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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場發(fā)生在美國東西岸兩所名牌大學中頂級語文學家之間的爭論。通過這個爭論的故事，既能讓我們領略研究“語文學”這門學問的難度，也對“超級語文學”的進階有所了解。二者無論誰優(yōu)誰劣，那種學問方式本身所散發(fā)出的博學、精致、執(zhí)著和脫俗的氣質(zhì)，正是學術魅力之所在。二〇〇五年，哈佛大學中世紀拉丁語文學講座教授揚·茨奧科夫斯基（Jan M. Ziolkowski）先生發(fā)表了題為《超語文學》的長篇書評，同時對漢斯·貢布萊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語文學的力量:文本學術的活力》和塞思·雷勒（Seth Lerer）的《錯誤與學術自我：從中世紀到現(xiàn)代的學術想象》這兩部著作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漢斯·貢布萊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1948—）的《語文學的力量:文本學術的活力》（The Powers of Philology: Dynamics of TextualScholarship，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和塞思·雷勒（SethLerer，1955—）的《錯誤與學術自我：從中世紀到現(xiàn)代的學術想象》（Error and the Academic Self: The ScholarlyImagination, Medieval to Moder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貢布萊希特和雷勒都是當今美國文學研究界的大人物，各有各的優(yōu)秀。貢布萊希特曾是尼采式的德國天才，二十六歲就當了德國波鴻大學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始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講席教授，直至近年榮休。他的學術領域極其寬廣，時間上從中世紀跨越到當代，范圍上從語文學、哲學到比較文學、符號學、文藝理論和當代政治等。雷勒與茨奧科夫斯基的年齡和學術背景相仿，其專業(yè)領域也跨越中世紀研究、文藝復興研究、比較語文學、兒童文學和學術史等多個領域，特別擅長英語和英語文學的歷史分析，先后在普林斯頓和斯坦福大學擔任英語文學教授，二〇〇八年始任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qū)的文學院院長。頗令人震驚的是，茨奧科夫斯基毫不顧及這二位學術同行的情面，對這兩本語文學著作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不滿，甚至不屑；他不厭其煩地在書中挑各種錯漏，對作者的學術態(tài)度和學術水準提出了犀利的批評，或嫌吹毛求疵，但卻針針見血。哈佛大學中世紀拉丁語文學講座教授揚·茨奧科夫斯基（Jan M. Ziolkowski，來源：nias.knaw.nl）首先，茨奧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評貢布萊希特的《語文學的力量》一書或是“有關語文學的著作中最不語文學的一種”，它的范圍和做派可以“超語文學”“泛語文學”“假語文學”和“偽語文學”等名稱來界定，但絕不是正宗的語文學。它更像是一種philo-blogging，即“熱愛－寫博客”的網(wǎng)文類作品。盡管這本書的主題是討論語文學的核心實踐，即如何收集、整理（編輯）、評注、歷史化和教學文本等，但盡是泛泛而論，淺嘗輒止，沒有提供足夠的實例引導讀者去深入了解語文學的具體做法。而書中對所詮概念之定義的模糊和不一致、寫作手法的隨意和不規(guī)范、援引資料的片面和不準確等，都正好走向了語文學的對立面。為了說明這本書在語文學意義上的不學術和不嚴肅，茨奧科夫斯基還特別列舉了兩個匪夷所思的發(fā)現(xiàn)：一、附于書末的作者簡介中稱“他的超過五百種的出版物，已經(jīng)被翻譯成了十九種語言”，然而，見于封面的作者簡介中卻說“他的超過四百種的出版物，已經(jīng)被翻譯成了十七種語言”。此或即是說，在出版社設計好封面等待作者提交定稿后付梓這段時間內(nèi)，貢布萊希特又有至少一百種學術作品出版，被翻譯的語言中又多出了兩種，他肯定是一位罕見的學術“超人”（ubermensch）；二、《語文學的力量》總共不過八十七頁，然而其中絕大部分章節(jié)已多次見于不同語言和形式的出版物中，而且其內(nèi)容也沒有任何修改。看起來，作者對出版和再版自己的著作有著不知疲倦的熱情，而這絕不應該是一位嚴肅的語文學家的做法。茨奧科夫斯基覺得，貢布萊希特雖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沒有能力和資格寫作一部有關語文學的著作，更沒有必要出版這樣一本已經(jīng)重復發(fā)表多次的小書。記得此前二十余年，著名文藝理論家、耶魯解構主義“黑幫”的大佬保羅·德曼（Paulde Man，1919-1983）也曾發(fā)表過《回歸語文學》一文，引起過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墒牵还苁堑侣?，還是貢布萊希特，他們最在意的都不是語文學，他們說的和做的或是一種“超級語文學”。對于一名大學教授來說，語文學家的名頭至少可以是一張引人注目、敬畏的虎皮，所以，貢布萊希特學著“像德曼一樣，如果他們不能做成一名合格的哲學家，他們會把自己想成是一名語文學家”，狐假虎威了一把。美國解構主義先驅(qū)保羅·德曼（1919-1983）雷勒的《錯誤與學術自我：從中世紀到現(xiàn)代的學術想象》探討的是文學研究的職業(yè)化與界定錯誤之間的共生關系，而后者即是學術的關注中心。作者討論強調(diào)批判和正確的學術寫作風格，是怎么發(fā)展起來的，指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當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語文學中，特別是在“錯誤”中去尋找。這本書在一些流亡者、移民、異見者和疏離于社會之外的人身上花了很多筆墨，對他們?nèi)绾纹春歪葆宓墓适掠泻芏嗑实臄⑹觯@些人對在現(xiàn)代美國大學中建立語文學、修辭學、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等學科做出了巨大貢獻。作者認為正因為這些人能帶著批判的眼光游離于社會之外，并自覺地退隱到象牙塔之中，才使他們既體會到了自己的個人價值，同時也獲得了社會對其職業(yè)身份的認可。《錯誤與學術自我》既是一部“高大上”的比較文學和語文學的學術著作，文風也幽默風趣，作者常常自嘲和諷刺他人，所以讀來也特別引人入勝。它還獲得了二〇〇五年度美國比較文學協(xié)會頒發(fā)的哈利·萊文獎（Harry Levin Prize），表明它也受到了同行們的廣泛認同。可是，就在這篇同年問世的書評中，茨奧科夫斯基卻異常嚴厲地對作者的學術態(tài)度和語文學水準提出了嚴重的質(zhì)疑。  “作者已死”的提出者——羅蘭·巴特（來源：cinemathequefroncaise.com） 在這個號稱“作者已死”的后結構時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生命體，意義有自己的意志，對錯也有自己的邏輯，人文科學也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用實驗來證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現(xiàn)；但是，茨奧科夫斯基堅持認為避免錯誤和找出錯誤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讀者的責任，學術著作常以別人的著作為依據(jù)，所以在恰當?shù)牡胤?，作者必須準確地標明其觀點的依據(jù)和出處，以便讀者能夠驗證這些說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者不應該將讀者的贊揚釋為“善意”，將批評斥為“賣弄學問”。茨奧科夫斯基對《錯誤與學術自我》中隨處可見的打字錯誤、引文錯誤、翻譯錯誤，以及各種與實際的證據(jù)和被普遍接受的觀念相違背的事實、判斷等，都挑選出典型的例子，對它們做了細致，乃至瑣碎的說明和糾正，指出雷勒的書中出現(xiàn)了足夠多有意和無意的、嚴重和次要的錯誤，足以令人對書中表述的那些核心觀點的可靠性產(chǎn)生十分嚴重的懷疑。 “太空中的語文學家”Dr.Morbius（電影The Forbidden Planet）例如，雷勒按照《被禁止的星球》中扮演歐洲語文學家的那位演員的漫畫形象，結合他隨意地在幾十甚至上百部歐洲語文學家的頌壽文集中所見到的人物肖像，總結出他們最典型和普遍的形象是“臉色黝黑，做沉思狀，并留著山羊胡子”?？墒牵膴W科夫斯基認為這種普遍化的說法很不靠譜，沒有人能證明最偉大的歐洲語文學家奧爾巴赫、施丕策（Leo Spitzer，1887-1960）和柯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等人流亡美國時是否也都留著山羊胡子。當然，這樣的錯誤或無傷大雅，可雷勒書中還有太多諸如此類的籠統(tǒng)說法，卻都缺乏有力的證據(jù)支撐。茨奧科夫斯基對雷勒書中出現(xiàn)的大量語文學的錯誤，特別是對拉丁文語詞的誤解和拉丁文文獻的錯引、錯譯，以及與它們相伴而生的種種錯誤觀點、詮釋做了細致的訂正和犀利的批評。不論是對德曼“新語文學”的批評，還是對繼承發(fā)揚這一理念的貢布萊希特，和想跳躍出基礎語文學的雷勒的揭穿，孜孜不倦于拉丁語文學實踐的茨奧科夫斯基，對掛著語文學的羊頭，卻賣著文學理論的狗肉，企圖在新文化的沖擊下再拾文藝理論之往日輝煌的這些文學理論家，難抑心中的怒火。他慧眼獨具，看出隱藏在這一波“超語文學”浪潮背后的一個事實是：語言文學在與電影、音樂等相應的人文學專業(yè)的對比中逐漸失去了重要性，而相較于社會科學和工科專業(yè)，人文學科又在整體地急速衰退。因此，語言文學的教授們感到被邊緣化了，不像從前一樣受到尊重了。于是，這些文學理論家們開始將“語文學”作為救命的稻草，大聲疾呼的“回歸語文學”其實更像是一場后現(xiàn)代的表演，而不是對作為人文科學基石的語文學，對于當下學術和教育進步發(fā)展有深切的理解。閱讀這篇長達三十余頁的書評，讓我真的經(jīng)受了日本人所說的“冷汗三斗”的體驗，由衷感嘆語文學之難，難于上青天！學問之廣大、地位之崇高，如貢布萊希特和雷勒者，他們的語文學著作依然可以是如此的千瘡百孔，不堪一擊，吾等哪還敢大言不慚，把自己也列入三腳貓的語文學家行列呢？讀這篇書評，我很快聯(lián)想起當年德國古典學者烏爾里?！ゑT·維拉莫維茨－莫倫多爾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對尼采《悲劇的誕生》一書的書評——《未來語文學》。這篇長篇書評，分成上、下兩個小冊子，作者異乎尋常地用十分具有攻擊性的語言，對尼采（古典語文學教授）這部完全脫離了語文學軌道的學術著作做了激烈的攻訐和徹底的否定。所謂“未來語文學”與茨奧科夫斯基這里所說的“超語文學”異曲同工，意思是“偽語文學”，是錯誤的語文學。左圖：維拉莫維茨－莫倫多爾夫（1848-1931）；右圖：尼采1872年任職于巴塞爾大學在歐洲古典學、語文學學術史上，維拉莫維茨與尼采之間的這段學術公案具有重大的意義。盡管今天人們甚至把“未來語文學”錯誤地理解為是一種褒義的、指向未來的語文學，并且當時它嚴重影響了尼采個人的學術生涯，但對十九世紀歐洲語文學的發(fā)展卻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當時的語文學正是德國人文學術皇冠上的那顆明珠，故在這場爭論中，維拉莫維茨代表的歐洲傳統(tǒng)語文學顯然占了上風。值得一提的是，“未來語文學”這段公案發(fā)生時，論戰(zhàn)雙方都還是少年才俊。尼采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古典語文學講席教授，他擔任瑞士巴塞爾大學教席時年僅二十四歲；當他出版第一部學術專著——《悲劇的誕生》時，也才二十八歲。而維拉莫維茨比尼采還年輕四歲，當時還是波恩大學的一名學生。維拉莫維茨與尼采本有校友之誼，經(jīng)過這場爭論后，兩人分道揚鑣，但各自走向成熟，維拉莫維茨最終成為一名杰出的古典語文學家，而尼采則被后人譽為“反語文學的超人”，慢慢淡出了語文學界，成就為近代歐洲最激進的虛無主義哲學家。按理說，在茨奧科夫斯基和貢布萊希特、雷勒之間發(fā)生的這場“超語文學”公案，是一場發(fā)生在美國東西兩岸兩所名牌大學中頂級的語文學家論爭，是一場關于語文學的高端對決?？墒?，今日通信手段雖如此發(fā)達，但“超語文學”卻遠不如當年“未來語文學”轟動一時，畢竟語文學對于今日世界學術，特別是美國人文學界，早已風光不再，不再像在十九世紀時的德國學界那么重要，難以引起今日主流學界的興致也在情理之中。直至近日我才偶然讀到《超語文學》這篇書評，可茨奧科夫斯基、貢布萊希特和雷勒的名字早已如雷貫耳。早在一九八八年，茨奧科夫斯基受德曼《回歸語文學》一文的啟發(fā)，在哈佛發(fā)起組織了一場題為“何謂語文學”的學術討論會，逾二百人參與了這次會議，會后出版了《論語文學》(On Philology，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一書，匯集了十二位發(fā)言人及其回應者，對語文學以及它與古典研究、文學研究、文藝理論、女性研究等學科關系的看法，篇幅雖然短小，但寓意深遠。茨奧科夫斯基本人是一名研究中古拉丁語語文的專家，幾十年來他堅持用傳統(tǒng)語文學的方法分析和解讀中世紀拉丁語文文獻，特別是其中的文學文本，造詣非凡，成就卓著，他對雷勒一書的批評最出彩之處就在于揭露后者對拉丁語語詞、文本的誤解和錯譯。從《超語文學》這篇精彩的書評中可以看出，茨奧科夫斯基擅長的主要是通過分析語言的形式、結構、語法來探索詞義，以達到正確理解文本意義的狹義語文學研究工作。當然，一位優(yōu)秀的語文學家絕對不是沒有思想、不懂哲學，只會故弄玄虛、賣弄學問的書呆子，讀過《超語文學》這篇書評的人，大概沒有人會把茨奧科夫斯基當作雷勒筆下那種注定會遭人嫌棄的pedantry（賣弄學問的書呆子）。相反，語文學家身上散發(fā)出的博學、精致、執(zhí)著和脫俗的氣質(zhì)，則正是“學術魅力”（academic charisma）之所在。德國著名哲學家、語文學家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來源：todayinsci.com)貢布萊希特于二〇〇三年出版的《語文學的力量》，于我曾無異于一縷清風，故捧讀再三。貢布萊希特對語文學的公開倡導，至少使差不多已被人遺忘了的語文學重新回到了學界的視野。人們常常將語文學的衰落歸諸語文學家無法將語文學哲學化，沒有能力將他們所做學問的意義提升到哲學的高度。所以初讀此書時，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領會貢布萊希特如何給語文學正名，如何給一門被世人看扁了的古董式學問從哲學的高度賦予其當代的學術和思想意義上，并沒有把它當作一部可以用來訓練自己語文學技能的書。今天看來，《語文學的力量》在很多方面直接與語文學背道而馳，這對他所倡導的語文學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我們習慣于將語文學與哲學、語文學與理論絕對地對立起來，但是，一種哲學或者一種理論，如果完全經(jīng)不起語文學的實證檢驗，那么，它又怎能值得人們相信？它的力量從何而來呢？早在十九世紀早期，德國著名哲學家、語文學家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就曾經(jīng)這樣說過：“語文學家應該（像這樣的）做哲學的研究，而哲學家應該把哲學也應用于語文學?！闭Z文學與哲學本應當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對立或者排斥。在今日北美的人文學術語境中，能像雷勒一樣堅持用語文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作品，這已經(jīng)是十分難能可貴了。茨奧科夫斯基指出《錯誤與學術自我》中出現(xiàn)的林林總總的語文學的錯誤，這自然不是有意要吹毛求疵，同樣也不是為了要全盤否定雷勒這本書的學術成就和價值。嚴肅的學術批評的意義是為了讓學術變得更好，所以有必要告訴讀者做好學術是多么的不易。魯迅曾經(jīng)說過：“對于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jù)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毙≌f尚且如此，更何況學術呢？語文學研究，要做到十分的徹底，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一代代學者前仆后繼的努力。記得專門研究尼采和“未來語文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qū)古典學教授珀特（James I. Porter），對維拉莫維茨的《未來語文學》做過十分仔細的審查，得到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如此激烈地批評尼采不夠語文學的維拉莫維茨，他自己對希臘古典悲劇原典等文本的引用同樣漏洞百出，其中出現(xiàn)了難以計數(shù)的語文學錯誤！薩義德最推崇的偉大的歐洲語文學家：奧爾巴赫、施丕策、柯提烏斯（從左至右）茨奧科夫斯基于《超語文學》的結尾說：
在一個節(jié)骨眼上，當許多學術出版機構無法遵循過去的常規(guī)，為書稿的初審和后期編輯做很多工作的時候，不管我們將自己稱為語文學家、比較學家、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文化史家、中世紀研究學者，還是任何其他什么東西，且不說是對語文學的回歸，只要我們能夠承諾將開始重新小心謹慎地對待學術，那么，一切都還會不錯。也許別人會覺得我還有這樣的信念是過時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但我還是要把它說出來：只有對言語、事實和觀念等同樣地顯示出我們的關心，方才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學問的分類和我們表述的思想，最終也是最重要的，是對得起文學。假如我們必須“重新語文學化”語言和文學研究，那么，我們就應該在這個范圍內(nèi)開始做。不管我們正在做語文學還是超語文學，讓我們熱愛語文（let us love the logos）。誠哉斯言！“熱愛語文”是語文學的本質(zhì)，也是人文科學實踐的核心。茨奧科夫斯基曾轉(zhuǎn)述他的哈佛同事斯文升庫（Ihor Sevcenko，1922-2009）教授說過的一句名言：“語文學是一個很窄的東西，然沒有它，其他一切均無可能。”所以，不管語文學研究是多么的艱難，人文科學研究必須要回歸語文學，而不能進入超語文學的歧途。茨奧科夫斯基的哈佛同事斯文升庫（Ihor Sevcenko，1922-2009）教授（來源：encyclopediaofukra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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