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之際。那天我無心賞景。箭一般飛下拱橋,飛過北海南門,飛過國家圖書館大門,飛過中南海北門。急煎煎拐進養(yǎng)蜂夾道,向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yī)院沖去。
眼見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政委田永清將軍已在門口處等我。簡單寒暄之后,他即帶著我向醫(yī)院住院部走去。是的,田政委帶我去看望正在那里住院的張中行先生!
布衣“國寶”
哦,有沒有搞錯,張先生乃一介布衣平民,怎會住進解放軍的醫(yī)院?說來話長,但也不妨說一說:
文化界盡知,真正當?shù)闷稹皩W貫中西”四字的大學者張中行先生,一生中從未與“官”字沾上任何瓜葛,他自己笑言:“這輩子最讓我驕傲的是,連個小組長也沒有當過?!痹缒?,他受“余永澤陰影”的抹黑,一直被視為白色(或黑色)落后舊文人,打入另冊。數(shù)十年刀槍劍戟,運動中沉沉浮浮,最后,我也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評上了正高職稱。好在他的人品、德品、學品高潔,在他的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里享受尊敬,1994年,已85歲的張中行先生終于以“處級待遇”分到一套小三居,有了屬于他自己的家,結束了在女兒家寄居的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幾乎歷屆領導,都把張先生當作“國寶”,即使在運動中使勁兒“修理”過他的人,其實心里也清楚老人家的分量,所以給他安排的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作——中小學語文課本的最后一道把關。也就是說,他老人家若說這里用“做”而不是“作”,那就板上釘釘?shù)赜谩白觥?,?shù)十年來簡直形成了法律一樣的權威。而張先生當然完全當起這“經(jīng)國之大業(yè)”和“不朽之盛事”的重托,從未遭遇過“挑戰(zhàn)權威者”的批評,連“質疑”和“商榷”都未發(fā)生過。張先生西去后,國內卻已發(fā)生數(shù)起因教材出現(xiàn)錯誤,讀者狀告出版社的事件,真乃誤人子弟呀!
說起張先生的學問,我親眼看見一件奇事:那天在人教社張先生的辦公室與他聊天,忽然布門簾一挑,進來幾位外地客。小小心心拿出一個布包,層層疊疊打開,展示出一方黑硯臺,滿懷期待地看著張先生的臉,求鑒定。但見那硯臺比iPad6稍大一點兒,硯面空空,油光水滑,上面什么字、畫、印、刻痕都沒有,真可說是了無痕跡,還幾乎十成新,就像大街上到處賣的新硯臺一個模樣。我心里很不以為然,心說這么新的東西還能是古董?還大老遠的跑北京來?還求到張中行先生鑒定?然而奇異的一幕發(fā)生了,只見張先生接過來,只幾眼,就以他一貫淡朗的聲音說:“恕我老眼昏花,可能看走眼,這是清代康熙(年間)××府××坊×××(制硯名家)做的……”恕我愚笨,后面的太陌生,沒記下來。真是神了!把一屋子人驚在那里,半天沒人敢吭聲。
客人走后,我像望著神仙一樣,無限崇拜地問:“您真是太神了,怎么連哪位硯工做的都能看出來?”張先生云淡風輕地擺擺手:“咳,我也就是比你們看得多了一點兒……”
可說的呢,這對張先生來說,只不過是像白菜豆腐一樣的平凡事。老人家一輩子苦讀經(jīng)史子集,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行深佛學,曾助巨贊編過《現(xiàn)代佛學》雜志,那必須深得個中三昧才能勝任;鉆研哲學,修讀古希臘以及西方現(xiàn)代哲學,研習羅素、培根等大師,達到了很高的哲學段位;還寫下幾百萬字的文學、文化、藝術、宗教、哲學等的著作,其《順生論》《負暄三話》《流年碎影》等作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文化人爭讀,洛陽紙貴。
“我眼中的張中行”
1995年夏天,我出題“我眼中的張中行”,請季羨林先生寫一寫張中行先生,季先生一口答應下來,并說此題目出得他“心花怒放”,因為他早就想寫寫張中行先生了。在這篇名文中,季先生不吝贊美之詞,稱張先生“學富五車,腹笥豐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啟功先生也稱贊張先生“說現(xiàn)象不拘一點,談學理不妄自尊大”,極為欽敬張先生滿肚子的學問。季先生和啟先生俱是一輩子起五更睡半夜孜孜苦讀,在中國文化大熔爐中百煉成鋼的文化大師,他們如此欽佩乃至高度贊揚的人,怎能非是我們這些普通大眾高山仰止的學問大家?
在這樣一幅“高者出蒼天”的大背景之下,張中行先生卻永遠是一派淡然、雅然、超然、忘然的平靜。低調是他老人家一輩子的行事原則;老嫌自己“學問不夠”是他一輩子的遺憾;“平常心境下的普通人”是他對自己一輩子的定位;“吃得了苦中苦,不做人上人”是他一輩子的為人境界;不裝、不躁、不狂、不顛、不喧囂、不勢利,是他一輩子的本相……這些個“一輩子”凝聚在一起,構成了他老人家那留了一輩子寸頭、穿了一輩子藍布衣黑布履的平民形象,也疊幻出了幾千年來中國平民階層知識分子們一張張生動的臉龐。
——不是嗎,當62歲的張中行先生被“文革”濁浪沖擊,只身被遣送回老家鄉(xiāng)下時,這位從來遠庖廚的君子,學會了用煤油爐給自己做飯;他居然還自己購得糞筐一個,為生產(chǎn)隊拾糞;在此期間,他還寫了許多關于農村生活的詩詞,不抱怨,不發(fā)泄,不叫苦連天,不涕淚漣漣,而是坦然地接受著回到人生原點的劫難,并以自己睿達的態(tài)度,回復了命運的大考。
——不是嗎?當古稀之年他再度被發(fā)配到安徽鳳陽的五七干校,每天清晨,他在“老張,起床,燒鍋爐了”的催促聲中,竭力忍受著渾身的疼痛,掙扎著爬起身(老年人到此年紀都已形成種種老年性疾病,何況是在條件艱苦的農村,整日過著集中營一樣難挨的生活),然后,平靜地拿起煤鏟,走向肉體和精神俱被壓抑、摧殘的新一天。視讀書做學問為命根子的大學者,在那被無盡剝奪著寶貴生命的一天天的苦厄中,他內心的激瀾是什么?也許是以身飼虎?或者是鳳凰涅槃?
——不是嗎?當“文革”結束,時間之舟終于行駛到20世紀80年代那一段水流平緩下來的時期,張先生竟然拿起筆,一篇接一篇地噴薄而出。憋悶了一輩子,激情的張先生成為八十歲“憤青”,夜以繼日,大聲疾呼,提請社會注意這個,警惕那個,千萬不要再犯錯誤,更不能再走回頭路!此時的張先生像冰心、季羨林等老人一樣,心急火燎地要把一肚子的經(jīng)驗教訓告訴后來者,不顧個人安危,不忌懸崖仍有百丈冰,但以戰(zhàn)士的姿態(tài)沖鋒陷陣。他們都是已把身前身后想得明明白白的有意為之。
——不是嗎?當張先生不經(jīng)意間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最耀眼的“新星”后,各種毀譽、各種喧囂、各色人等蜂擁而來,這個世界不就這樣嗎,閑人太多,詩外功夫太多,曲線歪歪繞太多,揩油者太多,總之八竿子都打不著的好事蒼蠅太多。什么都見過的張先生當然不為所動,依然是不結交勢利之徒,不去官府走動,拒絕大部分采訪,拒絕出頭露面。其最讓我感動的是,對于已經(jīng)走上耄耋之期的衰老之旅,他依然是一派淡然、雅然、超然、忘然的平靜,不恐懼,不悲觀,不嘀咕,不琢磨,不胡思亂想,不憂憂戚戚,只是寫、寫、寫!嘔心瀝血,剖心折肝,恨不得把自己悟到的一切都傳授給后來人,使我們大家少走一點兒彎路。
噫,中國知識分子是五千年水里、火里熬制出來的特殊分子,家國情懷不僅已經(jīng)嵌入了他們的血肉,簡直就已變成基因,一代又一代,任什么也不能改變了——如張中行先生這樣從未進入過廟堂的布衣,其實也是時時心憂天下的“范仲淹”,在他那張平靜的臉龐后面,不知是否已十萬八千次地感嘆過“吾誰與歸”!
能夠將人生說透的“神”
以上,是我對“行公”非常膚淺的理解。“行公”這個稱呼,是他的弟子、忘年交靳飛對他的尊稱,張先生很喜歡這個平民性稱呼,討厭官場上“官呼”的那一套。于是,在我走近了張先生之后,就也隨著喊“行公”,老先生答應得嘎嘣嘎嘣脆。
我認識行公,最早源于他的文章。那大約是1992年的一天,一個很平常的日子,我隨手翻開新創(chuàng)刊的《書摘》雜志,見到一個非常大膽的題目:《論婚外戀》,作者張中行。我感到很意外,因為知道張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年已過了八秩,他怎么會想起作這樣一個題目?他能否有超人的見解?于是埋頭就讀。文章不短,大約有六千字的樣子,一口氣讀完,然后就坐在那里發(fā)愣。行公認為:無論古今中外的男男女女,一生一世只鐘情于一個人是很難的,經(jīng)歷婚外情的人只能“順受”,然而可以處理好。最上策,寄望于人性的清明自持,將深愛埋藏在心底,并且不壓抑、不怨懟、不遺憾,不為難自己,更不騷擾他人;其次是防患于未然,婚后不忘積極建設經(jīng)營感情,夫妻之情始終保持較高熱度,不給婚外戀過多空隙入侵;最次等的處理方法就是離婚,因為治標不治本,你會希望雙方此后都情有獨專,但在現(xiàn)代社會這又是另一種奢求了……讓我愣怔的是,這樣一個人人都在說長道短的題目,張先生怎么三言兩語就能說得這樣透徹明白,而且還干凈純潔美好?好比一朵誰都看到的紅花,早有一千個人把它描繪過了,簡直說白了、說濫了,叫人無法再張口;可是經(jīng)張先生再一說,人們突然又覺得像是第一次看到這朵花,重新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行公有一種能把事情穿透,并從上下、左右、前后、里外、表層、內涵、本質等等方面將其說透的大本事,這叫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同時,我也感到興奮異常,因為我終于找到一位能將人生說透的“神”了!
我就去找行公的其他著作,并且得知,《論婚外戀》是他老人家大著《順生論》的一節(jié)。這期間,令我榮幸之至的,是我竟然得識了行公。面對我心中的“神”,第一次見面,他跟我談了4個小時。靜聽著這位睿智的大學問家細說他的種種人生見解,令我最意外也最印象深刻的,行公絕不只是一位面壁書齋的學者,他對世界、對社會、對政治、對天下蒼生,都有著一個睿智的知識分子的深刻思考。說到激憤處,老先生也會像慷慨悲歌的燕趙之士,激動高聲,震動屋瓦。那天的一個插曲是:正說話間,翩然進來一位50多歲的男士,朗聲問道:“請您寫的序,完成了嗎?”行公也不搭話,一貓腰,從桌子底下取出一摞稿子遞過去,這才吭聲:“還是還給你吧,這序我寫不了?!钡饶侨俗吆?,行公厭惡地說:“這是一個大人物的書,托此公送給我,以為我一定寫。我呀,能寫也不寫,人物再大,干了那么多壞事,我才不出賣良心呢!”(到現(xiàn)在我也不知道這位大人物是誰。行公是出于公心,并無個人恩怨,沒說是誰,我也懂得不要問。)
還有一條印象深刻的,是行公對他自己的評價甚低,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關于他的學識之淵博,文化界流傳著好多故事,如前面我所說的“品硯”;普通讀者也都知曉他的大名,因為全國各個城市,滿大街都在賣他的書。可是行公卻反復對我說一句話:“我這輩子學問太淺,讓高明人笑話?!币娢乙粋€勁兒搖頭,他認真了:“你沒聽見我經(jīng)常說的一個笑話:要是給王國維先生評為一級教授,那么二級呢無人能當之。勉強有幾位老的能評上三級,還輪不到我?!蔽易⒁獾剑白尭呙魅诵υ挕?,這句話已成為行公的口頭禪,在許多問題上都用,時時以此自省,那次電視臺要給他拍片子,他不愿意,擋駕的也是這句話。他是真正的“學,然后知不足”,比起那些總共也沒讀過三本書,就自我感覺良好,膨脹到滿天下去跟世人爭名次的蠢材,真不可同日而語。
至此,我也就越加理解了,為什么許多朋友愛稱行公為“布衣學者”?老先生打從心底里,就是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我乃街頭巷尾的常人”。他也習慣于別人這樣對待他,若要把官場、文壇那一套搬來,套用到他身上,他還膩歪得不行。又是我親眼看見,行公寧可在辦公室吃昨晚剩的干火燒,也堅決不去應酬官宴,“忒累!”他說,“又絕無必要”。
行公的說話也值得大記一筆,其風格,亦屬布衣。男人,男性,他說“男的”;女人也一律稱作“女的”,樸素如引車賣漿者言。那么大的學問家,一點兒不以勞動者為鄙,一點兒不端著架子裝腔作勢。除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之類,他平時所言,也一律是老百姓的平常話,從不“之乎者也”“主義”“前、后”云云。熟人、朋友、弟子、忘年交,一律稱其為“行公”,有的還昵稱“老爺子”甚或“老頭兒”,他都笑瞇瞇地應聲……
“思想最重要”
現(xiàn)在回過頭來說為什么行公能住進305醫(yī)院?
不像現(xiàn)在可以面向社會開放大門,當時的解放軍醫(yī)院,還只是為部隊官兵服務的。田永清將軍動用了自己的“關系”(而非“權力”),與另一位熱愛文化、熱愛行公的孫建民將軍共同努力,找到在305醫(yī)院做領導的一位朋友幫忙。最終,兩位人民子弟兵的將軍將行公一路護送進這家人民子弟兵醫(yī)院,住在一間雙人病房中。這對于已96歲高齡的老人來說,真是雪中送炭一般溫暖,春風播雨一樣及時,或可說是行公老年生命行旅中的一個幸福驛站。
我一進病房門,就見行公穿著藍白條的病號衣,正靠在病床上閉目養(yǎng)神。病房里不安靜,另床病人家屬不少,站了半屋子,嘁嘁喳喳。行公還是老模樣,寸頭,長方臉,沒瘦也沒胖,無喜亦無憂,一副天高地闊的淡然。見我來了,一下子就認出來了,露出高興的微笑,點點頭,堅持坐直身子,瞇著眼聽著我的問候。
田政委在一邊慫恿,讓我趁著老先生現(xiàn)在精神好、高興,快問幾個問題。我怕叨擾他,猶豫著。田政委就直接問了:
“張先生,您老說對于創(chuàng)作來說,什么最重要?”
行公連磕巴都沒打,馬上作答,五個字:“思想最重要?!?
我和田政委都愣住了,對視了一下,各自琢磨。我當時、后來以及現(xiàn)在,都還在不斷思考的是:貌似行公這樣一輩子只讀書,不表現(xiàn),連個小組長都沒當過的布衣學者,為什么竟然說出了這么“主旋律”的話?而且斬釘截鐵,毫不猶豫。
我個人是極為推崇這句話的,因為這一向也是我自己的認識: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各種要素中,諸如語言、結構、立意、角度、方法、手段、學識、修養(yǎng)、氣質……誰最重要呢?各人都有各人的認識,包括各位大家,意見也不相同。比如老舍先生和葉君健先生都曾說過“語言”是最重要的;托爾斯泰認為唯一的衡量標準是有無“靈魂”的激動;愛默生認為前提是要具有優(yōu)秀的“人格”;狄德羅則強調文學以“感情”動人。而我自己在三十余年的文學編輯生涯中,我的選稿標準,首先是有無作者自己的“識見”,亦即“思想”。沒有個人識見的文章,只是跟著別人的影子亦步亦趨,即使結構再精巧,文字再華美,其意義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為它們只不過是一種“技術主義”的寫作,是用筆寫的而非從心底里、從靈魂深處、從大腦的苦苦思考中迸發(fā)出來的。
如果行公再年輕幾歲,不是住在醫(yī)院里,我能深入地就教于他老人家多好!真是非常非常后悔以前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怎么沒有抓緊時間提問呢?后來,在行公去世以后的日子里,我看到他老人家的女兒們說起,當別人稱行公為“文學家”“哲學家”時,行公更愿意稱自己為“思想家”——在人世間,這大概是行公最推崇的人物角色了。而我認為,他是擔得起這崇高稱謂的:不說他幾乎傾盡一生心血的《順生論》曾被人稱為“當代中國的《論語》”,該書將“人”從降生到歸西的整個生命旅程都講了一遍,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平順而正確地在地球上走一遭,其中有許多睿智的識見,是一部非常高明的哲學著作;僅說老人在生命最后十余年的時間里,突然爆發(fā)出無與倫比的生命勁力,放射出一輩子最明亮的光彩: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他“貓”在人教社那簡陋的布簾小屋中,平均每周寫三到四篇隨筆,火山噴涌一般地吐露出久蓄心中的思考。其中多一半作品都關涉時政,老人始終在密切關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前行方向以及遭遇到的種種問題。有時不便寫入文章的,就與周圍的年輕人討論,時而說出幾句妙語,大家會心一笑。我在此證實:諸公錯誤以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張中行先生,其實一直是心心念念于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國富民福的,即使自知個人的大限快要到了,仍然心系著天下!
“思想最重要”,在這里又多了一層讓我反復思忖的深意。
我拿出本子,請行公為我簽個名。他拿起鋼筆,毫不遲疑地寫了五個字:“思想最重要”,并簽上了自己的大名。老人家沒戴眼鏡,字都寫得摞在了一起,但我太知道這幾個字的重要分量了,因為我已然明白:當生命就將走到盡頭時,行公躺在305醫(yī)院的病床上,摒除嘈雜的人來人往的喧囂,他在回顧自己坎坎坷坷的一生,總結著自己讀書、行路、工作、運動、改造……的畢生所悟。最后,他把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身追求,濃縮為“思想最重要”這五個字。這是他留給世界的至真至切的告誡,言者諄諄,聽者謹謹,讓我們永遠銘記于心吧!
歸去時,中南?!焙5乃嫔削詈谏畛?,波濤浪花都已睡去。一路想著行公平靜的面容和與他交往的種種往事,回家的路變得格外短。
誰知,那一晚,竟成為我與行公的永訣!再想念他老人家的時候,只能去讀他的遺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