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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為什么請求到彭澤為官?為官十八余日為什么棄官歸鄉(xiāng)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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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淵明最后一次出仕，為彭澤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jié)束。此時的淵明，政治態(tài)度入于明確的時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時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這時的他是有意識的了：他這樣做，而且也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他以往的田園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時卻是勞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農(nóng)民的生活。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許多反映田園生活的詩文，如《歸園田居》五首、《雜詩》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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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原因：

1、陶淵明曾祖或為陶侃（尚存爭議，但二者的親緣關(guān)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晉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過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說，或名岱或名茂），父親是個“寄跡風(fēng)云，寘茲慍喜”的人，具體事跡已不可考。由此可見陶淵明身世顯赫，魏晉時期貴族子弟做官為社會風(fēng)俗，就如同王羲之父子。因此陶淵明也不能免俗。
2、儒家思想以“治國平天下”為最高理想，任何儒家弟子都有入仕為官的愿望，陶淵明亦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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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陶淵明逐漸形成歸隱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時代政治的原因。陶淵明生逢亂世，他的一生經(jīng)歷了三個朝代、十個皇帝，社會處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動蕩的黑暗時期。在這樣的社會中，陶淵明的治世理想是難以實現(xiàn)的。晉宋時期，推行的是門閥世族制度，政治極端腐朽。門閥世族制度萌生于東漢末年，形成于魏晉，魏文帝曹丕為篡漢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為門閥制奠定了基礎(chǔ)。中正官“計資定品”只重門第，不重鄉(xiāng)議。司馬家族建晉之后，繼續(xù)推行這一政策，逐漸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官位世襲局面。土族與庶族有著明顯的界限，不僅政治、經(jīng)濟(jì)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權(quán)勢之大、氣焰之盛，這皇權(quán)也不能完全控制。晉武帝司馬炎時，土族王愷、石崇斗富，石崇對司馬炎資助給王愷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樹不屑一顧，隨手打碎，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門的人士很難有做官、晉升的機會。當(dāng)時的名士、犍為李密就曾發(fā)出了“朝中無人，不如歸田”的慨嘆。陶淵明祖上雖做過高官，但仍屬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場上始終受到歧視。從他29歲到41歲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辭官。第一次 ，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處當(dāng)僚佐；第三次，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在劉裕手下任參軍；第四次，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將軍劉敬宣部下任參軍。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澤令。不久，他就脫袍歸隱，再未出仕。這五次出仕，他在職的時間前后累加也不過四、五年，所任官職都是些參軍、縣令之類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他那“大濟(jì)蒼生”的遠(yuǎn)大抱負(fù)。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這樣仕而退、退而仕，反復(fù)不已。這時期陶淵明的思想在“用世”問題上發(fā)生的反復(fù)曲折的變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徹底破滅的思想狀況，在他的詠懷詩中都有所表現(xiàn)。
其次，陶淵明所受的教育和他個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隱的重要因素。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揚四海的賢臣，陶淵明的祖父陶茂、父親陶逸，也都是沖和溫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淵明多次寫詩文贊美他們的清高品行：“功遂辭歸，臨寵不忒”，“行不茍且、言無夸矜……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yuǎn)寄?！边@些都顯示了他對祖先的高曠人格的由衷贊詡。家庭的熏陶，對他養(yǎng)成清高淡遠(yuǎn)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淵明個人的氣質(zhì)稟賦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較為脆弱的心理素質(zhì)，也是造成他在仕隱之間反復(fù)不已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桓玄和劉裕當(dāng)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頓起，于是便滿懷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辭官，顯示了他那書生式的沖動性格。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澤令之后，因為不能忍辱納垢，憤然辭官而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他那句“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的話，縮編為“不為五斗米折腰”當(dāng)做追求個人尊嚴(yán)的名言普遍采用，成為一種類似于“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傲人氣節(jié)，這思想當(dāng)然是可貴的。但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他的原話，恐怕還會發(fā)現(xiàn)其中另有歧義，至少說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藝術(shù)家型的。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詩人，但卻難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官員。陶淵明對自己的這種性格也有所認(rèn)識。在許多詩中，他多次提到“無適俗之韻”，這個“韻”除了政治思想內(nèi)涵外，當(dāng)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與子儼等疏》中，他更明確地承認(rèn)了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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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五斗米折腰

陶淵明是東晉后期的大詩人、文學(xué)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是赫赫有名的東晉大司馬、開國功臣；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但到了東晉末期，朝政日益腐敗，官場黑暗。陶淵明生性淡泊，在家境貧困、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讀書作詩。他關(guān)心百姓疾苦，有著“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yuǎn)翥”的志向，懷著“大濟(jì)蒼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由于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fēng)，不久就辭職回家了，隨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

后來，他陸續(xù)做過一些官職，但由于淡泊功名，為官清正，不愿與腐敗官場同流合污，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陶淵明最后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來檢查公務(wù)，潯陽郡的督郵劉云，以兇狠貪婪聞名遠(yuǎn)近，每年兩次以巡視為名向轄縣索要賄賂，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否則栽贓陷害?？h吏說：“當(dāng)束帶迎之?！本褪菓?yīng)當(dāng)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郵。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兒折腰?！币馑际俏以跄転榱丝h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小人賄賂獻(xiàn)殷勤。說完，掛冠而去，辭職歸鄉(xiāng)。此后，他一面讀書為文，一面躬耕隴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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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簡介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后親友私謚靖節(jié)。東晉潯陽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當(dāng)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后，他的個性、修養(yǎng)，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fēng)。外祖父家里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xué)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jīng)》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xué)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xué)了儒家的《六經(jīng)》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yǎng)了“猛志逸四?！焙汀靶员緪矍鹕健钡膬煞N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yuǎn)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jì)蒼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當(dāng)時門閥制度森嚴(yán)，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quán)的時機，他當(dāng)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保ā?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熬糜螒偎绾窝驮谧?？”（《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fēng)于規(guī)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fā)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quán)。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xiāng)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lián)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起兵討桓平叛?；感鴶∥髯?，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zhèn)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當(dāng)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qū)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dá)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xiàn)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愿。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后，作風(fēng)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xiàn)象。經(jīng)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yù)先下威嚴(yán)的禁令）的整頓，“內(nèi)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fēng)俗頓改“。其性格、才干、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chǎn)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rèn)為應(yīng)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lǐng)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xiàn)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經(jīng)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405年）轉(zhuǎn)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dāng)束帶迎之?！彼麌@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xiāng)里小幾折腰?！彼焓谟∪ヂ?。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jié)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xiàn)“大濟(jì)蒼生”的理想抱負(fù)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后、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tǒng)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guān)。歸田之初，生活尚可?！胺秸喈€，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安删諙|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灸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绷x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zāi)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nóng)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xué)，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保ā讹嬀啤罚┯谩昂投煌钡恼Z氣，謝絕了老農(nóng)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jì)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jīng)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xù)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jì)，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jì)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jì)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碧吹罎?jì)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xiāng)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jié)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xiàn)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jié)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zhǔn)則。他所謂“道”，偏重于個人的品德節(jié)操方面，體現(xiàn)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昂镁粑岵豢M，厚饋吾不酬?！c仁義生，夕死復(fù)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jié)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yè)，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fā)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保ā对佖毷俊菲湮澹┒切┌藏殬返赖墓糯t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并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zhǔn)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xué)思考。“自然”一詞不見于《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xué)特有的范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于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zhì)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tài)，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guī)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yīng)當(dāng)順應(yīng)自然的狀態(tài)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jīng)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zhì)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zhì)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dá)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里，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靶巍敝复似笄箝L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沖突與調(diào)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dǎo)出來的順化、養(yǎng)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xué)。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后天的經(jīng)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復(fù)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dá)到，特別是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詩境里，但作為醫(y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

陶淵明是魏晉風(fēng)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fēng)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shù)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shù)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shù)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shù)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tài)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shù)化人生的表現(xiàn)。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shù)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fēng)流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