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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克勤先生七十壽序》中，對于曾發(fā)誓以死報國，后貶居鄉(xiāng)里的徐先生，歸莊以為“先生以微官里居，義可以不死，至今斂跡海濱……即全其天年，以無愧于 亡友也”，他對徐的不死并無咎言。而這位徐先生，當初只是因為其赴任地“地方之艱危，前令之受禍”、“丑地危時，不可測也”，所以才會有“誓不反顧，以死 報國”之語；而當其被免官隱居，即脫離了不得不死的具體環(huán)境后，遂于家鄉(xiāng)“全其天年”。 歸莊自己也多次談到生死的問題。在《斷發(fā)三首》中，他說“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高堂兩白頭，三男今獨子，我復不反顧，殘年安所倚？”如果說家難后因奉老盡孝而不能死的話；在安葬父母后，歸莊又當何以自處呢？ 他在《聞詛》中寫道，“顧自二十年來，家禍慘痛宜得死，窮惡宜得死，舉動魯莽宜得死，文筆不慎宜得死，”“夫以數宜死而幸不死，何以得此哉？蓋祖宗庇 之，天赦之?！闭f的慷慨氣壯，非但不諱言死，而且坦然言不死，時人對殉節(jié)與否的生死觀由此也可見一斑。由此可見，對于普通群體而言，生死的選擇更多的是取 決于具體環(huán)境而非來自上層話語的死節(jié)標準。他們更看重的也許是生的現實努力而非死節(jié)的象征意義。事實上選擇死的也確是少數，除去那些為勢所迫不得不死的， 多數人選擇了生。既生存，便要有其價值證明生存依據。 當時的普遍觀念，尤其是中下層士人的主流意識仍偏向于生，甚至可以說時論對于生死的輿論還較為溫和。 易代之際，相對來說，士人的處境較為艱難，生存空間也極狹窄。但也恰因如此，他們反而創(chuàng)造出了許多新的生存方式，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士人的生存選擇。 他們如何看待投降者變節(jié)、仕清一向被認為是極敏感的話題，因其關乎知識分子的氣節(jié)，民族精神的高尚性問題。此種有意無意的顧慮，某些時候可能有礙于歷史真相的讀解。 錢謙益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歸莊如何看他呢？照常理，以歸之性格、氣節(jié)，當不屑與錢來往，更別說深交了。 但事實上，在歸的生活中，顧是摯友，錢是良師，兩人對其影響極大。歸自始至終對錢尊敬備至，感激有加。在無錢安葬家人時求助于錢，在顧炎武入獄時想到的 亦是錢，可見顧在其心目中之地位。一向以氣節(jié)著稱的歸莊何以“委身”拜于變節(jié)者門下，且與之交好終生不渝？這在今人看來極反常之事在當時會不會是極自然普 通之事？ 歸莊在《某先生八十壽序》（某先生即錢謙益）中，對錢之中道委蛇表示理解，“賊之名不必諱，”更是說得坦蕩直率，毫無心虛或 有意寬慰之意；況以歸如此耿直之人，必不會假言以媚權貴。在《祭錢牧齋先生文》中，歸悲的是錢“遇之窮，以見嫉，不逢，喪志終”，而非其變節(jié)仕清，壞了名 節(jié)大義，為士人不恥。 歸莊與當朝官員的交往也似乎較為平常，在《送葉子吉太守北上序》、《博士張先生升任送行詩序》、《送張耐庵先生 之任太倉序》、《天長司論張先生六十壽序》（張為一人）中，歸對他們的政績往往有贊許之言并提出建議。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張耐庵先生之任太倉序》中，歸 莊說“今日江南州縣之官，皆不可為，唯儒官可為?！毕挛挠终f，“先生誠引而進之，崇獎其學，振作其氣，鼓舞其才?！保ù藦埾壬恢睘閷W官）可見，他認為故 明之人，尤其是為官者，應以學術傳承為己任。而此種思想與顧炎武所說的亡國與亡天下又頗為接近。在歸的《吳梅村先生六十壽序》中，歸莊的祝壽詞也是以吳的 “推揚先道，下交晚進者”為中心的。此又可為一例。 另外，歸莊晚年曾因印刻自己曾祖父文集之事四處奔走，在吳梅村的薦引下求助御史季 滄華。季“以富貴驕人，自矜于圣，乃至戲虐，”歸遂“拂衣徑出”。歸開始并未因季的仕清而不愿求助于他，后來與季的沖突也只是因為季“以富貴驕人，自矜于 圣，乃至戲虐，”而并非他的氣節(jié)有什么問題。 種種事實表明，當時的遺民對仕清者并無明顯不滿之言、責備之意。一貫的道德準則似乎比變節(jié)與否重要的多。 此外，當時遺民后代仕清已極為普遍，甚至還獲得贊許。遺民中不乏仕清者，再算上接受清政府給予的褒獎、稱號者，如果以純粹的變節(jié)標準衡量的話，恐怕清白 者寥寥無幾。而且，遺民對朝廷的態(tài)度也有了很大轉變。歸莊在《天長司論張先生六十壽序》時說，“今國家方留意人才，下至吏員雜流，亦得量才擢用，況科貢正 遵，坐難于破格之舉乎？”可見他對清的官員選拔政策較為肯定，夷蠻等字眼已不復出現。 諸多方面都表明，當時仕清者的處境并不如今人想象或者他們中某些人所言的艱難。 多元生存環(huán)境下的遺民明清易代的復雜環(huán)境下，士人行為極其復雜。尤其是久被關注的名遺民們，他們或與新朝故國有密切之關系，或曾涉入仕途，或為某學派領 袖。其言行的純潔性，反映士真實生存狀態(tài)的準確性都值得斟酌，一些簡單問題可能被復雜化，真實的狀態(tài)可能被異化。加上那些別有用心，欲借題發(fā)揮的人和以抵 御世風流弊為己任，出自善心的人，當時的士人氣節(jié)和道德標準遂被越抬越高。其實，中國自古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這也不足為奇。 如果承認了當時士人生存選擇的多樣化，就必然要涉及到遺民對當時人們?yōu)樯娑扇〉牟煌绞?，比如投降、自殺、出家、隱居等方式的看法。當時的遺民，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苛刻，事實上，他們非常的寬容。 當時大儒黃宗羲說“亡國之戚，何代無之……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 而失中者也?！鳖櫻孜湔f“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肉食者謀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士之分止于不仕，士之責在于保天下，時人的責任觀、價值觀于此可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易代也可看成是士人價值觀的消解與重建的過程。對當時的士人而言，國亡、家亡、民族危亡，明清之際一系列的震蕩，沖擊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價值目標——行道、立功，士大夫階層基本道德要求忠、義、仁、孝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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