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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華傅璇琮 《河岳英靈集》是專收盛唐詩的一部詩選，天寶后期丹陽殷璠編。在編選時，殷璠把他對同時代的詩人的評論寫進這部《河岳英靈集》中，使這本詩選帶有文學(xué)批評的性質(zhì)，而他的評論又牽涉到詩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詩歌的發(fā)展道路，以及內(nèi)容與形式等具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問題，這就使他的批評又進入文學(xué)理論的范疇。但是《河岳英靈集》畢竟是詩歌選集，我們首先要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中來考察。唐人編選本朝的詩歌，有它自身發(fā)展的軌跡。我們不妨循著這條軌跡，看看殷璠占據(jù)著什么樣的位置，他與其先行者相比，有否增加些什么，與他以后的詩選家比較，他給予了什么。在對他的詩歌批評與理論觀念進行具體的分析的同時，對唐人選唐詩的演進作一概括的考察，似也是合宜的。 殷璠以前的唐詩選本，據(jù)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所載，有《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麗則集》、《詩人秀句》、《古今詩人秀句》、《玉臺后集》、《正聲集》、《奇章集》、《搜玉集》、《國秀集》等九種。其實還應(yīng)當(dāng)加一種，即崔融編的《珠英學(xué)士集》。這十種如《麗則集》、《奇章集》、《搜玉集》因不知偏撰者姓名，其書早巳亡佚[1]，具體情況不得而詳，又如《珠英學(xué)士集》只記武則天時修《三教珠英》諸臣的詩，并無多大意義，其書也僅存殘本[2]，這些都可不論?，F(xiàn)在讓我們以確知其編撰者姓名，并可以考知其書的，作一個較為系統(tǒng)的回顧，并以之與《河岳英靈集》作一些比較。通過這一回顧，希望對于從唐初至玄宗時期的唐詩編選，以及中晚唐時期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選本，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唐代前期的唐詩編選，也同當(dāng)時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樣，受六朝詩風(fēng)的影響。似乎到高宗、武則天時，一些詩歌選本在編選本朝詩時，還是與前朝(尤其是與南朝)一起合編，這反映了當(dāng)時一些編者們的文學(xué)觀念，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唐詩的獨立價值。 現(xiàn)今所知唐代第一個唐詩選本，是出于長安的一個僧人所編，即釋慧凈的《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3]。與此同時，他的友人劉孝孫也編有一部類似的書，名《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但劉孝孫所編巳經(jīng)亡佚，而他為慧凈的書所寫的一篇序言卻保存下來，由此使我們得以窺見慧凈編選的宗旨。 《新唐書》卷六《藝文志》丁部集錄載《續(xù)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缎绿茣に囄闹尽吩诹硪惶?span lang="EN-US">(丙部子錄釋氏類)著錄慧凈的另一部著作《雜心玄文》，并云：“姓房，隋 《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已佚，我們只能從《續(xù)高僧傳》中所載劉孝孫《沙門慧凈英華序》了解其情況(也載于《全唐文》卷一五四)。這里似應(yīng)對劉孝孫作一些介紹。他的事跡附見于《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傳》后。《褚亮傳》中有一段話記敘唐太宗設(shè)文學(xué)館事：“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xué)，乃于宮城西起文學(xué)館以待四方學(xué)士?！T學(xué)士并給珍膳，分為三番良值，宿于閣下，每軍國務(wù)靜，參渴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yù)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在這之后，即記劉孝孫事： 劉孝孫者，荊州人也?！O弱冠知名，與當(dāng)時辭人虞世南、 又《新唐書》卷一二○《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xué)士原有薛收，貞觀七年收卒，“復(fù)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據(jù)《新唐書·藝文志》，他的著作尚有《二儀實錄》一卷(屬乙部史錄儀注類)，與房德懋合撰《事始》三卷(屬丙部子錄小說家類，當(dāng)是《事物紀(jì)原》一類的書)，又《隋開皇歷》一卷，《七曜雜術(shù)》一卷(屬歷算類)。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劉孝孫是在南朝的文學(xué)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與南朝一些著名文人如虞世南、庾抱、孔德紹一樣，經(jīng)過隋朝的短促時期，因其學(xué)識和文才而得到新建立起來的唐朝廷的重視。他的詩現(xiàn)存七首，特色不多，但似乎巳多少擺脫六朝綺艷文風(fēng)的影響。如《詠笛》一首：“涼秋夜鳴笛，流風(fēng)泳九成。調(diào)高時慷慨，曲變或凄清。征客懷離緒，鄰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高聲?！庇秩纭对绨l(fā)成皋望河》：“清晨發(fā)巖邑，車馬走轘轅，回瞰黃河上，倘恍屢飛魂?！瓚压趴昭觼校瑖@逝將何言?！?span lang="EN-US">(《全唐詩》卷三三)寫景抒情，行役懷古，已經(jīng)向質(zhì)樸方向發(fā)展。 《沙門慧凈詩英華序》開首稱頌慧凈于佛家教義涵養(yǎng)之深，后敘二人交誼：“予昔游京暈，得伸敬慕。寥寥凈域，披云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dǎo)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握海不知其淺深，學(xué)山徒仰其峻極?！边@是唐初士大夫與佛教徒交往的一段很好的材料，對研究僧人怎樣以佛學(xué)奧義來吸引文士，很有幫助。文章接著說： 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泳，魏王北上，陳忍南國，嗣宗之賦日月，彭澤之擒微雨，逮乎顏、謝才掞藻，任、沈道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郁為龜鏡。 從這段話中可以見出他們對建安至齊梁的詩歌有較廣泛的討論。接著說： 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肖弓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龕定江淮?；煲卉嚂?，大開學(xué)校。溫、邢譽高于東夏，徐、庾價重于南荊，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biāo)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洛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薖軸之士風(fēng)趨，林壑之賓云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郁興于茲為盛?！蛘埛◣煏夯厍彖b，采摭詞實，耘剪縈蕪。 這說明慧凈所選起自北朝的周，南朝的梁陳?！短埔艄锖灐氛f明此書所輯為“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是不錯的(胡震亨所謂至劉孝孫止，也根據(jù)此篇序文末所云“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獻，伸鄭唱楚謠，同管弦而播響”)。 由于這個選集巳經(jīng)亡佚，前代文獻記載缺乏，我們未能知道選目的詳細情況。但從以上所引，可知慧凈與劉孝孫對于建安至齊梁的詩人，所看重的還是一些寫景抒情之作，對建安文學(xué)的意義，對齊梁文風(fēng)的柔弱，缺乏認識，又加以貞觀前期詩歌創(chuàng)作還仍沿六朝余波，因此他們認為唐初詩歌只不過是北朝溫(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庚(信)的繼續(xù)，他們看不出新朝在文學(xué)上有什么變化，因此將唐初詩歌與周、梁時的合編，在他們看來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劉孝孫雖然參加了唐太宗的文學(xué)館，但他對前代詩歌的發(fā)展衍變，以及新時期詩風(fēng)應(yīng)當(dāng)具有什么新的特點，似都缺乏認識?；蹆舻妹谒宄?，作為一個僧人，又囿于教義，他當(dāng)然更不了解大唐帝國的建立會對文學(xué)發(fā)展具有怎樣的意義。他們的識見都落后于當(dāng)時參預(yù)修史的大臣如魏徵、李百藥、令狐德棻等。唐朝建立之初，即命朝臣修梁、陳、北齊、北周、隋史，貞觀三年(629)，唐太宗下令由魏徵總其成，加快修史的進度。貞觀十年(636)五史相繼完成。他們修史的時間與慧凈、劉孝孫討論、編撰詩選的時間是相近的。而魏徵等卻明確地提出了新建立的王朝對前朝文學(xué)提綱挈領(lǐng)式的看法。他們也肯定齊、梁時文人在藝術(shù)技巧方面的探討和成績，如說江淹、沈約等“褥彩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英華秀發(fā)，波瀾浩蕩，筆有余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xué)傳序》)，又說徐陵“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陳書·徐陵傳》)。但在總體上，也就是詩歌的發(fā)展方向上，他們是予以否定的，并且指出這種文風(fēng)對于國家政權(quán)的危害：“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庚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德，蓋亦亡國之音乎！”(《隋書·文學(xué)傳序》)為適應(yīng)統(tǒng)一大帝國的建立，他們要求有這樣的一種文風(fēng)，即取江左清綺，河朔剛貞，“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zhì)彬彬，盡善盡美矣?！?span lang="EN-US">(同上)當(dāng)然‘這在當(dāng)時只能是一種理想提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實際遠未具備這樣的條件，但畢竟發(fā)展的方向已經(jīng)概括地、明確地指出。劉孝孫、慧凈反映的是當(dāng)時一般文士的認識，也與當(dāng)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相適應(yīng)。他們與殷璠，處于極不相同的文學(xué)環(huán)境，以至幾乎無法加以比較。 過了三、四十年，即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我們看到另一種唐詩選本的出現(xiàn)，這就是元思敬的《古今詩人秀句》。 《舊唐書》卷一九○上《文苑傳》上《崔行功傳》后附記元思敬事，謂：“元思敬者，總章中為協(xié)律郎，預(yù)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于世?！薄缎绿茣肪砹稹端囄闹尽范〔考?，載高宗、武后時期朝臣所修的大型類書、總集，有許敬宗、劉伯莊等《文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苑》二十卷，另有《芳林要覽》三百卷，參預(yù)編纂者有許敬章、顧胤、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姚璹、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缎绿茣に囄闹尽吠聿⑤d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的其他事跡未詳。《全唐詩》、《全唐文》都未曾收錄其詩文。羅根澤《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三)第二章《詩的對偶及作法》曾疑元思敬即元兢。按羅說是。據(jù)《說文》，兢，敬也。元兢，字思敬，名與字正合?！段溺R秘府論》南卷“論文意”類引“或日”論秀句一段，羅根澤謂即其《古今詩人秀句》序。這段文中說及參預(yù)修纂《芳林要覽》，時與事都與《舊唐書》所載元思敬事相合。[4] 按《古今詩人秀句》一書已佚。據(jù)日本小喜甚一《文鏡和府論考》第一章《成立考》[5]元兢此書曾著錄于《見在書目》中的總集類，載為二卷?！兑娫跁俊芳础度毡緡娫跁夸洝?，編于日本陽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間(公元876一898，即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大約也是中唐時流傳到日本去的。據(jù)《文鏡秘府論》南卷所載序，稱“時厲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為始，至上官儀為終”，則似乎上溯兩漢。序中又云： 余以龍朔元年為周王府參軍，與文學(xué)劉禎之、典籖范展冰書，東閣已建，斯竟撰成此錄。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宿志。常與諸學(xué)者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銓其秀句。…… 元兢總章中為協(xié)律郎，總章為公元668一670年。又于龍朔元年為周王府參軍，龍朔元年為661年。又據(jù)《舊唐書》卷七《中宗紀(jì)》，中宗李顯，顯慶元年(656)十一月生，“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儀鳳二年為677年。則李顯封周王657一677的二十年間?！豆沤裨娙诵憔洹沸蛑^兢撰此書歷十年之久尚未終二卷，乃因為“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后因預(yù)修《芳林要覽》，又得與諸學(xué)士討論，“果諧宿志”。則此書之編撰為元兢在周王府參軍時，同時又參預(yù)編修《芳林要覽》，則兢當(dāng)以協(xié)律郎又兼在周王府供職。又據(jù)《舊唐書》卷八○《上官儀傳》，上官儀之子庭芝亦“歷位周王府屬”，可能與元兢為同僚?！段溺R秘府論》天卷“調(diào)聲”引“元氏曰”，曾載元兢《蓬州野望》詩，為《全唐詩》未收者：“飄颻宕渠域，曠望蜀門隈。水共三巴遠，山隨八陣開。橋形疑漢接，石勢似煙回。欲下他鄉(xiāng)淚，猿聲幾處催”。蓬州在今四川省林溪流域一帶。不知元兢因何而貶，也未知貶在何年。據(jù)《文鏡秘府論》所引，他尚著有《詩髓腦》一書，已散佚。在上述所引《詩人秀句序》的一段文字之前，已稱“皇朝學(xué)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xué)士撰古文章巧言語”，后又說“銓其秀句”，似所選并非全篇，像《芳林要覽》那樣，都是摘抄佳句?！队窈！肪砦逅妮d《瑤山玉彩》一書的編撰：“龍朔元年，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郎文思殿，采摘古人文章英詞麗句，以類相從，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笨梢姴烧沤裨娢闹械摹坝⒃~麗句”，乃是當(dāng)時的風(fēng)氣，也是繼《藝文類聚》而來的把詩歌創(chuàng)作看成事類堆砌的一種作法。聞一多《類書與詩》(載《唐詩雜論》中)曾列舉唐初五十年間大量編修類書的情況，說：“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文選往》，《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xué)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gòu)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币虼怂蜗蟮乇扔髡f：“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span lang="EN-US"> 元兢(思敬)所參預(yù)編修的《芳林要覽》也就是這樣的把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類書的編纂結(jié)合起來的工作，而歸結(jié)點則是在追求詞藻的雕飾?！斗剂忠[》的修纂者有上官儀，而《古今詩人秀句》在店人的終點又是上官儀，就一司一見元兢的審美追求是怎樣反映高宗前期的文學(xué)環(huán)境-一一那正是“四杰”已經(jīng)童上詩壇、陳子昂還未出場，上官儀的綺靡錯媚的詩風(fēng)正彌漫于一時的文苑。楊炯《王勃集序》曾對那一時期上官體文風(fēng)作過描畫：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gòu)纖徽，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構(gòu)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文苑英華，卷六九九) 不過，我們還應(yīng)注意到的是，元兢序中稱他選詩的宗旨是：“以情緒為先，其直置為本，以物色留后，綺錯為末，助之以質(zhì)氣，潤之以流華?！痹み@里提到選詩以情緒為先，雖然他沒有具體闡述這個“情緒”究竟是什么，但終究接觸到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些本質(zhì)方面的東西。我們知道，陸機《文賦》是很重視情對于文學(xué)、特別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作用的，他在論述詩、賦、碑、誄、銘、箴、頌、論等文體時，特別是提出“詩緣情而綺靡”；在論到創(chuàng)作過程時，講到感興，也即是創(chuàng)作靈感、想象問題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敝赋鲈趧?chuàng)作過程中，物象的清晰，是與作者主觀情緒越來越鮮明有著極其密切的關(guān)系。而當(dāng)興會過去時，則先是“六情底滯，志往神留”，于是就“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元兢沒有象陸機那樣作細致的分析，但他概括地提出“以情緒為先”，并說“其直置為本”，雖然還失之籠統(tǒng)，但這與當(dāng)時一味追求藻飾、失去真情的臺閣體詩巳有所區(qū)別。而且他還提出“質(zhì)氣”這一概念，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不過他仍然把“質(zhì)氣”放在輔助的地位(“助之以質(zhì)氣”)，這比起當(dāng)時王勃所要求的“氣凌云漢，字挾風(fēng)霜”(王勃《平臺秘略贊·藝文》)和“思飛情逸”、“興洽神清”(《山亭思友人序》)的詩風(fēng)來，不免稍遜，比起后來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明確提出的“興象”、“氣骨”等概念來，就更有一段距離。但我們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詩選家漸進的痕跡。 這里我們連類而及地介紹一下李康成的《玉臺后集》，因為據(jù)《唐音癸簽》，《玉臺后集》也是“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的一種，雖然編選者李康成的時代已晚，與殷璠同時，都是天寶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錄載李康《玉臺后集》十卷，無“成”字，對其生平一無說明。后世有關(guān)李康成的記載，都是根據(jù)南宋劉克莊的《后村詩話》?！?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后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七《詩話續(xù)集》：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后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后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匯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錄，姑摘其可存者于后?！鞂氶g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為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則詩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span lang="EN-US"> 在此之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也著錄《玉臺后集》十卷，謂“唐李康成采梁肖子范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xù)陵編”。則南宋時其書尚存，恐明以后亡佚。晁《志》謂所采為“樂府歌詩”，今檢劉克莊所引詩有祖詠《愁怨》，《全唐詩》卷一三一祖敲詩題作《別怨》，為五言四句：“送別到中流，秋船倚渡頭；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又如張繼《望歸舟》：“暮暮望歸客，依依江上船，潮落猶有信，去楫未知旋”。今《全唐詩》張繼名下未收。崔國輔《采蓮》：“玉淑花紅發(fā)，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并著采蓮舟”，見《全唐詩》卷一一九崔國輔詩，題《采蓮曲》。劉克莊在詩話中并記載李康成自作之詩，說“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弦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庇蛇@些記載看來，李康成似有意在徐陵的《玉臺新詠》之后，編一部梁至唐天寶年間文人仿作的樂府民歌詩[6]，但都為五言四句，系仿南朝子夜歌體式。從其所選及自作的一些詩句看來，都還不失情趣，因篇帙散失，無從窺其全豹，也無從明了其選錄宗旨。但可看出唐代一些詩人向六朝民歌學(xué)習(xí)的情況，所選均為五言，這與《河岳英靈集》所選也以五言為主一樣，似可見出一定的時代風(fēng)尚。 《正聲集》是唐人選本朝詩的第一部，唐朝中后期的選家對它評價很高。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序中稱許它說：“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shù)家，推其風(fēng)流，《正聲》最備，其余著錄，或未至焉?！备咧傥浒选墩暭吠瞥鐬榍按嗽娺x之冠，未必確當(dāng)，還是顧陶《唐詩類選序》(《文苑英華》卷七一四，《全唐文》卷七六五)較為公允，序中將它與《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南薰集》并列：“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舍之時，能無少誤?！鳖櫶諏@四種書的取舍雖無意見，但仍是把它們視為在此之前唐人選唐詩的代表著作。 《正聲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錄)記載為孫季良撰?！杜f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xué)傳》下《尹知章傳》后附載孫季良事：“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為左拾遺，集賢院直學(xué)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于代?！睂O季良之所以附于《尹知章傳》之后，是因為他是尹知章的學(xué)生，尹知章是當(dāng)時的一位著名儒家經(jīng)師，中書令張說于睿宗初曾推薦他“有古人之風(fēng)，足以坐鎮(zhèn)雅俗”，授禮部員外郎，轉(zhuǎn)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乙部史錄職官類載《唐六典》云：“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隆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日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知院，委徐堅，經(jīng)歲無規(guī)制，乃命毋煛、余欽、咸廙業(yè)、孫季良、韋述參撰。”《六典》于開元二十六年(738)修成。又《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類書類載《初學(xué)記》的纂修：“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銳、孫季良等分撰?！薄读洹泛汀冻鯇W(xué)記》是開元時纂修的兩部大書，一是政典，一是文藝性類書。孫季良先后參加編書工作，具體情況雖不得其詳，但也可見他是一位博達之士。《舊唐書》說他曾任集賢院直學(xué)士，而集賢院是開元中期張說主持下集文學(xué)、經(jīng)學(xué)之士的著名學(xué)術(shù)機構(gòu)，與貞觀時期的唐太宗文學(xué)館先后輝映。 《全唐詩》卷一一三載孫秀良詩一首，但《全唐詩》作孫翃、翃應(yīng)是翊(即翌)之形誤。詩題作《奉酬張洪州九齡江上見贈》。《全唐詩》實本《唐詩紀(jì)事》，其書卷二二有“孫翃”條：“張曲江在洪州，有《郡南江上別孫侍御》詩云：‘云障天涯盡，川途?？h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身負邦君弩，情行御史??。王程我安駐，離思逐秋風(fēng)?！姇r以監(jiān)察御史奉使洪州，酬云：‘受命議封疆，逢君收豫章。于焉審虞芮，復(fù)爾共舟航。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xiāng)?！催@兩首詩也見于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本《 《正聲集》已佚，無從知其詳情?！短埔艄锖灐肪砣挥浱迫诉x初唐詩者三家，《正聲集》是第一家。又《大唐新語》卷八“文章”門載劉希夷事，謂：“后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劉希夷是初唐詩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聞一多《宮休詩的自贖》(載《唐詩雜論》)論述初唐詩在揚民棄宮體詩風(fēng)的過程中，由盧、駱到張若虛，怎樣一步步地將男女之間的感情凈化，在這種發(fā)展中，劉希夷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fù)誰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代悲白頭翁》)，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同是初唐八十年間歌行體的杰作。另外，唐趨澹于中唐時為陳子昂作《旌德之碑》，說陳子昂“有詩十首入《正聲》(《陳子昂集》附錄)。陳子昂詩的風(fēng)格與劉希夷不同，但都同樣選入《正聲集》，可見孫翌是力圖反映初唐詩的全貌的，因而為后來的詩選家所推重。 因此我們可以說，孫翌編《正聲集》，第一個把唐代詩歌作為獨立的發(fā)展階段，而不是以前的一些選本那樣把初唐詩附麗于六朝之后，透是一個大功績。在這之后，《奇章集》(“錄李林甫至崔提百余家詩奇警者”[7])、《搜玉集》(“自四杰至沈、宋三十七人，詩六十三篇”)相繼編出，皆以初唐斷代，這都標(biāo)明開元時人文學(xué)觀念有異于他們的前輩，他們已經(jīng)有眼光與魄力把本朝八十年間的詩歌與唐以前相并立，顯示出開元前期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歌理論的趨向成熟。 在這之后，就是略早于殷璠的芮挺章《國秀集》。胡震亨將《國秀集》列為“合選初盛唐”，說“所載李嶠、沈、宋、迄祖詠、嚴(yán)維九十人詩二百二十篇，三卷。樓穎序稱其譴謫蕪穢，登納菁英，成一家之言”。這是根據(jù)今存《國秀集》前的一篇序的。其實這篇序中明確說明所選詩作乃“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應(yīng)當(dāng)說是盛唐詩。序中敘述編選緣起時說： 近秘書監(jiān)陳公、國子司業(yè)蘇公嘗從容謂芮侯曰：“風(fēng)雅之后，數(shù)千載間，詞人才子，禮樂大壞，諷者溺于所譽，志者乖其所之，務(wù)以聲折為宏壯，勢奔為清逸，比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為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fù)泰，優(yōu)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fēng)云極致，雖發(fā)詞遣句，未協(xié)風(fēng)騷，而披林?jǐn)X秀，揭厲良多。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弦者都為一集?！避呛罴刺綍硌?，求珠赤水，取太沖之清詞，無嫌近溷：得興公之佳句，寧止擲金。道茍可得，不棄于廝養(yǎng)；事非適理，何貴于膏粱”。 這篇序言未署姓名，‘而稱編者為芮侯。最早以此序?qū)僦畼欠f者，為宋人曾彥和，現(xiàn)存《國秀集》后有宋“大觀戊子”龍溪曾彥和跋，說：“《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大觀為宋徽宗年號(1107一1110)可能曾彥和于北末宋所看到的本子，其序有樓穎署名，并載苗挺章為國子生的。今存《國秀集》前目錄，于所選詩人姓名上各載其官職，未有官職者注明其身份，如處士、進士等。樓穎、芮挺章各冠以“進士”，按唐代科舉習(xí)稱，這是巳被貢舉但尚未登第的舉子(已登進；：第的稱“前進士”)。國子生即是在國子監(jiān)所屬如太學(xué)、國子學(xué)、四門學(xué)等就讀以備應(yīng)試的士子，因此也可稱進士。據(jù)此，則序作于樓穎，當(dāng)屬可能。但《全唐文》未載樓穎文，而將此序?qū)儆谲峭φ?span lang="EN-US">(卷三五六)。按彥和在“事非適理，何貴于膏粱”下云： 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寧周；寶劍韜精，望斗牛而未獲，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尚欲巡來風(fēng)誤，旁求側(cè)陋，而陳公己化為異物，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絕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這就是說，在編定之后，還擔(dān)心因囿于見聞，恐有遺珠之憾，擬再加搜采，但“陳公”已死，無人討論，只得就原所纂輯，略加編次。問題在于此處提到的秘書監(jiān)陳公、國子司業(yè)蘇公是誰，如能考定這兩個人則也能大致推測序的寫作時間。 今查史籍，此國子司業(yè)蘇公當(dāng)為蘇源明?！缎绿茣肪矶?span lang="EN-US">O二《文藝傳》下有傳，稱其“工文辭，有名天寶間”。曾任東平太守，后為國子司業(yè)?！鞍驳撋较菥?，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fù)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后以秘書少監(jiān)卒。《新傳》未載蘇源明任東平太守、國子司業(yè)的年月，而這可由蘇源明本人的詩文考知?！度圃姟肪矶逦遢d蘇源明《小洞庭徊源亭宴四郡太守詩》，其自序謂“夭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fēng)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于徊源亭?！蓖碛州d其《秋夜小洞庭離宴詩》，自序有云：“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yè)，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徊源亭，明日遂行，及祖留宴”。由此可知蘇源明于天寶十二載(753)七月在東平太守任，不久徵調(diào)入京為國子司業(yè)，其時在安祿山起兵前?？傊?，都在天寶三載(744)之后。而開元末至天寶時陳姓曾任秘書監(jiān)而又著名者，只有陳希烈。《舊唐書》卷九十七《陳希烈傳》：“開元中，玄宗留意經(jīng)義，自褚無亮、元行沖卒后，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于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jiān)?！碧鞂殨r與李林甫同在相位，楊國忠執(zhí)政后，希烈失勢。安祿山攻占長安，陳又受偽職，肅宗復(fù)京城，“六等定罪，希烈當(dāng)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逼鋾r為肅宗至德二載(757)十二月。 據(jù)以上所考，則樓穎這篇序文當(dāng)作于至德二載以后。又今本《國秀集》目錄所載王維官職為尚書右垂)。按王維之任尚書右丞，兩《唐書》本傳都未有明確記載，但大致在肅宗乾元、上元間(759—760)。根據(jù)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推定，芮挺章編《國秀集》，當(dāng)在天寶三、四年間，其稿存于友人樓穎處，樓穎本擬續(xù)補，因循未果，約在肅宗上元中，就由樓穎為之撰序，并編寫目錄，乃出以問世。 宋人曾彥和的《國秀集》跋，認為《河岳英靈集》較《國秀集》感汾佑在后，“然挺章所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但我們今天看來，無論樓穎序文，或集中所選，都不足以與殷璠相比。假如樓穎的序也可代表苗挺章思想的話，則苗面對當(dāng)時已日麗中天的盛唐詩壇，實在沒有提出什么值得稱道的見解。蘇源明得名于開元、天寶間，與杜甫“結(jié)交三十載”(杜甫《八哀詩》)，也與高適為友。陳希烈在遷任秘書少監(jiān)后，又曾代張九齡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jīng)希烈之手”（《舊唐書》本傳)。但經(jīng)樓穎轉(zhuǎn)述的蘇、陳的話，也不過儒家傳統(tǒng)的詩教那一套話，至于芮挺章選錄的標(biāo)準(zhǔn)，雖然提出左思、孫綽(“太沖之清詞”、“興公之佳句”)，但書中所選，實未能相稱。首先是斷限不明，序中說是：“自開元以來”，而劉希夷為高宗武后時人，杜言審，沈佺期都死于開元之前。如果要兼收初唐之詩，則又須顧及四杰、陳子昂等。開元、天寶間詩人如李頎、常建、孟浩然、張九齡等，所選都非佳作，梁锽的一首《觀美人臥》還明顯帶有宮體詩的余風(fēng)(如“落釵尤罥鬢，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目錄中的官稱，疏誤殊多，如稱劉希夷為“廣文進士”，實則廣文館之設(shè)乃在天寶時期(并在芮挺章所謂此集下限天寶三載之后)，而劉希夷則遠在此以前。又稱高適為“絳郡長史”，高適除了至德時曾一度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外，更未有任他州長史的。唐人選詩選入編者本人之作，就現(xiàn)今所見，似也以《國秀集》為始作俑者，而書中芮、樓二人所作，也甚平庸。說《國秀集》編于《河岳英靈集》前，但據(jù)前所考，其問世恐尚在后，殷璠在編纂《英靈》《丹陽》二集時，當(dāng)未曾寓目。 在殷璠以前，就現(xiàn)今所知，唐人選唐詩約有十種，我們重點考察了五種。應(yīng)當(dāng)說，《正聲集》的出現(xiàn)，是唐人選唐詩的一個突破，因為它把唐詩和六朝詩清楚地劃出了一道界限，標(biāo)明唐詩具有六朝詩無可代替的獨立的價值。而在唐詩本身的發(fā)展中，盛唐詩作為古典詩歌的一個輝煌的高峰來說，也是明顯地與初唐劃了界限的，《國秀集》本應(yīng)當(dāng)擔(dān)負起把這一光輝的發(fā)展時期詩歌編選成集的任務(wù)，但由于編選者思想水平的局限，未能很好地肩起這一擔(dān)子。在這種情況下，殷璠的《河岳英靈集》出現(xiàn)了。在殷璠面前，就文學(xué)背景來說，他面對著這樣幾個實際：一是詩歌創(chuàng)作從初唐到盛唐的業(yè)績，特別是開元及天寶前期詩歌所表現(xiàn)出的那從未有過的種種奇姿壯態(tài)，應(yīng)當(dāng)怎么認識。二是從魏徵、令狐德棻以來，經(jīng)四杰、陳子昂，詩歌思想的演進，對這八十余年來人們期望出現(xiàn)的、堪與這一鼎盛發(fā)達的古代社會相輝映的那種詩風(fēng)，應(yīng)有怎樣的具體要求。三是對在他之前的文學(xué)選本，那種在平靜狀態(tài)下緩慢行進的情況，應(yīng)該怎樣要求在觀點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四是初唐詩學(xué)的另一側(cè)面，就是隨著律體的講求，由上官儀《筆札華梁》、元兢《詩髓腦》、崔融《新定詩體》所代表的探究詩的聲韻、對仗、用字等一系列著作，怎么把它們從純技術(shù)形態(tài)上提高一步。關(guān)于殷璠的文學(xué)思想，我們將另撰文論述，這里我們結(jié)合選本的考查，概括地提一下，那就是殷璠是比較自覺地企望將這四個方面結(jié)合起來的。在他之前詩歌選本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與當(dāng)時的先進文學(xué)思想和業(yè)已前進了的創(chuàng)作實踐相配合，以致大多數(shù)選本缺乏理論上的吸引力。殷璠《河岳英靈集》出現(xiàn)于盛唐詩歌的高峰期，它不滿足于單純的選詩，而是對不少還在創(chuàng)作中的詩人加以評論，它是如此切近現(xiàn)實，使得評論與創(chuàng)作同步前進。殷璠提出的幾個詩歌概念，似乎一下子把人們對新時期詩風(fēng)的要求明確了，而對于聲韻、用字的要求，也更從文學(xué)本身規(guī)律出發(fā)。這種種，使得文學(xué)選本不是作為創(chuàng)作的一個無足輕重的附庸，而是作為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肩前進的文學(xué)伙伴。中國古代，選本在文學(xué)思想批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就是由于產(chǎn)生過象《昭明文選》《河岳英靈，集》那樣一批有獨立思想價值的文學(xué)選本。但可惜的是，唐人選府詩。在殷璠之后，未能在已經(jīng)達到的高度上繼續(xù)攀躋。在這之后，又流于平坡滑行的狀態(tài)。 現(xiàn)在讓我們進一步來考察殷璠以后的唐詩選本。 中晚唐及五代人編撰唐詩選集，數(shù)量繁多，蔚為風(fēng)氣。其中不少是友朋之間的唱和集，如李逢吉、令孤楚的《斷金集》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作十五卷，云“唐令孤楚、李逢吉自進士以至宦達所與酬唱之詩”)，元稹、白居易的《元白繼和集》一卷，元祺、白居易、崔玄亮的《三州唱和集》一卷，劉禹錫、白居易的《劉白唱和集》三卷，裴度、劉禹錫的《汝洛集》一卷，令孤楚、劉禹錫的《彭陽唱和集》三卷，劉禹錫、李德裕的《吳蜀集》一卷，王涯、令孤楚、張仲素的《三舍人集》一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的《漢上題襟集》十卷，另外還有父子兄弟合編的詩集，如《李氏花獸集》、《竇氏聯(lián)珠集》等。這些詩集除了反映中晚唐文人詩酒唱和的雅韻逸興，以便后世可藉此考知某些詩人的事跡以外，在文學(xué)思想上沒有什么價值，而且它們也幾乎都未保存下來，因此擬不論述。以下主要談幾種現(xiàn)存的選本。 在殷璠編成《河岳英靈集》后約七、八年，元結(jié)編《篋中集》。其書為一卷，收沈千運、王季友、孟云卿、張彪、趙微明、元季川七人詩共二十四首。這幾個人都是盛唐過來的，《篋中集》所收大部分是安史亂前的詩作其中有的也已為《河岳英靈集》所收(如王季友《寄韋子春》，《河岳英靈集》卷上所錄題作《山中贈十四秘書山兄》，且多四句，文字亦有異同)。元結(jié)在自序中敘其編選緣起云： 風(fēng)雅不興，幾及千歲，溺于時者，世無人哉?！雷髡?，互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詞，不知喪于雅正。然哉彼則指泳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稚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這幾句話，如果在四杰、陳子昂時，或在開元、天寶之際，人們將會容易理解，問題在于這是元結(jié)在肅宗乾元三年(760)寫的，而在此之前，盛唐詩人們巳用創(chuàng)作實踐比較徹底地清除了齊、梁以來綺艷詩風(fēng)的影響，一些在創(chuàng)作上有成就的詩人以及象殷璠那樣的評論家，已經(jīng)對盛唐詩歌中所表現(xiàn)的某些藝術(shù)特質(zhì)(如聲律風(fēng)骨兼?zhèn)洹⑴d象、追求清真自然之美)作了很好的闡釋。在這樣的一個詩歌高峰巳經(jīng)到達，還未成為過去之時，元結(jié)卻來指責(zé)詩壇現(xiàn)狀，批評他所謂的“近世”作者的種種弊端，并以此作為當(dāng)前存在的一個主要不良傾向來加以批判，這就顯然缺乏時代感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從詩歌理論的發(fā)展上來看，元結(jié)的觀念是陳舊的他似乎缺乏整體把握的能力。他在創(chuàng)作上側(cè)重于質(zhì)樸，有時不免枯搞，于是對盛唐詩歌中所表現(xiàn)的闊大壯麗，就較為忽視，或者竟而視作“以流易為詞”。因此，面對前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豐富實績，元結(jié)不但沒有作出相應(yīng)的理論上的總結(jié)或開拓，而且顯出受儒家傳統(tǒng)的詩教觀念的極大束縛，使人感到一種濃厚的復(fù)古氣息。 但《篋中集》仍有其意義。元結(jié)在序中說： 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己溺之后，窮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后生，稍見師效，能侶類者，有五六人。鳴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于是者，足榮當(dāng)世。誰為辮士，吾欲問之！ 正如元結(jié)所說，《篋中集》所收的這幾位詩人，在此之前，是“無祿位”、“久貧賤”的。這七人中，王季友后來仕宦稍達，做到江西觀察副使，見于邵《送王司議赴洪州序》(《全唐文》卷二四七)，又見南宋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jì)聞》卷十八引鮑止欽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jiān)察御史，為副使?！崩蠲阌诖趶V德(763一764)中任江西觀察使。但此前三、四年，即肅宗上元元年(760)冬，王季友與張彪都還是處士(見清趙搢《金石存》卷四《上元元年華岳題名》：“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 沈千運等既然大半生處于開元、天寶之世，他們現(xiàn)存的作品主要也寫于安史亂前，但《篋中集》所收，卻絲毫沒有慷慨任氣、建功立業(yè)的盛世之音，反而充滿不得志者的愁怨，人生短促的嘆息，他們棲遲于山野，而不求過問世事。如：圣 朝優(yōu)賢良，草澤無遺匿?！簧珔^(qū)區(qū)，五十無寸祿。衰退當(dāng)棄捐，貧絨招毀讟。棲棲去人世，迍躓日窮迫。不如守田園，歲宴望豐熟。(沈千運《濮中言懷》) 山中誰余密，白發(fā)帷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盡棄捐，土石為同身。(王季友《寄韋子春》) 老病無樂事，歲秋悲更長。窮郊日蕭索，生意己蒼黃。……有才且未達，況我非賢良。幸以朽鈍姿，野外老風(fēng)霜。(于逖《野外行》 忽忽望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馬久羸弊，誰信文與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壈坎難歸來。慈毋憂疚瘍，至家念棲棲。與君宿姻親，深見中外懷。侯余惜時節(jié)，帳望臨高臺。(張彪《北游還酬孟云卿》) 這些詩人似乎都把視線從社會轉(zhuǎn)向自身，題材范圍狹窄，但感情是誠摯的筆力是深沉的。他們代表了盛唐之世的另一方面，即社會的不平對于某些詩人心理上的壓力。他們雖與盛唐的一些大家有交往(如李白《留別于十一兄巡裴十三道塞垣》，杜甫《寄張十二山人彪》，高適《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但他們在詩歌史上的意義已屬于下一階段，中唐詩人張籍在《過千運舊居》詩中說：“時當(dāng)無知者，莫能敦此風(fēng)。浩蕩意無睹，我將安所從。”《篋中集》的詩人在當(dāng)世是寂寞者，要過了三、四十年，才在孟郊、張籍等詩人那里找到同調(diào)。 《中興間氣集》約編于貞元初。據(jù)編選者高仲武自序，謂此書所選，“起自至德元首，終于大歷答年”，又稱“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渙，戎事紛綸，業(yè)文之人，述作中廢?；浫裘C宗、先帝，以殷憂啟子，反正中原?！边@里的“先帝”，應(yīng)指代宗。安史之亂是在代宗即位后才最后平定的，因此以肅宗、代宗并稱，而唐建國一百七十年，則巳至貞允初，故稱代宗為先帝。此書共分兩卷，所選者有二十六人，詩一百三十二首。按緯書《春秋演孔圖》：“正氣為帝，間氣為臣。”《中興間氣集》得名，或即本此。 顧陶《唐詩類選序》舉出在他之前的四部詩選，即《英靈》、《間氣)、《正聲》、《南薰》?！墩暭?、《南薰集》已佚[8]以《英靈》、《間氣》兩集來看，《間氣》受《英靈》的影響是很顯然的?！逗釉烙㈧`集》分兩卷，《中興間氣集》也分兩卷。前者選詩至天寶十二載，近乎天寶末，后者則從至德元載開始，也似乎有意按時間順序接續(xù)，《英靈》所收絕大部分為五言，《間氣》收詩一百三十余首，七言(包括五言雜體)不過十一首，不到十分之一，連韓翃以七絕著稱的，也一首未收。特別是《英靈》人各有評，而《間氣》也是如此，雖然內(nèi)容和深度不一，但體例非常接近，先是總論大體，后則列舉佳句，不過高仲武摘句較多，這也反映了大歷時期追求雕琢的詩風(fēng)?；喂洹犊S讀書志》說《南薰集》所收詩“人各系名系贊”(見注[8])，可見《南薰集》也是于所選詩人名下有評贊的。我們有理由揣測，這種人各系以評贊的體例可能即起自殷璠，他的《丹陽集》也是這樣做的。這無疑是我國文學(xué)批評一個重要形式的創(chuàng)設(shè)。 高仲武的序中說：“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體要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fēng)之善否，豈其茍悅權(quán)右，取媚薄俗者。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fēng)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他所要革的“前弊”不知何所指，當(dāng)不是指前面的“古之作者”，可能是指序中舉出的幾種唐詩選本，即“《英華》失于浮游，《玉臺》陷于淫靡，《珠英》但記朝士，《丹陽》止錄吳人。”高仲武雖然也標(biāo)榜儒家的詩教說，但其重點在于“休狀風(fēng)雅，理致清新”，尤其是后一方面。其“觀者易心，，聽者竦耳”也當(dāng)是指詩歌的辭藻、音律。這部詩選正好是大歷詩風(fēng)的反映，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其價值所在。晚唐時，鄭谷曾有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后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span lang="EN-US">(《讀前集二首》之一，《全唐詩》卷六七五)鄭谷確認《河岳英靈集》的價值，這是對的，但把《中興間氣集》否定太過，恐未見妥當(dāng)。在唐代，選錄能代表一代詩風(fēng)的作品，選者又具有一定詩歌史發(fā)展眼光的，應(yīng)當(dāng)說要算是《中興間氣集》和它的前行者《河岳英靈集》了。 在這之后，有令狐楚的《御覽詩》一卷。據(jù)陸游跋，此書收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xué)士令狐楚所集也?！卑嫌衷疲骸鞍幢R綸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亟采嘗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jù)此，則《御覽》為唐舊本不疑。……《御覽》一名《新唐詩》，一名《選進者》，一名《元和御覽》云。”(《渭南文集》卷二+六)毛晉跋也說：“唐至元和間，風(fēng)會幾更，章武帝命采新詩備覽，學(xué)士匯次名流，選集妍艷短章三百有奇?！睋?jù)此，則《御覽》詩是令狐楚于元和年間任翰林學(xué)士時所編。 按令狐楚為翰林學(xué)士在元和九年(814)十一月至十二年(817)八月(據(jù)岑仲勉《翰林學(xué)士壁記注補》，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5月版)。令狐楚于元和年間享有文名，得憲宗嘗識，劉禹錫說他在任翰林學(xué)士、中書舍人等內(nèi)職時，“武帳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韻，冠于一時”(《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序》，(《全唐文》卷六○五)。《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稱其為“一代文宗”。元稹于元和十四年自歌州長史還朝，這時令狐楚居相位，向元稹問起他的辭學(xué)，元稹感到受寵若驚，趕忙向令狐楚上書，其中說：“竊承相公于廓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zhàn)汗悚踴，慚愧無地”。 正因為《御覽》詩是備皇帝觀覽的，編選者又是身居華閣的翰林學(xué)士，所以這個選本就有如毛晉所說的“妍艷短章”的特點。所選的詩人自劉方平、皇甫冉起，至楊巨源、梁锽，都選的是五七言律絕，尤以絕句較多，可以看出大歷至貞元年間近體詩發(fā)展的潔況，這方面可以補《中興問氣集》的不足。作品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是趨向于清麗明快、講究詞藻雕飾。元稹在上述的給令狐楚書啟中曾說到：“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diào)新，屬對無差，而風(fēng)情宛然，而病未能也。元稹這里講的是元和體詩，而他所自謙為“病未能也”的“韻律調(diào)新，風(fēng)情宛然”這樣如種藝術(shù)追求，正好是令狐楚編選《御覽詩》的宗旨。從這里可以看出近體詩從大歷至元和演進的痕跡。 中晚唐的幾種唐詩選本，姚合《極玄集》主要選大歷時期詩人(盛唐只王維、祖詠二人)，而且主要選錄五言(七言只韓翃七絕二首，朱放七絕一首)，其他幾種選本，如《又玄集》、《才調(diào)集》及已佚的《唐詩類選》，都有一種共同傾向，即他們已不是象前的選家那樣，只選某一時期(如初唐、盛唐、或大歷、貞元)，而是企圖通觀初唐以來的詩歌全貌，嘗試于做集大成的工作，但由于編選者才識不足，未能使這些選本反映唐詩多種風(fēng)格、多種流派的豐富面貌。 《又玄集》的編者韋莊和《才調(diào)集》的編者韋榖，都先后仕宦于唐末五代的西蜀，一為前蜀，一為后蜀。五代十國是一個紛亂、割據(jù)的時代，戰(zhàn)爭頻繁，經(jīng)濟受到極大的破壞，當(dāng)時西南的蜀和東南的吳、南唐，相對安定，文學(xué)藝術(shù)在這兩個區(qū)域也相對發(fā)達。但這兩個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在政治上也未有所作為，相反地，這幾個小朝廷的君臣所追求的也無非是聲色犬馬，反映在文學(xué)上，也就象唐以前的南朝梁陳時那樣，把創(chuàng)作的題材局限于宮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而藝術(shù)上則追求繁縟綺麗之美。這種審美風(fēng)尚也反映在韋莊、韋縠的選本中?！队中窆踩?，據(jù)其自序，選詩家一百五十人，詩三百首，初唐有宋之問，盛唐有李白、杜甫、張九齡、王維等十九人，歷中唐、晚唐至鄭谷、羅隱，最后選詩僧如皎然、無可、清江等十人，還選有婦人能詩者如李季蘭、薛濤、魚玄機等十九人，應(yīng)當(dāng)說是相當(dāng)全面的。但韋莊在自序中說：“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nèi)，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數(shù)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笨梢娝倪x錄標(biāo)準(zhǔn)是清麗詞句。雖然韋莊本人有較高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其中所選的詩，如高適一首選其《燕歌行》，張九齡一首選其《望月懷遠》，李賀三首選其《雁門太守行》、《劍子歌》、《杜家唐兒歌》，都是他們的代表佳作。[9]但總的說來，取舍的標(biāo)準(zhǔn)是較為偏狹的，其中象李頎選其《漁父歌》一首，白居易選其《答夢得》、《送鶴上裴相公》等二首、則連“清詞麗句”也說不上了。 《才調(diào)集》的編者韋縠仕于后蜀，其書的規(guī)模是這幾種唐詩選本中較大的，選詩一千首，共十卷，初唐有沈佺期、王泠然，盛唐有崔國輔、孟浩然、王維、常建、李昂、高適、李白、岑參、劉方平、王昌齡、陶翰、祖詠、賀知章等，而大多數(shù)則是中晚唐，卷九后部分為僧人，卷十全為婦女，與《又玄集》大致相同。白居易選其《秦中吟》數(shù)首，這是前此選本所未有的，但未選杜甫。所編各家次序也很混亂，無一定章法，如卷一以白居易為首，后面接著是薛能、崔國輔，后又是中唐的劉長卿、韋應(yīng)物，其后又是時代較前的王維，王維之后又是賈島，真不明其究竟。其他卷也大休類似。且有重復(fù)收錄的，如白居易兩見(卷一、卷五)，高適兩見，(卷三、卷八)，王昌齡兩見(卷八、卷九)，也未知何故。編者在自序中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烀＃L(fēng)流挺特，遂來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各錄，各有編次?；蜷e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斗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后昆?！笨梢娝膶徝廊は蛞彩恰绊嵏摺?、“詞麗”，與莊相似。而且照自序的這幾句話看來，似隨得隨抄，個人把玩，因此既無一定的編次，又前后重復(fù)。 已佚的《唐詩類選》編于宣宗至僖宗年間，顧陶說他編此書歷時三十年，可見是經(jīng)過幾次選揀而編定的。從現(xiàn)在保存的顧陶《唐詩類選序》和《后序》看來，他的選詩標(biāo)準(zhǔn)還是儒家的詩教說，主張通過詩作“以察風(fēng)俗之邪正，以審?fù)趸d廢”，而且認為自春秋至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系國家之盛衰”。至齊梁以后，則詩風(fēng)隨著朝政不修而衰頹：“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于事，皆以浮艷相夸，風(fēng)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彼言姼璧呐d衰原因完全歸結(jié)于政治得失。也正因如此，他推崇杜甫和李白說：“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并，其亞則昌齡、伯玉、云卿、千運、應(yīng)物、益、適、建、況、鵠、當(dāng)、光羲、郊、愈、籍，合十?dāng)?shù)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fēng)骨，多為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偽流艷之辭，宜矣。”這樣的敘述，大體上是不錯的。同時，他對于藝術(shù)上有所創(chuàng)新的詩人，也并不排斥，說：“愛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為工，以絕聲病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yán)、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shù)，皆妙于新韻，播名當(dāng)時，亦可謂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雖然這幾個人風(fēng)格不盡相同，把他們排列在一起未必合適，但顧陶能把“切語對”、“妙于新韻”與“浮偽流艷之辭”區(qū)別開來，說明他還是有識別力的，這一點比元結(jié)前進了一步。 《唐詩類選》最大的不足在于貴遠而略近。他不選元、白的詩，曾有所辯解，說：“若元相國棋、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xué)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闭f因為元、白詩集太大，沒有辦法選取，顯然不成理由，顧陶不取的“微志”究竟何在？未得而詳。又說： 如相國令孤楚、李涼國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biāo)、陳罕等十?dāng)?shù)公詩，擾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于人者亦未稱所錄，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終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shù)公，并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為卷抽，附于二十卷之外，。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zé)o成功；若止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以上并無采摭。(《唐詩類選序》，見《全唐丈》卷七六五)。 根據(jù)他的說法，如劉禹錫、李紳等雖早已逝世，但文集未行，恐未能選得恰當(dāng)，杜牧、許渾等去世不過二、三年，亦不便選，這其實都不是正當(dāng)?shù)睦碛?。而李商隱、溫庭筠等當(dāng)時已享盛名，顧陶在序中根本未加提及。這就使人感覺到他是有意略去近世詩人的。這與殷璠以選當(dāng)時人詩為主相比較，顧陶的識力與勇氣不免差遠了。 上面我們依次考察了殷璠前后唐詩選本的情況，從這個考察中可以得出什么呢？應(yīng)當(dāng)說，與中國古典詩歌在唐代的高度發(fā)展相適應(yīng)，唐代的評論家是很重視詩歌的評選的，而且比較自覺地通過評選表達各自的文學(xué)主張和審美意向。在這一點上，他們各有自己的貢獻。但比較起來，《河岳英靈集》最為突出。首先，殷璠非常明確地試圖通過盛唐詩歌的評選提出他的詩歌豐張，那就是詩要有“神來、氣來、情來”，要求建立“既多興象，復(fù)備風(fēng)骨”，“既閑新聲，復(fù)曉古休”，“言氣骨則建安為鑄，論宮商則太康不逮”的一種既繼承前人遺產(chǎn)、又超越前人成就的詩風(fēng)，這正是盛唐詩在理論上的反映。特別是在盛唐時期，別無其他評論家來做這方面的理論概括，唐代中后期的詩人和詩評家也缺乏對盛唐詩作整體的研究，因此殷璠對盛唐詩風(fēng)的理論上的探討，就更顯得突出。尤其是，盛唐詩還在進行之中，殷璠是濯足于活水來探測其流向的，他所評選的詩人都與他生活于同時，而且在他編定此集時，大部分詩人還在世，有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還正在發(fā)展(如高適、岑參的邊塞詩)，而殷璠就以理論家的敏感及時捕捉住詩人們獨有的風(fēng)格特點。唯一缺憾是他未選錄杜甫。但這主要只能歸因于客觀條件的限制：一是杜甫那時剛進入詩壇不久，二是由于當(dāng)時的交通條件，在杜甫困居長安開始絡(luò)繹寫出有特色的詩作時，僻居于江東丹陽一個小縣的殷璠還不可能及時得到信息(在杜甫死后，大歷中期，潤州州刺史樊晃努力收集其遺作，也只能輯得《小集》六卷，就可想見當(dāng)時詩歌流傳的困難)。 其次，殷璠異于其他選家的，是他提出了好幾個值得作理論探索的美學(xué)概念。如上面提到的他的三“來”說，以及繼陳子昂的寄與說以后所提出的興象說，他的聲律理論(據(jù)專家研究，在他之前，詩歌創(chuàng)作中雖已運用平仄，但平仄之名，是殷璠首先使用的)。這些理論上的建樹是其他幾種選集所缺乏的，而且即使放在古代文學(xué)理論思想史上來評價，也有一定的地位。 后世的評論也注意到了《河岳英靈集》的地位與影響，如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說：“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后，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皆有旨歸?！币浴逗釉烙㈧`集》與《中興間氣集》并提，作為唐人選唐詩的代表。翁方綱《石州詩話》卷二又謂：“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jié)二本?！敝赋觥逗釉烙㈧`集》與《篋中集》對王士禎編纂他的唐詩選的影響。清朝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稱許為“凡所品題，類多精愜”(卷一八六《河岳英靈集》提要)。而差不多同時的吳喬在《圍爐詩話》中對殷璠的品題又作了具體的評議： 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為清秀，詩實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河擊英靈集》五篇，高妙沉著，殷璠謂其吐詞委碗，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捧據(jù)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健、真惻、高曠俱有之。璠又謂劉慎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真矣。 按吳喬的評論有失實的地方，如殷璠評崔顥，并沒有提到“清秀”，相反地，他說崔顥少時為詩有“浮艷”的毛病，后來身經(jīng)邊塞戎旅，“忽變常體，風(fēng)骨凜然”。崔曙詩，殷璠評為“言詞款要，情興悲涼”(此據(jù)宋本，明刻本作“款詞要妙，情意悲涼”)與吳喬所謂“高妙沉著”意亦相近，不能說“未盡其美”。不過，無論如何，吳喬也同其他詩評家一樣，雖然還未能從總體上認識《河岳英靈集》的理論上的價值，但還是想對殷璠的品評作具休的商議，并給以程度不等的肯定的評價。就我們所見，在歷代的評論中，對《河岳英靈集》批評最酷刻，近于基本否定的，是清朝的何焯。 何焯對《河岳英靈集》作過批校，我們所見到的何焯批語，是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傅增湘校本《唐人選唐詩》八種，此為明崇禎元年毛氏汲古閣刻本，藏園老人臨何焯批校。[10]何焯對《河岳英靈集》所選，有一個總的評價，這就是： 此集所取不越齊、梁詩格，但稍汰其靡麗者耳。唐天寶以前詩人能窺建安門徑者，惟陳拾遺、杜拾遺、李供奉、元容州，諸人集中獨取供奉，又持擇未當(dāng)；他如常建、王維則古詩僅能法謝元暉，近體僅能法何仲容，殆不足以傳建安氣骨也。此書多取警秀之句，緣情言志，理或未當(dāng)[11]。 何焯此處陳義甚高，卻不切合實際。初盛唐詩之所以能上繼建安并向前發(fā)展，并不只是靠幾個大家，而是靠幾十年來幾輩詩人的努力，集大成者的杜甫就曾高度評價過四杰、沈、宋，以及同時期的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薛據(jù)等，李白對崔顥的欽仰是眾所周知的。說殷璠所選不越齊、梁詩格，實際上《河岳英靈集》除了杜甫外，盛唐名家都已收羅，則不營說盛唐詩還未越出齊梁那種綺靡輕巧的格調(diào)，這恐怕稍具文學(xué)史常識的人也不能同意的。如果說殷璠所收未足以代表這些詩人的創(chuàng)作實際，這當(dāng)然可以討論，但第一，殷璠是以當(dāng)時人選當(dāng)時人詩，有些詩人還正處于創(chuàng)作的高峰，他們正在發(fā)展，有些優(yōu)秀的作品還產(chǎn)生于《河岳英靈集》編定之后，而且即使同時，限于當(dāng)時的交通條件和詩歌的傳布條件，殷璠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就能獲知，如高、岑西北邊塞的詩，李白天寶末及安史亂后詩，王維后期詩，等等。第二，即就《河岳英靈集》所選，已經(jīng)是后世經(jīng)常引用的各家優(yōu)秀之作，如常建的《吊王將軍墓》、《宿王昌齡隱處》、《題破山寺后禪院》、李白的《戰(zhàn)城南》、《蜀道難》、《行路難》、《夢游天姥山別東魯諸公》、《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古意》、《將進酒》、《鳥棲曲》，王維的《入山寄城中故人》、《隴頭吟》、《少年行》，李頎的《古意》、《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茄聲兼語弄寄房給事》，高適的《封丘作》、《燕歌行》《營州歌》，崔顥的《古游俠呈軍中諸將》、《雁門胡人歌》、《黃鶴樓》，孟浩然的《歸故園作》、《夜歸鹿門歌》，崔國輔的幾首樂府短章，王昌齡的《少年行》、《塞下曲》、《長信宮》、《從軍行》，王灣的《江南意》，祖詠的《終南望余雪作》，限于篇幅，不能盡舉。這些詩，豈齊、梁詩格所能牢籠？何焯說所選李白詩“持擇未當(dāng)”。殷璠選李白詩十三首，大部分是古今傳誦的名篇，足可代表他前期詩的最高水平。又說此集所收“多取警秀之句，緣情言志，理或未當(dāng)”。恰恰相反，殷璠的這部詩選，大部分是古詩，近體甚少，不象《中興間氣集》那樣以摘取佳句為勝事的。 在一些批語中，何焯往往以齊、梁詩人作為標(biāo)的，評論盛唐諸家出自齊、梁的某家，或未及齊、梁的某家，如說常建的《吊王將軍墓》，“此詩極為雅健，然只似虞羲《出塞》，到不得鮑明遠也”。說王維《春閨》“似陰鏗”。即使肯定的評價，亦以六朝詩作標(biāo)準(zhǔn)，如說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此篇何減沈、謝”。說劉眘虛“宗仰二謝，氣骨亦復(fù)清峻”，又評劉眘虛《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謂“元暉、仲言不復(fù)能過”。評陶翰《乘潮至溢浦作》“何減謝元暉”。對于一部詩選，可以評論其所選是否得當(dāng)，是否能反映某一時期詩歌的概貌和水平，對于所選的詩人，也可以探討他與前代作家在風(fēng)格上的某些聯(lián)系，但象何焯那樣，處處以六朝甚至齊梁來作評判標(biāo)準(zhǔn)，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值得肯定的復(fù)古思想。 何焯，字屺瞻，號義門，蘇州長洲人，生活于清初康熙時代?？滴醵哪?span lang="EN-US">(1685)，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xué)生拔貢國子監(jiān)，曾得到當(dāng)時在京都的大名人徐乾學(xué)、翁叔元的賞識?？滴跛氖荒?span lang="EN-US">(1702)，因直隸巡撫李光地薦，召直南書房，后又兼武英殿纂修，武英殿編修，其間雖曾一度陷入文字獄，但不久即釋，他始終在這個皇朝的中心圖書館做編纂、?？惫艜墓ぷ鳎虼藢W(xué)問面還是比較廣的，據(jù)其學(xué)生沈彤所作《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xué)士義門 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shù)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xué)者舊習(xí)。既從安溪相國游，得成宏先輩宗傳，復(fù)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丁艱家居，益勸勵其窮六經(jīng)，玩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為著文之根本。李相國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jīng)義之學(xué)有助焉。今無論己仕未任，稍有才氣，輒慕為詩古文，視經(jīng)義如土苴，子誠諄諄以此指授，甚善?！?span lang="EN-US"> 明清時期，受考試的影響，一些評論家往往用八股制藝的格式和腔調(diào)來評論詩文，他們不看整體，只講究枝節(jié)字句的前后照應(yīng)，而且復(fù)古氣息濃厚。何焯也是如此，不僅對《河岳英靈集》，就是對他十分宗仰的杜甫詩，有時也是以齊、梁詩為標(biāo)準(zhǔn)而加以評議。如《義門讀書記》卷五十一評杜甫名篇《洗兵馬》，說是“齊梁體”。不過在《義門讀書記》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受到殷璠詩歌理論啟發(fā)的痕跡。在評詩時，他在《義門讀書記》中至少兩次用了“興象”一詞，如卷四十六評肖統(tǒng)《文選》中謝朓《新亭渚別苑零陵》詩，說：“云去一聯(lián)，即有，興象，兼之故實?！边@與殷璠評孟浩然詩所說的“無論興象，兼復(fù)故實”，字句幾乎完全相同。又其書卷四十七評蕭統(tǒng)《文選》中丘遲《旦發(fā)漁浦驛》詩，謂“體物工矣，興象不逮”，用“興象”一詞對詩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都可見出殷璠所提出的“興象”的概念所產(chǎn)生的久遠的影響。 注釋： [1]現(xiàn)存的《搜玉小集》是否即為《新唐書·藝文志》中的《搜玉集》，還不易確定。何焯疑為后人偽托。傅增湘謂：“《搜玉》之名見于《通志》、《通考》，然與今本撰人、錄詩之?dāng)?shù)均不相合。此本經(jīng)毛氏刪并重訂，《四庫提要》頗議其非，以其次第紊亂，參差重出，舊時義例，無可尋考也?！币蚨詾椤傲x門以其書為后人偽托，其說宜可信矣，(《藏園群書題記續(xù)集》卷五《校唐人選唐詩八種跋》)。 [2]《新唐書》卷六○《藝文志》丁部集錄載《珠英學(xué)士集》五卷，謂：“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xué)士李嶠、張說等詩?！痹R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jīng)籍考》載云：“崔融《珠英學(xué)士集》五卷，在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朝珠英》一千三百卷，預(yù)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贝藭院?，當(dāng)已散佚，教煌石窟中發(fā)現(xiàn)其殘卷，共有詩四十余首，詳見王重氏《敦煌古籍?dāng)洝贰?span lang="EN-US"> [3]諸書所載，慧有作惠，凈有作靜的，今據(jù)《續(xù)高僧傳》、《新唐書·藝文志》作慧凈，詳參《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撰，中華書局1982年4月版)第592—593頁慧凈條及注(六)——《八》所考。 [4]《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二，稱“唐人選唐詩，??合前代選者”，于元思敬的《詩人秀句》后，又列《古今詩人秀句》，謂《吳兢同越僧立監(jiān)撰，二卷。皎然訾其所選不精，多采浮錢之言，無益詩教”。則似此《古今詩人秀句》為吳兢所撰。查《新唐書·藝文志》，有吳兢所編《唐名臣奏》十卷，未載有《古岑詩人秀句》。《舊唐書》卷一○二有《吳兢傳》，稱其“勵志勤學(xué)，博通經(jīng)史”。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天、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天寶八年卒，吳兢一生修史，與詩歌無緣，且時代已晚?！短埔艄锖灐分痪ぃ?dāng)是元兢之譌。 [5]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日本昭和二十三年四月出版發(fā)行。 [6]劉克莊所摘抄的《玉臺后集》詩句中，有“常聞渙紗女，復(fù)有弄珠姬”二句，下注“張祜《采花》。今查《全唐詩》，張祜名下無此二句。張祜為中晚唐時人，李康成為天寶時人，不可能采枯詩。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玉臺后集》所錄“迄唐張赴”，今查《全唐詩》，亦無張赴其人。是否劉克莊《詩話》中之“張祜”為“張赴”之誤，待考。 [7]此據(jù)《唐音癸簽》卷三十一。根據(jù)《舊唐書》卷七十四《崔湜傳》，湜得名于武后及中宗時，因交結(jié)太平公主，玄宗即位之初即將崔湜貶死。李林甫則是開元后期至天寶時宰相。二人時代不相及，崔湜在前。此處“李林甫”字有誤，或為“李義府”之訛。 [8]所收七言，為皇甫冉二首，杜誦五七言雜體一首，郎士元七律一首。五七言雜體一首，崔峒七律一首，張繼七絕一首，劉長卿七律一首，李季蘭七古一首，皇甫曾七律一首，張南史七律一首。 [9]《郡齋讀書志》卷二十《南薰集》云：“右唐竇常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則近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為目，人各系名系賛”。 [10]所選孟郊詩，有《歲暮歸南山》，此當(dāng)為孟浩然詩。 [11]詳見前《河岳英靈集》版本源流考。 [12]此兩條又見《藏園群書題記續(xù)集》卷五。 原載：《中國韻文學(xué)刊》1988年第Z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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