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軾與王安石恩怨錄 對于熱愛中國文化的讀書人而言，同盛唐一樣，北宋也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時代。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那么多光照千秋的名字竟然如此集中的出現在那么短短數十年間。北宋文化一時的繁榮當然與社會相對較長時間的安定和統(tǒng)治集團對士大夫的優(yōu)容密不可分，但是如此眾多的頂尖級文化大師們能在流淌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狹路相逢，不能不說是某種神秘的緣分在起作用。生在那個時代的文化大師們是不會感到孤獨的。但是，應當算是命運的捉弄吧，他們相互之間又因為朝廷的黨爭而長期陷于不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之間長期爭斗，而同是杰出文學家的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恩怨更是一個長期受人關注的話題。許多仇視王安石的文人也借二人之間的恩怨大做文章，似乎二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敵，以此證明王安石之大奸大惡與人神共憤。就連蘇軾代擬的高度評價王安石學識人品的敕書《王安石贈太傅》也被有些人說成是用曲筆“寓貶于褒”。而實際上，這兩位北宋時期最偉大的詩人盡管政見不和，卻從未成為任何意義上的私敵，相反，他們之間在政治上的相互寬容和在文學上的互相傾慕永遠都應當成為慣于“文人相輕”、動輒互相傾軋到欲置對方于死地的文人們警省的楷模。 蘇軾與王安石都是那個時代最有才華的詩人和散文家，兩人不僅在詩文上互為勁敵，政治上的爭端尤其令人關注。王安石年長蘇軾十六歲，在蘇軾到京師任職之前，就以文章學識和卓然的政績名聞天下。兩人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于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考中進士第四名，時年二十二歲，而蘇軾則于十五年后的嘉佑二年(1057)考中進士第二名，時年二十三歲。有趣的是兩人都曾一度被視為朝廷的棟梁之材。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治績斐然，他不僅“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而且“貸谷與民，出息償之，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這些都可以說是王安石后來的新法之預演。而蘇軾呢，在他參加完殿試以后，由于歐陽修的極力舉薦，也幾乎是一夜成名，以至于皇帝也得意洋洋地說：“吾為子孫得兩宰相。”(另一個欽定“宰相”是蘇軾的弟弟蘇轍)。至于兩人的文章詩詞更是那個時代的頂尖水平。蘇軾被視為宋代最偉大的詩人和散文家自然不需多言，王安石則即使在身后飽受攻擊成為眾矢之的之時，文章詩詞仍是讀書人的不傳之秘，正如近代歷史學家孟森所言：“其集皆在人袖籠內，心摹手追而口不敢道?！蹦纤螘r將靖康之恥推到王安石的身上，出現“不管炮石，只管安石”的風氣時，《王荊公文集》仍是書坊間的暢銷品。 兩人的首次會面相互印象如何無從考證?？梢钥隙ǖ氖牵谒麄兿鄷?，他們就已經熟知了對方的大名，讀過對方的詩詞文章，只會相互傾慕決不會相互輕視。如果不同朝共事的話，以蘇軾之豁達，以及兩人相似的經歷和共同的愛好，兩人一定能成為難得的文朋詩友。但是，既然同朝共事，各自的獨特個性和截然不同的政見就注定了兩位大師的相處不會是歡洽的。兩人的隔閡是有淵源的，那就是蘇軾的父親蘇洵對王安石的反感。被選入《古文觀止》的那一篇《辨奸論》就是明證。雖然后世有人懷疑其真?zhèn)?，但是，王安石的母親去世后受到邀請的人中只有蘇洵拒絕前往卻是事實。蘇洵對王安石的最初印象可能來自其好友張方平。張方平曾說王安石小時候“衣短褐布，身瘡疥，役灑掃事，一蒼頭耳”，這種以貌取人的思路無疑是片面的。當然，如果《辨奸論》確為蘇洵所作，則可以斷言至少這篇文章的文風是不夠端正的，如說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之類的，是純粹的人身攻擊。而且，從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就推知此人將來必是“大奸慝”好像也太有些牽強。蘇軾對王安石的看法當然不會同蘇洵完全相同，但多少受了父親的影響則是完全可以斷言的。在個性上，王安石執(zhí)拗，蘇軾豁達；在政見上，王安石激進，蘇軾溫和；在生活習慣上，王安石怪僻，蘇軾隨和……總之，這兩顆巨星的“激情碰撞”是命中注定了的。 還在王安石變法前的仁宗皇帝時期，王安石就向仁宗皇帝上了那份著名的萬言書，陳述自己對時事的看法，說明變法的必要性。但是，這封信并未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視。王安石知道變革的時機尚未到來，于是多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神宗即位前王只擔任過較短時間的京官），繼續(xù)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yǎng)晦。他的謝絕任用不能不說是真誠的。王安石絕不是那種一味貪戀權勢的政客，相反，他在某種意義上是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在朝廷尚不能有效地支持變法的情況下，與其做一名碌碌無為的京官，還不如做一名有作為的地方官。直到支持變法的神宗即帝位的英宗治平四年(1067)，他才接受朝廷的任命，先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再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新法。 就在王安石開始準備推行變法之時，蘇軾兄弟也于神宗熙寧二年(1069)服完父喪回到京師，蘇軾隨即被任命為直史館、權開封府推事。于是，蘇軾與王安石終于走到了一起。蘇軾的職位不高，王安石卻已經是權傾一時的當朝宰相。王安石是主張變法的新黨領袖，而蘇軾則是站在反對新法的舊黨一邊。作為文人，他們是相互尊重相互傾慕的，但在政治上，兩人的治國方略卻相去甚遠。 平心而論，蘇軾只是反對激進的變法，并不反對漸進式的改革。朱熹甚至認為：“熙寧變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卻去攻他?！?《朱子語類》)實際上，當舊黨重新獲得權力之后，蘇軾還反對過對新法的全面否定，因此又開罪了舊黨，有些左右不是人的味道。王安石的變法是一個歷史學家們至今仍爭論不休的話題，對其進行全面評述顯然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和筆者的學力，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王安石推行變法是看到了當時社會中正在醞釀著的深刻危機，目的在于富國強兵。然而，一場深刻的變革必然牽動眾多的利益集團，有時甚至會觸動社會的根基，稍有偏差，就會給全社會帶來創(chuàng)巨痛深的災難。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如此。例如他在地方官任上頗受農民歡迎的青苗法，在全國范圍實施時就異化成了官僚集團盤剝農民的工具，一時怨聲載道。 新法的實施在一開始就引起激烈的爭論，而且這場爭論發(fā)生在王安石、司馬光和蘇軾這樣一些重量級人物之間。由于王安石此時出任宰相，反對新法的舊官員紛紛去職，朝廷一時間甚至出現了權力真空，一大批資歷甚淺的新官員僅僅因為贊成新法而被迅速提拔。這些人中有不少是人品敗壞的野心家，品德才能都甚遜王安石，因此新法的實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其實，反對新法的領銜人物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光而非蘇軾。而且他同蘇軾一樣，與王安石原本私交不錯。尤其讓人一時是非莫辨的是，對立雙方的領袖都不僅是那個時代最杰出的文人，也都是高風亮節(jié)的忠志之士。比如王安石，即使最仇恨新法的舊黨人物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個人品格是高尚的。但是，由于爭論的日趨激烈，新黨的日益得勢，以及舊黨人物的不斷被清洗，雙方的論辯也越來越變得意氣用事。如王安石反對皇帝任用司馬光，說他“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舊黨人物監(jiān)察御史張戩則上書稱“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憂……”云云。蘇軾任直史館職，應當并不在政治漩渦的中心，但他也是一個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的有良知的讀書人，看不慣的事不發(fā)議論會覺得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王安石在致力于實施新法的同時也同時從事學術研究，著有《三經新義》和語言學著作《字說》。應當承認，王安石是杰出的學者，卻不是一個好的語言學家，例如他的《字說》就對漢字作了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如說“波”的來源是“波者水之皮”，愛開玩笑的蘇軾則來了個滑稽的類比：“滑者水之骨。”這當然只是玩笑，但缺少幽默感的王安石一定會因此覺得蘇軾的此類玩笑過于刻薄。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幾乎與王安石激進的變法主張針鋒相對，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惱怒。但實際上，兩人的分歧還遠不止此。王安石為推行新法，改革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詩賦、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但是，對這項措施連皇帝都疑慮重重，而蘇軾隨即上書，反對此項措施，得到神宗的首肯。隨即蘇軾得到皇帝召見，蘇軾直言不諱地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被实塾行┱痼@地表示會認真考慮蘇軾的建議。王安石聽說后很不高興。在皇帝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時，王安石表示反對：“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眴螐母目婆e一事而言，不能不說是蘇軾更有遠見，王安石在晚年也認識到自己改科舉的片面性：“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王安石贊揚神宗的獨斷專任，而蘇軾則在試進士時出題《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皇峦Ξ悺?，明顯同王安石的觀點相悖。這一次王安石真正被激怒了，他于是下令調查傳言中蘇軾兄弟運父靈回鄉(xiāng)的過程中偷運私鹽的問題，并拘捕了篙工水師鞫問。雖然后來查明此為子虛烏有，但顯然，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沖突，蘇軾自己感覺到已無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了，于是請求外放，擔任杭州太守。 其實，離開朝廷這一是非之地到達風景秀美的杭州任職，對于樂觀豁達、以詩酒自娛的蘇軾倒不是什么壞事，他的心情反而一時開朗起來。但是，他這一離開京城就是十多年，遠離權力中心對于一個被公認有宰相之才的讀書人而言，就未必是那般愜意了。在外任期間，他寫了不少優(yōu)美的抒情詩篇，也不乏憤怒譴責當權者的政策造成黎民百姓痛苦的詩歌，這些詩篇后來終于給他帶來幾乎是致命的災難。蘇軾是詩人，他關注民生，同情民間疾苦，用詩歌表達自己的善良愿望；但是，他不是政治家，對治國安邦的方略在思想高度上遠遜于王安石。他看到的民間疾苦有些是新法實施不當的惡果，有些則是自然災害和官僚豪門的剝削造成的，不能簡單歸咎于新法，就像在今天不能把中國社會出現的所有矛盾和問題都歸咎于改革一樣。任何深刻的社會變革都不可能是沒有副作用的，而且在那個生產力極其落后的封建專制時代，無論誰當宰相，并不是每個農民都能真正免于饑寒的。 在蘇軾外任期間，王安石的新政實施得并不順利，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真正敵人倒不是來自舊黨，而是來自他一手培植起來的新黨。在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時候，熙寧六年(1073)出現山崩，而從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大旱。在那個時代，自然災害被看成是上天對統(tǒng)治者政策不當的警告。王安石是從不相信天命的，他有一段名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钡牵硡s充分利用“天變”攻擊他。王安石從前的門生呂惠卿為了扳倒王安石從而自己獨掌大權，企圖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但這個罪名太荒謬，很快證明王安石同謀反一案毫無關系，王安石在罷相之后旋即又恢復了相位。對王安石的另外致命一擊還是來自呂惠卿。他把保存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給了皇帝，有幾封信中有“無使上知”的字樣，在那時這可以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知道無法再在京城呆下去，加之痛失愛子，心灰意冷，于是請求辭官歸隱，得到皇帝允準，于熙寧九年(1076)回到金陵，政治生命從此永遠結束了。在退居金陵期間，他除了潛心學術、醉心山水，還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寫下了數十冊記錄他心路歷程的日記。 蘇軾的命運是注定了會同王安石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元豐二年(1079)發(fā)生了文學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當朝新黨一幫人誣陷蘇軾寫詩攻擊朝廷，于是蘇軾被逮捕入獄。這時，王安石已經罷相，因此對烏臺詩案沒有直接的責任，但蘇軾畢竟是因為反對新法而罹禍的，特別是，迫害蘇軾的這伙人如李定和舒蚮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來的新黨人物,因而，王安石對這件詩案不能不給予相當的關注。當時加在蘇軾身上的這些罪名是荒謬的，例如硬說蘇軾詩中詠古檜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中的“蟄龍”是影射皇帝，蘇東坡有謀反之心。還有人說他的詠錢塘潮的詩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叫斥鹵變桑田”是攻擊皇帝的水利政策的。隨著這伙人對蘇軾詩作的上綱上線的解釋，加之蘇軾在嚴刑拷打之下一一承認了強加給自己的罪名，他的處境越來越危險。此時，蘇軾的許多親戚朋友都噤若寒蟬，當朝官員更是鮮有站出來說公道話的。這時候仗義直言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時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他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罪人。軾本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謂不能容才?！备y能可貴的是，蘇軾的政敵、已經辭官的王安石此時也出來說了公道話，他給皇帝上書：“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我們無法確知王安石的上書對蘇軾的獲救起了多大作用，但王安石在這種關鍵時刻對于政敵的寬諒是一種值得珍視的寶貴品格，因為從古到今，我們無數次耳聞目睹的都是落井下石。正是因為兩位政治上的對頭都有崇高的人格，他們之間才能最終達成諒解。朝廷的新黨是欲置蘇軾于死地的，但在各方面的營救之下，特別是最后太后也出面說情，蘇軾終于保住了性命，但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 王安石對政敵的清洗一直為后人所詬病。但是，說句公道話，比起東漢、晚唐以及后來的晚明閹黨與東林黨人之間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黨爭，王安石時期的朝廷黨爭無疑算是溫和的，王安石對待政敵的態(tài)度也無疑是足夠寬容的，最高的懲罰也只是外放和降職，從不羅織罪名用陰謀去陷害對手，特別是，從未企圖置對手于死地。因此，即使當時舊黨的領袖如司馬光，也不能不肯定王安石的人格：“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焙髞硭抉R光在王安石死后，雖臥病在床，仍建議朝廷厚加贈恤：“介甫無他，但執(zhí)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大哉?！?BR> 除開政治上的對立不談，王安石與蘇軾相互對對方的文學成就都是惺惺相惜的。兩人在詩作上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愛用險韻。蘇軾有兩首著名的《賦雪》使用了極險的韻腳“尖”和“叉”，王安石讀到后極為佩服，因“愛其雪詩能用韻”而一再次韻，達六首之多。元佑元年(1086)，蘇軾在奉敕祭西太一壇時，讀到王安石的舊作，撫今感昔，次韻二首。這是蘇軾集中不多見的六言詩，表達了他對王安石這位昔日的政敵兼詩友的深切同情和思念：“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蘇軾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贊嘆“此老乃野狐精也”。 神宗元豐七年(1084)，蘇軾剛從黃州謫所被召回，便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會。這時的王安石正賦閑在家，身體多病，愛子痛喪，神宗皇帝也已經對他失去了熱情，新黨內部的呂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緒十分感傷。在他是紅極一時的宰相時，頗為清高的蘇軾很少登他的門，現在蘇軾的到訪讓他極為感動。他親往迎接，“野服乘驢，謁于舟次”，二人同游蔣山（鐘山），詩酒唱和，相處甚歡。當然，他們還是談到了政治，但是沒有再去過多的糾纏昔日的恩怨。而在文學上，他們是真正的知音。也許他們都知道，盡管有過去的那么多恩怨，他們的名字是會一同流芳千古的。他們都懂得，在歷史的長河中，官場的那么點榮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們杰出的詩詞文章會永放異彩。王安石還邀請?zhí)K軾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兩人成為鄰居。當然，此時的蘇軾還遠未看破紅塵，他委婉地拒絕了王安石的邀請。賦閑金陵后的王安石寫過一首表達閑適心情的詩作：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滟滟時?！?BR>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蘇軾的和韻之作更為出名，他表達了同這位政敵兼詩友徹底和解的誠意，體現了這位偉大詩人寬容和仁愛的情懷：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兩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而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舊黨就已經復辟，新法全盤被廢。此時，蘇軾因主張對新法區(qū)別對待而與昔日同黨——此時重登相位的司馬光發(fā)生嚴重沖突。宋哲宗追贈王安石太傅之位，蘇軾代擬了一份敕書，高度評價了他的這位政敵兼詩友：“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边@個給予王安石的評價，蘇軾自己也是當之無愧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