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成為亞洲電影業(yè)的中心,電影年產量高達兩三百部,輸出數量之多,覆蓋范圍之廣,幾乎超越所有西方國家。它與好萊塢并駕齊驅,被稱為“東方好萊塢”。 好萊塢電影在歐美市場勢不可擋,對香港卻久攻不下。 邵逸夫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驕傲地說:“你知道嗎?我已厭倦了別人老是問:'閣下是否要挑戰(zhàn)好萊塢?’我真的覺得,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跟好萊塢不一樣,卻不比好萊塢差?!?/strong> 氣象學家羅倫茲曾提出過蝴蝶效應:“一只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 風起于青萍之末。恰好就在70年代,計算機圖形圖像技術(CGI)悄悄誕生。 這項開啟新時代大門的技術猶如那只遙遠的蝴蝶,將在20年后掀起滔天巨浪,成為好萊塢打敗香港電影、制霸全球的利器。 01盛世余暉 20世紀60至90年代,香港經濟一路高歌猛進,從遠東貿易港一躍成為國際大都市,與臺灣、韓國、新加坡并列“亞洲四小龍”。 中外元素混合交融的都市文化、廣闊的市場與充足的資本、以經濟利益為運作軸心的商業(yè)機制,為電影業(yè)培養(yǎng)出眾多的優(yōu)秀人才。 70年代末,香港涌現一批充滿創(chuàng)作激情的新銳導演,以徐克、許鞍華為旗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電影革新運動——“新浪潮運動”。 徐克是一個多產且題材多樣的導演,參與制作的電影60多部,多數為武俠電影。 他們以香港本土文化為主,融合好萊塢及其他國家的電影風格,在影片類型、制作技術、視聽語言、美學觀念等方面進行大膽創(chuàng)新,從題材挖掘到表現形式都達到一種極致化程度。 經濟的繁榮興旺和港片的風生水起,吸引大批熱錢聞風而至。市場好,回收快,投資者熱情高漲,大水漫灌。一時間,中小電影公司大量成立,融資方式靈活多變,拍攝種類五花八門。 這段風起云涌的新篇章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終結于90年代初,被稱為香港電影史上的“黃金十年”。 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警匪片、黑幫片、功夫片、僵尸片、喜劇片、文藝片等多種類型片交相輝映。 周潤發(fā)的黑幫英雄片、周星馳的草根喜劇片、成龍的功夫喜劇片締造了“雙周一成”的票房鐵三角;鄭伊健的蠱惑仔系列,李連杰的黃飛鴻系列為香港影業(yè)的興盛推波助瀾。 票房冠軍從70年代許冠文《鬼馬雙星》的600萬港元一路上漲到90年代成龍《警察故事4》的5700萬港元,這也是單部港片本土票房的最高紀錄。 GIF 《警察故事4》本來沒設定這一幕,導演臨時起意,讓翻越山崖的成龍突然看到直升機出現,本能地抓住起落架。 進入90年代,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橫掃千軍。1992年更是無與倫比的“周星馳年”——個人包攬年度十大票房前五名,這項成就在全球電影票房史上前無古人,至今后無來者。 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港產片在亞洲影壇一統(tǒng)天下,整個東南亞和東亞的觀眾幾乎都是它的擁躉。那些聞名遐邇的電影人和他們的代表作品,既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也給好幾代人留下了特殊的感情和寶貴的回憶。 02大廈傾圮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香港電影的盛衰分水嶺出現在1992年。 這一年港產片票房創(chuàng)下12.4億的最高紀錄,之后跌跌不休,到1999年僅剩3億多,跌幅近8成,行業(yè)幾乎走到崩潰的邊緣。7年時間,恍如隔世。 1990-1998年香港電影票房收入(百萬港元) 80年代末,大量熱錢、尤其是臺灣資本的注入,促進了香港電影的蓬勃發(fā)展,但禍根就此埋下。香港電影的特色是高度商業(yè)化,弊端是急功近利,追求票房至上、快產快銷。 在資本的眼中,電影是一種快餐式的消費品而非藝術追求,賺快錢才是第一位的。因而在業(yè)內掀起了一股粗制濫造、追星跟風的狂潮。 許多制片商把大部分費用投在當紅明星身上,其他成本能省則省。類型片曾是香港電影興盛的法寶,他們一窩蜂搶拍賣座類型片、翻拍經典炒冷飯,跟風之作絡繹不絕。很多電影一兩個星期就能拍完,俗稱“七日鮮”、“十日鮮”,劇本胡編亂造,內容粗陋不堪。 王天林回憶:從周四算起,一天內找到演員,導演,工作人員;周六開拍;周一完成;周三就將拷貝送影院了。 過度開發(fā)和創(chuàng)意枯竭,讓觀眾審美疲勞,心生厭倦。 香港以彈丸之地,與好萊塢并列世界兩大影片輸出地。這個驕人成績依靠的是海外市場:香港影片的票房,本土只占4成,其余6成來自海外。 1997年席卷亞洲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臺灣、韓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經濟,這些是港產片賴以生存的傳統(tǒng)市場。金融危機之后,它們的經濟一片狼藉,貨幣貶值,消費低迷,日益摒棄價格高昂制作草率的港產片。 市場一旦不好,前來淘金的最大金主臺灣資本也紛紛撤資。 如果說,海外市場的萎縮與臺灣資本的撤離,使得本就走下坡路的香港電影雪上加霜。那么人才外流更是釜底抽薪。 大廈將傾,獨木難支。 大批中流砥柱相繼遠走他鄉(xiāng)。1993年吳宇森進軍好萊塢,先后拍攝了《終極標靶》、《斷箭》、《變臉》,成功站穩(wěn)腳跟。不久成龍、李連杰、周潤發(fā)、徐克、林嶺東、袁和平等重量級演員和導演也陸續(xù)漂洋過海前往美國。 吳宇森執(zhí)導、湯姆·克魯斯主演的《碟中諜2》成為2000年香港票房冠軍。但這已是一部好萊塢電影了。 電影制作的幕后人才流失更加嚴峻:不只是美國和大陸,連印度、韓國、泰國都有他們的身影。進入21世紀之后,加之制作銳減,失業(yè)嚴重,整個產業(yè)鏈已經出現了人才斷層的危機。 03降維打擊 早在上世紀20年代,美國政府高層就已看到電影蘊含極高的政治價值。 他們將好萊塢電影視為美國文化的重要代表,進行大力扶持和深度合作,向全球各地輸出本國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以實現將美國塑造成世界范圍內的藝術、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者這一終極目標。 那些盛極一時的電影公司 90年代以前,美國的電影票房中,海外市場的收入占比約50%,以歐洲和拉美為主。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實施“全球化”戰(zhàn)略,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協助好萊塢打開各國大門,擴張軟實力,推行文化霸權。 而遙遙領先于各國的計算機科技,也讓好萊塢電影在征服全球的道路上如虎添翼。 1993年,斯皮爾伯格執(zhí)導的科幻片《侏羅紀公園》橫空出世,以6300萬美元的制作成本開創(chuàng)了數字特效的新時代。這是一個全新的物種,它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與逼真的電腦特效掀起全球性的賣座風暴。 該片全球票房超過9億美元,是當時最成功的商業(yè)片,這一紀錄直到5年后才被《泰坦尼克號》打破。 《侏羅紀公園》成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過6000萬港幣的電影。上一年香港本土影片還包攬了年度票房前十,如今卻被進口片拿下年度冠軍和打破票房紀錄,這是20多年來都不曾發(fā)生過的事情。 《侏羅紀公園》的影響不止視覺沖擊那么簡單。當年與之同臺競技的有周星馳的《唐伯虎點秋香》、劉青云的《新不了情》、成龍的《城市獵人》,香港電影在特效、劇情和敘事上都已遠遠落后對手。 《侏羅紀公園》的上映是香港、亞洲市場淪陷的開始,同樣是美國大片統(tǒng)治世界的開端。 好萊塢長驅直入,《生死時速》、《真實的謊言》、《碟中諜》、《獨立日》、《泰坦尼克號》輪番登場,橫掃全球。 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執(zhí)導的《泰坦尼克號》以2.5億美元的制作成本,拿下全球18.4億美元的票房。該片在香港獲得1.15億收入,直接把歷史紀錄拉升了一倍,幾乎是當年香港本土電影前三名的票房總和,港片再挨當頭一棒。 詹姆斯·卡梅電影制作成本都很高,被稱為“最會花錢的導演”,擅長動作片及科幻電影。 好萊塢大片以超前的CG特效、宏大的敘事模式、獨特的劇情設定,對香港電影進行了全方位的降維打擊。就影片寓意與藝術性來講,這已經不是同個維度的競爭。 幾年之內,香港60%以上、臺灣90%,泰國80%、日本65%的市場份額相繼失守,亞洲成為好萊塢電影發(fā)展最快壟斷性最強的海外市場?!皷|方好萊塢”原有的市場影響力徹底退位讓賢。 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 海外市場集體淪陷,本土票房節(jié)節(jié)敗退。捉襟見肘的困境,讓香港電影無力承受數字技術電影動輒上億美元的制作成本,再也難以展翅高飛。 04港片已死 2002年劉偉強、麥兆輝執(zhí)導的《無間道》三部曲是港片的回光返照,也是最后的挽歌。 給我一個機會,我想做個好人。”《無間道》是2002年香港電影票房冠軍。 然而,這一絲復興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進入新世紀后港片在產量和票房上全面進入冰河期。 2002年拍片量僅有90部,收入不足百萬的高達29部;2003年拍片量只有70部;2006年更是跌入谷底,只有52部出品,票房過千萬的只有7部,累計票房僅2億,大部分只有100萬左右的票房。 《大公報》不無悲涼地評論道:“382位導演有205位,在7年里只有一部電影公映,他們是怎樣生活?恐怕一定有其他門路,或許早已轉行……” 自2005年之后沒有一部華語片拿到香港年度票房冠軍;2017年起香港電影票房榜Top10全部被好萊塢攻占,換言之已經連續(xù)3年,沒有華語片進入年度總票房前10了。 歸根結底,香港電影業(yè)的日漸式微不能簡單歸因為創(chuàng)作能力的下降,而是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結果,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和“冷戰(zhàn)終結”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香港的影視文化之所以長期領軍大中華文化圈,是英國殖民擴張、日本侵華戰(zhàn)爭和美蘇冷戰(zhàn)等一系列特定歷史條件造成的結果。香港在這個過程中,借助各種天時地利成為資本、技術和人才流動的關鍵節(jié)點,構建起先進的金融與文化網絡。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逐步深化,加之冷戰(zhàn)的結束,打破了兩個平行市場的分野,金融國際化與文化全球化大行其道。那套舊有的網絡逐漸解體,香港的重要性不斷下降,也就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大陸與香港歷年GDP對比 此一時,彼一時,昔日的東方之珠風光不再,不免令人唏噓。 這一衰落表現在電影領域,不僅是票房的減少和規(guī)模的收縮,也是生產模式的變化。 以往香港電影面對的是分散的小市場,電影生產主要在本地進行。如今內陸市場規(guī)模龐大,拍攝條件更加優(yōu)越,黃金時代培養(yǎng)起來的電影人大部分的創(chuàng)作活動都轉到內陸進行,本土新人參與電影攝制的機會急劇減少,導致香港電影界的社會網絡也在瓦解。 香港的本土市場太小,存在觀眾、場地、資本投入的局限,純粹的港產片只能支撐起少量只面向本地的小制作。但問題在于,由于電影生產的萎縮和各類人才的斷層,整個電影產業(yè)將會后繼無人。 東方好萊塢”已淪為好萊塢的海外領地之一,泯然眾人矣。 華語片TOP1的票房追不上前者的車尾了。 因此“港產片”這個概念,單就商業(yè)角度而言,其實已經死了。但這種死亡并非一去不返,而是換了種方式涅磐重生,匯入到更加宏偉的華語電影大潮中,這才是香港電影的唯一出路。 05北望神州 與其茍延殘喘,不如從容燃燒。 正如《無間道》導演劉偉強所言:“在香港電影人面前,有一個很好的轉型機會,就是大陸市場的開放……香港電影在大陸的票房,動輒好幾千萬……大陸市場對香港電影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早在1982年,“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左派影片合并成立的銀都機構,就利用豐厚的內陸資源,拍出了轟動一時的《少林寺》。內陸的觀影人數達到了5億人次,從此港片在內陸的傳播一發(fā)不可收拾。 82版《少林寺》是一代人的經典,在幾毛錢票價的時代創(chuàng)造了上億元票房奇跡。 之后雙方的合作日益密切,結合兩地資金和人才拍攝電影的模式逐漸成形,以1993年上映的《霸王別姬》最具代表性。 2003年,中央與香港簽訂了CEPA協議,內陸與香港合作拍片從此蔚然成風。 2005年上映的《功夫》在香港本土的票房收入為6000萬,在內陸卻達到1.5億的票房。2006年,香港的華語電影票房前10名,有7部是合拍片,且前4名全部是合拍片。 《功夫》 由內陸、香港合拍,美國哥倫比亞公司投入制作成本的95%,并負責影片全球發(fā)行。 巨大的產出回報,讓香港電影人看到希望的同時,也明白了現實的殘酷:必須重新定位自己在華語文化圈內的位置。 北上融合,依托內陸市場多元共生,才是香港電影的革新之旅。 2007年,被稱為香港電影“最后的守望者”的杜琪峰,也開始與內陸合作。 如今,合拍片已成為香港電影的創(chuàng)作主流。2019年《廉政風云》、《掃毒2》、《葉問4》、《新喜劇之王》四部合拍片穩(wěn)坐香港華語電影年度票房前四位。 中國華語片的未來,就是港片的未來。 至于香港電影回到以前與好萊塢并駕齊驅的光輝歲月,可能性很已經渺茫了。 畢竟,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行文有失誤之處歡迎請指正。搜索關注“往年紀史”,持續(xù)和你分享深度的人文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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