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時代，大多讀書人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參加科舉考試并力爭中舉做官。讀書人為科舉而讀書，對于國家來說，可以吸引最優(yōu)秀的人才參與國家和社會的管理。當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舉子從皇宮門口魚貫而入時，大發(fā)感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舊時讀書人為科舉而讀書，本無可厚非，因為讀書可以給讀書人帶來豐厚的回報。宋真宗趙恒所作的《勸學篇》說得非常誘人：“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jīng)勤向窗前讀。”
　　但也有少數(shù)不為科舉而讀書的人，明代的心學大家王陽明便是其中一例。王陽明11歲在京師讀書時，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王陽明卻不認同塾師的看法，認為“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圣賢耳”。“讀書學圣賢”雖是王陽明年少的追求，但處于科舉時代，他的父親王華還是科舉狀元，他也不得不參加科舉考試，并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誰成想第一次會試便沒考中，當同考的人為落第而感到羞恥時，王陽明反而安慰他說：“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钡诙螘嚕蹶柮饔譀]成功，直到第三次時，他才以會試第二名、殿試第十名登第。
　　王陽明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處在科舉時代，三次參加科舉，既有失敗的經(jīng)歷，也有成功的體驗。他一反當時大多數(shù)人為科舉而讀書的目標，年少時便立下“讀書學圣賢”的志向，并把它當作一生的追求，既成就了他心學大家的地位，也為后世樹立了讀書的榜樣。
　　“讀書學圣賢”是王陽明年少時立下的志向，如何才能實現(xiàn)？通觀王陽明的著作，也就是他后來所說的“讀書學道”。讀書學道，又叫讀書窮理。道是什么？理是什么？王陽明主張心學，在他看來，心即理，心即道，心的本體是至善，是良知，“至善是心之本體”，“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圣賢與常人的區(qū)別就在于圣賢悟到了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因此，讀書學道，就是通過讀書悟到自己的良知，“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于道也”。
　　讀書學道，說起來容易，但實行起來，卻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處理與科考的關系。因為處在科舉時代，讀書人不可能回避科考。當時就有人問他：“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意思即是在讀書的時候總是想著科考，怎么辦？王陽明的回答是：“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yè)，不為心累?？傆欣垡嘁子X，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圣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王陽明認為，只要悟到了良知，讀書與科舉并不相妨，讀書時心也不會為科考所累。
　　王陽明一生最愛讀書講學，他曾說過：“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未嘗拒之。”當時有很多人跟著他讀書學習，因他的心學與朱熹的理學不同，而當時科舉考試主要以朱熹學說為標準，所以就有學生的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跟著王陽明讀書學習會影響科舉考試。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曾經(jīng)帶著他的弟弟一起跟著王陽明學習，他們的父親就擔心說：“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錢德洪和他弟弟反而勸他們的父親說：“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錢父還是不信，就去問王陽明，王陽明明確告訴他說：“豈特無妨！乃大益耳?！眲偤玫诙晔谴蟊戎?，王陽明的幾個學生科舉中舉，錢父這才相信錢德洪的“打蛇得七寸”并不是虛言。
　　王陽明的不為科舉而讀書，既不排斥科舉，又能按自己的良知行事，從而使他成為一個“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的圣人。不僅如此，他還以此來指導學生，在科舉時代成功走出了一條“讀書學圣賢”與“讀書登第”兩不誤的讀書之道。王陽明在寫給家人的信中，也一再強調教育孩子讀書，“一切舉業(yè)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悌而已”?！敖讨孕奔词恰白x書學圣賢”，因為孝悌是“為仁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