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渠四句的“善成天下”意涵

北宋大儒張載，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其出生地為今天陜西省寶雞市眉縣橫渠鎮(zhèn)）。張載年輕時好學尚武，二十一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范仲淹憐惜張載之才，勉勵其棄武從文，在儒學上下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到不滿意。于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最后覺得佛、道之學都不能實現(xiàn)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學上來，經過十多年攻讀，終于悟出了儒、佛、道的差異和補益，進而建立了自己的學說體系。

張載的為學之功，最為出名的是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教義，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稱作“橫渠四句”。

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新儒學代表人物之一的馬一浮先生，曾對“橫渠四句”作過注解。其釋義有征有引，有解有悟，深得儒學主旨和要義。

王陽明先生曾說，為學之要，多求義理之辨，少致訓詁之功。因此，希望遵循陽明先生的主旨，對“橫渠四句”作一點當下意義的解讀。

一、所謂“為天地立心”，實質上是關于人的價值判斷，是要解決人性層面的問題，致力于實現(xiàn)“人的善性”。

《易經》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抖Y記》中說“人者天地之心也”?！吨杏埂分姓f“天命之謂性”。周敦頤先生在《通書》中說，天地生養(yǎng)萬物，“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古人對“心”與“性”的解讀，有時顯得比較晦澀。而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心即性，心即理”，可以說是比較簡易直接地啟發(fā)了人性的本質問題。

現(xiàn)代哲學層面上解釋人性，基本把人性分為三個發(fā)展階段，一是感性，二是知性，三是理性，它們既是一體的，又有邏輯意義上的演進。但無論是感性、知性，還是理性，我們的社會需要確立和弘揚的，只應當是人的善性，只有善性才會導向美好，惡性只會導向丑陋和野蠻。因此，“為天地立心”，也只是對“人的善性”的追求和實踐。

二、所謂“為生民立命”，實質上是關于政治的價值判斷，是要解決制度層面的問題，致力于實現(xiàn)“制度的善政”。

孔子在《論語》中評價說“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開啟了大唐“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政要》的記載中，開篇即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span>

儒家文化的“民胞物與”，“仁民愛物”，“兼善天下”，都是著眼于最大程度保障和實現(xiàn)百姓的利益，著眼于德治為主，法治為輔，進行制度的設計、實施和完善。

從歷史發(fā)展的軌跡看，無論是什么樣的社會條件下，對于制度的評價，都有“善政”“惡政”的對壘。而儒家思想的本源，與西方先哲一樣，都是從制度層面上對于“善政”的追求。因此，“為生民立命”，即是追求“制度的善政”。

三、所謂“為往圣繼絕學”，實質上是關于文化的價值判斷，是要解決文化層面的問題，致力于實現(xiàn)“文化的善教”。

張載有感于儒學歷經兩千年傳播和流變后，囿于人的認知水平和時代環(huán)境的變化，不斷呈現(xiàn)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形態(tài)，儒學正義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甚至是攻擊，于是提出“為往圣繼絕學”的宏愿。

張載眼中的“往圣之絕學”，主要是以孔孟為本原的儒學思想。傳承儒學，就是“從道之謂教”，就是“有教無類”。教育、科學、思想、宗教等，都是廣義概念的文化。因此，從文化的價值判斷上來說，同樣存在“善教”和“惡教”的角逐?？梢哉f，儒學的“為往圣繼絕學”，即是追求“文化的善教”。

四、所謂“為萬世開太平”，實質上是關于社會總體形態(tài)的價值判斷，是要解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問題，致力于實現(xiàn)“社會的善治”。

“為萬世開太平”，用今天通俗的話說，就是共建人類文明幸福家園。文明，就是人類社會的“善治”。

文明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理想、方向、路徑和目標。沒有對文明的向往、追求和實踐，人類對美好未來的信心和信念將蕩然無存。對未來的幻滅感，將導致更多的人只關注當下、只關心自身，陷入自私自利的個體或小團體不斷分化，最終使社會日趨撕裂、崩塌。

因此，文明是社會發(fā)展的驅動力，也是社會發(fā)展的最高目標。建設人類幸福文明家園，既是古人的理想，也是今人的愿望。

構成人類社會文明的要素，主要源于人性、制度和文化。人性、制度、文化中的真善美，是構成文明的要素。而人性、制度、文化的假惡丑，與文明背道而馳。在人類社會發(fā)展和文明的演進中，人性、制度、文化三者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但人性更具有第一性的作用。

綜上，得出的基本邏輯是：“人的善性”，“制度的善政”，“文化的善教”，匯聚而成“社會的善治”。這也恰恰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最后達至“為萬世開太平”，有著充分的內在統(tǒng)一性。

“橫渠四句”，即歸“善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