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作者吳大澂(1835—1902年)，字清卿，號恒軒，晚號愙齋，江蘇吳縣人。清末著名的金石學家、文字學家、書法家。清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進士。當時授命編修《穆宗大婚典禮隆縟疏》，請求裁減繁費，名震朝右。后出為陜甘學政，正逢陜西一帶發(fā)生饑荒，他奉命辦理賑務，親臨災區(qū)，了解災情，解決人民的實際困難。深得民心，也得到了朝廷許多官員的稱贊。光緒六年(1880年)，朝廷授他三品銜隨吉林將軍銘安辦理邊防事宜。他親自勘查地界，對吉林東部國土被俄占領，并暗中偷移界碑、明里公然侵占、設兵設卡等事宜，向俄方提出了抗議。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明旨時任都御史欽差會辦北洋軍務大臣的他再次赴吉林，會同琿春副都統(tǒng)、邊務邦辦依克唐阿與沙俄再次會勘東部邊界。次年，與俄方勘界代表、濱海省省長兼司令巴拉諾夫在俄境內巖柯河舉行了勘分邊界會談，他據理力爭，揭穿了沙俄的詭計，收回了被俄占領的琿春黑頂子百余里的土地，并爭得了中國船只在圖們江口的航行權，為捍衛(wèi)祖國的領土不受外國侵占作出了貢獻。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清軍一戰(zhàn)即潰，致使日軍氣焰囂漲，侵入我國東北，逼近山海關，清政府大驚。他時任湖南巡撫，挺身而出，“請率湘軍赴前敵憂”，表現出了愛國情懷。次年，朝廷命他作為湘系軍隊副帥出關抗日，由于將令不一與軍隊腐敗，全軍潰退。他慚愧無比，“憤湘軍盡覆，拔劍欲自裁”。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朝廷“降旨革職，永不敘用”，結束了政治生涯。

吳大澂在學術與書法上，造詣頗深，善鑒別，喜收藏，精于金石學和古文字考釋，工篆刻、書畫。曾搜集鐘鼎、璽印、陶器、貨幣上的文字，撰寫了《說文古籀補》，是一本根據金石資料寫成的重要的古文字著作，為后來的古文字學奠定了基礎。又集錄所藏各家彝器銘史拓本為《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為興起于宋代的金石學研究、發(fā)展作出了貢獻。另撰有《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愙齋詩文集》等著作，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的晚年生活艱苦，貧病交加，經常“售書畫古銅器以自給”。在書法上，他能書善畫，擅長篆書，中年后參以古籀文，并喜用籀體作書，開創(chuàng)書法史上的先例。他的篆書吸收鐘鼎銘刻精意，是直接學習古器書法的第一人。但是他的書法作品在全國留傳下來的寥寥無幾，在勘查東北邊界時，篆“龍虎”二字，為“龍虎”碑，立于國界邊境。現藏故宮博物院的《篆書詩軸》為其篆書代表作，現存寧夏的“三關口筑路碑”是其唯一存世的“八分書”，彌足珍貴。

筑路碑的書法藝術。該碑是吳大澂就任陜甘學政期間，路過而寫，是反映他書法藝術成就不可多得的實物見證，具有顯著的書法藝術特點。一是體現了清代對“八分書”的繼承和發(fā)展，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息。清代乾嘉時期，由于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致使金石學、訓詁學、碑學興起，八分書進入了書法家的視野，出現了研究、臨摹八分書的學者，并留下了八分書的藝術成果，吳大澂便是之一。在書寫該碑時，根據自己的意趣，極盡變化之能事，遠宗漢隸，但并不一味摹擬漢隸，變化漢隸，改變漢隸，或取篆籀筆勢，或運用行草筆意，或摻以籀篆，真可謂神奇變幻，不可方物，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特長，把篆書筆勢有機地揉合于隸書之中，筆體處處帶有篆書意韻，遒勁有力，美觀大方。恰如明清之際的書法家傅山所言：“分書乃變古隸而為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筆，筆鋒中出，藏鋒斂鍔，惟用波撇以伸之。訣曰：方勁古折，斬釘截鐵。筆畫俯仰起伏，參以篆意，始有生動之趣?！笨芍^表現出了他在書法、文字方面深厚、扎實、凝重的基本功。二是整體結構排列打破了明清以來隸書的排列風格。明清以來隸書作品，字體扁方勻整，波碟劃一，豎有列、橫成行，列間擠、行間寬，規(guī)格整齊劃一。而該碑沒有受其束縛，在排列結構上，每塊石碑豎排五行文字，滿行為11字，有些行只有9字或10字，每個字體大小、長短、扁方均不統(tǒng)一，左右對稱錯落參差，灑脫大度，瀟灑自如，自然天成，與傳統(tǒng)風格迥然不同。正如“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比菚ㄆ鎰?，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波磔不顯，中鋒用筆，以篆作隸，變圓為方，削繁就簡。四是落款頗具自己的風格，吳大澂主要寫篆書，但經常用隸書作款，方正平實。該碑落款的11字，在第四塊的近邊處，筆無篆味，波磔有形，體勢勻整、均等，集中體現出了清人隸書的模式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