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符券類署名

　　符券類文書實質(zhì)是契約合同或憑證文書，一式兩份或多份。簡牘上以契刻或墨書線條、文字等為相合標志，當事人分別持有，常見者有符、券、莂等。代表性實物如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及西北木簡等，簡上相合標志一般書“同”“同之”等字或符號。

　　樓蘭遺址所出木簡中有一些出入莂券書，由一道線將牘板均分為左、右兩部分，兩部分的文字內(nèi)容一樣。如：

　　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倉曹掾李平監(jiān)倉蘇受

　　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瓠今從掾位張雅

　　兩漢時期相關簡牘如：

　　中平三年二月桐丘男子何君□從臨湘伍仲取□

　　十月當還以手書券信　同文

　　這些券書里署名較多，簡文應為其中某人所書。然此例簡文中并無中介人具名，只有借物雙方當事人之名；書記“同文”字樣作為合同信符。此簡為最早例證。此類簡文中一般記有出入物品的種類、數(shù)量或使用人姓名、人數(shù)等，再記有交付或收受的時間及相關人職務、姓名等，自大字“同”之中央上下剖分為左、右兩部分，當事人分別持有之。有的簡背有主事官吏的簽名，如樓蘭木簡330B署有“錄事掾闞”及畫押，“錄事掾闞”的背面簽署與該簡正面字跡大體一致，兩面的書寫者應都是“闞”。

　　八、謁刺及書者

　　名謁、名刺是秦漢魏晉時期人們交際的媒介，近似于今天的名片。謁與刺在形制、用途上有所差別。謁為較寬木牘（寬4至8厘米之間），刺較窄（寬3厘米左右），謁、刺長度均23厘米左右，即漢一尺。謁一般用于較重要、正規(guī)的社交場合，用于上下級的晉見或接待；刺的使用相對隨便些，上下級、長幼、親朋之間交往問候等均可使用。也有人認為謁、刺使用的時代不同，西漢到東漢前中期以謁為主，東漢中后期至三國兩晉刺多謁少；一些東漢末、孫吳墓中同時出土了謁、刺，表明這一時期是謁、刺并用時期。

　　名謁因牘板較寬，常分行書寫，一般寫有問候語、受謁人官銜、姓名，持謁人姓名、職銜等；木刺一般書寫問候語及持刺人官職、姓名、籍貫等，僅書一行文字，內(nèi)容較謁簡單。

　　連云港尹灣M6（西漢末）出土名謁10枚，形制齊全，研究者認為“是西漢時官方通用文書——名謁的正規(guī)、標準樣式，是研究西漢名謁制度的范本”。如：

　　進東海太守功曹師卿

　　沛郡太守長熹謹遣吏奉謁再拜問君兄起居　南陽謝長平

　　東漢末謁刺實物為長沙東牌樓簡牘中的數(shù)枚謁刺：

　　兼門下功曹史何戒

　　長沙太守從掾文顯　　門下功曹史邵弘

　　正月　　故吏鄧邳再拜　賀

　　謁、刺屬個人所持之物，一般情況下其上墨書應出于謁刺主人手筆，然而實際情況并不這么簡單。比如以上所舉簡中的三枚謁刺，前兩枚背墨字極似，但具名是兩人（何戒、邵弘）；第二枚正、背兩面字跡又有差異，不像出于一人；第三枚和前兩枚背面的字跡也非常接近，但亦難斷定為同一人書寫。問題還在于，東牌樓簡這兩刺一謁的內(nèi)容、格式并不完備，僅寫了持謁（刺）人或受謁人的職官、姓名，據(jù)此判斷它們或是未完成的刺謁，甚至有可能是習字牘。還有一些謁、刺主人官階很高，他們的謁、刺也有可能是手下屬員代寫的，木刺往往只寫持刺人信息而不寫受刺人信息，所以也常事先寫好一批以備用。

　　九、書信簡牘帛與書寫人

　　目前所見漢代書信簡牘帛不少。比如敦煌懸泉置所出簡帛中有件帛質(zhì)書信《元致子方帛書》，帛長23.2、寬10.7厘米，共10行319字。此帛書的起首文字至“留意”為一種字跡，末行“自書所愿以市事幸留意毋忽異于他人”為另一種字跡；前一種字跡（書信主體部分）是由他人或傭書代寫的，最后一行才是信主人自己書寫的。

　　書信簡文字的一大特點是書寫往往比較草率，口語化現(xiàn)象較多。羅振玉曾言：“古簡文字最難識，其時最先者上承篆書，下接章草，一也。邊徼急就之書頗多訛略，二也。斷爛之余不能求其義理，三也。諸簡皆然，而書牘為尤甚?！贝送?，若說到秦漢簡文中書寫者的情緒表露，書信簡牘當稱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