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澳大利亞的建立很多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流犯的歷史，澳大利亞人長期以來也有著一種重構自身歷史的傾向（似乎這種自我美化的愛好各民族都存在），但事實是即使在1960年代之前，澳大利亞的歷史學家都對流犯制度殖民史諱莫如深，但是這個建立在近代流放制度基礎上的國度的建國史實在離我們太近，是無論如何都隱藏不了的。但是即便是有著這種陰暗的歷史淵源，現(xiàn)在的澳大利亞卻是西方世界強國之一，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這種簡陋的種族主義論調(diào)在這里并不成立。

（18世紀世界地圖）

18世紀前半段的世界地圖上太平洋南部還是一片空白，那時候人們猜測在那里應該有一片大陸，人們叫它“南方大陸”，這就是后來澳大利亞名字的來源。1769年英國人庫克帶著一個測量任務駛入這片海域，當時英國皇家科學院希望利用金星凌日的現(xiàn)象，測量出地球距離太陽的距離，庫克要去塔希提島觀測金星凌日。第二年的4月份，庫克的“奮進號”發(fā)現(xiàn)了澳大利亞，他把最初發(fā)現(xiàn)的這片海岸稱為“新南威爾士”。因為隨船的兩位年輕的植物學家要從這次航行種帶回3萬多種植物標本，所以他們把首次停靠的海港起名為“植物灣”。隨后他們沿著海岸向北航行時距離植物灣以北15英里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座海港，庫克以當時海軍部長的姓把該港口命名為“杰克遜港”，這個港口后來改名為“悉尼港”?；氐接⒏裉m的庫克受到媒體的熱烈歡迎，伊甸園一樣的塔希提島讓公眾心醉神迷，至于新南威爾士——既然已經(jīng)證明南方大陸是個子虛烏有的猜測，那么也就是沒有多大意義了。此后整整17年，再沒有人想起這個地方來。

（高更畫作）

從現(xiàn)在的眼光看，18世紀的英格蘭可謂引領了人類歷史的潮流，工業(yè)化從這里起航，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但在這之前的兩個世紀里，使得英國得以超過荷蘭等商業(yè)強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土地所有權的集中現(xiàn)象，其中農(nóng)村公有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所謂的“圈地運動”扮演了一個爭議極大的角色，其結果是一方面以大型農(nóng)場為基礎的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在英國的完全成型，英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遙遙領先于歐洲各國，另一方面雇傭勞動力大幅增加，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為后來的工業(yè)化奠定了人力基礎。18世紀中葉以前，英國人口增長速度緩慢，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幾乎保持恒定，約為600萬，但是18世紀40年代以后，人口增長速度逐漸加快。1750年到1770年間倫敦人口翻了一番，這種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速度被稱為英國“人口革命”。

倫敦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喬治時代的倫敦本身就像是工業(yè)革命初期社會巨大貧富分化的具象的體現(xiàn)。倫敦的西區(qū)是高尚的住宅和新月形的街道，街區(qū)和廣場經(jīng)過規(guī)劃，房屋實行強制的建筑標準，但是倫敦的東區(qū)卻是窩棚簡陋、狹窄陰暗、雜亂無章的經(jīng)濟公寓，這里星星點點的貧民窟隨處可見，人口擁擠到極致，一個每周租金從9便士到1先令的地窖里可能住30個人。污水直接流入明溝，混雜著屠宰場和鞣皮廠氣味，老鼠大軍光天化日之下翻箱倒柜。擁擠的地方連掩埋死人都變成奢侈，窮人腐爛的尸體充塞所謂的“窮人坑”——一種在教堂地帶的露天大坑，這種景象一直到1790年在倫敦都很常見。兒童6歲起就要做工，職業(yè)病泛濫成災，失業(yè)和饑餓是家常便飯，人們只能用廉價的杜松子酒來麻痹自己。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即造就了后來的工人階級，也造就了倫敦的“暴民”。本來“人口革命”就使得英國中位年齡不斷降低，勞動力市場達到飽和，政府根本沒有有效緩解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現(xiàn)象的手段，大量的都市化的無根浮萍的青年人將犯罪當成謀生的唯一手段。1971年一本《論都市警察》的書聲稱，倫敦有11萬人靠著犯罪生活，“暴民”成了喬治時代社會的一種身份標志。法國大革命之后，雅各賓主義的血腥恐怖使暴民問題似乎成為一種更大的威脅，犯罪率和革命問題的結合使隨后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相信社會上存在一種“犯罪階級”。

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都市犯罪率，喬治時代的英國人制定了范圍最廣數(shù)量最大的死刑的成文法。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沃爾瑟姆黑色法案》，它規(guī)定的各種應判處絞刑的罪名多達兩百多種，燒玉米垛、偷獵兔子、砸毀魚池、甚至把臉涂黑站在大馬路上和砍伐一株用于裝飾的灌木都可能招致絞刑。但是雖然偷一個面包就有可能被判絞刑，但是這畢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法官不愿意太過頻繁的將人送上絞刑架，國王為了顯示仁慈，又往往使用所謂“皇家豁免權”，于是這就形成一種矛盾，上層的高貴人士壓根就不愿意看到這些“犯罪階級”，但他們又不想過于弄臟自己的手——殺人太多畢竟不夠紳士，所以“流放”就成了最好的辦法，就像將排泄的臟污傾倒到遠遠的地方，眼不見心不煩。

從古至今世界各地從不缺乏流放制度，古希臘“陶片放逐法”、中國隋朝的“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俄國十二月黨人以及古拉格群島，但所有這些都與英國的流放制度以及目的大相徑庭，因為從一開始英國的流放制度就不僅僅是一種處罰，而更像是某種解決麻煩的手段——就像一個健康的成年人通過腸胃將污穢物排泄掉一樣。1597年英國的一條法律條文中，明確懲治流氓、流浪漢和冥頑不靈的乞丐的法案，將游手好閑者從本王國驅逐出去，發(fā)配至海外指定的地方。1755年以前這個指定的地方大多數(shù)指的是美洲，一批批重刑犯源源不斷的運至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的種植園。但是1755年以后，美國各殖民地紛紛起義，北美獨立戰(zhàn)爭最終使英國人沒法將流犯發(fā)配到這片土地上去了，于是英國監(jiān)獄立刻泛濫成災。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倫敦通過了《廢船法案》，以清潔泰晤士河的名義將犯人關在泰晤士河以及南方各海港廢棄的船體上。這些囚船一般排成一排錨泊，七拼八湊，像是浮動的廢墟，一副貧民窟的樣子，里面擁擠不堪，暗無天日，臭不可聞。這本來是在打敗北美清教徒之前的應急手段，但是1783年喬治國王被迫承認美國的地位，北美洲這個“便桶”就徹底被堵塞了。到了1790年犯人的數(shù)量每年增長1000人，如何擺脫這些“犯罪階級”成了當局當務之急。到底把這些“倫敦下水道里流淌的污穢物”傾倒到哪里呢？哪里可以接替美洲成為新的垃圾場呢？關于這個地點的爭論其實從來就沒有停止過。1779年倫敦下院成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解決如果美國不接受流犯后，被判處流放的流犯應送往何處的問題。備選的地點有直布羅陀、非洲西海岸，而澳大利亞從來就是個次要方案，但是到了1785年，基本只剩下澳大利亞這一個次要方案了，因為經(jīng)過考察原定的幾個地點都因為干燥貧瘠等這樣那樣的原因不適合拓居。到了1786年，英國的監(jiān)獄和囚船已經(jīng)到了即將奔潰的地步，暴動和疫病頻發(fā)，政府已經(jīng)沒有一年半的時間（從英格蘭到澳大利亞需要8個月）派遣船只考察，所以同年8月一份殖民澳大利亞的正式文件呈遞內(nèi)閣，10月喬治三世任命菲利普為殖民船隊的船長和新南威爾士的總督，1787年5月?lián)碛?span style="line-height: 32px;margin-bottom: 0px;margin-left: 0px;margin-right: 0px;margin-top: 0px;word-break: normal;word-wrap: normal;">11搜船只的第一船隊跌跌撞撞的啟航。

（倫敦塔）

選擇澳大利亞曾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松樹和亞麻。18世紀的戰(zhàn)略物資中，松樹和亞麻對海軍的重要性相當于今天的石油，當時戰(zhàn)艦的桅桿和帆桁需要巨大、筆直、堅韌的針葉松圓材，而亞麻則是輪船帆布的原材料。當時英格蘭這兩樣東西來自于俄國波羅的海海岸的里加，不列顛島和印度都沒有這種圓材，庫克船長在1774年的一次航行中，發(fā)現(xiàn)距離澳大利亞1000英里的諾?？藣u上生長著巨大的松樹和亞麻，他再航海日志中寫道“據(jù)我所知南太平洋上沒有一個島嶼有樹可供船只制作桅桿和帆桁。。。。。。這個發(fā)現(xiàn)可能既實用，也很有價值”，雖然當時的英國政府的確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是真正選擇殖民澳大利亞的原因還是為了解決流犯問題，所以呈報內(nèi)閣的計劃書中只將這一點列為次要理由。后來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因為諾福克島之后沒有為大英帝國提供任何戰(zhàn)略物資——諾?？藣u松樹的本質(zhì)根本不適合制作桅桿，而且也沒能建立起原來想象中的亞麻工業(yè)。當然，這是后話。

1787年的第一船隊帶著736名流犯，從樸茨矛斯港口出發(fā)，向西南方向經(jīng)加里納群島的特內(nèi)里費（西班牙屬地）和佛得角群島，橫跨大西洋穿過赤道到達南美的里約熱內(nèi)盧，休整一個月后，船隊轉向東，再次橫渡大西洋，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航程到達非洲最南端的開普敦，然后繼續(xù)向東，通過時間最長最艱難的海路到達澳大利亞的植物灣。現(xiàn)代人很難想象當時航海條件的惡劣，只以一點為例，長時間航海的船只衛(wèi)生條件都極其骯臟，18世紀船只底部的污水現(xiàn)在沒人可以想象，“海水像發(fā)酵潑濺的肉湯，與糞尿、嘔吐物、腐爛的食物、死老鼠和偉大的帆船時代成千上萬的別種玫瑰油攪合在一起”，“成群結隊的害蟲——老鼠、臭蟲、虱子、蟑螂、跳蚤，從船底的污水里鉆出來”。囚犯住在底艙，臭氣蒸騰，酷熱難當，條件極端惡劣。當時的船只沒有舷窗，為了防火不許點燈或者蠟燭，黑暗的像墳墓，唯一新鮮空氣來自一個帆布通風管，一旦遇到風暴艙口就必須用板條釘起來。沒有換洗衣服，甚至沒有干衣服，襤褸不堪。骯臟惡劣的條件里，人幾乎變成了獸，只為了一點點舒適可以干任何事，第一船隊有記載姓名的330人中有127名女性，分布在四艘女囚船上，這些女囚已經(jīng)完全不存在任何廉恥之心，看守者海軍陸戰(zhàn)隊員只要愿意，一小杯朗姆酒就能買下一個女人，而任何懲罰都沒法阻止女囚前往海員的住處。但不管怎么說，第一船隊的整個15000多英里航程優(yōu)點像是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舉，歷經(jīng)252天，沒有丟失一艘船只，死亡人數(shù)只有48人——死亡率比3%多一點點。鑒于當時嚴酷惡劣的航行條件，這是個了不起的成績。

網(wǎng)絡上曾經(jīng)有這么一篇紅極一時的網(wǎng)文，說是英國政府最初按照裝船的人數(shù)付費，結果人犯死亡率非常高，平均超過了百分之十，最高達百分之三十七。政府官員想了很多辦法，包括派官員上船監(jiān)督，限制裝船數(shù)量等等，但都不起作用。最后他們將付款方式改為依據(jù)下船的人數(shù)付費，于是死亡率立刻降到了百分之一，船東為了提高生存率還在船上配備了醫(yī)生等等。這篇網(wǎng)文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它的心理依據(jù)是只要用心掌握某種竅門，所有的麻煩自然迎刃而解，這種是一種典型的“懶人心理”，與我們現(xiàn)在面對癌癥等重癥時總期望尋找到某種民間秘方是一樣的。事實是，帆船時代的航海從來就不是一件愜意的事，人只要出海就會受罪，就會面臨死亡，不管他是不是囚犯。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英國海軍有一個簡單的規(guī)定，除了戰(zhàn)斗傷亡之外，在海上死于疾病或者事故的人，只要少于海員總數(shù)的三十分之一即為正常。而19世紀中期渡過大西洋前往美國的自由移民，在海上的死亡率大致也就是三十分之一。

1787年第一艦隊啟航到1868年最后一艘流犯船只靠岸西澳之間，英國政府從英格蘭和愛爾蘭一共發(fā)出了825艘犯人船，總人數(shù)大致為16萬。整個監(jiān)禁流放史上，情況最糟糕的是第二艦隊，1006個囚犯中有267人葬身大海，另外至少有150人在登陸后去世。如果不算流放史上因失事沉沒的船只，死亡率最高的是第二艦隊的“海王星號”，499名囚犯中158人喪生，剩余的341人中269人失去了自理能力，也就是說只有72人登陸時身體健康較好。第二艦隊的消息傳回英國后，引起了一定反響，官方出現(xiàn)一陣慌亂，無論是政府還是公眾都沒有預料到會死這么多人。但是影響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倫敦市政廳雖然進行過調(diào)查，并對“海王星號”的船長和大副進行了審訊，但兩人最后都無罪開釋。整件事唯一真正造成的影響是政府再沒有與承攬第二艦隊的公司簽訂運輸合同。18世紀的海上航行船只配備外科大夫是必須的，不管有沒有囚犯，但是合同商或者船主配備的外科大夫存在素質(zhì)層次不齊，工作敷衍了事的情況，例如1796人“不列塔尼亞號”的船長鄧諾特無中生有的鞭笞囚犯，打死了6個人，而隨船的外科大夫拜耶既不肯監(jiān)督鞭笞也拒絕為犯人包扎傷口。政府后來對兩人進行了調(diào)查，但沒有采取法律行動，不過鑒于鄧諾特“近乎過嚴”和拜耶的“瀆職”，兩人再沒有上過流放船。高昂的死亡率迫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延遲付款，按上船流犯的人頭算，25%的余款要待到流犯上岸后，身體健康時再付。流放船的船長和外科大夫要由悉尼的總督頒發(fā)證明，如果證明他們表現(xiàn)優(yōu)秀，流放委員會就會給他們發(fā)獎金。但是這些措施的效果都很難說令人滿意，而且合同商往往可以利用其他手段賺錢，除了常見的克扣囚犯的飲食之外，把船上裝滿貨物（例如朗姆酒），以很高的標價拿到悉尼去賣就是獲利頗豐的生意，所以本來就很擁擠的船艙，因為貨物的擠占就更加擁擠，囚犯的生活條件就更加惡劣。真正比較有效果的做法是政府給每條船安排的海軍外科大夫或者監(jiān)督員，他們的工作就是監(jiān)督流犯的健康，糾正船上官員的虐待行為，觀察合同商派遣的外科大夫是否稱職，根據(jù)這種安排1792年到1793年的四艘流犯船的670名囚犯中，僅有14人死亡。但是等到1795年以后，由于拿破侖戰(zhàn)爭的爆發(fā)，英國人沒有多余的海軍外科大夫用于配備流犯船，沒有配備官方督察員的船只死亡率明顯升高，最高達到六分之一。到了1815年，監(jiān)督辦法的進一步改變，同時海軍軍醫(yī)從戰(zhàn)爭中學到了更多的醫(yī)學知識，流犯船的情況得到了大幅度改變。其中一名叫威廉勒德芬的本身就是流犯的醫(yī)生起了很大作用，根據(jù)悉尼總督的命令他對1814年最糟糕的三艘流犯船進行了調(diào)查，勒德芬的報告給英格蘭當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強調(diào)需要通風設施、擦洗甲板、流犯需要洗頭、用石灰和“焦油”進行消毒、進行熏蒸以及鍛煉身體，他堅持認為每條船都必須有海軍外科大夫作為政府中介。該計劃一經(jīng)采納馬上顯示出效果，流犯的死亡率降至一百二十二分之一，并在此后很少超過百分之一。

整個澳大利亞監(jiān)禁流放史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787年到1810年，目的是清空英國的囚船和監(jiān)獄。1793年拿破侖戰(zhàn)爭開始，運輸?shù)桨拇罄麃喌牧鞣笖?shù)量大幅下降，原因在于戰(zhàn)爭需要更多的人手和兵源，而且英國參戰(zhàn)以后也拿出更多的船只來運送流犯。第二階段是1811年至1830年，流放率又開始增加。尤其是1815年戰(zhàn)爭結束后，英國人口增長失調(diào)，犯罪率大幅爬升。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牧區(qū)畜牧業(yè)的發(fā)展需要更多的流犯勞動力。這一時期的流犯人數(shù)約占流放總人數(shù)的31%。第三階段是1831年至1840年，這是整個澳大利亞監(jiān)禁流放史的頂峰，不過1830年以后，一股強大的反奴隸制輿論潮流開始涌動，同時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開始憎恨背負的流犯惡名以及來自流犯勞動力的競爭。第四階段是1841年至1868年，流犯的作用越來越小。最后一批流犯給了處于胚胎期的西澳，那這個距離悉尼3000英里的沙漠和叢林地區(qū)無法吸引自由勞動力。

1960年以前如果一個澳大利亞人到倫敦就有遭人嘲笑的危險，沒有一個澳大利亞人愿意有個當流犯的祖先，但很少有人敢百分百肯定自家的族譜上沒有流犯，對1960年的中上層澳大利亞人來說如果有，那就是個污點，必須要藏起來。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澳大利亞人并不這么看，尤其是愛爾蘭人后裔，他們用一種很常見的標簽來定義自己的身份，他們認為澳大利亞的流犯多數(shù)不是罪犯，而是反抗圈地地主的自耕農(nóng)，他們清白無辜，充滿男子氣概，反抗專制與不公正，然而這更多是種自我美化的安慰。在承襲于中世紀流放制度的澳大利亞監(jiān)禁流放史中，絕大多數(shù)流犯都是因為偷盜、詐騙等各種各樣的“侵占財產(chǎn)罪”（大約占五分之四），英國人的嚴苛的法律條主要在于保護個人資產(chǎn)，但是犯罪行為并不是如英國人恐懼的存在一個“犯罪階級”，說到底不過是貧窮就會生盜這一個簡單的原因，大多數(shù)犯罪只不過因為貧窮落后、缺乏工作、流離失所、住宿條件惡劣、吸毒上癮、希望渺茫而已。不管怎么說，這種因為一個國家政府的命令而被迫流放的一大群公民的現(xiàn)象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世界也不再曾有一個國家像澳大利亞這樣誕生。英格蘭——這引領工業(yè)革命引擎的，有著“光榮革命”之神圣加身的國家——同時也第一個繪制了“古拉格群島”的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