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西鄉(xiāng)隆盛則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立場始終站在下級武士一邊，他代表的正是標準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級武士是維新的主力，但后來被剝奪了特權(quán)，他不能接受這一點，于是起兵維護他的武士兄弟們的利益，與之交戰(zhàn)的都是他的舊日同僚。他和參加維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對高官厚祿毫無興趣，但可以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計后果。在流放島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島民沒糧吃，西鄉(xiāng)隆盛毫不吝惜地將發(fā)給自己的大米讓給他們吃，結(jié)果自己斷頓。西鄉(xiāng)隆盛回到鹿兒島，將自己的俸祿用于撫恤武士家屬，創(chuàng)辦“私學(xué)校”，以“尊王憫民”為校訓(xùn)，傳授經(jīng)史。最后起兵造反時，他本想息事寧人，但又不忍給義憤填膺的學(xué)生們潑冷水，才孤注一擲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鄉(xiāng)的號召力自然可以想見，被圍城山后，西鄉(xiāng)以下的心腹眾人，都心甘情愿追隨西鄉(xiāng)從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風(fēng)度，他把長發(fā)扎在腦后，手持銀飾指揮刀，著便裝巡視城山，威風(fēng)絲毫不減，甚至有人還聞到他身上噴灑過的古龍水的味道。西鄉(xiāng)的另一干將村田新八則顯得豪爽樂觀，這個在歐美接受先進思想、曾被勝海舟稱贊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傷病員的時候，還樂觀自嘲大笑：“剛剛我看了政府軍修的工事，真是堅固啊，我們無論如何是打不動的。就算以后有洋人來，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負啦!”

　　洪秀全與西鄉(xiāng)隆盛的差距，某種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輸給了剛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間折射出各自國家傳統(tǒng)文化，在19世紀中葉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戰(zhàn)敗后，梁啟超開始研究中國何以長期積弱的原因，鑒于當時西方和日本都認為“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動地說：“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庇谑菓嵍鹿P，于1904年寫成《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在該書的序言里，他回顧了中國武士道精神歸于瓦解湮滅的歷程和原因，并指出這一精神的消失對中國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種對中華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懷贊嘆，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悲憤令人扼腕感嘆、痛徹心肺。誠如當年面對日寇的鐵蹄侵略，王蕓生大聲疾呼：“我們要努力做一個好中國人!——中國現(xiàn)在需要無數(shù)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個石敬瑭、吳三桂便足以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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