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布迪厄、科爾曼和帕特南的比較

       內容提要：一般認為，社會資本理論框架主要是由布迪厄、科爾曼和帕特南這三位著名學者建立起來的。無論后來的學者如何用社會資本進行相關研究，基本都沒有超越他們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框架。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紹布迪厄、科爾曼和帕特南三人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定義和使用，比較他們在使用社會資本概念時的同異，并在此基礎上，試圖對社會資本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作一整體性的評述。

      關鍵詞：社會資本民主治理 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C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947（2003）04-0046-08

      一、布迪厄

      人們對于社會資本概念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布迪厄的早期著作。20世紀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布迪厄對文化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他把文化看作既是動力的、創(chuàng)造性的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結構性的現象?！吧鐣Y本”概念是從布迪厄對社會空間的研究中逐漸發(fā)展起來的，最初，在布迪厄那里，社會資本只是一種比喻用法，與其他多種多樣的“資本”形式沒有兩樣。到了后來，布迪厄才運用這一概念來定義一種特定的關系。

      在布迪厄的理論中，有一個概念非常重要，就是所謂的“心智習慣”（habitus）。1968年，布迪厄引進了“心智習慣”這個“或多或少已經被消化而且或多或少可以改變的思想模式體系”（Bourdieu，1991），并把它看作是一種將主觀性（subjectivity）與結構（structure）這兩個不能相互還原的方面聯系起來的方式。1970年代，布迪厄和帕瑟龍（Passeron，1977）在其合著的《再生產》這本非常有影響的書中，對建立一種文化再生產如何培育群體和階級之間的關系的社會再生產進行了專門論述，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發(fā)展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在這本書中，非常重要但又非常不明確的解釋始于“資本”概念的使用。整本書中對下列各種資本形式并沒有準確的定義：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語言資本、學術資本、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概念在《再生產》中也只是個邊緣概念，但是，這本書為布迪厄發(fā)展社會資本概念建立了一個框架。

      布迪厄早期的著作只是想說明占主導地位的群體文化判斷是如何表現為文化資本，而這種文化資本又是如何再生產出權力關系的。在后來的《差異》一書中，布迪厄進一步發(fā)展了自己的理論。他將資本看作是真正的實體，資本總量也就是在實際中發(fā)揮作用的一系列資源和權力，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Bourdieu，1984）。在布迪厄那里，社會資本通常隸屬于其他資本如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他更強調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重要性，社會資本與它們相比是次要的。

      布迪厄這樣定義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他們與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認識與認知的持續(xù)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通過集體擁有的資本的支持提供給他的每一個成員”（1997）。從他的社會資本概念可以看出，社會資本有兩個特征：第一，它是一種與群體成員資格和社會網絡聯系在一起的資源；第二，它是以相互認識和認知為基礎的。布迪厄認為，“某一主體擁有的社會資本量取決于他能有效動員的關系網絡的規(guī)?！保?986）；群體成員關系、在這個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的參與能夠被用來提高不同領域中行動者的社會地位。這一點與下面將要講到的科爾曼的觀點是一致的?？茽柭谒纳鐣Y本的定義中也強調了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的重要性。

      對布迪厄來說，社會資本既不能被還原成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也不獨立于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而存在；對其他兩種資本形式來說，社會資本起著增效器的作用，同時，社會資本是通過經濟和文化資本在“無休止的社會交往”中的轉換而被創(chuàng)造并維持的。在布迪厄那里，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共同構成象征資本，雖然他強調經濟資本的主導地位，但是，他也極其重視“象征資本”的作用。

      布迪厄一直試圖通過文化機制將階級關系的再生產過程理論化，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布迪厄不斷地將社會資本作為三種基本的資本形式之一置于其分析的中心地位，然而，在他那里，這個概念還是沒有得到完全的發(fā)展。盡管如此，布迪厄的這些著作對于使社會資本成為一個研究領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一般認為，布迪厄是從社會網絡的角度來研究社會資本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布迪厄開創(chuàng)了社會網絡分析的社會資本研究。也正是這一點，被后來的社會資本研究者繼承和發(fā)展。

       二、科爾曼

      科爾曼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吸收了布迪厄的某些觀點。但是，科爾曼將社會資本概念擴展了，提供了對社會資本的更廣泛的理解。他從理性行動理論出發(fā)，認為社會資本不僅是增加個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重要資源。

      科爾曼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始于對綜合兩種不同學科即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取向的努力，他把理性行動作為研究的起點，但同時又拒絕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假設。他認為，將社會資本概念看作行動的資源是將社會結構引入理性行動范式的一種方法和途徑。應該說，后來將社會資本理論與集體行動理論結合起來考察的理論趨勢正是起源于科爾曼。

      科爾曼從社會資本的功能來定義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根據其功能定義的。它不是一個單一體，而是有許多種，彼此之間有兩個共同之處：它們都包括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處于某一結構中的行動者——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行動者——的行動。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時候，這些目的不會實現。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不是某些活動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與某些活動具體聯系在一起。有些具體的社會資本形式在促進某些活動的同時可能無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動?！保–oleman，1990）在這個定義中，科爾曼強調了社會資本的結構性質及其公共產品性質。科爾曼自己認為，通過界定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的功能，社會資本概念有兩方面的幫助，第一，有助于揭示個體行動者層次的不同結果，第二，有助于從微觀到宏觀解釋的過渡。

      科爾曼認為，只有那些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人才會增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而社會資本一經創(chuàng)造，它就會有益于相關社會結構內的所有個體；通過利用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行動者不僅可以實現他們個人的目標，而且可以實現集體行動目標。當然，社會資本的公共產品性質也導致潛在投資不足（這是更高層次的集體行動問題），“大多數形式的社會資本只能作為其他活動的副產品被創(chuàng)造或者被破壞”。

      在社會資本理論中，科爾曼論述了社會資本的形式、特征以及社會資本的創(chuàng)造、保持和消亡的過程。另外，科爾曼得到廣泛認可的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早期對青少年和學校教育的經驗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之間關系的研究。在經驗領域，科爾曼主要對美國國立學校和教會學校的成果進行了比較研究。他的研究結論雖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但是同時他的研究工作也對政策制定者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且激發(fā)了一系列的驗證性研究，其中有些研究證實了科爾曼的發(fā)現，而另外一些得出了有細微差別的結論。對科爾曼來說，在這些經驗研究領域，社會資本主要是用來理解在獲得教育與產生社會不平等之間關系的方法。

      在理論方面，科爾曼考察了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這也是科爾曼對社會資本爭論的主要貢獻，引起了后來的社會研究者的廣泛注意。在其《社會資本在創(chuàng)造人力資本中的作用》一文中，科爾曼首先批判了當時在政策制定領域以人力資本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主流觀點。他認為，社會資本對于教育文憑的獲得有著極其有益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行動者可以獲得的某種資源”，包含“多種實體”。它有兩個因素構成：“它們都由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構成，而且促進結構內行動者的某些行動——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行動者”（Coleman，1988）?？茽柭鼘⒆约旱难芯考性诮逃I域，進一步補充和發(fā)展了社會資本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是內在于家庭關系和社區(qū)社會組織中的一整套資源，而且對于兒童或年輕人的認知和社會發(fā)展非常有益”（1994）。

      科爾曼不滿足于社會資本和資源獲取之間的因果關聯，他還進一步提煉社會資本概念，將它置于一個更廣泛的新功能主義的理論框架中?？茽柭J為，行動者通過建立義務、期望和信任，建立信息渠道并設立受有效懲罰機制支持的規(guī)范等程序，社會關系將構成對行動者有用的資本資源（1988）?？茽柭€認為，社會資本擁有共同的特征，但是，任何形式的社會資本的應用范圍都可能是有限的：“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不是完全可替代的。它和某些具體的活動聯系在一起。有利于這些行動的社會資本形式卻可能對另一些行動無用甚至有害”（1994）。

      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通常是相互補充的。在這一點上，科爾曼與布迪厄的觀點非常類似，尤其是他們都將社會資本看作是教育優(yōu)勢資源。然而，與布迪厄不同的是，科爾曼主要從功能的角度來定義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的創(chuàng)造看作主要是非故意的過程；社會資本起作用恰恰是因為它主要產生于某些活動的其他目的，是某些活動的副產品，通常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直接的社會資本投資。另外，布迪厄使用社會資本概念表示精英團體使用他們的聯系來再生產他們的特權，而科爾曼卻將這個概念的范圍擴展到了包括非精英團體的社會關系。

      科爾曼的研究對當代社會資本的爭論有著深遠的影響，但他也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例如，波茨指出了科爾曼著作中的許多弱點，批評科爾曼使用了一個“相當模糊的定義”，這因此而“為人們將許多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過程重新貼上社會資本的標簽開辟了道路”（Portes，1998）。波茨還認為，科爾曼過于強調親密聯系，卻忽視了弱聯系，而弱聯系可能在提供新知識和資源獲取方面更為有效（1998）。

      但是，無論如何，科爾曼對當前社會資本爭論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帕特南認為，正是科爾曼的工作奠定了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框架，他甚至將科爾曼的《社會理論的基礎》作為自己對意大利公民參與研究的主要參考來源。

       三、帕特南

      帕特南在使其一舉成名的《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的著作中，將社會資本概念的應用進一步擴展到更大規(guī)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在這本書中，帕特南這樣定義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某種特征，例如，信任、規(guī)范和網絡，它們可以通過促進合作行動而提高社會效率。從這個概念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帕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以及在這個概念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資本理論框架已經超越了布迪厄、科爾曼等前輩所使用社會資本進行研究的范圍。

      帕特南及其他的合作伙伴們是在運用新制度主義研究方法解釋現代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差異的過程中，引入社會資本的分析范疇的。他們首先探索了經濟現代化程度與制度績效之間的關系，但是他們發(fā)現，僅僅將南北制度績效上的差異歸結為南北方經濟現代化程度上的差異，這個解釋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因為，雖然經濟現代性在某種程度上明顯與高績效的公共制度相關，但是，這并不能表明現代性就是產生績效的惟一原因；而且說不定正是績效以一定的方式產生了現代性；又甚或績效與現代性二者都受到第三個因素的影響（因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非必然的）。帶著這些問題，帕特南等假定，制度的實際行為受它活動于其內的社會關系的影響，從而進一步考察了制度績效與公民生活的特性之間的關系。他們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歷史中尋找根源，運用了大量證據有力地證明，公民生活的差異在解釋制度成功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引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概念“社會資本”。他們用這個概念來指稱社會組織所具有的某種特征，如信任、規(guī)范和網絡，它們會通過產生合作行動從而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他們發(fā)現，意大利的某些地區(qū)賦有公民活動的網絡和規(guī)范，它們充滿活力；而另一些地區(qū)所具有的則是一種垂直的政治結構、零碎而且孤立的社會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會文化。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制度變遷對政治生活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歷史及社會關系對制度的成功構成了強大的制約。

      《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的最后一章專門論述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社會資本對制度成功的影響。他們應用了博弈論和理性選擇等理論作為基礎，首先從一般意義上分析了信任、互惠規(guī)范以及網絡等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他們指出，信任是社會資本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信任是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要素，而互惠規(guī)范、公民參與網絡能夠促進社會信任，他們都是具有高度生產性的社會資本。正是這樣的社會資本使得遵守規(guī)范的公民共同體能夠解決他們的集體行動問題；社會信任、互惠規(guī)范以及公民參與網絡是相互加強的，他們對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會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最關鍵因素，互惠規(guī)范和公民參與網絡產生社會信任：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機會主義的行為，將導致那些經歷重復互惠的人之間的信任水平增加，而稠密的社會交換網絡將增加游戲理論中所說的關系的重復和聯系，從而也將增加社會信任水平。最后，帕特南等指出，大力發(fā)展社會資本是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一條捷徑，社會資本是使民主得以運轉起來的關鍵因素，但是，建立社會資本并非易事，它需要很長的歷史時間。

      到目前為止，帕特南所做過的兩項工作引起了廣泛注意：（1）也就是上述的對意大利南部和北部政府績效長達20年的跟蹤研究（1993）；（2）對美國社會資本的下降研究（2000）。在這兩項工作中，帕特南將社會資本思想與公民組織和志愿組織對政治參與和有效治理聯系在一起。從他的這兩項引起廣泛注意但也帶來很多批評的工作中，諾利斯將帕特南最主要的理論思想歸納為三點。

      第一，社會網絡和社會規(guī)范對社會合作至關重要：體現在公民社會中的水平網絡以及與這些聯系結合在一起的規(guī)范和價值既產生私人產品也創(chuàng)造公共產品，它們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對整個社會都將有非常重要的結果。尤其是朋友、同事以及鄰里網絡通常以相互義務和責任的形式與普遍互惠規(guī)范聯系在一起，以至于密集的聯系培育了合作創(chuàng)造集體產品的條件。由個人聯系和朋友紐帶產生的共同的理解、默許的規(guī)則、共享的程序以及社會信任等被認為可以使人更容易為了相互利益而在將來合作。由于社會聯系為個人和群體產生將來的價值，因此，網絡被認為是一種投資形式，如同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帕特南認為，公民社會組織如工會、教堂以及社區(qū)團體等在社會資本的生產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彌合社會裂縫，整合不同背景和價值觀的人們，促進如寬容、合作和互惠等“心智習慣”，并從而有利于親密的、豐富的、活躍的社會基礎形成。

      這一點帶來很多爭論和批評。最針鋒相對的不同意見來自波茨。為了論證社會資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說那樣有那么積極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極社會資本的概念，并認為社會資本至少有四個消極后果：排斥圈外人、對團體成員要求過多、限制個人自由以及用規(guī)范消除差異[①]。波茨詳細論證說，過于親密的社會網絡具有封閉性，這樣的社會資本為網絡內成員帶來強大利益的同時，也限制了網絡外成員進入并獲得社會資本的機會。不僅如此，也造成對團體成員本身要求過多，限制過多，阻礙了他們的創(chuàng)新精神等等。其實，帕特南承認“橋梁”網絡（briding networks）和“聯系”網絡（bonding networks）的區(qū)別：前者是包容的和開放的，因此異質群體之間能夠建立聯系，而后者卻排斥外來者。正如帕特南自己所承認的，與金融資本既能用于購買面包也能用于購買槍支一樣，社會網絡的功能也存在嚴重的偏離：網絡也能以一種對社會有消極后果的方式將團體連接起來，黑手黨組織、哥倫比亞毒品組織的緊密網絡都是例子。對此，帕特南的解釋是，引導社會資本的積極力量并培育“橋梁的”或包容性的網絡的挑戰(zhàn)依然存在。

      此外，也有人認為，既然社會資本的價值存在于人們的關系中，那么，對于社會資本的測量就必須是社會層次，而不是個人層次，而且社會資本也不像金融投資或教育投資那樣明顯，而是更加含糊不清。為此，甚至有些經濟學家如阿羅（Arrow）對使用社會資本這個術語持保留意見。

      第二，社會資本對民主有重要結果：公民社會可以促進社會資本；反過來，社會資本（從公民社會中產生的社會網絡和文化規(guī)范）又可以促進政治參與和善治（good governance）。帕特南比其他社會資本理論家更引起人們關注和爭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帕特南比其他的理論家走得更遠：他認為社會資本有重要的政治結果。從他對意大利地區(qū)政府的分析中，帕特南認為，豐富密集的組織聯系以及繁榮的公民社會促進有效的治理。帕特南指出，雖然從理論上還沒有完全找到說明這兩者之間關系的原因，但是，可以認為，就是因為組織具有內部效應，能將如合作和共同的責任等規(guī)范和價值觀灌輸給組織成員，從而產生廣泛的外部政治效應，這也正是多元主義者一直強調的。帕特南認為，在社會資本富足的民主國家，警戒的公民更可能讓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對他們的行為負責，而選舉產生的領導人也更可能會對他們的行為負責。公民社會和公民規(guī)范通過鼓勵政治討論和傳播選舉結果等方式加強了公民和國家之間的聯系。帕特南推理說，如果代議制政府是有效率的，那么，這將增加公眾對司法等制度運轉的信任，而且可以將這種對政治體制的支持最大化。好政府可以培育公民和國家之間的強聯系，促進產生公民參與和參與民主的支持條件。

      對于這一點，波茨也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帕特南觀點中存在根本的邏輯循環(huán)論證問題：社會資本作為共同體和民族的特征，同時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波茨舉例說，社會資本導致了像經濟發(fā)展以及減少犯罪這樣的積極結果，而之所以社會資本存在也是因為經濟發(fā)展良好等；那些治理良好、經濟發(fā)展的城市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社會資本，貧困城市則缺乏這種公民美德。波茨還分析了帕特南觀點中存在這種同義反復現象的原因：（1）帕特南的社會資本定義是從結果開始的；（2）試圖解釋所有的可以看到的差別[②]。波茨還指出，要避免這種邏輯循環(huán)論證現象，則應該做到：首先，要在理論上和實證上把概念的定義與它指稱的結果分開；其次，在指向上要有所控制，這樣可以在證明中使社會資本的存在先于它可能產生的結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釋社會資本及其指稱的結果的因素；最后，要全面認識到共同體的社會資本的歷史來源[③]。

      第三，戰(zhàn)后美國社會的社會資本已經下降。帕特南是在他的《獨自打保齡球》這本書中提出這一結論的。帕特南認為有多種原因導致了這種結果，例如，時間和金錢的壓力；但是，就是技術和媒體的變化，尤其是作為美國人休閑活動主要來源的電視娛樂的增加，才是需要對美國的社會聯系以及公民參與的減少負責任的罪魁禍首[④]。他認為，在50年代的美國，人們的休閑漸漸地從以去電影劇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