擾”轉(zhuǎn)向了“富國”,從“富民”轉(zhuǎn)向了“富國”,“富國”是服務于“強兵”的。 這里我們舉一個例子。我們知道王安石新法里,農(nóng)田水利法其中一個項目叫作淤田法;淤田法就是人工制造河水泛濫,把河扒開一個口子,讓那個河水流出來,利用水把河里的淤泥沖出來,目的就是用河邊的淤泥來肥田。有一個大宦官叫程昉,他在河北的滹沱河流域淤田的時候,第一,沒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第二,確實損害了老百姓的好地以及老百姓的墳墓。后來就有人把程昉告到了中央,說程昉有兩條罪狀,一條是沒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書(“不曾戶戶取狀”),還有一條就是損害了老百姓的莊稼。這兩條罪狀告到了朝廷之后,神宗是非常緊張的,但是我們看王安石是怎么替程昉疏解的,王安石說:“沒關系啊!即便事實是沒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又怎么樣呢?這個人他為朝廷還在當?shù)貦z定出好田一萬頃(把那些原本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不納稅的地又找出來一萬頃),加上淤卻四千余頃好田,一共就有一萬四千余頃,做出這么大貢獻,他撒點謊,損害一點老百姓的地有什么?沒什么呀?!?/p> 就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政策傾向完全地變了——北宋原本是要追求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個平衡,要“富民”,現(xiàn)在全部轉(zhuǎn)向“富國”,要服務于“強兵”。 以上是實踐層面的,接下來我們看思想層面的。 思想層面的政治轉(zhuǎn)向 思想層面的,其實王安石在倡導迎合帝意(迎合皇帝的看法),同時他還用“三不足”之說,來徹底解放了那個具體的皇帝。 其實我們說到帝制時期的皇帝的時候,是有雙重皇帝的。一個是抽象的皇帝,這個皇帝是指那個皇位所代表的東西,它代表著什么?它代表著列祖列宗,它代表著江山社稷;它其實意味著,皇帝是國家利益的代表。這是一個抽象的皇帝。這個抽象的皇帝要符合朝廷國家的長遠利益,要符合列祖列宗的希望,其實面對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另一個就是具體的皇帝。但是具體的皇帝,坐上皇位的那個具體的人,他往往不能夠符合所有那些對抽象皇帝的要求。因此,在帝制時期,一個最大的矛盾其實是抽象的皇帝和具體的皇帝之間的矛盾,是具體的皇帝無法滿足抽象皇帝的要求的這個矛盾。 皇帝的權力無遠弗屆,至高無上;而且,如果一個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他。真正能夠約束皇帝的其實只是一些道德性的、軟性的約束,這些約束就是什么?天(老天);還有一個,“人言”(社會輿論);再有一個,就是列祖列宗(本朝的列祖列宗)?!疤臁?,包括天命,以及天變、災異示警。這些都是可以約束到皇帝的。我沒有時間展開,大家可以看我的《法度與人心》。其實這些思想層面上的東西,是我們和古代之間一個非常大的差別。我們今天的人看古代的時候,常常犯的一個特別大的錯誤,就是拿我們今天所謂科學這一套,對古人嗤之以鼻,認為古人談“天”,談這個,談那個,是封建迷信——其實不是,古人沒有那么傻,那是他們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具體的我不展開了。 我在這兒要說的是,能夠約束皇帝的這些軟性約束,包括“天”,包括社會輿論,包括祖宗。但是,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盡管不是王安石的原話,可是基本上反映了他的主張——就等于一下子把老天、把輿論、把列祖列宗這些原本能夠束縛具體的皇帝的繩索,全部給松綁了,把皇權從那個無形的籠子里給放出來了。 而且,王安石倡導的是迎合帝意。我覺得這點是不能原諒的。王安石在理論上論證,迎合帝意(迎合上意)是一件光榮、正確、偉大的事情。我覺得這是王安石思想當中非常糟糕的一個東西。不僅在實踐上破壞一項政治原則——之前的政治原則是要“從道不從君”,要以“道”來引導君,但是王安石現(xiàn)在說迎合有理——而且王安石竟然從理論上論證“迎合帝意”是對的。 王安石是怎么論證的呢?他是在這件事情上論證的。有一個叫王廣淵的人,他在京東那個地方施行青苗法的時候,有人告他。王安石為王廣淵辯護,說:“王廣淵這個人究竟怎么樣,你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看見陛下想要什么,他就能趨附”。我們今天常常把“趨附”這兩個字用在“趨炎附勢”這個成語里,也就是這個成語所說的意思。王安石說:“王廣淵能夠趨附皇帝的意思,皇帝想要什么,他就奔著來了,這是好的呀”。接下來,王安石有一個論述,說:“古者設官,諭主意所好惡,使民辟行之,恐不當罪其迎合也?!边@句話,王安石是說:迎合是對的,王廣淵迎合上意這件事情不應當怪罪他。為什么不應當怪罪王廣淵呢?因為“古者設官,諭主意所好惡,使民辟行之”——王安石指的是《周禮》里就曾經(jīng)設置官職,專門去宣布人主的心意(人主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然后讓老百姓順著人主的意思,避開人主討厭的。王安石說“古者設官”,實際上他指的是《周禮》里的掌交——王安石確實是博學,他改革里的很多論述在用《周禮》——但對掌交這個官,能不能像王安石這樣解釋呢?我覺得可以不這樣解釋。《周禮》里的掌交這個官是這樣的:“掌交,掌以節(jié)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就是說,掌交這個職位持的是節(jié)和幣,巡行萬國;到諸侯那兒去,到萬民聚集的地方,去宣揚王的德意志慮,讓大家知道王的美德、王的想法,讓大家知道王宣揚什么、什么是好的,讓老百姓避開那些不好的。其實,這起的是一個教化和統(tǒng)一思想的作用,我覺得理論上它不是說要迎合。 可是王安石竟然把它解釋成迎合,我覺得這是不能原諒的。一個特別有學問的人,在理論上論證迎合有理,我覺得這是比實際上迎合皇帝更加不可以被原諒的一件事情。 還有,我們在這兒要和北宋前期對照一下。剛才談到,王安石曾經(jīng)為程昉辯護,說:他淤田,哪怕?lián)p害了老百姓的地,哪怕沒有取得老百姓的同意,只要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是沒什么關系的。但是,我們看一下北宋前期的財政指導思想是什么樣的,來做一個對照。王旦是真宗時候當?shù)臅r間最長的一個宰相,一共當了18年?!端问贰ね醯﹤鳌防镉涊d說,薛奎這個人被任命為江淮發(fā)運使(江淮發(fā)運使是干什么的呢?把長江淮河流域六路的物資運回首都,因為江南淮南那個地方是大糧倉,首都的很多物資供應是靠江南淮南的),來向王旦告辭的時候,王旦作為宰相只跟他說了一句話,就是“東南民力竭矣”。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是說,東南的老百姓已經(jīng)被剝削得差不離了。然后薛奎退下來說:“真宰相之言也?!本褪且粋€國家的宰相應當考慮的是這些——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是國家與社會之間要保持平衡,只有這樣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還有一個同樣的例子,就是張士遜做江西轉(zhuǎn)運使(轉(zhuǎn)運使要比發(fā)運使低一級,張士遜做的是江西路的轉(zhuǎn)運使),他“辭旦求教”,然后王旦跟他說什么?王旦跟他說:“朝廷榷利至矣?!本褪钦f,朝廷的專賣所取得的利益已經(jīng)到了一個頂點,朝廷的專賣推行不可以再搞了。于是,張士遜“迭更是職”(張士遜做轉(zhuǎn)運使做了應該不只一任),每每想到王旦的話,“未嘗求利”(就從來沒有要努力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如果要增加政府收入的話,其實就是刻薄老百姓。于是,人們都說:“此運使識大體。”這是北宋前期,宰相、發(fā)運使、轉(zhuǎn)運使,還有周圍的人都認為是這樣??墒牵醢彩瘡氐赘淖兞诉@一點。 培植新士風,養(yǎng)成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 在王安石的這種新思想之下,培養(yǎng)出來了那種更聽話的、能非常高效推行政策但是不會思考中央的思路對不對的更具工具性的新官僚。我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理財?shù)谝荒艹紖蔷雍?。吳居厚有多大本事?我們看,同樣是在京東這個地方,別的官員都不能夠足額收下來酒稅等稅收,而吳居厚上任之后就能夠增收175.9萬,而他的前任虧21萬。他跟他前任比,是什么狀態(tài)?將近200萬的差距,可是京東還是原來的京東地區(qū)。 神宗曾經(jīng)親筆批示說吳居厚有多能干,“內(nèi)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而且,神宗曾經(jīng)派工作組下去總結(jié)吳居厚的事跡和吳居厚的做法,打算“下諸路遵行”(推行到各路,讓其他的轉(zhuǎn)運使都學他),“庶客入繼有登辦者”(希望其他各路也能夠增加財政收入)。但是這個吳居厚究竟做得怎么樣呢?我們不舉別的例證,就看跟吳居厚同屬改革派的曾布說什么——曾布說:“京東歲有羨余一二百萬,非取之于民,何所從出(它哪兒來的)?”而且,“前日之京東,今日之京東,與居厚在彼時,宜無以異,不知居厚何術獨能致此羨余?”“羨余”是什么?就是在定額之外多收的。曾布說:這些多收的肯定是從老百姓那兒刮來的。別人都不能夠搞這么多,吳居厚怎么搞來的?朱熹告訴我們:“吳居厚在京東,括民買鑊,官司鑄許多鑊,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本褪撬Я撕芏酂掕F爐子,讓老百姓買他的鍋,而且規(guī)定家家都得買——四口人買一口鍋,五口人買兩口鍋。老百姓哪需要那么多鍋?。?!就被他逼著買鍋。 這個吳居厚,神宗是很器重他,稱他“內(nèi)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但是我們看老百姓有多恨他:“京東之人,恨不食其肉”“京東劇寇預裝取掊克吏吳居厚投之鑄冶中,賴居厚覺早,間道循去”。就是說,京東后來出了盜賊,本來打算把吳居厚抓住、扔到煉鐵爐子里燒死,但是這個吳居厚卻是福將,后來就跑了。這個吳居厚,你說他能干不能干?吳居厚相當能干,而且他后來還創(chuàng)辦了宋朝比較早的國營醫(yī)院——就是在徽宗朝的時候,徽宗建設“福利國家”時。其實,吳居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非常有創(chuàng)造力的一個人,但他也是一個完全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人。這樣的人有什么用?這樣的人能在短時間內(nèi)滿足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需要,但是長此以往,他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制造矛盾的人。 我們再看第二個例子,三旨宰相王珪。這位是神宗用的時間最長的宰相。王安石其實加起來也就做了七年宰相,但是王珪干了十六年——從副宰相到宰相。這個人干什么?這個人從來不拿主意的。他號稱“三旨宰相”,為什么呢?就是說,別人來請示他,他要先上殿“取圣旨”;等皇帝批示完了,“領圣旨”下去;下去再跟向他請示的人說你“得圣旨”了。如此如此,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就像一個很聽話的高級秘書,甚至都不是那種很有創(chuàng)造力的高級秘書。這就是神宗用的一位宰相。 那么在這種情況之下,神宗朝形成的狀態(tài)是,這個國家現(xiàn)在考慮的首先不再是富民。 北宋是怎樣滅亡的? 在欽宗朝,曾經(jīng)有人總結(jié)北宋法度的三變。提到“祖宗法”,也就是神宗變法之前的那個法度,說“祖宗法惠民”,就是說,北宋前期的制度、前期的國家,政策傾向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提到“熙豐法”,也就是熙寧、元豐時期,王安石、神宗的這個法度,說這個政策措施“惠國”,是對國家、對政府有好處的——它是一個傾向于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法度。接下來還有一個“崇觀法”,崇觀是指徽宗的兩個年號崇寧和大觀,說“崇觀法惠奸”。崇觀法對誰有好處呢?徽宗時期的法度對奸臣有好處——當然奸臣是服務于皇帝的奢侈享樂的。 在王安石和神宗的時代,王安石開創(chuàng)了一種鼓勵高效推行圣意、迎合圣意的這樣一種政治風氣。同時建設了一支不鼓勵獨立思考的、非常善于執(zhí)行的、高度工具化的官僚隊伍。這支官僚隊伍基本上是放棄思考的;他們能干,但是沒什么大的格局,不再考慮大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候還開始排斥異己,讓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離開朝廷、離開權力,讓他們靠邊站。 等到神宗的兩個兒子哲宗和徽宗的時代,他們基本上沿用了神宗時期的政策方向,以及施政的方法——就是“國是定于一”、排斥異己的這樣一種“國是”的施政模式——而且是越走越遠。我們在前面說,神宗朝的時候,異己僅僅是被排斥出去,但是并未出現(xiàn)對他們的政治迫害。可是到了哲宗朝,就出現(xiàn)了政治迫害。到了徽宗朝,我們看到的是政治黑名單。而且,王安石把皇權從籠子里放出來——用“三不足”,把祖宗、天、人言這些原本加在皇帝身上的約束一一拿去。當然神宗沒有太濫用這個權力,神宗用這個權力來干什么?用來開疆拓土,做的畢竟還算是像樣的皇帝做的事情??墒?,我們看,到了徽宗朝,做的事情——“花石綱”也出來了,“艮岳”也出來了,豐亨豫大,種種滿足皇帝個人私欲、滿足宰相私欲的東西都出來了。這個政治不斷地走向腐敗。 政治最大的腐敗是什么?就是當官僚集團走向了惡性分裂,這才是一個更大的腐敗。惡性分裂,就是出現(xiàn)了剛才我們說的政治黑名單,還有出現(xiàn)了政治迫害;官僚集團裂解成了小集團,小集團的利益超越了國家利益。到最后,那些真正在位的人都不再關心朝廷國家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且,那樣一個官僚高度工具化的政府、習慣了說謊的政府,其實是看不到真實的情況、沒有辦法應對真正的打擊的。當然,在徽宗朝,我們看到的還是形勢一片大好,因為社會經(jīng)濟其實有它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如果你看開封,你會覺得滅亡之前的開封是花團錦簇的、好像是很繁榮的??墒?,那個國家機器內(nèi)里已經(jīng)徹底地腐敗掉了,它已經(jīng)喪失了應對內(nèi)外打擊的能力。因此,當東北的女真人崛起,這個更強大的新的力量對宋朝展開攻擊的時候,北宋政府是沒有能力調(diào)整的。 北宋就是這樣滅亡的。它里邊先爛了,已經(jīng)是一個“朽畫船”——這是司馬光的一個比喻。這個朽畫船是經(jīng)不得任何一點風浪的,可是它遭遇到的卻是那樣一個強大的敵人,所以滅亡是它的題中應有之義。 趙冬梅老師親筆簽名版三件套,掃圖中二維碼即可下單!新鮮送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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