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學史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命題十分著名，但有一個基本事實經常被人們忽視：在笛卡爾最重要的著作《第一哲學沉思集》中，沒有出現(xiàn)人們經常提到的“我思故我在”。在第二沉思中，通過懷疑論論證最先被確定的命題是這樣被表達出來的：“至此，所有的都已被盡可能充分地考慮了，最終必須做出這樣一個論斷，我在，我存在，無論何時被我說出來或者被我的心靈理解，都必然為真。”因此，需要考察“我思故我在”和“我在，我存在”這兩種表述方式是否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其實，在笛卡爾著作中更常出現(xiàn)的是大家所熟知的“我思故我在”，比如《談談方法》第五部分、《哲學原理》第一部分、《沉思集》所附的第二組答辯以及《與伯爾曼的談話》等文本。在這些著作中，笛卡爾將之稱為哲學的開端。但是，這一命題的性質究竟如何，并不容易回答。麻煩主要來源于“我思故我在”中的“故”字。由于這個“故”，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省略了大前提的三段論：大前提“所有思考的東西都存在”，小前提“我思”，結論是“我在”。這樣的猜測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jù)。比如，在《談談方法》中，笛卡爾說：“我發(fā)現(xiàn)，‘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之所以使我確信自己說的是真理，無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見到：必須存在，才能思考?！绷硗?，在《哲學原理》中，笛卡爾認為：“因為要想象一種有思想的東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種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這種知識，乃是一個有條有理進行推理的人所體會到的首先的、最確定的知識?！?/p>

然而，很顯然，三段論解釋最終會導向一個笛卡爾無法接受的結論——普遍命題“所有思考的東西都存在”在知識秩序中優(yōu)先于特殊命題“我思故我在”。因為在笛卡爾看來，三段論并不具有發(fā)現(xiàn)新知識的功能，相反，通過三段論，我們確認之前已獲得的知識。因此，笛卡爾曾明確反對用三段論來解釋“我思故我在”，否則將意味著在它之先還有一個普遍命題。他還澄清了“我思故我在”在何種意義上能夠稱得上是第一原理。在笛卡爾看來，該命題不需要依賴其他任何知識，心靈只需要對自身之內的思考活動進行簡單直觀就能得知這個自明命題“不可能在自己不存在的情況下還能思考”。直觀解釋與三段論解釋的根本不同體現(xiàn)在：三段論解釋是一種形式邏輯的解釋；而直觀解釋是一個形而上學的解釋，即對“我思”的形而上學條件的解釋。通過一個簡單直觀，笛卡爾就獲得了全部科學的毋庸置疑的“形而上學的確定性”。

斯賓諾莎以降的解釋傳統(tǒng)，則將“我思故我在”理解為“我思”與“我在”的同一性。在《笛卡爾哲學原理》的前言中，斯賓諾莎將笛卡爾哲學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解釋為“我思”、“我在”以及“思者”之間的同一性?？档略凇都兇饫硇耘小分幸舱J為經常被人們誤解的“我思故我在”其實是同義反復。類似地，尊笛卡爾為現(xiàn)代哲學之父的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認為，“我思故我在”表達了思想與存在之間不可分離的同一性，但笛卡爾將這一同一性局限在了自我之中。對于黑格爾自己的哲學來說，這種同一性普遍存在于一切思想和存在之間。這個由斯賓諾莎開創(chuàng)、經康德直至黑格爾的解釋傳統(tǒng)相當深刻地影響了后世對笛卡爾哲學的理解。

正如我們一開始指出的，“我思故我在”在被譽為現(xiàn)代哲學基石的《沉思集》中并沒有出現(xiàn)?！拔宜肌迸c“我在”的同一解釋，與笛卡爾的第二沉思有很大出入。在那里，自我的存在先于其本質屬性，二者并不是同時被確定下來的。在得出“我在，我存在”這個確定無疑的真理之后，笛卡爾仍然不清楚“這個確實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在經過層層分析之后，笛卡爾才最終發(fā)現(xiàn)，唯一不能與自己分開的，只有思維這個屬性。因此，我們必須重視《沉思集》中這個與“我思故我在”在本質上不同的、獨一無二的表述“我在，我存在”。

在第二沉思第三段得出“我在，我存在”這個真理之前，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笛卡爾做的準備工作。首先是“如果我曾經說服我自己相信什么東西，那么我確實曾經存在過”，無論是拉丁文版，還是后來的法文版，都用的是過去時來表達“我存在”；在這里，“我曾經存在過”是“我曾經說服我自己相信什么”的可能性條件和形而上學基礎。但笛卡爾并不滿足于“我曾經存在過”，因為這一知識需要依賴記憶。為了得到關于自我當下存在的知識，笛卡爾假設了一個無所不能的惡魔正在盡其所能地欺騙自己。這個騙子具有兩個屬性，一是無所不能，二是邪惡；與之相對的是第三沉思中的上帝，同樣也是無所不能，但卻是至善的。惡魔的邪惡體現(xiàn)在他是真理的摧毀者，而非真理的源泉。在笛卡爾的懷疑論假設中，即使存在一個這樣的惡魔，“我存在”這一真理無論如何也不會被撼動。自我的存在在主客兩個層面被言說，一方面，自我是作為被欺騙者而存在的，因為惡魔無論如何在真理之路上阻擋“我”，他也不能摧毀“我”，將被欺騙的“我”變?yōu)閺氐椎姆谴嬖?。與之前的“我曾經說服我自己相信什么東西”不同，這里指向的是“我”當下的存在，而不是記憶中的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被表達為“一個什么東西”和“非無”，笛卡爾明確使用了一個表達效力因的術語，也就是說即使存在一個擁有全能的惡魔，他也無法真正把自我的存在摧毀為絕對的非存在。另一方面，只要“我”去思考自己是一個什么東西，盡管并不確定“我”究竟是什么東西，這個“我”都存在。經過一系列的準備，笛卡爾才最終宣告了他撬動整個地球的阿基米德點——“我在，我存在”。

盡管在得出“我存在”這個毋庸置疑的真理的過程中，“我思”在某種程度上也在發(fā)揮作用，因為懷疑是思維的一種方式，而且抵擋惡魔懷疑的也是“我在思考自己是一個什么東西”，但是我們不能把它與《談談方法》和《哲學原理》中的“我思故我在”相提并論。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思維作為與自我不可分離的屬性是后來才確認的。除此之外，《沉思集》不會引發(fā)三段論質疑，因為它直截了當?shù)卣f出了這個必然為真的命題“我存在”。而且，盡管“我思故我在”也揭示出“我在”是“我思”的可能性條件和形而上學基礎，但“我在”是否能夠經得起最徹底的懷疑，卻只有在《沉思集》中才得到了確認。在《沉思集》中，被假設為真理摧毀者的惡魔用他那無所不能的力量，即使可以摧毀一切其他真理，卻無論如何都不能摧毀“我”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只有《沉思集》才真正揭示出了“我存在”的基礎地位。

（作者單位：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