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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正式設立史館修史并形成一系列的制度，這是我國史學史和政治制度發(fā)展的一大進步。而史館制度的確立絕非偶然，是有其深刻是社會政治原因。同時，史館的設置并制度化在當時來說是空前的，對后世史館的發(fā)展有深遠的影響。此外，史館制度化又有其弊端，這是封建制度下是必然結果。本文不揣冒昧，略陳管見，以求一二之賜教。 貞觀三年，唐太宗將史館從秘書省中分離出來，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成為獨立修史機構。唐初設立史館修史，是對歷代官方修史形式的制度化，同時也是我國古代從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轉折點。 設館修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的蘭臺、東觀，據《后漢書》記載，班固就曾“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1],又《唐六典》有記：“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黃景等相次著述東觀，所撰書謂之《東觀漢記》”[2].由此可見，蘭臺、東觀應為當時修史的地方，但是二者又與后來的史館有著本質的區(qū)別。蘭臺系“掌圖籍秘書”，東觀則是藏書之地，都非專供修史。之所以于此修史，是因為藏書豐富，有利用之便。[3]此后歷朝都設有修史機構，或隸中書省或隸秘書省，沒有獨立固定的形式。至北齊“史館之名自此有也”[4],但是它仍然不是獨立的修史機構，而是負有修史之責的秘書省下屬機構著作省。隋統(tǒng)一后，又設史館，置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史官，隸屬秘書省。及唐朝建立，“武德因隋舊制”[5],因此貞觀之前史館的設置并無定制也沒有形成獨立的機構。那么為什么到了唐太宗貞觀時期就要將史館獨立出來作為一個單獨的政治機構并形成一系列的史館制度呢？ 其實，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筆者認為，這是當時政治大一統(tǒng)和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xiàn)。自漢末到隋統(tǒng)一前，中國長期處于軍閥混戰(zhàn)，封建割據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建立起統(tǒng)一的封建大帝國。隨著政治統(tǒng)一，需要加強中央集權，思想意識也須高度統(tǒng)一，才能鞏固政治統(tǒng)一。同時，在確定官方史館修史制度之前，民間多有私修史書者，他們多奉行“直書”的傳統(tǒng)書法，雖然這樣寫史比較真實，但卻多有觸犯封建統(tǒng)治者的禁忌，不利于封建統(tǒng)治者皇權的維護。因此，早在隋文帝統(tǒng)一全國后，就已經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采取嚴厲的控制措施。開皇十三年五月，隋文帝就曾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盵6]但是隋朝短命而亡，在前朝的教訓下，唐初統(tǒng)治者深知鞏固政權的重要性，特別是要統(tǒng)一人們的歷史認識，清除分裂割據的歷史影響。因此就有了將史館獨立出來，壟斷修史大權的必要性。此外，唐太宗本人對于歷史的借鑒作用及史書的修撰更是異常重視。他曾多次對大臣們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7]又貞觀十年（636年），房玄齡、魏征等上所修周、北齊、梁、陳、隋五部史書，唐太宗就十分高興地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8] 唐代史館與前朝史館相比有著不一樣的地位。唐太宗將史館移置禁中門下省北，使之成為宮中整理古籍、修撰史書以及提供歷史經驗的正式修史機構，這大大提高了史館的地位。此外在貞觀三年設立史館的同時，也確立了監(jiān)修國史的制度，之后遂成定制，直至唐朝滅亡。監(jiān)修國史，作為史館修史活動是總負責人，在唐代一般是由宰相兼任，偶爾也會由一些史學泰斗或皇帝寵臣擔任。如貞觀一朝就由房玄齡擔任，“（貞觀） 三年， （房玄齡） 拜尚書左仆射、監(jiān)修國史”[9].同時，為了保證史料的完備與可靠，為使史館及時了解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積累必要的文獻，唐太宗還頒布了“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詳見：《唐會要》卷63《史館》上）的詔書，使史料征集制度化。而關于史館職員的組織分工，在唐太宗時并未有明確規(guī)定，直至唐中期天寶后，史館職員遂有所定制，分工也明確。據《新唐書·百官志》載“天寶后，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六年，宰相裴土自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未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兩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有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寫國史楷書十八人，楷書手二十五人，典書二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熟紙匠六人”[10].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史館中，除監(jiān)修國史和史官外，還配備有各種勤雜人員，為修史的成功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同時，政府對史館及其職員的待遇也極為優(yōu)厚。據《史通·史館建置》載：“暨皇家之建國也， 乃別置史館， 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盵11] 在如此完備的史館制度下，唐代的史學成就大放異彩。史館設立后，太宗隨即詔修五代史，由令狐德棻主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謙修《梁史》、《陳史》，魏征主修《隋史》，由宰相房玄齡總監(jiān)諸代史。這次修史成效極為顯著。貞觀十年，五史全部修成上進。不過，剛修成時，因五史全為紀傳，無表志，故又合稱為“五代紀傳”。貞觀十五年又詔修五代史志，參加修撰的有于志寧、李諄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等人，宰相長孫無忌監(jiān)修。至高宗顯慶元年，十志三十卷亦告完成。十志本為五史而作，內容也通括五代，故當時稱《五代史志》。由于五代史各自單行，所以就把《五代史志》編入五代史的最后一部《隋書》中。因此，《五代史志》又稱《隋志》。貞觀十八年，太宗又詔修《晉書》，二年后即告書成。此外，尚有李延壽私撰之《南史》、《北史》。不過，李延壽身入史館，參與修撰諸史，得以廣泛參考官方有關資料，書成之后，先請監(jiān)修國史令狐德棻校閱，后又上表奏進于朝，直到官方正式承認后方公布于眾，因此實與史館官修無異。[12]總的來看，二十四史中就有八部“正史”在唐初完成修撰，史學成就斐然，這主要還是得益于唐初史館的設置，大大推動和促進了唐朝史學的發(fā)展。 史館制度的確立對于修史來說確實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史館的設置也給修史帶來了一些弊病。唐代的史館是封建專制主義下的產物，是為皇權服務的，因此其寫史也必然受到官家的限制。唐代將史館置于政治權力中心目的是便于控制，同時由宰相監(jiān)修，出入史館皆高官，“重其職而秘其事”[13],緊緊控制著修史的權力，為君王而書史，因而多有隱晦的地方。如貞觀十六年，唐太宗欲觀國史，于是“房玄齡遂刪略國史”[14],雖然唐太宗堅持要“直書其事”，但房玄齡的做法也已經為史館修史處處忌諱隱瞞開了先例。此外，史館的主要任務是修撰國史，即修撰本朝史，因此作為統(tǒng)治者往往為了自己的生前身后名而不惜歪曲歷史事實，這樣留給后世的歷史就可能已經與事實脫節(jié)了。如關于唐太宗篡改國史及相關的建唐問題，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唐太宗篡改了國史。例如玄武門事件，陳寅恪認為：“經勝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意即唐太宗奪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國史。還有，貞觀年間，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兩朝實錄時篡改建唐史實，將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貶低高祖的作用，所謂太宗與劉文靜首謀晉陽起兵之說，乃是貞觀年間對實錄、國史作了偽造的結果。[15]關于唐太宗是否篡改國史本文不作詳細論述，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國史禁密之下，善惡必書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預而不斷破壞，武則天時期，史館制度更是屢遭專制政權沖擊。同時，官方壟斷修史使得個人史學得不到正常發(fā)揮，對修史約束過甚致使貞觀之后，史館制度弊端日益暴露。 而曾在史館任職的劉知幾對史館制度的弊端就作出過嚴厲的批評：“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擱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盵16]史館因為官俸優(yōu)厚，所以很多進入史館的史官并非是有真才實學的，他們通過種種關系，進入到史館中來，不僅影響了史官的素質，并且也損壞了史館的風氣。史官在館內修史，往往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唐朝歷史 www.）致使修史歲月拖延。“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盵17]史官在這樣的制度下，為了自身的利益，同時又不想得罪權貴勢力，往往也極盡曲筆之能事，長此下去曲筆諱飾就成了修史的通病。史學求真尚實的品格遭到無情踐踏，史書懲惡揚善、鑒誡垂訓的作用墜落為當權者辯護的工具?！绊暿饭僮⒂洠嗳》A監(jiān)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書，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18]監(jiān)修國史的修史意見不一，有的要求必須實書，但是有的又要求曲筆，這樣在編修過程中史官就無所適從，不知道到底應該聽取哪種意見?！胺蜓员O(jiān)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chuàng)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蚩陕远宦裕驊獣粫?，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條，審定區(qū)域。倘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jiān)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茍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盵19]武后、中宗時期，監(jiān)修大臣多無能之輩，如武三思之流缺德無行、不學無術之徒，并不能貫徹修史宗旨，嚴重影響史館修史的效率和質量。 綜上所述，唐代史館制度的確立是我國史學史發(fā)展的一大進步，也是我國封建政治制度深化的表現(xiàn)。史館制度的確立影響深遠，它不僅使唐政府在短短十幾年內，便修成八部“正史”，魏晉以來的歷史因之得以留存。更為重要的是，史館之制為五代、宋、元、明、清，歷朝相繼因襲，保證了歷朝“正史”編纂的連續(xù)性，客觀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獻，推動史學發(fā)展的作用。但是史館制度的確立也不是沒有弊端，這是在當時封建專制制度下所不能避免的。同時，史館壟斷修史也扼殺了個人史學的發(fā)展，使得此后史家難成“一家之言”。在筆者看來，修撰史書并不能完全將其納入到政治的范疇，不能因此而扼殺其自由，這樣史學發(fā)展才能保持其活力。對于史館制度的出現(xiàn)，我們應該衡量其利弊，去偽存真，為今天所借鑒，史館雖有其弊而不能掩其歷史影響，這是有目共睹的。 參考文獻： [1] （南朝·宋）范曄 撰，《后漢書》[M],卷四十上，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2] [4] （唐）李林甫 撰，《唐六典》[M],卷九，中書省集賢院史館匭使。 [3] 岳純之：“唐代史館略論”[J],《史學研究》，2002年第5期。 [5] [14] （后晉）劉昫 撰，《舊唐書》[M],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職官二。 [6] （唐）魏征 等撰，《隋書》[M],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7] （后晉）劉昫 撰，《舊唐書》[M],卷七十五，列傳第二十一，魏征。 [8] （北宋）王欽若 等編，《冊府元龜》[M],卷五百五十四，國史部，恩獎。 [9] （唐）吳兢 撰，《貞觀政要》[M],卷二，任賢第三。 [10] （北宋）歐陽修 等撰，《新唐書》[M],卷五十二，志第三十七，百官二。 [11] （唐）劉知幾，《史通》[M],外篇，史館建置第一。 [12] 劉蓉，高錦花：“唐代史館制度略論”[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13]（北宋）王溥 撰，《唐會要》[M],卷六十三，史館上。 [15] 白壽彝，《中國通史（全十二卷）》[M],第06 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 [17][18][19] （唐）劉知幾，《史通》[M],外篇，忤時第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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