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是我國古代宋朝有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活躍于正處在內憂外患、社會動蕩的宋朝中期。

此時唐朝末年五代十國亂世遺留下來的政治混亂問題導致宋朝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同時宋朝的邊境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劇，與金和遼的不斷戰(zhàn)爭，使得當時尊崇重文抑武的北宋王朝處于內憂外患之中。

為了解決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宋朝統(tǒng)治者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因此后來的范仲淹改革、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一些矛盾，但其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政治問題又引起了新的社會動蕩。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年僅21 歲的張載對社會深有體會，上書拜謁范仲淹抒發(fā)自己要投筆從戎的心志。

由此范仲淹認為是可造之材，在范仲淹的勸導下立志研讀儒家經(jīng)典，而張載也在此基礎上逐漸構建起了他的思想體系。

“橫渠四句”體現(xiàn)了張載積極有為的心態(tài)和剛健弘毅的理想態(tài)度，關懷大眾、繼往開來的社會責任感。

“橫渠四句”代表了張載整個哲學體系的思想主旨，其中所體現(xiàn)的有所立、有所為的人生格局，其中所蘊含的強烈的積極意識和進取精神。

不僅為當時文人“破而后立”之“立”提供了一個范例，而且所涉及的整個人類社會的價值目標與社會理想，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對于個人人生價值目標的確立和反思，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都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為天地立心

如何“為天地立心”，這才是橫渠四句中的的核心問題。

其實這四句并不是并列的關系，“為天地立心”是其中的最根本，有了“立心”這一基礎，才可能實現(xiàn)“立命”、“繼絕學”和“開太平”。

從張載的哲學體系和倫理思想體系中可以看出，所謂為天地而立的“心”，其實指的就是張載的本體論思想，包括“太虛即氣”的氣本論思想，和仁義禮的宗法價值觀。

這一句是從人與天地萬物相互交融的角度、天人合一的境界去探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在宇宙天地中，人可以通過有意識的自覺活動來揭示自然界的規(guī)律，發(fā)現(xiàn)自然界物質運動的本質和規(guī)律，這種活動更多的是強調人對于客觀真理的體察感悟，而不是強加于自然一種人的主觀意志。

其實與儒家“與天地參”中所傳達的思想一樣，人能夠體悟、感受、認識和求證“天”至上的奧秘。

那么，“為天地立心”也就是在宇宙自然中，將人的各種能力，包括身體健康、運動、適應等在內的體能，和包括思維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邏輯能力等等在內的能力發(fā)揮運用到最大限度，從而讓客觀世界的規(guī)律得以最為充分的顯現(xiàn)與獲得，這就是所謂的“為天地立心”。

張載所說的“立心”指的就是立仁心，即確立以善為本的道德本心，是道德之心，是天德良能。

可以看出，張載所要立的心是要為當時的社會確立以善與道德為核心的文化價值，也是要為民眾指明一個良好的價值取向。

其次，古人常把“為天地立心”作為士大夫的崇高精神使命。

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歷史上的宋代吸取了唐朝末年軍閥亂政的失敗經(jīng)驗，在壓制武將的同時十分重視文教和文政。

因此在這種社會政治背景之下，宋代時期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的繁榮和發(fā)展為那些著名文學家和思想家的涌現(xiàn)提供了十分優(yōu)渥的條件。

但是過度的重視文政直接導致了宋朝軍事凋敝、內憂外患的局面，這樣的社會現(xiàn)狀及背景帶來的是大批文官和士大夫的精神覺醒，讓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形成強烈的憂患意識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與胸懷。

這個“立”也代表了當時儒家學者們棄盡異學，重新建立新型儒學的信心。如何超越虛無論，為國家人民的身心找尋堅定根基，成為當時文人們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為天地立心”中體現(xiàn)出了人在天地之中的獨特性，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鳥獸蟲魚的獨特性，就是在于人具有特殊的道德意識。

因此，今人后世儒學家不將此視為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之事，與自己沒有關系。而是將“為天地立心”作為自身修養(yǎng)道德境界的動力。

古人對于人生價值的衡量有這樣三不朽的標準。

即：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作為最高的人生價值追求，體現(xiàn)了一個主體的德性修養(yǎng)，更體現(xiàn)了一個民族文明程度。天地本無心，但是因為人有仁者之心和大公無私的圣人之心，所以原本無心的天和地便有了心，這便是所謂“為天地立心”的真正內涵。

為生民立命

為生民立命，其實是從人在政治中生活的位置來論述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人，如何進行保持安身立命。

“為生民立命”最初是來源自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在這里對立命的闡釋，是通過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不管一個人的壽命是長還是短，都可以保持自身的良好品德，那么就可以說這個生命個體是安身立命了。

而張載的“為生民立命”需要與“立道”結合起來研究，因為橫渠四句在宋明時期的文本里，有“為生命立道”的文本存在，經(jīng)過清代的潤色，改為了“為生民立命”。那么由此可以看出，立命與立道是統(tǒng)一而不是對立的。

在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中，命指天命，道指天道，天命和天道與人命和人道相連相通。古人將“命”定義為必然會發(fā)生的，“偶”定義為偶然性的現(xiàn)象。

若是一個人行善而得到的是好報，行惡得到的是惡報，那么就是符合“命”的正常自然法則；若是一個人的行為與所獲相反，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這就是“偶”的定義，是不具必然性的，純粹是偶然性的。

而張載則把義和命合而為一，將天與人相統(tǒng)一，順應自然規(guī)律與發(fā)揮人自強進取的精神統(tǒng)一結合起來。

一個人如果可以把外在的必然之理與內在義的應然之理結合起來，就能夠在精神價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運，從而賦予生命以意義，就能夠保持身心平衡和安寧，讓靈魂有地安頓。

因此，“為生民立命”可以說是張載為民眾創(chuàng)造的一個正確的發(fā)展方向，確立了生命的意義，是張載為當時以及后世百姓確立的一片精神家園。

立心與立命的價值目標，可以看出張載把自己看做整個宇宙社會中重要的一環(huán)，在天地、國家、社會和群體中，以強烈的責任意識和主人翁意識，為民眾提出正確的命運方向，這樣的理想和目標帶給民眾一種精神家園的歸屬感和奮斗向前的不竭動力。

因為張載“為生民立命”的理論，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清楚的人生方向，為古代士大夫以及儒學家的發(fā)展提供了意義深重的基礎。

為往圣繼絕學

為往圣繼絕學，乃是張載從人與精神文化傳承的關系來展現(xiàn)學術追求和價值坐標。

“往圣”者，指的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絕學”則是孔孟等先賢所弘揚的儒學。

對于儒學而言，孔子是最早的集大成者，而宋代的關學、濂學、洛學、閩學等，則是在繼承和弘揚傳統(tǒng)儒學的基礎上，將之擴展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宋代理學家普遍認為，儒家學說從孟子之后就呈現(xiàn)出一種中斷的趨勢，尤其是唐末五代十國亂世中中華文明的影響力萎縮衰落，逐漸淡出了東亞地區(qū)，意識到這種現(xiàn)象的張載積極倡導力求恢復“絕學”。

對于如何為往圣繼絕學，張載認為在學習過程中要學以“求道、立志”為方向，確立人生的價值追求和奮斗方向。

勤學，天道酬勤；改過，常自我反省改掉壞毛??；責善，勸勉從善，并且要將之貫穿在其后的學習生活中。

在教育過程中也要追求“致道”、“志道”。

君子學以致其道，君子通過學習來領悟道理，有志于道，能夠將道理記在心里，可以看出古人對于道的追求與信仰。

張載在內的宋代儒者們不僅勇于承擔著繼絕學的使命，更在繼承道的傳統(tǒng)意義上勇于創(chuàng)新發(fā)展，倫理上追求恢復宗法制度、綱常禮教，發(fā)展適應宋代社會發(fā)展的道德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

他們在學術研究方式上亦不拘泥于訓詁考據(jù)，更多是通過結合自己意志，繼而在哲學原理的闡釋上對先秦儒家思想進行利用和改造。

在古往今來對于張載的橫渠四句的研究中，對這一句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有贊同也有一些不滿的聲音，不滿的人認為這一句所倡導的繼絕學的治學態(tài)度有復古、倒退嫌疑。

但其實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機宜，人類社會也是不斷發(fā)展向前的。每個時代所需要的人才是不一樣的，以圣人的標準去衡量所有人顯然不現(xiàn)實，張載估計也不會這樣想。

“為往圣繼絕學”體現(xiàn)了有宋一朝中儒學的基本立場，是對儒家追求的內圣外王、內外兼修思想的繼承，因此才孕育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

在不斷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中，在繼承先哲的哲學思想和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時候，一定要和時代精神和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有機結合，才能以凝聚又深邃的眼光面向過去與未來，發(fā)揮最大的能力和潛能。

為萬世開太平

為萬世開太平，其實就是從人對于歷史以及未來的責任以此來展現(xiàn)張載最為遠大的理想。

張載認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身上背負著對歷史承先啟后的重大責任和神圣使命，只有擴大社會中人心的廣度與深度，繼而建立萬世可行之禮法制度，才有可能實現(xiàn)社會永恒的幸福與和平。

歷史上關于“太平”的思想可以追根溯源到堯舜時的五帝時代，后來再經(jīng)過孔子時期各家儒者的闡釋，最終成為了歷朝歷代儒家學者所追求的社會理想的崇高刻畫。

對于張載來說，為萬世開太平是他對歷史上儒家理想社會的再度重申和闡發(fā)。

也就是說在張載眼中，“太平”就是指整個社會河清海晏、平安無事，與一直以來備受推崇的“大同”合稱為“太平大同”，兩者相通。

“大同”的初級階段是“太平”，“太平”的高級階段是“大同”，“大同”更側重的是“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階段。

張載提出為萬世開太平，與他的人生經(jīng)歷是分不開的?！伴_”體現(xiàn)了期待、倡導，“萬世”表示長長久久，也就是永遠，說明當時張載不僅對當下太平秩序的重視，更要對未來的、高遠的萬世太平的憧憬、期待。

在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中，評價張載:“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

這是張載所提出的他對開太平的理想藍圖，也就是復漸三代之治。

在張載晚年辭官回到橫渠鎮(zhèn)之后，他在那里著述、講學，還力行恢復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也就是恢復井田、重建分封。

可以看出張載在一定程度上有復古之說，但本質上還是為了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歷史的和平進展以及太平盛世的完美建立。

結語

總之，為萬世開太平，不僅體現(xiàn)了張載個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它所追求的安寧社會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追求向往的理想大同社會，亦是一個政治穩(wěn)定、國家康定、民心安定的社會。

體現(xiàn)了豐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意蘊，后來經(jīng)過不斷詮釋，更多的是歷朝歷代士大夫們對社會擔當、歷史責任之承擔的深切表達。

著名的“橫渠四句”也被稱作“四為”句，所表達的人格境界不僅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群體，更代表了張載自己剛健弘毅的氣度，遠大的抱負、宏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