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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guān)系的幾點看法 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大都由于新發(fā)現(xiàn)。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盵1] 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材料，對于促進古文獻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極大地推動了古文字學和殷商歷史的研究；敦煌遺書的發(fā)現(xiàn)，在世界范圍內(nèi)形成了新的顯學——敦煌學；內(nèi)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的發(fā)現(xiàn)、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進了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載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洱R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兩書分屬孫武、孫臏。后因《孫臏兵法》失傳，人們對《漢志》著錄產(chǎn)生了懷疑，有人認為孫子是一人而非兩人，也有人認為《孫子兵法》是一書而非兩書，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臏兵法》殘簡，使這一有爭議的問題迎刃而解。對于《文子》、《尉繚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韜》等書的真?zhèn)螁栴}，人們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長沙馬王堆帛書出土的《鹖冠子》殘簡，都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并在某種程度上矯正了人們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發(fā)現(xiàn)，催生新的學問，小的發(fā)現(xiàn)，可深化人們對具體問題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課題，新的資料的重要，自然是無可置疑的。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jù)法”，主張將新發(fā)現(xiàn)的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互相驗證，從而取得考據(jù)方法的重大突破，也與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出土文獻的大量發(fā)現(xiàn)，將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中國學術(shù)史。 二、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可以互補互證 文獻流傳，歷時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見古代文獻而言，文字訛誤，文句顛倒，篇章脫漏增益，記事殊異，乃至于隨意增竄改作，不勝枚舉。出土文獻長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較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獻經(jīng)歷了幾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數(shù)百年，其可貴性不言而喻。 傳世文獻的長處，則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一些方面。 傳世文獻經(jīng)過了長期的自然選擇。既要讀書，主觀上總是希望有一個好的本子。因此，傳世文獻得以流傳，必有其原因，有其長處。 更為重要的是，傳世文獻往往經(jīng)過整理選擇。古人很早就已經(jīng)開始進行文獻整理工作。 《國語·魯語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薄稘h書·禮樂志》曰：“王官失業(yè)，《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于六藝，都有整理之功。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主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guī)模巨大的文獻整理工作。這次文獻整理不僅涉及面廣，而且非常細致、深入。 《藝文志》總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shù)家之傳。戰(zhàn)國從衡，真?zhèn)畏譅?，諸子之言紛然殽亂……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shù)，侍醫(y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yè)。歆于是總?cè)簳嗥洹镀呗浴?，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shù)數(shù)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最后概括說：“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卑喙套宰ⅲ骸叭肴椅迨?，省兵十家?！?/p> 這說明，西漢古籍整理，是得到國家支持、由著名學者、專家主持的一項系統(tǒng)工程，它使絕大多數(shù)西漢文獻以前的文獻都經(jīng)過了認真的校理。 劉向、劉歆校書時，條件相當優(yōu)越。一是去古未遠，可以見到大量古書，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數(shù)量的出土文獻。二是用以?？钡馁Y料亦相當豐富。如： 《戰(zhàn)國策書錄》：“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中“有國別者八”?！豆茏訒洝罚骸八Ｗ囍小豆茏印窌侔耸牌?，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薄蛾套訒洝罚骸八Ｖ袝蛾套印肥黄?，臣向謹與長社校尉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鄧析子書錄》：“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薄秾O卿書書錄》：“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當時每校一書，都參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劉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文字、篇章進行?？薄?/p> 劉向《戰(zhàn)國策書錄》稱：“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薄蛾套訒洝贩Q：“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列子書錄》稱：“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庇址Q：“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薄稘h書·藝文志》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shù)十。”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jīng)》校施、孟、梁丘《經(jīng)》，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jīng)與古文同?！庇衷唬骸埃ā墩撜Z》）經(jīng)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改干m(xù)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p> 二是匯編與輯佚。 《戰(zhàn)國策書錄》稱：“所校中戰(zhàn)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薄蛾套訒洝贩Q：“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薄稘h書·藝文志》曰：“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尚書》）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庇衷唬骸皠⑾蛐?，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庇衷唬骸啊抖Y古經(jīng)》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p> 三是辨?zhèn)闻c存疑。 《晏子書錄》稱：“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jīng)術(shù)，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為者，故亦不敢遺失，復以為一篇。”《列子書錄》稱：“《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違，不似一家之書?！薄稘h書·藝文志》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卑喙套宰ⅲ骸皡瓮麨橹軒熒懈?，本有道者?；蛴薪烙忠詾樘g(shù)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當本于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文子》九篇?！弊ⅲ骸袄献拥茏?，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似依托者也?！薄啊读δ痢范！弊ⅲ骸傲鶉鴷r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薄翱准住侗P盂》二十六篇?！弊ⅲ骸包S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薄啊洞笥怼啡咂！弊ⅲ骸皞餮杂硭?，其文似后世語?！薄啊渡褶r(nóng)》二十篇?！弊ⅲ骸傲鶉鴷r，諸子疾時怠于農(nóng)業(yè)，道耕農(nóng)事，托之神農(nóng)?！薄啊兑烈f》二十七篇?！弊ⅲ骸捌湔Z淺薄，似依托也?！薄啊跺髯诱f》十九篇?！弊ⅲ骸昂笫浪?。”“《師曠》六篇?！弊ⅲ骸耙姟洞呵铩?。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之。”“《務(wù)成子》十一篇?！弊ⅲ骸胺Q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注：“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薄啊饵S帝說》四十篇?！弊ⅲ骸坝卣Q依托?！?/p> 可以想見，這些經(jīng)過認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會是一無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獻本身也有各種復雜的情況，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本質(zhì)上應該是互補互證，不能絕對地劃分高下優(yōu)劣。 三、出土文獻需作具體分析 出土文獻是一個整體概念。具體到某一種的出土資料，需作個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出土文獻中，有的是第一手資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銘文，其可信程度無可懷疑。但也有一些是經(jīng)過輾轉(zhuǎn)傳抄的。對于這類材料，就需要作具體分析。茲舉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其中的一種，后來被定名為《戰(zhàn)國從橫家書》，帛書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內(nèi)容見于《戰(zhàn)國策》和《史記》。帛書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其中有關(guān)蘇秦的資料較為集中，且與《史記》、《戰(zhàn)國策》的記載大相徑庭。一些學者根據(jù)帛書的相關(guān)資料，對《史記》、《國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質(zhì)疑。 唐蘭先生說：“（司馬遷）沒有見到關(guān)于蘇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紀初的蘇秦事跡，推到前四世紀末；把張儀、蘇秦的時序改為蘇秦、張儀；五國伐秦錯成了六國合縱，還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時序既差，事跡中既有弄錯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蘇秦傳》就等于后世的傳奇小說了?！盵2] 楊寬先生說：“今本《戰(zhàn)國策》中，既有比較原始的蘇秦數(shù)據(jù)，也有出于后人偽造虛構(gòu)的東西，可說真?zhèn)螀?。而《史記·蘇秦列傳》所輯錄的，幾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長篇說辭。因為司馬遷誤信這些游說辭為真，誤認為蘇秦是和張儀同時對立的人物，反而把有關(guān)蘇秦的原始資料拋棄了，或指把這些資料中的‘蘇秦’改成‘蘇代’或‘蘇厲’。因此戰(zhàn)國中期有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和蘇秦活動有關(guān)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馬雍先生說：“《史記》中有關(guān)蘇秦的記載錯誤百出，其材料來源多出偽造，可憑信者十無一二。尤其嚴重的錯誤是以為蘇秦死于燕王噲之時（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戰(zhàn)國策》中關(guān)于蘇秦的紀錄較《史記》為多，但亦真?zhèn)螀?，又往往將蘇秦和蘇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盵4] 其它學者也有許多人持類似的觀點。 眾多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眾口一詞，除了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以外，對帛書過于相信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司馬遷和劉向都曾見到過與帛書相類似的數(shù)據(jù)。《蘇秦列傳》贊語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庇纱丝梢姡抉R遷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會的“蘇秦數(shù)據(jù)”不在少數(shù)?！稇?zhàn)國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蘇秦的篇章時間較后。如：《齊策二·秦攻趙長平》，《齊策三·楚王死》、《孟嘗君將入秦》，《齊策四·蘇秦自燕至齊》、《蘇秦謂齊王》，《趙策一·蘇秦說李兌》、《趙收天下》，《韓策三·韓人攻宋》，《燕策一·奉陽君李兌甚不取于蘇秦》。 蘇秦合縱在前，張儀連橫在后，有蘇秦聯(lián)合六國，而后有張儀散縱連橫，這是戰(zhàn)國縱橫最基本的事實。《史記》、《國策》對此都有極其明確的記載。《蘇秦列傳》載蘇秦之死在燕王噲（公元前320－前314年）時，《張儀列傳》、《六國年表》載張儀之死在魏哀王時（具體時間為公元前309年）。劉向《戰(zhàn)國策書錄》稱：“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jié)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于關(guān)中……及蘇秦死后，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p> 司馬遷作《六國年表》，主要依據(jù)《秦記》，表中涉及蘇秦、張儀事跡，有明確編年的資料就多達八條。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有諸侯史記作參考。漢初，戰(zhàn)國權(quán)變之論著多在，亦為司馬遷所得見。劉向親自?？敝T子之書，而《漢書·藝文志》載“從橫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蘇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注：“名儀，有《列傳》?！币罁?jù)如此豐富的資料，當不難審定蘇秦、張儀的先后次序：很難想象這些縱橫家著作都會數(shù)典忘祖，連蘇、張活動最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 戰(zhàn)國從橫游說之風盛極一時，縱橫之士于縱橫捭闔之時，往往采擷舊事，加以整理潤色，或參以己意，斟酌益損，以為游說之資。此類資料經(jīng)過輾轉(zhuǎn)傳抄，極易產(chǎn)生歧異。加上帛書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沒有署名，更增加了產(chǎn)生訛誤或者偽托的可能性。蘇秦、蘇代、蘇厲活動時間雖然先后不同，但他們的活動范圍和宗旨卻驚人地相似。蘇秦先在燕，后至齊，蘇代、蘇厲先奔齊，后適燕，主要活動地點都在燕、齊兩國。蘇秦的活動宗旨有二：一是主張六國合縱抗秦，二是在處理燕、齊兩國關(guān)系時，他又明顯偏向于為燕國著想而謀齊。蘇代、蘇厲在這兩點上都與蘇秦如出一轍。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跡特別容易混淆。 注： [2]《司馬遷所沒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戰(zhàn)國縱橫家書》，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戰(zhàn)國縱橫家書》附錄。 [3]《馬王堆帛書戰(zhàn)國策的史料價值》，載《文物》1975年第2期。 [4]《帛書別本戰(zhàn)國策各篇的年代和歷史背景》，載《文物》1975年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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