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輝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寫過一首題為《中隱》的詩。朝政紊亂，仕途險惡，迫使官員不得不考慮歸隱以明哲保身。歸隱也有不同的選擇。有道是“大隱隱于鬧市，小隱隱于山林”。白居易選擇的是“中隱”，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隱于偏遠的山林，而是去東都洛陽任一個虛設(shè)的官職。這樣，依舊可以享受做官的好處，又避開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險惡的朝廷。中唐時期宦官弄權(quán)，權(quán)臣傾軋藩鎮(zhèn)割據(jù)，朝中不時波濤洶涌。白居易屢經(jīng)宦海風波，加之進入了暮年(寫《中隱》一詩時已58歲)，意志走向消沉，做這樣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他似乎有先見之明：他離開長安六年之后的太和九年，發(fā)生了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之變”。遇害的宰相中有兩個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貫反對宦官專權(quán)，此時如在長安，很有可能被卷進去，遭遇不測之禍。

從白居易個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選擇到洛陽“中隱”，應(yīng)該說是他的幸運。那么，題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講呢?

白居易自太和三年春來到洛陽，到唐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秋去世，在洛陽居住了18個年頭。其間除在河南府尹(駐洛陽)任上當了約兩年半的行政長官，其它時間基本上處于休閑狀態(tài)，終日飲酒賦詩，以文會友，放情于山水之間。他常去的游覽之地，便是洛陽城南伊水邊上以眾多石窟佛雕聞名于世的龍門及與龍門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帶。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極遁世思想，想來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這位曾經(jīng)意氣風發(fā)、敢于針砭時弊的詩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門。這在他的《醉吟先生傳》中也有剖露：“棲心釋氏(釋迦牟尼)，通學(xué)小中人乘法。”太和六年，他的至交、詩人元稹去世，他用為元稹撰寫墓志所得六七十萬錢的筆潤，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停酥僚R終之前，遺囑“葬于香山如滿師塔之側(cè)”。后人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選擇，將他葬于香山，并將其大子白道、實為其晚年生活寫照的《醉吟先生傳》，刻在一方大然巨石上，立于墓側(cè)。

這位本來入世甚深，志在匡濟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蘇州刺史等地方官時體恤民情、政績卓著的大詩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獨善其身”了呢?

我們來看他在退隱洛陽后寫的一首詩：“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nóng)桑苦，耳里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他不只是吐露一下心聲而已。他把這顆恤民之心，吐在了貫穿龍門的伊水之上。龍門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處被稱做“八節(jié)灘”、“九峭石”的險灘，礁石猙獰，水流湍急，水道經(jīng)常阻塞，船筏過此，常常翻船、擱淺。因此，即使在數(shù)九寒天，船夫筏子們也得光著身子，赤腳下水拉船推筏。常來香山寺的白居易，耳聞目睹，深為同情，憂慮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兩年，他傾注自己的財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開通了八節(jié)險灘。

這位寄情山水的詩人，終歸未忘民瘼。但是，從他晚年留下的詩篇來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門的詩人，已經(jīng)和“中隱”以前那個意氣風發(fā)，敢于針砭時弊、仗義執(zhí)言的白居易拉開了很大的距離?！褒堥T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龍門下作》)。“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fù)還”“且共云泉結(jié)緣境，他生當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絕》)。他這個時期詩作的基調(diào)，大致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詩風，可煙火氣明顯淡化了。

我們從他當諫官(元和三年白居易遷升左拾遺)時期所作《秦中吟》《新樂府》中讀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擊權(quán)貴和政治弊端的詩篇，從《有木》那組寓言體中讀到的諷喻詩，在他晚年的詩作中，幾乎消失了。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新樂府》)已經(jīng)淡出了他的視野。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也和他一起退隱?！杜眯小分小巴翘煅臏S落人”，那種悲辛之嘆已經(jīng)絕響。環(huán)境變了，心情變了，要他再掬一把“江州司馬”之淚，是弄錯了時空。

應(yīng)該說，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這“不幸”，是從文學(xué)史的角度說的，是千載而下讀者的不幸。

當然，對古人，我們不能苛求。由于歷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詩作上的不足，并未影響他在中國詩歌史乃至世界文學(xué)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位“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的大詩人，已憑其大量的杰作，在詩壇上奠定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詩作，對中國、特別是對他選擇終老的洛陽來說，也不失為詩心別寄、很值得研究的一份遺產(chǎn)。伊水有幸，它兩岸的龍門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納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這是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的事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去洛陽參觀龍門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時候墓園荒蕪，記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塊刻著《醉吟先生傳》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陽，看過龍門石窟后，特意重訪白墓。墓地已擴大成占地四十多畝的“白園”，和龍門石窟隔伊水遙遙相對，構(gòu)成一幅意涵豐厚的文化風景。在白園，我留意到兩處景點。一處是“樂天堂”。堂門兩邊一副對聯(lián)，左為：“西湖筑白堤，龍門開八灘，倡樂府，詩諷諭，志在兼濟天下”;右為：“履道鑿園池，香山臥石樓，援絲竹，賦青山，樂于獨善其身”。把詩人“中隱”前后的生活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道路都照應(yīng)到了。堂內(nèi)的那尊詩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兩種神態(tài)：身處園池，目接山水，一派閑散氛圍;一手扶地，表情肅穆，又透出憂國憂民之情。而在南北兩道詩廊中陳列的中國書法家和日本書法家所書碑刻，則多為詩人憂國憂民之作，如《賣炭翁》《杜陵叟》《賦得古原草送別》。以白居易的詩眼，對于他“中隱”前后留下的詩作，歷史的評價、歷史的選擇應(yīng)該是他生前可以預(yù)料的，可對他自己所作的選擇，我們只能抱憾了!

原載：《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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