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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在區(qū)分清代中葉學術流派時說：“其成學箸系統(tǒng)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皖是指清代學術思想發(fā)展到乾嘉時期產(chǎn)生于江蘇蘇州地區(qū)和安徽徽州地區(qū)兩個研究漢代經(jīng)學的學派。對吳、皖學術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學史論者的熱點。但迄今為止，學術界對“吳派”的總體考察仍屬少數(shù)，而對它的評價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論斷。筆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有關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對“吳派”試作新的探討，或許對推進乾嘉漢學的研究有所補益。 一、吳派學術淵源與特點 吳派是清代乾嘉之際率先以古文經(jīng)形式的純漢學研究的地域性學派，因其代表人物惠棟為蘇州吳縣人而得名。作為地域性學派，吳派的主要成員都來自隸屬清代蘇州府籍的學者如沈彤、江聲、余蕭客、褚寅亮等；然作為著名學術流派，其空間涵蓋面相當寬泛，如洪亮吉、孫星衍、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等分別隸屬清代常州、太倉、松江州府的陽湖、嘉定、華亭三縣人。又如稍后的江藩則系揚州府甘泉縣人。因此，所謂“吳派”，實際上是清代乾嘉之際以蘇州地區(qū)為核心的由江南學者組成的漢學研究群體。 吳派的漢學研究，學界一般都上溯到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提倡實事求是地研究古經(jīng)漢疏的學風。如吳派嫡傳江藩推崇黃宗羲，與顧炎武并列，認為清代漢學“二君實啟之”。這也為自章太炎、梁啟超以來清學史論者所確認。不過，清初顧、黃等人雖然倡導儒經(jīng)研究，但是他們個人的學術旨趣卻是以理學作為背景的。如顧炎武“乃文清（薛瑄）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學為宗”，而黃宗羲“乃蕺山”（劉宗周）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為主”，江藩稱他們是“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漢學師承記》卷八附“跋”）。因此，吳派作為一個自成體系，別立門戶的地域性學術流派，自有其學術淵源。清代學者任兆麟說：“吳中以經(jīng)術教授世其家者，咸稱惠氏?；菔现畬W大都考據(jù)古注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則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為海內談經(jīng)者所宗?！保ā队兄窬蛹肪硎队嘀倭帜怪俱憽罚┩蹶埔舱f：“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后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jīng)，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惠棟）發(fā)之?！保ā洞喝谔眉肪硎濉痘荻ㄓ钕壬怪俱憽罚桥傻膶W術淵源追溯到蘇州惠氏，這也是學界迄今為止的定論。所謂“惠氏”，即指惠棟四世傳經(jīng)的家學傳統(tǒng)。梁啟超說：“元和惠棟，世傳經(jīng)學，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稱儒宗焉。棟受家學，益弘其業(yè)。”（《清代學術概論》）惠棟本人也聲稱“余家四世傳經(jīng)，咸通古義”?！八氖馈?，即由父、祖上溯至曾祖惠有聲。據(jù)江藩介紹：惠有聲字樸庵，明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jīng)教授鄉(xiāng)里，并從事漢經(jīng)的研究。其中尤以祖父惠周惕對漢經(jīng)研究最為著名。如他對《易》學和《春秋》學的研究，被當時督學江南的田雯贊為“其論采于六經(jīng)，旁搜博取，疏通證明，雖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研溪先生〈詩說〉序》，見《璜川吳氏經(jīng)學叢書》）。田雯是當時力崇古學的官僚，可以說正因為有了惠周惕的經(jīng)學造詣，才有可能導致孫兒惠棟的后來居上。因此，邏輯的推演，惠周惕必然成為吳派漢學研究的直接導源人。有關惠周惕經(jīng)學師承，僅見《吳縣志》：“少傳家學，又從徐枋及汪琬游，究心經(jīng)學?！庇纸稘h學師承記》說：“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于貧，遍游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極稱之，文名益著。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研溪詩文集》。“江藩既是惠氏經(jīng)說的嫡傳，他對惠周惕的簡明介紹是可信的。但問題是，徐枋和汪琬雖系當時著名文士，但經(jīng)學非其所長，前者是擅長荊浩、關仝筆法的著名畫家，后者是與魏禧、侯方域齊名的文學家。汪琬雖然對《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fā)明”，但如他本人所說，“余固晚而有志于經(jīng)學，顧年及昏耄，聞見遺忘，輒撫卷嘆息”。然而長期以來因沒有確鑿的材料證明，因此每每論到吳派，必然上溯到惠周惕與徐、汪的師承關系，造成吳派與徐枋、汪琬之間存有某種必然的邏輯的假象。筆者認為：不僅惠周惕有明確的經(jīng)學師承，而且吳派的導源發(fā)軔者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吳中名士丁宏度首次嘗試漢儒經(jīng)說的系統(tǒng)研究，并在他的帶動下，蘇州地區(qū)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漢學研究群體，而惠周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丁宏度、字臨甫，一字子臨，別號輿舍，蘇州人。明末儒生，以研究《周易》、《春秋》而稱名一時。據(jù)《丁氏宗譜》記載： 先生丁姓諱宏度，字臨甫，一字子臨，別號輿舍，蘇之長洲人也。幼穎敏，治《易》、《春秋》世家學，有聞于時。鼎革后，絕意舉業(yè)，教授其徒專門經(jīng)學，以漢時說經(jīng)各有師承，貫穿鉤穴，口誦如讕翻，執(zhí)經(jīng)問難者，接踵門墻，愿得先生一言論定，時人尊之曰經(jīng)圣，親炙弟子惠周惕、顧丁ｓｈǔ①、顧嗣立其選也。世多以章句訓詁之學推重先生（《丁氏宗譜》卷二十二《藝文·孝介先生傳略》，現(xiàn)藏蘇州市圖書館）。 此外，在該譜的“祖德傳”、“名賢錄”、“史志錄”等篇也有惠周惕師從丁宏度學經(jīng)的記載。馮勖在為丁宏度《漫吟稿》作序時說： 先生少敏慧，能以孝悌自植，授經(jīng)予曾叔祖猶龍公。青年以《春秋》噪序比，時浮薄之習亳不涉染，溫恭醇樸，工于文章，拙于馳鶩，先生之志大矣?！悦厥跒轺虢?jīng)，師爭相設，絳員笈門墻者，皆一時之俊，先后懼掇科名，而先生竟一ｓｈāｎ②老矣（《丁氏宗譜》卷二十《著述考》）。這說明在惠氏之前，蘇州地區(qū)已形成了研究漢代經(jīng)學的學術氛圍。對此，丁宏度也頗為自負，自言“今葑溪文學之盛，實余家啟之也”。至于奠定吳派規(guī)模的，則是經(jīng)過了惠氏祖孫三代的努力才告完成的。所以馮桂芬說：“國朝右文稽古，鴻儒碩學輩出相望，遂駕宋元明而上。而有開必先，實惟吾郡人為多?；菔纤氖纻鹘?jīng)，為講漢學之首?！保ā恶T桂芬文集》卷二《思適齋文集序》）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地域性學派，吳派的學術組織形態(tài)又是以血親、祖先的關聯(lián)為基礎的。如惠棟對《周易》的研究便是曾、祖、父的世代相傳，江聲、江ｌｉàｏ③、江沅祖孫三代致力于語言文字的研究，而錢大昕、錢大昭兄弟及從子錢塘、錢坫、錢東、錢垣、錢鐸、錢侗，兒子錢東壁、錢東塾，一門群從，皆治古學，時有“嘉定九錢”之稱，成為當時吳中著名的經(jīng)學世家。這種以家族、血緣乃至師生關系而形成的學術組織形態(tài)，最重要的是其家族內部重視經(jīng)學研究，并能為其成員提供良好的經(jīng)學教育環(huán)境，特別是家族內部、師生、師友之間的經(jīng)義賞會，兄弟子侄之間的砥礪切磋，以及經(jīng)學人材的早秀早慧，家訓、家誡中注重經(jīng)學等等都表明了吳派學者家族內部經(jīng)學氣氛的濃厚。吳派的產(chǎn)生，客觀上說正是淵源于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 二、吳派學術宗旨與風格 治學一尊漢經(jīng)，是吳派的學術宗旨?；輻澱f：“漢人通經(jīng)有家法，故有五經(jīng)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漢經(jīng)師之說，主于學官，與經(jīng)平行?！保ā毒沤?jīng)古義·述首》）錢大昕認為：“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保ā稘撗刑眉肪矶摹蛾坝窳战?jīng)義雜說序》）五鳴盛干脆說：“經(jīng)文艱奧難通，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他徒?！保ā妒呤飞倘丁ば颉罚┧^“家法”、“師法”特指漢代經(jīng)學傳授。漢代五經(jīng)博士及其所傳弟子以師法說經(jīng)，而各自名家，稱“家法”。《漢書·徐防傳》：“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尊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薄皫煼ā奔粗改骋唤?jīng)師被確立為博士后，他的經(jīng)說便被奉為“師法”。《漢書·儒林傳》：“惟贏公守學，不失師法?！币馑颊f贏公能繼承其師漢景帝時博士胡毋生的“公羊春秋”之學。這種由選定傳經(jīng)的某家為博士后，于是由初學入門之師法家法轉化為官定的師法家法。再由博士弟子員向某博士受業(yè)，某博士所受者，即成為博士弟子的師法家法，由此而形成固定的學術傳承系統(tǒng)。家法和師法實際上是將固定的經(jīng)學傳承轉為各經(jīng)博士藉以維護個人學說專利的紐帶。不過，在漢代也不十分嚴格。如吳派學者所推崇的許慎和鄭玄，《后漢書·許慎傳》：“初，慎以五經(jīng)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為《五經(jīng)異義》?！凹⒁輻潅涫鑫褰?jīng)異同中所采用古今各家之說，并以“從古”、“從今”作區(qū)別，這表明許慎治經(jīng)未受家法或師法的束縛。又如鄭玄遍采諸家之說，以注群經(jīng)，何休曾有“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之嘆。吳派學者也一樣。如惠棟《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鄭康成、宋咸、干寶諸家之說”，而《易漢學》則“左右采獲，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所謂“五家之《易》”，即指漢代孟喜、虞翻、京房、荀爽、費直五家個人的《易》說。按照漢代《易》學的傳承，大致可分為三個系統(tǒng)：一是淵源于商瞿五傳弟子田何的施、孟、梁邱之《易》，二是淵源于焦延壽、孟喜的京房之《易》，三是費直和高相之《易》。漢代《易》學又有今文與古文之分，惠棟以虞翻為主，虞翻世傳《孟氏易》，屬今文；而他又參以荀、鄭諸之，荀、鄭均傳《費氏易》，屬古文。因此，惠棟等所謂的師法家法，實際上是漢代古文與今文兩個不同系統(tǒng)的混合體，但本質上仍屬漢學系統(tǒng)。 也正因此，出自對漢儒的尊信與固守，必然導致吳派治經(jīng)強調從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視聲音訓詁，以求經(jīng)書意義的方法。惠棟認為漢代學者都有師承淵源，訓詁由經(jīng)師口授，經(jīng)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jīng)同等重要，他說：“五經(jīng)出于屋壁，多古言古字，非經(jīng)師不能辨。經(jīng)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乃知古訓不可改也，經(jīng)師不可廢也?！保ā毒沤?jīng)古義·述首》）王鳴盛說：“經(jīng)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zhí)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錢大昕認為：“有文字而后有詁訓，有詁訓而后有義理。詁訓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乎訓詁之外者也?！保ā稘撗刑梦募肪矶摹督?jīng)籍纂詁序》）訓詁本是漢代經(jīng)學家治經(jīng)的基礎工作，據(jù)《漢書·藝文志》凡稱“故”、“解”、“詁”及“章句”的都是指對某經(jīng)文字的訓詁及詮釋。如《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詩》有《魯故》二十五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值得注意的是：凡稱“傳”或“說”的并不指訓詁而是發(fā)揮六經(jīng)的大義。如《易》有《易傳周氏》、《服氏》、《書》的《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等等。這說明漢代對經(jīng)典的詮釋主要包括文字解釋和思想發(fā)揮兩種。然而吳派學者雖明言以訓詁通大義，但事實上將大義視為訓詁，由訓詁替代大義。章太炎批評為“皆陳義爾雅，淵于古訓是則者也”（《訄書》第十二《清儒》）這顯然不是漢儒漢經(jīng)的基本精神。當然，訓詁作為整理和研究經(jīng)籍的方法，消除長期以來附加在經(jīng)書上的種種誤解和歪曲，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其中也不泛包含著一些科學治學方法和態(tài)度。但它所帶來“斷章零句、授古正后”的負面意義也極明顯。焦循在與劉端臨論學中指出：“近數(shù)十年來，江南千余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后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虛，庶幾學經(jīng)之道也。乃近來為學之士，忽設一考據(jù)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復辨此名目之非?！保ā兜褫约肪硎杜c劉端臨教諭書》）焦循不承認文字，考據(jù)為一門學問，當然失之偏激，但他在“證之以實”的基礎上加以選擇、分析、判斷的“運之于虛”，實際上將收集資料，分析排比，用抽象的方法以形成自己的思想。此札中所提到的孫淵如，即吳派后勁孫星衍。所以焦循名為與劉端臨討論學術，實是批評吳派的治學宗旨和風格。 吳派尊信漢儒家法師法，運用小學訓詁的純漢學研究，這是清初以來學術思想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早在明末清初，被譽為“開國儒宗”的顧炎武就倡導“讀九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學方式，然而吳派學者更多的是反宋學的主題。我們知道，乾嘉之際程朱理學仍是官方哲學，而理學家以自家義理解釋儒家經(jīng)典，使經(jīng)學理學化，成為理學的經(jīng)書依據(jù)。其治學方式專主空談性心，經(jīng)學一出臆斷。宋學雖為清代官方確認的學術正統(tǒng)，但自清初以來一直受到在野的非正統(tǒng)的漢學提倡者的批評。清初黃宗羲、毛奇齡、胡胃等人對邵雍、朱熹先天《易》說發(fā)起的批判和清算便是證明。也正因此，吳派學者為恢復相傳由孔子整理和傳授的《六經(jīng)》本義，都強調由字詞入手研究經(jīng)書，而字詞訓詁必須以漢儒箋注為主要依據(jù)，從而對宋學提出了批評。如惠棟認為魏晉以后的學術走向是“明堂之制亡，《周易》之學晦”，甚至認為“宋儒之禍，甚于秦恢”。他的《易漢學》旨在辯證“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江聲說：“性理之學，純是蹈空，無從捉摸，宋人所喜談，弟所厭聞也?！保ā秵枌W堂贈言》）江藩也指出：“經(jīng)學一壞于東西晉之清談，再壞于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于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于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保ā稘h學師承記·自序》）這種鮮明的反宋學立場，被袁枚稱為“足下（惠棟）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為漢學以矯之?！保ā缎}山房文集》卷八《答惠定宇書》）眾所周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把尊崇朱學當作一以貫之的國策，他們需要假借理學作統(tǒng)治的工具，而內心對理學家十分鄙夷。如康熙對自己表彰的“理學名臣”湯斌、李光地、熊賜履在密諭中全都予以譏斥，屢見于《實錄》、《東華錄》。乾隆時對理學的態(tài)度有了明顯的變化。如乾隆十九年四月，他在殿試試題中提出了道學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又如后來對尹嘉銓仿照朱熹《名臣言行錄》編撰《本朝名臣言行錄》而予“逮治處絞”的極刑。這與其說是對尹嘉銓標榜臣權，易啟門戶爭執(zhí)，侵犯君權的痛惡，還不如說他對朱熹《名臣言行錄》一書的反感。而他在書程頤《論經(jīng)筵ｃｈì＠④子》中說：“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且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备@示了乾隆對宋儒的真實態(tài)度。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乾隆對儒經(jīng)的關注。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十一月，頒諭，責成九卿、督撫舉潛心經(jīng)學的純樸淹通之士。十五年（１７５０），乾嘉漢學先驅，無夕學者顧棟高以經(jīng)明行修之士，授為國子監(jiān)司業(yè)。與此同時，惠棟也以博通經(jīng)史，學有淵源，為兩江總督黃廷桂、陜甘總督尹繼善列名薦牘。對此，惠棟認為：“國家兩舉制科，猶是詞章之選。近乃專及經(jīng)術，此漢魏六朝，唐宋以來所未行之曠典?！保ā端裳挛拟n》卷一《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這表明惠棟對現(xiàn)行政府提倡儒經(jīng)熱忱的響應。從這一意義上講，吳派學者揚漢抑宋正與清廷文化政策轉移有著某種密切契合的內在聯(lián)系，它展示了清代前期學術思想發(fā)展的一般趨向。吳派的產(chǎn)生，奠定了乾嘉嘉漢學的基礎。 三、吳派學術的主要表征 現(xiàn)代學者張舜徽先生在分析乾嘉吳、皖、揚三派學術異同時說：“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清代揚州學記》２頁）“?！焙汀熬贝_系吳派學術的表征。它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一、《易》學研究是吳派學術最為顯著的表征之一。吳派的開創(chuàng)者惠棟一生致力于漢代《易》學的探討，著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九經(jīng)古義》、《古文尚書考》等書。他的《易漢學》專考漢代《易》說，于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完成初稿。全書八卷，前七卷輯錄漢、魏晉《易》學家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干寶諸家《易》說，旨在梳理漢《易》中的“卦氣”、“飛優(yōu)”、“爻辰”、“納甲”等源流。第八卷是繼清初黃宗羲、胡胃之后，進一步辨析宋儒圖書《易》說的弊端。如他認為：“宋人所造納甲圖與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謂先天圖與《參同契》合，殊不知納甲之法，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別無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道家所載乾坤方位，亦與先天同而以合《參同契》，是不知《易》并不知有《參同契》者也。蓋后世道家亦非漢時之舊。漢學之亡，不獨經(jīng)術矣?！保ā兑诐h學》卷八“辨先天后天”）此書一出，被譽為“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棟傳》）。乾隆十四年，惠棟總結父祖輩經(jīng)說和多年研《易》心得，開始編撰《周易述》，旨在復原漢《易》。他說：“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圣未遠故也。《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尚書》、《左傳》，偽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唯《周易》一經(jīng)，漢學全非?！保ā端裳挛拟n》卷一《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也正因此，《四庫提要》稱之為“發(fā)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鄭康成、宋咸、干寶諸家之說，皆融會其義，自為注而自疏之?！盎輻潓h《易》研究自認最為得意的是以古字替換《易經(jīng)》中的七十余個俗字，認為他的此項發(fā)現(xiàn)“卓然無疑”。然而這種輕率地改易經(jīng)文，失誤也是明顯的。阮元批評說：“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于徵士惠棟者也。而其?？庞晏美疃瘛吨芤准狻放c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jīng)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為檀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jù)以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于考證而已。”（《研經(jīng)室一集》卷十一《十三經(jīng)注疏?？庇洝ば颉罚╇m然如此，當人們不滿宋人《易》學，轉而探求更為近古的漢《易》時，首先重視漢人經(jīng)學資料，其搜輯鉤稽，不遺余力是可以理解的。誠如錢穆所說，這正證明惠棟學說的創(chuàng)造性和其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價值。吳派學者繼承惠棟研《易》的是江藩和李林松的《周易述補》，亦以荀、虞兩家為主，兼采漢代各家《易》及《乾鑿度》諸緯書，成就遠不及他們的太老師惠棟。 二、《尚書》學的研究是吳派學術最為顯著的第二個表征。吳派的《尚書》研究始于惠棟《古文尚書考》，它是繼清初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之后，再度考訂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為偽，而以鄭玄所傳之二十四篇為孔壁真古文?；輻澰谠摃把灾姓f：“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熙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紿后世。后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被輻澋目甲C比閻著璩更加縝密，被認為偽古文之偽的最后定案者。此后，惠棟的學生江聲亦張大師說，作《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另附《尚書補誼》及《經(jīng)師系表》二卷。他說：“吾師惠松崖先生《周易述》融會漢儒之說以為注，而復為之疏，其體列固有自來矣。聲不揆昧，綜經(jīng)傳之訓詁，采摭諸子諸家之說，與夫漢儒之解以注《尚書》；言必當理，有敢ｙǎｎ④奇，誼必有徵，不敢欺世；務求愜心云爾?！保ā渡袝⒁羰枋觥罚┤珪m為專輯漢儒說為“集注”，然后自己為“音疏”。然而主要取自“馬、鄭之注及大傳《伏生大傳》異義（許慎《五經(jīng)異義》），參酌而輯之，更旁采他書之有涉于《尚書》者以益之”（同上）。又沿襲乃師惠棟以古字改俗字的陋習，“采《說文》經(jīng)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并且“以篆寫經(jīng)，復上代文字之舊”（《平津館文稿》下《江聲傳》）。盡管這樣做不免有“見者訝以為天書符篆”之嫌，但它提供了漢代經(jīng)說（古文經(jīng)說）的一些概貌。稍晚于《音疏》成書的是吳派學者王鳴盛的《尚書后案》三十卷。王鳴盛曾問學于惠棟，所以也繼承了研究《尚書》的吳派學術傳統(tǒng)。其書一宗鄭玄。他表示：“《尚書后案》何為作也？所以發(fā)揮鄭康成一家之學也?！钡终f：“余編次群書，搜羅鄭注，惜已殘缺，聊取馬、王、《傳》、《疏》益之?！保ā渡袝蟀感颉罚╋@然，《尚書后案》實際上是結集了有關東漢古文經(jīng)學派及其傳衍《古文尚書》經(jīng)說的資料集。所以杭世駿稱為：“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鄭者，悉甄而錄之，勒成數(shù)萬言，使世知有鄭氏之注，并命名世知有鄭氏之學?！保ā兜拦盘梦募肪硭摹渡袝蟀感颉罚┮舱虼?，王鳴盛的《尚書》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吳派的學術風格。 緊隨江、王之后，研究《尚書》的是孫星衍。孫星衍在江、王等人研究《尚書》的基礎上撰成《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專釋漢代今文、古文都有的二十九篇，以《書序》為第三十篇，編為一卷。試圖取代唐孔穎達為晉代偽古文的《傳》所撰寫的《疏》（《正義》），變?yōu)闈h代今文、古文傳注另行撰《疏》。他在《自序》中說：“孔氏為《書·正義》序云：‘據(jù)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又云：‘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是孔氏之《疏》，不專出于己。今依其例，遍采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以來諸人之注者，以其時文籍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睂O星衍雖明言輯錄漢唐舊注，而摒棄宋以后理學家的“臆說”，但實際上汲取了江聲、王鳴盛等關于《尚書》的考證，作為《尚書》學總結性的專著，它展示了吳派學術風貌。為后來今文家陳喬樅的《今文尚書經(jīng)說考》與皮錫瑞的《今文尚書考證》奠定了基礎。 三、治經(jīng)兼及考史，是吳派學術最為顯著的第三個表征。吳派學者雖偏重于古經(jīng)漢疏的研究，但也深研史學。如惠棟也撰《左傳補注》?！斗礉h書補注》、《續(xù)漢志考》等。吳派中以考史著稱的是王鳴盛和錢大昕。王鳴盛所撰《十七史商榷》，錢大昕認為“主于?？北疚模a正訛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于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善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實用也。”（《潛研堂文集》卷四十八《西沚先生墓志銘》）錢大昕因其學術名望又兼有妹夫的身份，他的這種看法，也被史界經(jīng)常稱引。其實王鳴盛研史精于考證輿地職官、典章制度是正確的，但說他“獨不善褒貶議論”，則有欠考察。如王鳴盛對于歷來備遭唾罵的唐順宗時與宦官勢力作斗爭的革新人物王叔文大加褒揚，認為“叔文行政，上利于國，下利于民，獨不利于弄權之閹臣，跋扈之強藩”（《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順宗紀所書善政”條）。清初王夫之也肯定王叔文“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但又指責他的動機和品行：“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膠漆以同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保ā蹲x通鑒論》卷二十五“順宗”）顯然，王鳴盛的認識遠比王夫之深刻。所以李慈銘贊揚他“議論淹通，多足決古之疑”（《越墁堂讀書端記》，第１７０頁，天津人民出版社）。在吳派學者中，史學成就最大的要推錢大昕。錢大昕以畢生精力，作《二十二史考異》，仿照《通鑒考異》的體例，對于除《舊五代史》和《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及其注解，進行了細致的文字?？?，以及訓詁、地理、職官、氏族、名物、年代等方面的鎮(zhèn)密考訂，是與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齊名的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錢大昕雖很少發(fā)議論，但有些議論也寓有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封建社會中，君道不可侵犯，而錢大昕卻認為：被弒的君主都是無道之君，如果君主賢明，何至于被弒（《潛研堂文集》卷七《答問四》）。又封建的倫理觀不準婦女改嫁，錢大昕認為：如果夫婦之間，恩愛已絕，“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jié)，……使其過不在婦歟，而嫁于鄉(xiāng)里，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保ā稘撗刑梦募肪戆恕洞饐栁濉罚┻@些大膽的議論，被人們看作是他關注清史即當時的現(xiàn)代史的含蓄表現(xiàn)。此外，錢大昕還著有《三史拾遺》、《諸史拾遺》、《通鑒注辨證》、《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疑年錄》等也都是古代史料學的杰作。吳派學者這種由文字音韻入手，致力于名物的解釋，典制的考索，事跡的正誤的經(jīng)學研究而轉向古代史料學的研究，實是與他們治經(jīng)揚漢抑宋聯(lián)系在一起的。王鳴盛指出?！八蚊魅寺酝ㄎ牧x，便想著作問世，一涉史筆，便欲法圣人削筆”（《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唐史論斷”條）。又說“動輒妄為大言，高自位置，蔑棄古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馬融從昭受讀”條）這顯然是批評宋明理學從主觀解經(jīng)到臆測解釋歷史，模仿圣人《春秋》筆法，對史事大加褒貶的空疏學風。如果說吳派學者治經(jīng)還僅僅是停留在經(jīng)驗性的階段，那么他們研究歷史，追求歷史真實性的可貴努力，正說明他們更多的是轉向理性探求。 綜上所述，吳派作為乾嘉之際提倡漢學研究的首出學派，它不但構筑了恪守古訓，尊信家法的漢學壁壘，而且摒棄了宋明理學空談不實的浮華傾向，最終完成了樸實考經(jīng)證史新學風的建設，稍后的皖派，揚州學派乃至晚清學術都可視為在此基礎上的繼往開來。從這一意義上說，吳派的純漢學研究，確立了乾嘉以后學術思想發(fā)展的路向。 ?。ㄖ腥A文史網(wǎng)整理） ?、僭滞跫永? ②原字膻右加毛 ?、墼纸鸺恿? ④原字行中間加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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