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瑞芳老師說，《紅樓夢》是中國小說史上的巔峰之作，我完全同意。不過，如果要論對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影響最大的作品，無疑是我講的《三國演義》。

我曾經(jīng)多次寫到，在中國小說史上，《三國演義》擁有六個第一：

1、它問世已經(jīng)六百多年，是公認的我國第一部成熟的長篇小說。

2、它總共寫了一千二百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約一千余人，為廣大群眾熟悉的至少有幾十個，這在所有古典小說中位居第一。

3、根據(jù)它改編的文藝作品門類之廣，數(shù)量之多，在所有古典小說中位居第一。

4、與它有關的名勝古跡分布于全國各地，總數(shù)難以計算，僅在臺灣就有大約400座關帝廟，還有孔明廟、趙云廟，這在所有古典小說中又是第一。

5、與它有關的傳說故事數(shù)量之多，流傳之廣，在古典文學名著中同樣是第一。

6、就是上面所說的，論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響之廣泛與深遠，它也是第一。

在四大名著中，《三國演義》獨具一格。
      與《水滸傳》相比，《水滸》凸顯的是敢作敢當?shù)暮脻h氣概，《三國》展示的則是志在天下的國士情懷。

與《西游記》相比，《西游》將奇幻的藝術想象力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三國》則凝聚著豐富切實的歷史經(jīng)驗和人生智慧。

與《紅樓夢》相比，《紅樓》關注的是人的命運，盡情抒發(fā)了對封建專制下愛情悲劇、家庭悲劇的傷悼和對詩意人生的追求；《三國》則是一部“說大事”的書，它關心的不是日常生活、家庭關系：曹操有幾位夫人，多少個兒子？關羽的夫人姓什么？趙云的家庭生活怎么樣？他后來娶的夫人有沒有他曾經(jīng)拒絕娶的樊氏漂亮？羅貫中都沒有告訴我們。

他關心的是天下大勢、國家興亡、社稷蒼生。這種關心，與中華民族的生存發(fā)展緊密相關，與億萬民眾的愛憎褒貶血肉相連，因而產(chǎn)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對這種影響力，可以進行多方面的闡釋，這里著重講三點：

一、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向往國家統(tǒng)一、渴望安定太平的共同心理。

在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中，中國是唯一的一個種族不曾滅亡，文明沒有中斷的一個。為什么？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追求國家統(tǒng)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共同心理。這種共同心理，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聚合力。因此，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與安定，成為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幾千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jīng)飽受分裂戰(zhàn)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醫(yī)治了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促成重新統(tǒng)一的實現(xiàn)。

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以及羅貫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元代末年，廣大人民對國家安定統(tǒng)一的向往更是特別強烈。

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漢末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xiàn)，鮮明地表現(xiàn)出統(tǒng)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xiàn)。

漢末天下大亂，群雄并起，誰是真正的英雄？競爭的結(jié)果，曹操、劉備、孫權(quán)三家脫穎而出。

盡管《三國演義》對三家的態(tài)度有所區(qū)別，但肯定了他們共同的一點：他們都是眼觀天下，志在統(tǒng)一的英杰。三分鼎立，實際上是邁向重新統(tǒng)一的一個階段。在三分鼎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方都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力求達到全國的統(tǒng)一。

因此，當蜀漢后主劉禪向鄧艾投降時，《演義》寫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边@里沒有對蜀漢滅亡的深哀巨慟，有的卻是對統(tǒng)一事業(yè)的衷心擁護。

當司馬炎接受魏主曹奐禪讓時，《演義》又寫道：“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在人民心目中，國君姓什么是無關緊要的，國家的統(tǒng)一與安寧卻是至為重要的。當吳國最后滅亡時，情景同樣是“吳人安堵”。

盡管西晉統(tǒng)一只是短暫的，但這種統(tǒng)一比起國家四分五裂的狀況來，畢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此羅貫中忻喜地寫道：“自此三國歸于晉帝司馬炎，為一統(tǒng)之基矣。”

與曹、劉、孫三家相比，劉表雖然擁有荊州九郡，本是用武之地，卻劃境自保，不圖進??；劉璋雖為天府益州之主，卻暗弱無能，坐以待斃：他們都是作者嘲笑的對象。

比之劉表、劉璋來，羅貫中對袁紹集團的態(tài)度是更有代表性的。平心而論，在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蕩中，袁紹并非凡庸之輩，亦非僅靠高貴門第以成大事之人。他有雄心，有魄力，有眼光，堪稱際會風云的英杰之士，也有統(tǒng)一天下的雄心。

然而，在與曹操的抗衡中，他的種種弱點卻暴露無遺。羅貫中肯定了袁紹在誅滅宦官、討伐董卓等斗爭中的積極作用，但又一再譏笑他外寬內(nèi)忌、賞罰不明、好謀無斷、色厲內(nèi)荏，不是統(tǒng)一天下的真正雄主。因此，他最終只能成為曹操的手下敗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滅亡。

作品不遺余力加以鞭撻的，是董卓集團和袁術集團。董卓敗壞朝綱，殘害百姓，造成天下大亂，羅貫中對他自然是痛加貶斥。

董卓余孽李傕、郭汜之流，也是一伙狐群狗黨，混世魔王，為天下所不容，也為羅貫中所嘲罵。

袁術狂妄自大，輕薄無能，急于過皇帝癮，卻既無統(tǒng)一天下的本領，又不顧百姓死活，同樣為羅貫中所不齒。

這就毫不含糊地告訴人們：誰破壞國家的統(tǒng)一，他就是民族的罪人；誰不讓老百姓過太平日子，他就沒有好下場！

二、為廣大民眾普及了歷史知識，影響了民眾的歷史觀。

三國時期，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只是非常短暫的一段。嚴格說來，真正的三國時期，從公元220年10月曹丕代漢建立曹魏，到280年3月西晉滅吳，只有短短的六十年。

按照這個尺度，董卓、呂布、孫堅、孫策、袁紹、劉表、周瑜、魯肅等人都不算三國人物，甚至連關羽、曹操也不算三國人物（關羽被殺于219年12月，距曹丕代漢將近一年；曹操卒于220年正月，距曹丕代漢尚有九個月）。

所以，我們通常講三國，都加上從184年黃巾起義算起的東漢末年（或曰“前三國時期”）；即使這樣，也不到一百年。若論對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影響，它無論如何也比不上漢、唐、宋這幾個大的時代。

然而，這卻是普通老百姓最熟悉的一段歷史，這一時期的人物也是老百姓最感親切的。其實，95％以上的中國人并未完整地讀過史書《三國志》和《后漢書》的有關部分，這里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

就拿“諸葛亮崇拜”現(xiàn)象來說吧，歷史人物諸葛亮固然確實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但他的文治武功是相當有限的，就歷史功績、歷史地位而言，數(shù)千年中國史上超過諸葛亮的政治家、軍事家至少可以舉出幾十個；然而，要論在億萬人民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他們誰也比不上諸葛亮。

歷史上的諸葛亮年輕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而在今天，諸葛亮比管仲、樂毅的知名度高多了。這里有多種藝術長期渲染的合力，但《三國演義》的成功塑造顯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雖然老百姓了解的三國知識，與歷史事實有一定出入，但他們畢竟知道了許多，許多地方比正史記載更接近歷史真相。

《三國演義》不僅給了老百姓豐富的社會歷史知識，而且也影響到文人學士，以致使他們不知不覺地把小說情節(jié)與史實混在一起。

清代名氣很大的詩人王士禎（號漁洋山人），曾寫過一首《落鳳坡吊龐士元》。龐統(tǒng)死于落鳳坡乃是《三國演義》虛構(gòu)的情節(jié)，學識淵博的王士禎卻把它當成了史實，這證明《三國演義》已經(jīng)影響到上層文士的知識結(jié)構(gòu)。

即使是現(xiàn)代，這種情況依然存在。據(jù)一家報紙在一批青年中進行的問卷調(diào)查，在他們最熟悉的二十名中國古代人物中，三國人物占了將近三分之一。

現(xiàn)代許多政治家、軍事家、知識分子談到三國人物和事件時，實際上往往是根據(jù)《三國演義》的?！度龂萘x》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一斑。

《三國演義》還影響了廣大民眾的歷史觀。比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國家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義觀；“舉大事必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對政治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評判標準，等等。

三、成為“人生的啟示錄”

幾年前，日本一家著名的出版社組織《三國演義》知識競賽，10名獲獎者可以到中國參觀三國遺跡一次。

第一名獲獎者是一個中學女學生，她的獲獎感言是：“《三國演義》是人生的啟示錄。”對于中國的年輕人來說，《三國演義》當然更可以成為人生的啟示錄。這里拈出六點，供大家參考：

1．“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崇高理想。

2．胸懷天下，博學深思的求學態(tài)度。

3．自尊自信，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人格力量。

4．敢當重任，不避艱險的英雄氣概。

5．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道德修養(yǎng)。

6．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奮斗精神。

這里要附帶強調(diào)一點：近年來，一些人談論《三國演義》時，往往認為《演義》的主要精髓或主旨是謀略。這種認識，至少是一種誤讀；就個別人而言，則是一種嚴重的歪曲。

誠然，《三國演義》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方面，就是擅長戰(zhàn)爭描寫。全書以黃巾起義開端，以西晉滅吳收尾，反映了從漢末失政到三分歸晉這一百年間的全部戰(zhàn)爭生活，描寫了這一時期的所有重要戰(zhàn)役和許多著名戰(zhàn)斗，大大小小，數(shù)以百計。

接連不斷的戰(zhàn)爭描寫，構(gòu)成了小說的主要內(nèi)容，占了全書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戰(zhàn)爭描寫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的軍事規(guī)律，崇尚“斗智優(yōu)于斗力”的思想，總是把注意力放在對制勝之道的尋繹上。

因此，雖寫戰(zhàn)爭，卻不見滿篇打斗；相反，書中隨處可見智慧的碰撞、謀略的較量，而戰(zhàn)場廝殺則往往只用粗筆勾勒?？梢哉f，千變?nèi)f化的謀略確實是全書精華的重要部分。

然而，謀略并非《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更非書中精華的全部。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體系中，“道”是最高層次的東西?！暗馈庇卸嗔x，首先是指自然和社會的根本規(guī)律，通常指正義的事業(yè)，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處事為人的基本原則。謀略則屬于“術”，是第二層次的東西，是為“道”服務的，必須受“道”的指導和制約。

作為一位杰出的進步作家，羅貫中認為，符合正義原則，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民生安定的謀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贊美的，而不義之徒害國殘民的謀略只能叫做陰謀詭計。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諸葛亮才被塑造為妙計無窮的謀略大師、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

曹操的謀略可謂高矣，但羅貫中對他卻并不喜愛，而是有褒有貶：對曹操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社會進步的謀略，羅貫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寫；而對他損人利己、背信棄義的各種伎倆，則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

綜觀全書，羅貫中從未放棄道義的旗幟，從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謀略；對于那些野心家、陰謀家的各種陰謀權(quán)術，他總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對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聰明，他往往加以嘲笑。

可以說，《三國演義》寫謀略，具有鮮明的道德傾向，而以民本思想為準繩。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鑒《三國演義》寫到的謀略，則取決于自己的政治立場、道德原則和人生態(tài)度。

如果有人讀過《三國演義》卻喜歡搞小動作，那是他自己心術不正，與羅貫中無關；恰恰相反，那正是羅貫中反對和批判的。

有人談什么“厚黑學”，也硬往《三國演義》上扯，更是毫無道理的（參見拙作《〈三國演義〉思想內(nèi)涵三辨》，載《涪陵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嗎？》，載《沈伯俊說三國》，中華書局2005年12月第1版）。

最后我想指出：《三國演義》及其衍生的各種文化現(xiàn)象，不僅是廣義“三國文化”的主要內(nèi)容，而且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它至今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流淌于我們的血液之中。它將伴隨我們走向未來，再創(chuàng)輝煌……

2007年12月下旬，我應上海《解放日報》報業(yè)集團邀請，擔任第十三屆“文化講壇”演講嘉賓，與馬瑞芳（山東大學教授、“百家講壇”《聊齋志異》主講者）、周思源（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百家講壇”《紅樓夢》主講者）、錢文忠（復旦大學教授、“百家講壇”《玄奘西游記》主講者）共論“四大名著的中華文脈”。

我演講的題目是：《〈三國演義〉：“說大事”的影響力》。本文系在演講稿的基礎上，予以修訂增補而成。

2008年1月

本次演講的錄音整理稿，已經(jīng)收入《激蕩：文化講壇實錄4》一書（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9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