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從建立王朝開始,基本上就有史官制度,史官多是世襲。 春秋時,齊國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fā)生矛盾。崔抒借機殺死齊莊公立齊景公,自己為國相。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仍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qū)嶄泧卤粴ⅲ┛譀]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qū)m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 可見史官的職業(yè)節(jié)操與道德堅持是遠超常人的,在他們心中,記錄當前發(fā)生的一切,就是記錄不容篡改的歷史,這是道義所在,雖死無悔。 司馬遷作《史記》,既是家學淵源,也有自己的一腔抱負,自然也有自己的史官守則。從周代商,篡改、毀滅歷史典籍、記錄的風氣便在諸侯國之間蔓延,而諸子百家也托古以尊己,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有選擇性的在自己的綜合判斷下使用史料,終于著作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 沒有史料的支持,平空撰造出一個朝代,不但大違史官以事實說話的根本,也與史官的道德取向是大沖突,更有身后罵名的顧慮,從司馬遷個人角度是絕不可取的。 原來西方學者認為商朝不存在,當甲骨文和殷商遺址出土后,沒有人在說什么。 然后是沒有夏朝,尤其是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不但認為沒有夏朝和大禹,甚至大禹可能是條蟲子。 二里頭遺址的發(fā)掘顯然是個響亮的耳光。 隨著文物的不斷出土,司馬遷記錄周朝、商朝大的事務,從出土的卜筮、青銅器銘文很多已經(jīng)證實,《秦公鐘》、《秦公簋》等有禹的名字,則夏朝的開創(chuàng)者大禹及夏朝大事可信度應該也極高。 事實上,在顧頡剛發(fā)表言論之前,日本的學者在白鳥庫吉已經(jīng)認為堯舜禹都是儒家思想的產(chǎn)物。顧頡剛未必是自己獨立的思想,更多的是拾他人余緒,做驚人之語。 而即便沒有文物出土,在典籍中互證夏朝以及大禹的存在,也是昭然若揭。 《左傳》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從一個側面肯定了大禹和夏王朝的存在。《左傳》又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詩經(jīng)·長發(fā)》中,“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殷武》“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p> 《尚書》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p> 《吳越春秋》說,“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起庶子于越。” 更還有天文學的證據(jù),《太平御覽》“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睋?jù)天文學家推算,符合條件的是公元前1953年春季,五星聚合,排成一線,卻正是夏禹的時代。 而孔子云,“行夏之時”,指的是《夏小正》,是夏朝的歷法,《國語》、《逸周書》均有夏朝歷法的記載,云“《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數(shù)得天,百王所同”,是從歷法的角度證實了夏朝的存在。《夏小正》主要是指點農(nóng)事,如“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 中國的歷史遺跡,很多都毀在人口增長的土地需求、改朝換代的戰(zhàn)亂時期,腳下的土地也不知被耕作了多少遍,很多遺跡蕩然無存,摸金校尉把古墓盜了一遍又一遍。而民間文物保護意識從古到今都不強,古長城的墻磚被拉回家蓋房子,中華第一龍,曾作為玩具被孩子玩耍,最近拍1.85億的兮甲盤,元朝時被人作為餅盤,盤足被折斷。 中華的悠久歷史、璀璨文明其實無需去證實。 我們的文明一直在繼續(xù),這已經(jīng)證明了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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