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

裘錫圭   沈培

二、一般性的漢字學研究

  (一)漢字性質(zhì)的研究

    研究漢字的性質(zhì)，就是要弄清漢字屬于哪一種文字類型。這個問題是西方語言學傳入后才提出的。七十年代末期以后，這個問題一度曾成為文字學研究的熱點，參加討論的人很多，意見頗為分歧。人們基本上采用兩種方法來給漢字定性。一種是根據(jù)漢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來為它定性，另一種是根據(jù)漢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語言結(jié)構(gòu)的層次(也可以說語言單位的大小)來為它定性。屬于前一種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說和意音文字說。在早期，一般都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漢字為意音文字說到五十年代才由周有光提出來。此外還有極少數(shù)人主張表音文字說(見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jié)構(gòu)及其發(fā)展階段》、《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再論古漢字的性質(zhì)》等文)。多數(shù)人認為漢字的性質(zhì)自古至今沒有本質(zhì)變化，但也有人認為漢字的性質(zhì)發(fā)生過根本性的變化。從后一角度提出的觀點主要有：商代甲骨文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漢字為意音文字說、古漢字為表形文字隸變后漢字為表意文字說。根據(jù)漢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語言結(jié)構(gòu)的層次給漢字定性的，主要有語素文字說和語素—音節(jié)文字說。持語素文字說者，一般都承認在單音節(jié)詞占絕對優(yōu)勢的古代，漢字可以稱為表詞文字。持語素—音節(jié)文字說者一般也承認那個時代的漢字可以稱為表詞—音節(jié)文字。

    裘錫圭首先提出要分清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號(裘氏稱之為“字符”)這兩個不同層次。詞和語素都是音義結(jié)合體。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不管哪種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劃分表音、表意等類型，必須從文字所使用的符號即字符的性質(zhì)著眼(參看裘錫圭《漢字的性質(zhì)》，《中國語文》1985，1)。雖然以前研究漢字性質(zhì)的人也常常根據(jù)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zhì)來給它定性，如說形聲字的形旁是表意的、聲旁是表音的等等；但是他們之間的有些分歧確實是由于對兩個層次的區(qū)分沒有明確認識而引起的。例如說漢字是表音字，就不是著眼于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zhì)，而是著眼于漢字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具有一定讀音這一點的。因此，明確漢字的性質(zhì)應(yīng)當由漢字的字符的性質(zhì)來決定，是有意義的。不過，對這一看法已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有必要繼續(xù)進行討論。

    裘氏主張漢字在早期階段(隸變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種文字，可以稱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隸變后由于漢字里的很多意符、音符，已經(jīng)變?yōu)榧葻o表意作用也無表音作用的“記號”，這時的漢字可以稱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但隸變后的漢字所使用的符號仍以意符和音符為主，所以漢字的性質(zhì)自古至今沒有本質(zhì)上的變化。由記號構(gòu)成的字就是“記號字”。“記號字”的概念并不是裘氏首先提出的。唐蘭在《中國文字學》“文字的構(gòu)成”一章中專立“記號文字和拼音文字”一節(jié)，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因為我們認識一個‘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認識‘銅’，‘桐’，‘筒’，‘峒’等字，可見這還是形聲文字。”龍宇純《中國文字學》(臺灣學生書局，1987)指出漢字中有一種“純粹約定”或曰“硬性約定”的文字，字形跟字的音、義毫無關(guān)系(該書第108一109頁)，這也就是記號字。裘氏發(fā)展了他們的說法。

    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的人，主要著眼于漢字與表音文字的本質(zhì)差別，并不是否認形聲字聲旁等有表音作用。

    此外，還有人提出了關(guān)于漢字性質(zhì)的一些新的說法，但影響不大，這里就不具體介紹了。

    跟漢字性質(zhì)有密切關(guān)系的、漢字是否適合漢語的問題，也有不少人加以討論。在五六十年代，人們往往強調(diào)漢字與口語脫節(jié)的一面。近年來則有很多人認為，由于在漢語里迄今為止單音節(jié)語素仍占優(yōu)勢，而且新詞大都由已有的語素合成，所以作為語素文字或語素—音節(jié)文字的漢字，跟漢語基本上仍是適合的。

    (二)漢字起源的研究

    本世紀以來，一般文字學者大都接受了文字源于圖畫的觀點(孫詒讓、沈兼士、唐蘭、蔣善國等人都曾明確指出象形文字與繪畫的源流關(guān)系)，但對漢字起源的具體情況和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過程，并沒有認真討論。

    中國考古學興起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來，在原始社會時代的遺址(這里所說的“遺址”包括墓葬)里發(fā)現(xiàn)了不少刻劃或描繪在器物上的符號。主要有兩類。一類多作幾何形。例如在屬于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半坡類型遺址里發(fā)現(xiàn)的刻劃符號。另一類以象形符號為主，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些遺址里發(fā)現(xiàn)的一批符號，在傳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符號。這些符號大都是單獨出現(xiàn)的，兩個以上符號排列成行的例子為數(shù)不多，主要見于良渚和龍山等文化的陶器上。

    排列成行的符號大都發(fā)現(xiàn)得較晚。在注意到這類符號之前，學者們對上述原始社會的符號是否文字的問題已經(jīng)作了很多討論，但并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有些人認為它們是文字，有的甚至直接把它們當作早期的漢字加以辨釋(如于省吾《關(guān)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2)。有些人認為它們都還是非文字的標記(如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fā)明》，《考古學報》1981，1)。有些人認為半坡類型遺址出土的以及與之相類的那些符號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則是原始的漢字(如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

    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判定這些符號是否文字應(yīng)當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標準，這就是看它們是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他們認為，上面所提的前一種符號不可能是文字。因為這類符號已經(jīng)被用來記錄語言的確鑿證據(jù)，一點也沒有發(fā)現(xiàn)過。我們不能因為它們跟古漢字里形體比較簡單的字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guān)系。而且我們對新石器時代種族的情況了解得很少，把使用者的種族和語言情況都還不清楚的那些符號看作古漢字或其前身這件事，本身就是不妥當?shù)摹?/span>

    至于后一類符號，從外形上看，有一些跟古漢字的確很接近。因此才有很多學者把這種符號看作原始漢字。但是由于誰也不能證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幾個孤立的圖形”，就是記錄語言的文字，仍無法斷定它們確實是文字。

    對于多個成行的符號，多數(shù)人認為它們是原始文字，有些人并嘗試加以釋讀。但是，也有人認為，由于材料太少，而且我們對它們的使用者的種族和語言情況缺乏了解，正確辨釋這種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伯很小。

    在漢字起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大量使用考古資料外，還普遍把兄弟民族的各種原始記事方法和納西原始文字(或稱納西圖畫文字)用作比較的資料。有些人還提出了關(guān)于漢字形成過程的一些比較具體的設(shè)想，如認為在漢字形成過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應(yīng)用；在漢字的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曾混雜在一起使用；形聲字在原始文字階段就已出現(xiàn)等等。(參看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fā)明》；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1～8頁)

    從現(xiàn)在研究的情況來看，漢字起源的問題雖然討論得比較熱烈，但是如果沒有更新的重要資料發(fā)現(xiàn)，恐怕很難取得突破性的新進展。

    七十年代末以來，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確地認識到，漢字從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是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的。有些學者提出了“原始文字”這一概念，以指稱處于形成過程中的文字。

    對漢字最后形成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時代，目前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形成于夏商之際(見《文字學概要》第27頁)，一種認為形成于夏初(見孟維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980，1)。

    (三)漢字字體演變的研究

    本世紀中葉以前，研究漢字字體變遷的人很多。各種漢字學通論性著作大都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專門研究這方面的問題的著作也不少，比較重要的有尹桐陽《中國文字來源及變遷》(1925)、呂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1926)、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gòu)造》(1930)、容庚《中國文字學形篇》(1932)等書。但由于有關(guān)的考古資料還不很豐富，多數(shù)著作研究得不夠深入。在研究字體演變的單篇論文中，除了王國維關(guān)于《說文》“古文”性質(zhì)的一些文章外(詳后)，比較重要的還有錢玄同《章草考序》(《師大國學叢刊》l卷1期，1930)、魏建功《草書在文字學上之新認識》(《輔仁學志》14卷1、2期合刊，1946)等文。五十年代以后，有關(guān)資料不斷發(fā)現(xiàn)，研究也漸趨深入。啟功對先秦以下各種字體作了全面研究，見所著《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1964)、《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等書。由于魏晉時代的碑志上所用的字體跟傳世的王羲之等人的字體不一樣，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等人提出了《蘭亭序》真?zhèn)蔚膯栴}。魏晉時代楷書、行書的真面貌究竟如何這個老問題，又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蘭亭論辨》，文物出版社，1977)。通過討論，對魏晉時代在不同社會階層中和不同用途上使用著新舊不同的字體的現(xiàn)象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七十年代以來秦漢古隸的發(fā)現(xiàn)，使關(guān)于隸書形成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后面將會比較具體地談到。

    由于資料越來越豐富，研究越來越深入，人們對漢字字體的整個演變過程有了更探的認識。過去習慣于把漢字演變的過程描述為由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文、隸書、楷書，簡單地把甲骨文和金文看作兩種有先后關(guān)系的字體。有人指出，應(yīng)當把甲骨文看作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與之同時代的金文則代表當時的正體，并指出俗體在文字形體演變的過程里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時候，一種新的正體就是由前一階段的俗體發(fā)展而成的(如隸書)；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俗體的某些寫法后來為正體所吸收，或者明顯地促進了正體的演變(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四章)。

   本世紀出版的各種字體的字典多不勝數(shù)，就不一一介紹了。

    (四)《說文》和“六書”的研究

《說文》是傳統(tǒng)文字學研究的中心。二十世紀以來，研究《說文》的論著仍然非常多。本世紀初期，章太炎及其弟子黃侃對于《說文》學有重大的貢獻。他們的特點是以《說文》為基礎(chǔ)，把對《說文》的研究擴展到語言的研究。章氏這方面的主要論著有《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黃氏這方面的著作經(jīng)后人整理出版的，有《文字聲韻訓詁筆記》、《說文箋識四種》(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

    由于古文字研究的進步，很多人能夠利用古文字對《說文》的篆形和解說進行訂正。早在清末，吳大澂和孫詒讓等人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此后不斷有人做這這種工作，由于《說文》研究己多歷年所，本世紀以來，出現(xiàn)了不少總結(jié)前人研究《說文》的成果的著作。如馬敘倫創(chuàng)始于1911年完成于1928年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科學出版社，1957，上海書店1985年重印)，對《說文》逐字進行疏證，既利用清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也表述自己新的見解。書中大量運用古文字的資料印證《說文》或糾正、指出《說文》的疏失。但馬氏利用古文字資料往往不夠準確甚至有明顯的錯誤。馬氏還有《說文解字研究法》(商務(wù)印書館，1933)一書，指出了《說文》的一些體例，談了研究《說文》的方法和途徑。丁福保編的《說文解字詁林》是《說文》學的集大成著作(1928年上海醫(yī)學書局初版，1932年又搜集新的著述增刊補遺16冊，共82冊；1982年中華書局重印)。此書博采研究《說文》之書，將眾家說法列于每字之下。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中州書畫社，1983)，說解比較簡約，但對古文字成果利用得不夠。   

    八十年代以來，《說文》研究有明顯的進展。關(guān)于《說文》的通論性著作出現(xiàn)了不少，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陸宗達的《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出版社，1981)、姚孝遂的《許慎與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83)。陸書通過對《說文》分析形、音、義的方法的總結(jié)，結(jié)合文獻典籍和古文字資料，說明了《說文》在解釋古代典籍上的重要性、同時也闡發(fā)了《說文》中蘊含的語言學素材，揭示了《說文》在探討古代社會狀況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姚書的特點是大量運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糾正《說文》的錯誤。此外還有任學良《說文解字引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蔣善國《說文解字講稿》(語文出版社，1988)、余國慶《說文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等書。

    有關(guān)《說文》的學術(shù)活動也比較頻繁，1985年4月中國訓詁學會在河南郾城召開首屆紀念許慎學術(shù)討論會、并成立了許慎研究會。會后，中國訓詁學會和許慎研究會編輯了論文集《許慎與(說文)研究論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0年12月河南省社科院又在郾城設(shè)立了許慎研究所。1991年9月河南省對外文化交流協(xié)會、許慎研究會、漯河市人民政府聯(lián)合主辦許慎與《說文》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并出版了論文集《說文解字研究》第一輯(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為了普及《說文》學的知識，王寧、董希謙主編了《許慎與〈說文〉小叢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這方面的書還有《說文解字助讀》(蘇寶榮，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說文解字釋要》(王夢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等。《說文》系列的書也有很多人作了研究。特別是對于段注的研究比較多。清人已經(jīng)對段注作了不少訂正工作。民國時期關(guān)于段注的著作側(cè)重于發(fā)凡舉例，對指導初學者讀段注很有裨益。雖仍有一些訂誤之作，但不占主要地位。建國以后的段注研究是多角度的，從文字學、詞匯學、訓詁學、音韻學、辭書編纂學等角度都有人作過研究。郭在貽關(guān)于段注的系列論文，如《說文段注與漢文字學研究》等(見所著《訓詁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響頗大。前人研究段注，對篆形問題不夠重視，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彌補了這一缺陷。

還有人對徐鍇的《說文解字系傳》作了研究(古敬恒《徐鍇說文系傳》研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5)

    本世紀中，研究跟《說文》有關(guān)的字體、六書、聲韻以及部首與檢字等方面的問題的人很多。我們只簡單介紹一下跟字體和六書有關(guān)的研究情況。

    先談有關(guān)《說文》字體的研究。《說文》中收有小篆、古文、籀文三種字體。小篆方面，上面已經(jīng)提到，不少人根據(jù)古文字(包括秦漢文字資料)對篆形作了訂正。對小篆的形成的研究也有了進步。不少人認為小篆是由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而不是像《說文》所說的那樣由籀文“省改”而成的。古文和籀文討論得比較多。古文的時代的確定，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里，已經(jīng)根據(jù)《說文古文多與較早的金文不合而有些字形卻與戰(zhàn)國文字相合的現(xiàn)象，提出了許慎所謂古文實際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說：“竊謂許氏以壁中書為古文，疑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非復(fù)孔子六經(jīng)之舊簡。”陳介祺在為《說文古籀補》寫的序里也說：“疑孔壁古經(jīng)亦周末人傳寫，故……古文則多不似今之古鐘鼎。”后來王國維又根據(jù)大量資料斷定所謂古文是戰(zhàn)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其說見《桐鄉(xiāng)徐氏印譜序》(《觀堂集林》卷六)、《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同上卷七)、《史籀篇疏證序》以及就古文問題答容庚的信(《王國維全集·書信》436—438頁)。他認為籀文是秦國文字，不一定可信；關(guān)于古文為戰(zhàn)國時代東方國家文字的說法則是正確的，已為古文字學界所普遍接受。

    傳統(tǒng)的看法，認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隨著古文字研究的發(fā)展，對籀文的時代也產(chǎn)生了懷疑。吳大澂和陳介祺已經(jīng)提出了《說文》所收籀文里有時代較晚的文字的看法(分別見《說文古籀補自序和陳介祺的《說文古籀補》序)。王國維和唐蘭都明確主張籀文是東周時代的一種文字(王說見《史籀篇疏證》和《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唐說見《中國文字學》155頁)。但近年來卻有不少人認為這種說法的根據(jù)不足，結(jié)論不能成立，傳統(tǒng)的說法應(yīng)當是可信的，但是籀文在后來的傳抄過程中確實產(chǎn)生了一些訛誤。

    下面談?wù)?span style="text-decoration: underline;">對“六書”的研究。

    傳統(tǒng)的六書說中象形和會意的界線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立”、“步”等字，講六書的人多數(shù)看作會意字。但是它們的性質(zhì)跟“止戈為武”一類會意字顯然是有區(qū)別的。鄭樵在《六書略》里則把“立”和“步”列入象形字。他說“立”字“象人立地上”。“步”字“象二趾相前后”，解釋字形比《說文》高明。民國初期，林義光在《文源》里明確主張，只有像“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那樣“取其詞義連屬”的字，才可以算會意字。像射、涉、舂等字，林氏認為從古文字看都應(yīng)該算象形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會意字跟所謂聲旁有義的形聲字也不易區(qū)分。

    有的人仍然使用《說文》“會意”的名稱，但又用現(xiàn)代的理論對會意字加以分析。如最近出版的石定果所著的《說文會意字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以構(gòu)形和造意兩方面的標準，對會意字作了新的界定，劃清了會意字與合體會意字、會意字和形聲字的界線”(見該書王寧序)。

    由于有些人把原始社會時代遺址里發(fā)現(xiàn)的、外形跟指事宇比較接近的簡單刻劃符號看作文字，指事字和象形字究竟哪一種先出現(xiàn)的老問題，又一次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fā)展》(《考古學報》1972，1)一文中說：“中國文字的起源應(yīng)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tǒng)，指事系統(tǒng)應(yīng)當發(fā)生于象形系統(tǒng)之前。”于省吾的看法與郭沫苦相近(見《甲骨文字釋林·釋一至十之紀數(shù)字》)。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討論沒有什么意義，“因為早在文字形成過程開始之前，‘指事’和‘象形’的表意方法就都已經(jīng)在廣泛使用了。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候，這兩種方法當然都會被用來造字，我們有什么必要去討論二者出現(xiàn)的先后呢?”(裘錫圭《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語文建設(shè)》1989，3)

    在六書中，討論得最多的是轉(zhuǎn)注和假借。

    《說文》所說的“轉(zhuǎn)注”究竟是什么意思，這是爭論了一千多年的老問題。直到九十年代還有人寫這方面的專著(孫雍長《轉(zhuǎn)注論》，岳麓書社，1991)。但也有人認為，在今天再花大力氣討論這一問題，意義不大。從古到今對轉(zhuǎn)注的不同解釋非常多，幾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釋都已經(jīng)有人提出過了。有些說法所涉及的語言文字現(xiàn)象是有研究價值的，但是完全沒有必要把對這些現(xiàn)象的研究跟“轉(zhuǎn)注”定義問題糾纏在一起。

    對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癥結(jié)在于假借和引申的分合。傳統(tǒng)文字學曾把字義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現(xiàn)象，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如此主張。但是，字義引申畢竟是語言現(xiàn)象而不是文字現(xiàn)象。所以現(xiàn)在多數(shù)文字學者主張把二者區(qū)分開來。

    跟假借有密切關(guān)系的通假字的問題，有比較多的人進行研究?！巴佟庇歇M義、廣義之分。一般認為狹義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廣義的“通假”跟古人所說的“通用”相當，不同的字被用來表示同一個詞的各種現(xiàn)象，幾乎都可以納入其范圍。但也有人主張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稱，認為“通用”不包括假借(劉又辛《大型漢語字典中的異體字、通假字問題》，《中國語文》1979，4)。通假字的讀音問題，即本讀A音的字用作一個讀B音的字的通假字時，究竟應(yīng)該改讀B音還是仍讀A音的問題，曾引起較多的討論。經(jīng)過討論，多數(shù)人認識到，一個字用作另一個字的通假字，意味著這個字被用來表示通常由后者表示的一個詞。兩者應(yīng)該讀同一個音(參看盛九疇《通假字小議》，《辭書研究》1980，1；《通假字再議》，《辭書研究》1982，5)。此外，還有人對古代文獻如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假現(xiàn)象進行了研究。近年來，通假字字典性質(zhì)的專著已出版了好幾種。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收集用例比較齊備。

    對于形聲字的研究，已有專著出現(xiàn)(如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形聲字結(jié)構(gòu)方面的一些現(xiàn)象，如省聲、多形多聲、“右文說”等，都有不少人撰寫專文或在文字學通論性著作里作過研究。其中討論“省聲”的論文尤其多。對于“右文說”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是沈兼士1933年所作的《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1935)，該文對右文說進行了系統(tǒng)的總結(jié)和理論探討，旨在建立漢語字族學。歷史上主張“右文說，的人沒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傳下來，其中王安石的《字說》在當時還是有影響的著作，今天也看不到原本。有人對此書作了輯佚工作，以胡雙寶的《王安石(字說)輯佚》(《古籍整理與研究》總第3輯，1987)收集材料最多。

    近年，王寧等人提出“漢字構(gòu)形學”的說法(參看《中國教育報》的《語言文字》副刊從1996年年初開始連載的、由王寧撰寫的“漢字構(gòu)形學講座”)。這種分析漢字字形結(jié)構(gòu)的方法與傳統(tǒng)的六書說不同，我們附帶在這里介紹一下。王寧認為：漢字的構(gòu)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個體字符中依層次切分出來的最小的、具有獨立的表現(xiàn)和區(qū)別造字意圖功能的構(gòu)形單元。其中大部分是獨體字(成字構(gòu)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繪形或指事符號(非字構(gòu)件)。近些年，北京師范大學漢字所根據(jù)這種理論，采用計算機處理的新技術(shù)，對隸書、小篆和某些古文字的構(gòu)形系統(tǒng)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五)漢字的結(jié)構(gòu)類型的研究

    這是漢字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

長期以來，研究漢字的人在這個問題上都跳不出“六書說”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唐蘭才試圖以自己的“三書說”來代替“六書說”。他的“三書說”是象形、象意、形聲(見《古文字學導論》)。五十年代陳夢家提出了新的三書說，主張把古漢字分為象形、假借、形聲三種基本類型(《殷虛卜辭綜述》76—80頁，科學出版社，1956)。裘錫圭基本同意陳說，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見《文字學概要》第106—107頁)。他認為，從字符的性質(zhì)上看，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稱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稱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聲字同時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稱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這樣分類，眉目清楚，合乎邏輯。他還指出了一些不能納入三書的文字，如記號字、半記號字、變體表音字、合音字、兩聲字。

    還有人提出了關(guān)于漢字結(jié)構(gòu)類型的別的說法。例如張世祿的“寫實法”、“象征法”、“標音法”(《中國文字學概要》)，林沄的“以形表義”、“以形記音”、“兼及音義”(《古文字研究簡論》第一章)。龍宇純也提出了新的分類，有純粹表形、純粹表意、純種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純粹約定等七種(《中國文字學》)。詹鄞鑫《漢字說略》把假借排除，又把表意字加以細分，得出象形、指示、象事、會意、形聲、變體六類。對漢字結(jié)構(gòu)類型的研究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從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現(xiàn)在還得不出公認的結(jié)論。

    (六)漢字形音義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以來，由于漢字整理和簡化等語文實踐的需要，對異體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了重視。《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公布前后，有不少學者討論到這類問題。八十年代以后，有人對五十年代規(guī)定的異體字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進的意見。還有人專門對某些大型工具書中的異體字進行了研究(參看陳宜民《(康熙字典)的異體字及其整理》，《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91，1；陳抗《評〈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異體字的處理》，《中國語文》1994，4)。

    在異體字整理問題上，不少人注意到不僅要整理單個字的異體，還應(yīng)該整理雙音節(jié)或多音節(jié)詞的異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這在五十年代整理異體字時注意不夠，后來有人指出了這一點，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不少研究詞的異形的人，為了強調(diào)自己的觀念跟舊的以單字為本位的異體字觀念的不同，使用了“異體詞”或“異形詞”的名稱，混淆了語言現(xiàn)象和文字現(xiàn)象的界線。這卻是不夠恰當?shù)摹?/span>

    古今字指同一個詞的、通行時代有古今之別的不同書寫形式。在古今字的范圍應(yīng)該怎樣劃的問題上有分歧意見。有些人主張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開來，只把有“造字相承的關(guān)系”的那些字(如“縣”和“懸”、“說”和“悅”等)定為古今字(見洪成玉《古今字概說》，《中國語文》198l，2；《古今字概述》，《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92，3)。有些人認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從不同角度對同詞異字現(xiàn)象作出的“不同歸類”，二者“不是平行關(guān)系”，古今字應(yīng)該包括通行時間有古今之別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義不同的兩個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義同的異體字”(見陸錫興《談古今字》，《中國語文》1981，5)。后一種意見符合歷史上使用“古今字”這類說法的實際情況。

    同形字的現(xiàn)象，王力(《字的形、音、義》，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李榮(《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80，1)等人都曾加指出。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對這一現(xiàn)象作了較全面的論述。

    同義換讀指用一個字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現(xiàn)代學者中注意到這種現(xiàn)象的有沈兼士(《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fā)凡》，見《沈兼士學術(shù)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李榮(《語音演變規(guī)律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65，2)、呂叔湘(《語文常談》，三聯(lián)書店，1980)等人。揭示這種現(xiàn)象，對于了解文字異讀產(chǎn)生的原因很有幫助。

    (七)文字學史研究和常用漢字字源研究

    關(guān)于漢字研究的歷史，本世紀以來有不少論文和專著。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商務(wù)印書館，1936)，是第一部文字學史專著。近些年來，出版了好幾種漢字學史方面的專著，如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安微教育出版社，1990)、孫錫鈞《中國漢字學史》(學苑出版社，1991)、姚孝遂主編《中國文字學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本世紀以來不斷有人撰寫漢字字源的論文或?qū)ＶＴ诮瓿霭娴膶Ｖ?，鄒曉麗編著的《基礎(chǔ)漢字形義釋源——說文部首今讀本義》(北京出版社，1990)、李樂毅編著的《漢字演變五百例》(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比較有影響。這種工作無論對學術(shù)研究還是對普及漢字知識，都是有用的，但不容易做好，因為學術(shù)界對于很多字的說法還沒有統(tǒng)一的結(jié)論。

    在這一節(jié)的最后，我們附帶談?wù)?span style="color: rgb(255, 0, 0);">漢字字典的編纂。

    1915年，徐元誥、歐陽溥存等編的《中華大字典》出版(中華書局)。它以《康熙字典》為基礎(chǔ)，校正其錯誤2000余條，并充實了一些詞義。收字48000多個，分214部。1968年，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在臺灣出版，共有40冊。該書博綜古今文獻，選收單字49888個，解釋比較精確扼要，并注重漢字的源流及其音、義的發(fā)展變化。1990年，四川辭書出版杜和湖北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漢語大字典》。這部字典收54000多字，還在字頭下收列了能夠反映形體演變關(guān)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隸書的形體，并附有簡單的字形解說。1994年，出版的《中華字海》(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收字8萬多，是迄今為止收字最多的漢語字典。在中小型字典方面，1953年，出版了《新華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該字典經(jīng)過多次修訂，最新版是1979年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這是一部使用十分廣泛的字典，釋義準確，編排合理，影響非常大。

    本世紀以來，研究古代各種字典的論著也很多，這里就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