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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來，學(xué)界多以為浙本翻刻殿本。傅以禮《校刊殿本〈總目〉跋》、洪業(yè)《〈四庫全書總目引得〉序》、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王重民《論〈四庫全書總目〉》、《跋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出版說明》（1964年12月）、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臺北商務(wù)印書館影印殿本《弁言》(1983年）、華立《四庫全書縱橫談》等，皆主浙本源出殿本說，似乎已成定論。其實不然。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刻本的底本乃頒發(fā)文瀾閣庋藏的四庫館繕寫本，今歸浙江圖書館收藏，原鈔寫本尚存二十七卷，經(jīng)對校，全部吻合。尤其文瀾閣寫本中的訛誤，如卷六九《吳中水利書》提要“書中有并圖以進(jìn)之語，載于其上加貼黃云: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jìn)上”，“載”為“而”之誤；卷七八《日本考》提要“明李言恭、都杰同撰”，“都”為“郝”之訛；卷七九《欽定歷代職官表》提要“迨秦漢內(nèi)設(shè)夫卿，外制列郡，而官制一變”，“制”為“置”之訛；卷一六三《覆齋遺集》提要“又有務(wù)畜人才疏”；“務(wù)”為“豫”之訛；卷一六四《恥堂存稿》提要“歷官端明閣學(xué)士”，“閣”為“殿”之誤；“端平間知（氵丐）州”，“（氵丐）”為“沔”之訛；卷一六五《四明文獻(xiàn)集》提要“蓋捃拾殘剩，非其真矣”，“真”為“舊”之誤；《晞發(fā)集》提要“而節(jié)概亦卓然可觀”，“觀”為“傳”之誤，等等，浙刻本皆沿襲之。上述八處訛誤，除第二條外，殿本皆不誤。當(dāng)然，浙江翻刻本較原寫本又增加了部分手民之誤，如:卷六九《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提要“二湖皆王元暐所浚”，翻刻誤作“緯”。卷七〇《歲華紀(jì)麗譜》提要，誤作“記”；《閩中海錯疏》提要“故征引不能博贍”，誤作“瞻”；卷七一《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提要“蓋指其父邦彥也”，翻刻脫“彥”字；卷一五一《李群玉集》提要“群玉字文山，澧州人”，誤作“灃”；卷一六四《蕓隱橫舟稿》提要“萍泛不羈”，舍為“覉”；《文山集》提要“后人復(fù)集眾說以益之”，誤為“又”；卷一六五《須溪集》提要“大率破碎纖仄”，誤為“太”，大多因形近音近而訛而漏校者。亦有翻刻補(bǔ)正原闕者，如卷一五一《李群玉集五卷后集五卷》提要，文瀾閣寫本將前一“五”字圈掉，未補(bǔ)，而翻刻本補(bǔ)“三”字以足之。 殿本《總目》究于何時付刊？原本無標(biāo)識可尋。考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弘歷抽查續(xù)繕南三閣《四庫全書》，發(fā)現(xiàn)李清《諸史同異錄》“任意比擬”，下令“掣出銷毀”；同年四月二日，軍機(jī)處奏稱“現(xiàn)在刊刻《總目》，應(yīng)一并查明改正”，是至遲在乾隆五十二年，殿本已在刊刻中?？赡暝?，不僅原本無標(biāo)識，且文獻(xiàn)無征，眾說紛紜。大體有五說：（1)乾隆五十四年；（2)大概是在乾隆五十五年；（3)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之中)；（4)約在乾隆五十八年冬季；（5)乾隆六十年。 殿本與文瀾閣寫本（浙本）比較，四方面不同：（1）封面簽題不同。殿本大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獨立為一書；文瀾閣寫本大題“欽定四庫全書”，雙行小字注：集部 總目卷X X，顯然是分置四部之首，惟卷次連貫，相對獨立，翻刻浙本始集中在一起。（2）殿本卷首析為四卷，浙本為一卷，而內(nèi)容比殿本多出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圣諭》一通。（3）各部、類諸書提要排列順序，殿本與庫書序列大致相合，浙本則多有顛倒。（4）殿本后出，較文瀾閣寫本修改甚多，個別字、詞、句的磨勘，卷數(shù)的修改，在四百處以上，而大的改動，整段改寫，亦有多處，如卷五五《周忠愍奏疏》提要，浙本“明末積習(xí)，好以嘩訐取名，其奏議大抵客氣浮詞，無禆實用。起元諸疏，尚多有關(guān)國計民生，非虛矜氣節(jié)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錄其《奏疏二卷》”一段，殿本改寫為:“當(dāng)魏忠賢肆虐之日，國事日非，幾幾乎毒焰熏天，狂瀾淚地，無恥者從風(fēng)而靡，代為搏噬，無論矣；即皦然自好者亦潔身去之而已。起元獨與楊、左諸人奮起而嬰其鋒，雖卒至白骨銜冤，黃泉茹痛，而士大夫尚賴此數(shù)十君子知世間有廉恥事，亦不可謂非中流之砥柱也。其人足重，斯其言可傳，豈明末臺諫連篇累牘、徒以嘩訐取名者所可同日語哉！錄而存之，以表章忠義之氣也。”文字大增，言詞激昂，是深入體會弘歷“殷鑒不遠(yuǎn)，尤當(dāng)引為炯戒”旨意的作品，也可能與當(dāng)時懲治錢謙益等貳臣的政治需要有關(guān)。 前面提到，王重民關(guān)于殿本優(yōu)于浙本的判斷是正確的。不過，王氏堅持“浙本翻刻殿本”誤說，進(jìn)而推論浙本“有一些地方的確是刻錯刻脫的字，但是還有一些地方是在翻刻過程中經(jīng)過?？倘擞幸庾R改動的”。浙本確有刻錯的字，那是就文瀾閣藏寫本《總目》而言，與殿本無涉。但是，“有意識改動”之說純屬脫離實際的臆測。主持?？痰那劐?，曾任繕寫處分校官，是懂得王法的；謝啟昆曾于揚州知府任內(nèi)因徐述夔《一柱樓詩》案(乾隆四十三年九月）被革職，一之為甚，豈可再乎？歷史經(jīng)驗說明，只有首先認(rèn)清浙本、殿本的來源，正確解釋其差異，才有可能做出全面系統(tǒng)的《校記》，并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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