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亞鵬、孫瑋鈞根據廠技術處下面的技術交流股提供的外來進修人員名單，要求廠保衛(wèi)處立刻把這些人請到會議室來參加座談會。

結果，座談會還沒正式開始，書包的主人就找到了。人員到齊后，保衛(wèi)處忻副處長剛把要調查的情況向與會人員說了說，還沒向大家介紹來自市公安局的二位偵查員，馬上有人站起來說那個書包是他的。于是，袁亞鵬、孫瑋鈞就請他去隔壁屋子談話。

書包的主人名叫刁培清，二十四歲，來自江蘇徐州，去年大學畢業(yè)，后被一家正在籌建的鋼廠招收為技術員，受單位指派前來上鋼三廠培訓。上鋼三廠對兄弟單位外派來取經學習的人員是不給任何福利待遇的。那個年代講究堅持原則，冶金局、勞動局規(guī)定外派人員一律不得享受上海的福利待遇，那就是鐵律，理解要執(zhí)行，不理解也要執(zhí)行。因此，所有外來學習人員都是自己解決住宿，至于用餐，可以在上鋼三廠食堂搭伙，但要自己買飯票菜票，還得交搭伙費。那時，上鋼三廠還沒有建招待所，所以這部分人員只能自己設法尋找住處。

刁培清本來是可以在上鋼三廠附近的農村花錢租間民居作為臨時住所的，可是他臨離開徐州，去鋼廠籌備處拿介紹信、借支生活費時，正好廠長在場，問他去上海準備住在哪里。刁培清如實相告。廠長說：“你不必花這個錢了，為國家節(jié)省點兒開支吧?！闭f著就給他寫了一張紙條，讓他到上海后去徐家匯江蘇省政府駐上海辦事處找老鐘同志，“他叫鐘連盛，是我當年在八路軍時的部下，他看了條子會給你安排住處的，不會收你一個子兒。”刁培清抵滬后前往辦事處，老鐘看了老上司的條子，二話不說就把他領到附近的一處公寓樓，這幢七層建筑的第三層是江蘇省辦事處長租的，老鐘把刁培清安排在樓梯間。樓梯間面積不大，只有七八平方米，可是床鋪、寫字臺、衣櫥都是現成的，刁培清覺得很滿意。

當然，也有不稱心如意的方面一一離上鋼三廠太遠了，中間隔著黃浦江，來來回回還得擺渡。不過，因為這是廠長安排的，刁培清必須服從，況且可以為國家節(jié)省一筆住宿費，是好事兒，所以，遠就遠點兒吧。

然后，就要說到那個紅色漆皮本子上關于上鋼三廠鋼鐵資料的記載了。刁培清解釋，他來上鋼三廠學習，是備了專門的筆記本的，放在廠里的更衣柜里。他每天到廠后需要換下平時的衣服穿工作服，那時就把書包放進更衣柜，把筆記本裝進衣兜，插一支鋼筆，再進車間或者會議室。

去年12月上旬的一天，刁培清到廠后正掏鑰匙準備打開自己的更衣柜時，上面一格柜子的主人、廣西南寧來的小馬端著一碗從食堂買來的豆?jié){風風火火地進來了。小馬的柜子是不上鎖的，他把柜門拉開后，因為豆?jié){燙手，就急忙把那個碗放在了打開柜子的邊緣，不料一不留神把碗弄翻了，豆?jié){順著柜子的縫隙淌到了下面的柜子里。幸虧刁培清動作快，急忙把里面的東西往外拿，可許多東西還是遭了殃，其中就包括那本剛用了一周的工作手冊。

這天是上鋼三廠的技術科長給他們作報告，當然是需要記錄的，刁培清的工作手冊給豆?jié){打濕了不能用，他只好把自己那個專門記錄、摘抄雜七雜八內容的紅色漆皮本子帶上了。因為是臨時替代，所以他就只記錄了些數據，當天下班后另購了一個新本子，連夜把技術科長的報告整理出來了，而紅皮本子上的那些數據，就留在了上面。

那么，丟失了書包為什么不去輪渡站尋找呢？刁培清說他那天感冒了，有點兒發(fā)燒，頭暈腦脹的，才在上班途中把書包給弄丟了，回到廠里去醫(yī)務室看病時才發(fā)覺。他在上班途中要換三趟公交車、一趟輪渡，根本不清楚書包是丟在什么地方了，想想里面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所以也就不打算找了。

偵查員立刻對刁培清的上述陳述進行調查，查看了刁培清所說的被豆?jié){潑過的那本工作手冊，詢問了小馬以及當時也在場的兩個人，還去醫(yī)務室查問了那天接診的醫(yī)生并查看了藥方，最后確認刁培清所言屬實。

之前專案組寄予希望的這條線索，至此就斷了。

三、調查“二勞”系統

與此同時，其他幾條線的偵查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就在袁亞鵬、孫瑋鈞跟刁培清談話的時候，偵查員朱友存、郭國成正在前往上海市糧食局的路上。

怎么查到糧食局去了呢？朱友存、郭國成二位負責的是對勞改、勞教簡稱為“二勞”的兩個系統的查摸，因為反動宣傳品中列舉了上海市勞改、勞教兩個系統的內容，比如解放上海后，增加了哪幾個勞改隊、勞教隊，這些勞改隊、勞教隊關押著多少犯人和勞教人員等信息。朱友存、郭國成接受調查使命后，隨即去了當時屬于上海市公安局管轄的勞改處、勞教處，要求核對關押犯人和勞教人員的數字是否與反動宣傳品中所提及的相符。結果，發(fā)現數字竟然差不多。

這樣，朱友存、郭國成就有理由認為反動宣傳品中的數據不是空穴來風。既然不是空穴來風，那就有調查下去的必要。于是，兩個偵查員找到了負責這兩個系統的公安處，就此情況向一位張姓科長請教：這些數據有可能通過何種渠道泄露出去？

張科長原是市公安局交警處的，他喜歡大清早到馬路上去檢查交通情況，有時發(fā)現哪個路口擁堵，也不管自己是穿著便服出來的，二話不說就上去指揮。半年多前正是申城“梅子黃時家家雨”的梅雨時節(jié)，最容易發(fā)生交通擁堵，張科長一大早就出了門，在離家不遠的一個路口疏導交通，結果被一個莽撞小伙子駕駛的摩托車撞飛，身負重傷。幸虧附近就是第一人民醫(yī)院，老張撿回了一條性命，但不能再干交警了，于是，組織上就把他安排到勞改公安處當了一名科長。

此刻，這位上任不到一個月的科長對于朱、郭二人的回答是：這個情況不大好說。為什么呢？因為上海市公安局勞改、勞教兩個系統一共有多少勞改隊、勞教隊，每個單位大致有多少犯人和勞教人員這樣的情況，每次領導在會上都會提到，而且，內部的一些文件或者宣傳資料上也時不時會說到，局里下發(fā)的表彰材料上也會出現，所以，幾乎所有同志都知道這些信息，要查是從哪里泄露出去的實在不容易。整個兒上海勞改、勞教系統一共有數千名干部，你該向哪個單位去查？向哪個人去查？

張科長的話可能有點兒“沖”，可是偵查員認為他說得沒錯，情況確實是這樣，于是放棄了這個調查思路，另外再尋找突破口。兩人商量下來，決定去向基層干部請教這個問題。郭國成的一位“華野”戰(zhàn)友叫許志平，不久前轉業(yè)到提籃橋監(jiān)獄當管教員，郭國成決定去提籃橋監(jiān)獄找他聊聊。

許志平告訴他們：“張科長說得沒錯，確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監(jiān)獄里關押著多少犯人，勞教人員的數據也知道。除了張科長所說的那幾個途徑外，我們在開本系統會議，或者參加大型活動以及療養(yǎng)、培訓學習的時候，各單位的干部都是打亂后安排住宿的，大家聚在一起，閑著無事就瞎聊天，聊到工作時當然要說到各自單位的情況，犯人、勞教人員的數據也就在不知不覺透露出來了。不過，根據我對周圍同志的了解，我們這些干部都是有覺悟的，再說每年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一條條規(guī)定要背得滾瓜爛熟，所以我認為不會有人向外界泄露?！?/p>

朱友存、郭國成點頭認可許志平的這個觀點。郭國成遞上一支香煙，向老戰(zhàn)友請教：“那么，老兄你看敵特分子這方面的情報又是從哪里獲取的呢？”

許志平點上香煙抽了兩口，緩緩開腔道：“可能是從糧食局泄露出去的也難說?！?/p>

朱友存、郭國成都是一怔，尋思怎么扯到糧食局去了？許志平解釋道：“監(jiān)獄在押囚犯的糧食跟社會上的居民一樣，也是定量供應的，這點，自從1914年提籃橋監(jiān)獄建立以來就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也規(guī)定了‘統購統銷’的糧油計劃定量供應。監(jiān)獄犯人的糧食參照社會居民的標準，根據勞役崗位予以定量，比如機修中隊的鍛工勞役崗位，也就是打鐵的鐵匠，跟社會上一樣，每月供應糧食四十五市斤；其他不同的勞役崗位根據不同的勞動強度規(guī)定糧食定量。不過，監(jiān)獄畢竟屬于跟社會隔絕的場所，所有規(guī)定對外是嚴格保密的，所以囚犯的糧食定量也是保密的。關于這方面，我們剛到這里報到，單位組織大家學習時，領導就特別強調：我國的勞改勞教人員的數字是必須保密的，糧油、棉布供應的數量也是相應保密的，如果這些生活必需品的數據傳到社會上，外界就可以推算出我國在押勞改勞教人員的數量。因此，我們這條戰(zhàn)線上的糧油、棉布供應走的是特別通道，比如糧油就是由市糧食局的軍糧處負責調撥供應的。”

兩個偵查員聽許志平說到這里，終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糧食局軍糧處有人把提籃橋監(jiān)獄在押犯人的糧油供應數字泄露出去，落到敵特分子的手里，他們就會推算出提籃橋監(jiān)獄大約關押著多少名囚犯。

于是，啥也別說了，直奔上海市糧食局吧。

市糧食局軍糧處出面接待他們的是一位一條腿微瘸的科長，姓江，蘇北人。郭國成是部隊轉業(yè)過來的，一看對方那架勢，尋思多半是軍人出身，而且是受過傷落下殘疾的榮譽軍人，一問，果然如此！江科長人很豪爽，聽說郭國成也是從部隊轉業(yè)下來的，備感親切，把兩人扯到食堂請吃飯，還自掏腰包買了一瓶白酒助興。那時候也沒有幾項禁令，別說工作時喝點兒小酒了，就是酒駕也沒人管——只要別出事兒。所以，朱友存、郭國成也就恭敬不如從命，喝就喝吧。

江科長一喝酒，話匣子就打開了，問二位兄弟是來調查啥的，老哥我只要幫得上忙，絕對樂意助你們一臂之力。偵查員把要了解的情況說了說，江科長馬上說：“這不可能是從我們糧食部門泄露出去的！”

為什么呢？

江科長解釋：“軍糧處掌握著駐滬部隊和屬于上海市管轄的勞改隊、勞教隊，包括上海設在安徽、江蘇的勞改、勞教農場在內的糧油供應，在軍糧處工作的同志都是經過組織上精心挑選的可靠分子，接受的保密教育比你們所說的提籃橋監(jiān)獄的管教員還要多，如果我們跟他們搞一個保密知識方面的競賽，包贏！所以，我們軍糧處不會發(fā)生泄密問題?！彼姸税胄虐胍桑盅a充道，“你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你們說臺灣特務機關空投的反動宣傳品內還有關于軍事方面的內容，那么我問一下，是否有駐滬陸海空三軍部隊的具體人數？如果軍糧處有人泄密的話，人家特務分子還不一并把軍糧的供應情況也打聽清楚了？”

朱友存、郭國成聽著覺得不無道理，正交換眼色時，江科長說：“這樣吧，我把軍糧處負責跟提籃橋監(jiān)獄聯系的干部老伍叫來，看他是否可以給你們提供什么線索?！?/p>

老伍是舊上海典當鋪賬房出身，對會計業(yè)務極為精通，平時工作忙碌時，他可以同時一心三用：一邊打算盤，一邊填寫報表，肩膀和下巴頦還夾著聽筒接聽電話。當然，軍糧處之所以用他，不單單是他的業(yè)務水平，還因為他是革命烈屬，兩個兒子都是新四軍，犧牲在抗戰(zhàn)前線。所以，盡管老伍的政治面貌是群眾，可組織上是很信任他的。

老伍一露面，問題竟然迎刃而解了。他告訴朱友存、郭國成，你們要查的這個問題，多半是特務分子從釋放、解教的勞改、勞教人員那里打聽到的。

二人聽著不禁感到驚奇：對于監(jiān)獄干部都再三進行保密教育的內容，怎么會讓勞改、勞教人員知道呢？

老伍說，他由于聯系工作的原因，每月有十天半月都要去位于上海以及皖南、蘇北的勞改隊、勞教隊，主要是核對賬目，理論上來說就是要防止有的單位多領糧油份額，這在當時可是如同銀行金庫人員挪用金庫的鈔票一樣，一旦被發(fā)現必須即刻就地追究責任，逮捕判刑絕不是一句空話。所有勞改、勞教單位在押人員的糧油、被服、勞防用品發(fā)放、隊內購買必需品等賬目，都是由在押人員中在社會上從事過財會工作的人來負責的。雖然這部分人員的數量極少，但這些特殊會計對自己所在勞改、勞教單位的在押人員數字應該是了如指掌的。如果敵特分子一旦知曉這一內幕，他們只要有意識地跟這些刑滿釋放人員略略交談，就可以掌握具體數據了。

朱友存、郭國成兩人聽著，先是驚奇，后是不解：對于收集情報的敵特分子來說，如果通過老伍所言的這種方式獲取數據的話，那不是舍近求遠嗎？試想，敵特分子要想跟那些在財會勞役崗位上的人員接觸，首先必須得知道這些釋放、解教人員的釋放日期以及姓名、地址，然后才可能找到他們探聽消息。這些資料只有“二勞”單位的管教科掌握，如果敵特分子能夠從他們那里打聽到這些人的資料，那為何不向提供資料者直接打聽在押人員的人數呢？

偵查員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跟老伍和江科長探討，那二位想想倒也是。江科長問老伍：“你看是否還有其他途徑可能泄密？”

老伍對“二勞”單位的了解畢竟有限，思忖片刻，搖了搖頭。

當晚，專案組開碰頭會，組長雷紹典副局長也來參加了。聽罷朱友存、郭國成的匯報，他說：“我記得反動宣傳品中關于在押勞改犯的人數情況只有提籃橋監(jiān)獄的說得最詳細，而且特地說明這些人數是‘截至1956年9月’的，這似乎可以作為線頭追查一下?！?/p>

眾人七嘴八舌議論下來，認為雷副局長的說法靠譜。于是，曾振環(huán)副組長就讓朱友存、郭國成次日再去提籃橋監(jiān)獄調查。

1月22日，朱友存、郭國成二赴提籃橋，這回是正式外調，也不找郭國成的戰(zhàn)友許志平了。監(jiān)獄方面的接待人員聽他們說明了來意，介紹了一應情況。朱友存、郭國成兩人聽下來，證實糧食局軍糧處那個伍會計的說法準確無誤，“二勞”單位內部確實是由在押人員結算賬目的，提籃橋監(jiān)獄也不例外。偵查員問如果確是由接觸賬目的犯人把相關數據傳遞出去的，那得通過什么途徑？

對方回答，從理論上來說，無非是三條：一是通過信函的方式；二是通過會見家屬傳遞出去；三是犯人刑滿釋放回歸社會后向外界透露的。

朱、郭二人就對這三種方式進行梳理。第一種信函方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為在押人員每月可以給家屬寄發(fā)信函一次（規(guī)定只能寫給家屬），在寄出前必須交給干部審閱，然后由干部寄出，干部不可能允許哪個犯人把獄內情況向外界透露。再看第二種情況，即會見家屬時傳遞。上世紀五十年代時中國監(jiān)獄的設施和如今根本沒法兒比。那時家屬會見就是在一個大廳里，通常是監(jiān)獄干部進餐的飯?zhí)茫派弦慌砰L長的桌子、凳子，會見時家屬、犯人相對而坐，干部則在犯人后面巡視，嚴防飛條子、談及敏感的內容，以及有人情緒失控出現暴力行為；對于重點對象，還會安排干部專門在其后面固定監(jiān)控。所以一般來說，他們是沒有可能在會見時忽然告訴家屬監(jiān)獄里從幾月到幾月消耗了多少糧食和食用油的。

這樣，偵查員的注意力就集中到第三種可能上——接觸數據的犯人刑滿釋放。有沒有這種情況呢？接待人員隨即往監(jiān)獄管教科打了電話，得知監(jiān)獄去年10月13日刑滿釋放了一個名叫張乾誠的犯人，符合第三種可能的條件。

卷宗顯示情況如下

張乾誠，漢族，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興的一個地主家庭，初中文化。1930年經人介紹到上海法租界一家米行當賬房先生，1936年拜杜月笙為師加入青幫?？箲?zhàn)爆發(fā)的次年，去了日偽政權的“糧秣供應站”當會計?？箲?zhàn)勝利后，日偽的“糧秣供應站”解散，他去了親戚開的機器廠做了賬房先生。本來，張乾誠是可以過一份太平日子的，可是，他不珍惜這份太平，參與了替親戚策劃偷逃稅賦的非法活動，而且在賬目上大動手腳。這在當時乃是一樁嚴重的犯罪行為，很快就引起了稅務機關的注意，警方隨即跟進。于是，張乾誠和親戚雙雙被捕，親戚領刑十年，張乾誠被判了六年。

張乾誠進了提籃橋監(jiān)獄。由于他有二十多年會計工作的經歷，立刻被監(jiān)獄安排到了相應的勞役崗位，負責監(jiān)獄犯人的膳食賬目。這樣，張乾誠就成了全監(jiān)獄犯人中最了解本監(jiān)獄有多少在押犯人的一位。張乾誠本應在1958年3月3日刑滿釋放，由于他在服刑期間表現出色，所以監(jiān)獄報請法院給他減刑一年五個月，于1956年10月13日提前獲釋。

偵查員馬上想到反動宣傳品中關于提籃橋監(jiān)獄的在押犯人人數是“截至1956年9月”的，這就跟張乾誠的獲釋日期吻合起來了。尋思張乾誠有在獲釋后向人透露這方面數據的可能。于是，就把張乾誠列入了調查名單。

當天下午，朱友存、郭國成前往張乾誠家所在的北站區(qū)天目路的管段派出所，向戶籍警了解了張乾誠及其家屬的情況。張乾誠釋放后向工商局申領了執(zhí)照，開了一家出售食品雜貨的小店鋪。其妻系上海中興皮鞋廠的廠醫(yī)，三個子女均已結婚成家，分別在鐵路局、銀行和商業(yè)局工作，一家人日子過得還不錯。派出所沒有接到過關于其有不法行為或者跟可疑人物接觸的反映。

于是，朱、郭二人就在戶籍警的陪同下去了張乾誠開的食品雜貨鋪，當面向他了解這個問題。張乾誠說了自己獲釋三個多月來的情況，二人沒有發(fā)現什么破綻。

朱友存、郭國成交換了一下眼神，都認為這人身上沒戲。

既然沒戲，那就干脆把話說透吧。朱友存掏錢向張乾誠買了盒香煙，幾個人抽著煙聊了起來。朱友存有意把話題引到監(jiān)獄在押犯人的數量上。按張乾誠的說法，基本上每個在押人員都知道本單位大致上關押了多少人，而且有些人還能從其所在的中隊有多少干部推算出全監(jiān)獄干部的大致人數。犯人們平時閑聊時，這方面的數據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傳得全監(jiān)犯人都知道了。至于偵查員所說的數據截至9月，那可能是一種巧合。由于天氣的原因，一般夏天是不往其他勞改單位遞解犯人的，所以自6月份開始到9月份，提籃橋監(jiān)獄的在押犯人數基本保持不變。其間雖有到期釋放的犯人，可是同時也有判刑后從看守所遞解進監(jiān)的，所以在押人員數基本持平。

張乾誠這么一說，偵查員簡直傻眼了。凡是在提籃橋監(jiān)獄待過的犯人都知道在押人員的數量，那這條線索豈不是一團亂麻嗎？這該從哪里著手去查呢？

當晚，專案組決定放棄這條線索。

四、神秘電話

1月24日是農歷小年。專案組諸君不管在上海市區(qū)有沒有家，都沒時間和心思去湊這份熱鬧。

從這天開始，專案組把調查焦點集中到了上海公安系統內部，確切地說，是集中在有可能跟公安系統內部某人相關的一個神秘電話上。

臺灣特務機關空投的反動宣傳品中沒有直接與上海市公安機關有關的內容，只是在一篇題為《漫談中共的愚民政策》的政治性評論文章中提及上海市1956年1月至6月的治安情況時，說“以上海市公安局內部自稱的1956年1月至6月的全市刑事、治安案件發(fā)生率與實際發(fā)生率相比較，就人為地將其下降了約27%，對內部尚且如此，向社會民眾公開時就可想而知了”。專案組偵查員在審讀到上述文字后，隨即就對該文章所披露的數據進行了核查，發(fā)現該數據是1956年6月30日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在市局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三十五周年大會上做的報告中披露的，后由市局政治部作為內部資料下發(fā)給基層民警學習。偵查員還了解到，領導講話稿是由市局辦公室組織幾位同志寫的，其引用的數據是辦公室根據市局治安處、刑偵處和各分局按月報告的發(fā)案數量匯總的。

那么，這其中是否真的存在人為壓低的情況呢？當時中國還沒有開展“反右”運動，思想領域比較寬松，專案組有偵查員敢這樣想，提出來后領導也敢拍板讓他們去調查；于是，偵查員隨機抽查了十二個基層派出所，了解下來，他們確實是根據實際發(fā)案數字向上級匯報的，從來沒有哪位領導要求派出所故意壓低數字。

這樣，偵查員心里有了底，認為上述數據所以能被臺灣特務機關列入反動宣傳品借以制造謠言惑眾，肯定是我公安機關內部有人把它們泄露出去了。所以，調查可以從追查去年市局政治部下發(fā)的那份內部學習資料著手。

偵查員高鏡明、老柯、韓芒三人受命對此進行調查，他們了解下來的情況是：市局政治部當時只負責組織編印這份鉛印學習資料，待到印出來后自己只拿了十份留底，其余的概由市局辦公室分發(fā)下去了。

到市局辦公室問下來，情況確實是這樣。不過，由于政治部在這份資料上印著“內部資料，注意保存”，所以市局辦公室具體經辦的同志出于謹慎，在下發(fā)到基層時專門備了個本子用于簽收，并要求“學習結束后，按下發(fā)數量如數回收，上交局辦”。話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當時下發(fā)的資料總數是四百五十份，后來一份不少地回收上來了。那位同志很認真，說著還邀請偵查員去保管資料的庫房查看。高鏡明、老柯、韓芒三位也很認真，還真的去庫房看了，把那些資料一份份點了數，四百五十份果真一份不少。那個簽收本也和資料捆扎在一起，查看下來，確如那位同志所說，有詳細的簽收記錄。

偵查員商量片刻，議出一個辦法：當時這些資料是下發(fā)到各分局后由分局發(fā)給各科室、派出所的，既然這是唯一的一條泄密途徑，那就還得請基層單位協助調查。不過，這種協助調查跟以上的調查有所不同，凡是針對公安系統內部的調查，專案組需要專門打報告請市局領導批準后才可實施。

副組長曾振環(huán)起草了一份報告，請專案組組長雷紹典簽批。雷紹典簽字后說讓經辦偵查員起草一份內部協查通知，以市局辦公室的名義發(fā)下去即可，所有環(huán)節(jié)都由他去協調。

這份協查通知是大前天上午由三位偵查員駕著摩托車直接下發(fā)到各區(qū)派出所的，過了一天，即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專案組忽然接到一個電話。那是內勤程博安接聽的，說了一聲“喂”后，聽筒里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她膽怯地用耳語般的聲音問道：“請問是調查反動傳單案子的‘1.15’案件專案組嗎？”

程博安剛回答了“是的”，其他話還沒來得及開口說，對方就掛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