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在北京的地位開始變化，成為皇帝變法團隊的核心人物。他們陸續(xù)舉薦自己的同黨，如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所謂的“軍機四章京”，這些人卷入中國政治的核心，與原先的朝中重臣產(chǎn)生不小的矛盾與沖突。變法開始，許多而康有為的行事作風、激進的變法主張也令許多傾向變法的人望而卻步，有人懷疑這樣的變法是否能夠成功。1898 年的夏天，一切變得躁動起來。

 —— 許知遠

1898

  時間：1898 年

  地點：北京

  人物：康有為、梁啟超

1898 年 6 月，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正式開始變法。

康梁崛起

新舊兩派沖突暗涌

在光緒召見之后，梁啟超受命籌辦譯書局和編譯學堂，同時又卷入《時務報》改官報的糾紛中，與汪康年反目成仇。

康有為在北京獲得了真正的影響力，皇帝似乎明顯對他表現(xiàn)出興趣，他的身邊也確實圍繞著一個能量巨大的小團體。除了萬木草堂的師生，楊深秀、宋伯魯、徐致靖、陳其璋等御史也是康有為熱切的追隨者，張元濟、壽富、闊普通武是更松散的成員。此外還有李盛鐸這樣的人物，時而表現(xiàn)出維新意識時而又因政治考量走向相反的反向。

在官品上，這個團體處于權力的邊緣，大部分人只有六品至四品的官銜，最顯赫的李端棻也只是戶部倉場侍郎而已，勉強算是高官。不過言官的特權給他們帶來直接的影響力，讓他們成為一個高度活躍的團體。對于很多人來說，康有為可以直達天聽，懂得皇帝的心意，他自己也樂于宣揚這一點，盡管與皇帝只有一面之緣。即使頗富維新意識的士大夫也常常對他們張揚的作風感到不安。翰林院學士蔡元培日后回憶說：“我雖然對他們表示同情，但生性不喜趕熱鬧，未嘗一訪康氏”。他與梁啟超也是鄉(xiāng)試同年，“但亦未與之見面”。

但另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輕官員很容易被“康黨”的大膽主張所吸引。三十七歲的岑春煊是太仆寺候補官員，他生于廣西的官宦之家，父親岑毓英曾署理云貴總督。他以性格魯莽、暴烈著稱，這一年春天結識了康有為，加入保國會。禮部主事王照時年四十歲，同樣脾氣暴烈。這個直隸人有位聲名顯赫的曾祖父王錫朋，是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死于定海的三位總兵之一。王照自幼對詩文缺乏興趣，熱衷于天文地理、兵法、中外掌故。他二十歲時中秀才后，卻投考了京師同文館，成了林樂知、傅蘭雅編譯書籍的熱心讀者。1894年他在會試中高中進士，進入翰林院。他也是一名與眾不同的翰林學士，享有“身軀奇?zhèn)?，治事有能名”的名聲?/p>

王照最初驚異于康有為的思想與行動，卻沒有出現(xiàn)在保國會的名單里，跟康有為也沒有深入交往。在這個群體中，梁啟超的個人光芒再度收斂起來。盡管“康梁”的稱謂已四處流傳，而且經(jīng)由《時務報》，他在士林中的聲名甚至比康有為流傳得更廣，但在現(xiàn)實中，他遠不似紙面上那般文采飛揚。王照頻頻去南海會館，只遇見過梁啟超兩次，還不如見到徐致靖、楊深秀、譚嗣同的次數(shù)多。他猜梁啟超更像子游、子夏一樣的人物，以文學才能而不是謀略與組織著稱。張元濟也有類似的觀感，“卓如固不羈之才，然以云辦事，則未見其可”。

康梁崛起的同時，新舊兩派的矛盾與沖突也開始升溫。變法的急切與焦躁引起了許多反對聲音，以禮部尚書許應骙為首的禮部堂官抗議廢除八股等事，卻被皇帝罷黜，這一人事調整如同官場地震，令新舊兩派沖突越演越烈。

軍機四章京

廣開言路的進步與荒誕

推動變法過程中，康梁陸續(xù)舉薦自己的同黨，如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所謂的“軍機四章京”，這些人卷入中國政治的核心。他們其中比較清醒的人已感到步履維艱，務須小心翼翼。比如劉光第，他覺得這個任命遲早會招來禍端，他給家里人寫信說，新派和舊派的關系已是“勢成水火，將來恐成黨禍”。而楊銳在給朋友的信里說，皇帝與太后不和，“變法事大，禍且不測”，他意識到自己深處要害地位，“死無日矣”。

▲楊銳（左）與劉光第（右）

四章京的主要工作是處理各種上書。廣開言路的結果之一是許多荒誕、可笑甚至毫無可行性的上書傳入軍機處。其中有一封上書署名“漢水漁人”，他說自己從師學道在洞中修煉多年，神通廣大，今望氣知太平之運將至，故奉師命下山立功，以繼姜子牙、諸葛孔明而起”。還有一個貴州舉人說，要征集天下的壯士，以三千人組成敢死隊，“日日操練，結以信義，如果遇到事情就三千人橫行天下，先行直當其鋒”。同時也有合理的建議，一位刑部主事建議在北京設立煤氣路燈，另一個說北京應該有電車，而且用收電車費來支付修路的費用。

一個被長期壓抑、沒有表達機會的社會，突然開始表達之后，綻放出的混亂是有生命力的。

2019

  時間：2019 年

  地點：北京

  人物：許知遠

這一章寫得最困難的是梁啟超，關于他的資料太少了。他一定替康有為擬了很多奏折，但他具體做了什么事情，所記的資料非常少。他的朋友王照、張元濟都說過，好像梁啟超不太辦事情，很多在后面寫文章。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現(xiàn)在也不清楚。存留的史料很少，大批的信件也遺失了，因為當時梁啟超與許多人的通信戊戌變法失敗之后被抄走了。我們很難描繪在那個躁動的夏天梁啟超做了什么。

所以這一章我在描繪各種情緒，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間的此消彼漲，互相觀察，變革一方身上那種洋洋得意，梁啟超也必然不可避免那種躁動，我很想描述這種感覺，而且我想歷史就是這樣的感覺。

現(xiàn)在去南城找各地方會館的舊居，都察院應該是人民大會堂一帶。都察院、翰林院、包括東郊民巷一帶，是一個非常密集的區(qū)域。這個區(qū)域里，各種謠傳信息肯定互相流傳。我覺得那是一個充滿謠言的夏天，一些誤認為自己掌權的維新者充滿了亢奮，一些覺得要自己失去權力的那些傳統(tǒng)力量充滿了焦灼。另一些人可能更清醒，比如蔡元培，他覺得這樣的維新方式很難成功，他懷疑地看著這一切。

那一年的春天和初夏中國遭遇了巨大的事情。1897年末德國占領了膠州灣，很多人認為這是甲午之后中國又一次面臨被瓜分。到了農(nóng)歷3月底、4月時，大家誤以為英國人會幫助中國人要回這個地，結果英國人又順便把威海衛(wèi)割掉了。當時還有親俄派，誤以為俄國人會幫助中國人完成某種制衡，最后俄國人把旅順又拿走了。中國各個地方都面臨著被瓜分的可能，所以這種焦灼感是刺激所有人做出行動的重要原因。

維新變法當時形成了很大的風波，但這個風波仍然像一個大的茶杯里的風波，它的很多東西沒有擴散到更廣泛的區(qū)域。他們都是政治的局外人，很難理解權力如何運轉，像那些老謀深算者，像李鴻章他們都會很清醒地意識到這樣是很難的。但后者又敬佩這些人的勇氣，因為掌握權力或者了解權力的人不敢做出這樣的推動。盲目和無知可以給人帶來勇氣、推進行動，歷史大部分都是非深思熟慮的、盲動的。

我對他們的感受還是佩服、同情居多，當然懷疑也很多，但這都是我們的后見之明。他們那時候都是年輕人，梁啟超25歲，康有為40歲。我今年都43歲了，作為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我推動我公司變化都覺得難得要死。他們普通話也不太好，能在那個時候的北京做出這樣的努力，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變法這個東西很難講，我覺得可能無法怪罪這些文人和知識分子，面對僵化、龐大的系統(tǒng)，比如英國的系統(tǒng)，他們的社會改良者，從來有生存的縫隙、有表達空間。但中國這些縫隙、空間太少了，多元的結構太弱了，單元的結構很難形成良性的改革力量。因為我們整個制度沒有正常的表達渠道，這使得要不就全盤的壓迫感，要不然就是突然推翻，中間缺乏過渡的、回旋的余地。

戊戌可能失敗了，但它留下了很多種子，變革的種子、觀念傳播的種子。它們可能在十幾年后發(fā)生了作用，本來變化都是緩慢地發(fā)生作用。我們現(xiàn)在可能仍然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之中，因為這么大體量的國家發(fā)生變革，它需要的時間可能更漫長，我們需要耐心等待這個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