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

　○見識短淺和軟弱的領導核心
　　友：歷數(shù)上述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領域的三大失誤，聽來有點道理，但不滿足。問題在于為什么恰恰是中國人會犯這些錯誤？

　　袁：這也是令我一再深思的問題。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如果你有耐心，且聽我慢慢道來。這些錯誤的形成首先同政權(quán)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息息相關。１８６２年至１９０８年間，清朝廷的最高領導權(quán)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從１８６１年發(fā)動政變開始至１８８４年初，恭親王奕一直是她的首要合作者。奪取政權(quán)時，她是年僅２６歲的小寡婦。文化程度很低。同治四年三月她手書一篇“□諭”，全文２３０字，錯別字及文理不通者在２０處以上。慈禧手書□諭影譽見寶成關：《奕慈禧政爭記》中，她不但對１９世紀的世界現(xiàn)狀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沒有受到良好的傳統(tǒng)蒙學教育。這個人的品德也很壞，喜歡玩弄權(quán)術，權(quán)力欲很強而心胸狹隘；且為了個人享樂，可以不顧國家安危?？墒?，她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加上有些小聰明，憑這兩條便操縱國家近五十年！國家大事要依這樣的人的“懿旨”最后定奪，洋務運動哪有不失敗之理！

　友：朝政不是實際掌握在恭親王手中嗎？此外，史家們已一再肯定洋務運動的領袖是李鴻章。你可不能替他們開脫，把罪責推給神憎鬼厭的“老佛爺！”

　　袁：歷史已經(jīng)證明，從中世紀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zhuǎn)型，可以通過內(nèi)部的改革而實現(xiàn)。條件之一是必須有雄才大略的領袖及其助手組成的領導者群體善于籌劃、決斷。俾斯麥、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過這樣的歷史角色。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１９世紀的中國沒有這樣的英雄人物應運而生。在最后回答這個狀況產(chǎn)生原因以前，我們應該花點時間看看當時的主要領導人物的真面目。任何隨意貶斥或溢美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在１８８４年被慈禧再一次革職以前，奕訢掌管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兩個最重要的機構(gòu)，確是位于一人之下眾人之上。近年來不少中國大陸的史家糾正往日的偏頗，充分肯定他作為洋務運動主要支持者的歷史功績，這是符合實際的。其才識也遠非慈禧所可比擬。他受過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愿意接受和學習外來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為開明和開放的人物?？墒?，他也不具備擔當推動中國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領袖的條件。早在１８６９年，郭嵩燾就毫不客氣地說：“總理衙門人才猥下?！保ā豆誀c日記》（二）第６０９頁，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奕訢自然包括在內(nèi)。這不是郭氏一個人的觀感。
　　上一年，曾國藩就在與心腹幕僚密談中講了自己的心里話：“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祥）、寶（□）數(shù)人權(quán)過人主。恭郢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規(guī)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則不滿人口?！喔德担蹩蓱n耳?！保ㄅc慈禧合作發(fā)動辛酉政變時，奕訢是３０歲且有過從政經(jīng)驗的青年。身為執(zhí)掌大政的議政王，他自然成了各方關注的人物。

　　曾國藩就曾不止一次地評論過他。趙烈文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七月初九的日記中留下他同曾氏的一段對話：“余言在上海見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zhèn)壓百僚。師曰：然。貌非厚重，聰明則過人。余言：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之虞！”他們自然不是在討論麻衣相法，而是對執(zhí)掌大權(quán)近六年的奕訢的政績的回顧與前瞻。這些無拘束的議論，寥寥數(shù)語就勾勒出奕訢及其同僚的平庸本色。對照其他材料，更顯得這些評議入木三分。他們的平庸簡單地說在于見識短淺而又軟弱無力。
　　首先，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從改革社會運行機制入手去為富強奠立基礎。他們主觀上都希望國家富強。多年來中國大陸不少史家喜歡罵他們“賣國”，這可真是冤假不實之詞，經(jīng)不起認真查證的。在他們看來，要富強就應學西方，辦洋務；其為國籌謀的熱忱和見識也是那些高喊反對“以夷變夏”的頑固保守分子望塵莫及的?？墒牵鞣胶我愿粡?？對他們說來這始終是個沒有解開的謎。談到學西方，他們想到的就是產(chǎn)品和技術，卻沒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這些產(chǎn)品和技術賴以涌現(xiàn)和不斷改進的原因。上面談到他們所犯的三個致命錯誤，說到底是沒有看到關鍵在于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１８７４年由于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居然入侵臺灣，引發(fā)了一場籌議海防的大討論。以奕訢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的對策是“練兵、簡器（選購武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這實際是奕訢等人提出的行動綱領。前三條都是從產(chǎn)品和技術的角度考慮問題?；I餉規(guī)定“專提部存及海關成洋稅為目前開辦之需”，后來也不落實；用人則強調(diào)保舉；持久則說了一些空話。

　　如此見識，富強云云，又怎能不化為鏡月水花呢？其次，即使是生產(chǎn)建設一類的事情，他們也缺少力排眾議付諸實施的膽略和毅力。李鴻章就有過這樣的切身體驗：“自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诒貞硌髮W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于蓮舫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zhuǎn)輸。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其乘閑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對恭親王缺少雄才大略的議論，不僅出自曾國藩、李鴻章和他們的門下，其他大臣也有同樣的觀感。翁同龢在其日記中寫道，正當中法戰(zhàn)爭危急之際，卻為半年后的慈禧五旬壽辰，“恭邸述醇邸語請旨，則十月中進戲事也。極瑣細，極不得體?！?br> 　　第二天，朝見慈禧，“兩邸所對皆淺俗語，總求賞收禮物，垂諭極明，責備中有沈痛語，略言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jié)，以為盡心也。臣越次言：醇親王、恭親王宜遵圣諭，勿再鎖屑。兩王叩頭，急急退出。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奕訢已屬皇族中的佼佼者，尚且這樣，其他更是不堪聞問。再次，他們根本沒有考慮有計劃地集結(jié)自己的力量，擴大革命新勢力，孤立和分化保守力量。不少史家喜愛從黨派之爭的角度去觀察和分析晚清政局。不能說這毫無道理?？墒?，不能忘記這還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黨派斗爭，其中有的出于私利或私見，有的雖包含不同政見之爭，但斗爭的某一方往往沒有積極主動地擴大自己的政見的影響，發(fā)展自己的勢力。洋務派的領袖就是這樣的舊式政治人物。奕訢是咸豐皇帝的親兄弟，在１９世紀下半葉，論能力和威望在皇族中都沒有人能超過他。與現(xiàn)代政治家或古代叱咤風云的英雄人不同，他當政２４年卻沒有著意去培植和發(fā)展支持自己革新事業(yè)或辦洋務的政治勢力。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他非常輕易地被慈禧擼下臺，從個人的命運說是活該，而繼符者是昏庸貪鄙之流，國家更加不幸。老弟不是生怕我為李鴻章開脫嗎？

　　不了解控制中樞的領導群體如此平庸和軟弱，又怎能恰當?shù)卦u論李鴻章呢？李氏雖然被人們尊之為“傅相”，但有清一代，“大學士”、“太子大?！?、“太子少?！倍际菢s譽性的虛銜，真正的宰相是執(zhí)掌軍機處的軍機大臣。他事業(yè)鼎盛期的職位是地方督撫，據(jù)說其畢生憾事之一是從未充任軍機大臣，而他進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時候，已是甲午戰(zhàn)敗以后，帶有投閑置散的氣味了。他無疑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袖，但其正式官銜是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且長達２８年之久。按規(guī)定北洋大臣的管轄范圍是華北和東北的通商和涉外事務，但舉凡這個時期的全國的軍事、外交和各種自強新政或洋務幾乎都離不了他。因此，洋務運動的一切錯誤他都難辭其咎。但他是超值奉獻，有違“思不出其位”的古訓。
　　而由于他不是清廷最高領導層的主要成員，其功過得失更要注意具體分析。例如，在三個致命錯誤中，科舉僵而不死，便違反了他的意愿；他的見識和膽略也比奕□等人略高一籌；可以設想，如果他有足夠的權(quán)力，洋務運動的情況可能好一些，但正如梁啟超所說，他也不是什么學識高超氣魄雄偉能開創(chuàng)歷史新局面的英雄。所以，我才說他不過是庸眾中的杰士。

　　友：仁兄把領導核心的軟弱、平庸視為洋務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似有過分強調(diào)個人作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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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歷史哲學是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不能倒過來讓歷史事實適應你頭腦中的固有觀念。同時，在這些現(xiàn)象后面，其實蘊含著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問題。四億多中國人在歷史載折的關鍵時刻讓一些庸人和小人統(tǒng)治了７０年而無可奈何，這就是中世紀專制統(tǒng)治的罪惡。千萬不能忽視這個領導層問題。李鴻章倒有點切身體會。他在給他的老師曾國藩的最后一封信中意味深長地說：“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nèi)與外均難合一，慮其始必不能善于后?！胸愔?、無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則財與才日生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br> 　　這里揭示了洋務運動興起之初就遇上兩個問題：一是洋務運動是“外臣”即地方大員發(fā)動的，運作中困難重重。二是這些困難歸根到底來自“政體”，這也是中國“不如日本”的原因所在。這些見解深邃而引人深思。

　　○摧殘人才、壓抑生機的政制
　　友：你的意思似乎把政治體制看作洋務運動失敗的基本原因。
　　袁：這個運動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沒有及時改進當時的政治體制確是失敗的基本原因之一。國家是社會的主要管理機構(gòu)。它的性質(zhì)和運作方式對國民的行為方式的影響非同一般。察覺當時的政體有急待治理的毛病不自李鴻章始。馮桂芬早就指出過了。
　　我也不想在這里重述郭嵩燾、李善蘭、鄭觀應、王韜等人對清代政制痼疾的揭露和學習西方政制的建議。這里要弄清的是政治體制與洋務運動的失敗有什么關系。

  第一，決策錯誤無法及時糾正。洋務運動的許多錯誤不是事后才為人所知，往往是有些見識的大臣已一再向朝廷提出而被拒納。突出的如科舉，如將鴉片戰(zhàn)爭以來文武官員揭露其荒唐要求改革的言論收集起來，真可編成厚厚一本《科舉糾謬錄》。
　　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國之大事，多少人的青春，都輕輕付諸東流了。又如，從康梁等維新運動領袖到當代史家都認為洋務運動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學西方?jīng)]有抓住根本。其實，在康梁以前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大臣們已一再向慈禧揭示西方富強的真諦，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除了筆者已說過的郭嵩燾的奏議外，光緒元年（１８７５），任軍機大臣已達１７年并一直兼任總署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陳大計時已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后矣。……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蟲生焉。”其對西方錯誤認識的澄清，反求諸己，要求解決政府與人民關系等建議，不是已觸及根本了嗎？

  １８８４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自己的遺摺中把意見說得更為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盡管在中國，這些也已不是創(chuàng)見，但如此明確地上達朝廷，如被采納，洋務運動就會發(fā)展成為全面改革中國經(jīng)濟、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維新運動，中國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寫。不幸，結(jié)果是石沉大海，依然無補費精神！同時，他把那么重要的話留待快斷氣時才說，也是耐人尋味的。

  第二，有為之士人人自危，不愿說真話。在專制政體下，官員們的榮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別是最高統(tǒng)治者手中。隨之而來的是這些官員的精神狀態(tài)通常都處于程度不等的自我壓抑之中，這是他們?nèi)鄙僮銐虻陌踩械谋厝唤Y(jié)果。特別是那些有為之士，他們或是不愿人云亦云；或是不滿現(xiàn)狀，免不了有所指摘乃至改進和革新；或是樂于接受外來新事物；如此等等的言行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必須冒犯現(xiàn)存秩序及維護現(xiàn)狀的庸惰人物；而后者往往都有大小不等的權(quán)勢，在專制統(tǒng)治下足以威脅他們不喜歡的各色人等。
　　可是，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關鍵時刻，因循守舊必然隨入深淵；任何權(quán)勢都無法禁止人們思考；于是，專制淫威下特有的官僚心態(tài)便隨之泛濫。
　　這種病態(tài)心理突出地表現(xiàn)在官員們競以不講真話相勸勉。曾國藩便一再叮囑其弟子和部屬：“惟末世氣象，丑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茍非極有關系，如糞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問。”“閣下雖可奏事，但須十分謹慎，不可亂說一句。若任意妄說，言不當理，或觸圣怒，不準再奏，則反失臺端之體面，又負鄙人之期望矣?！痹鴩皇且越圃p名世之輩，這是他從生活中學會的自我保護機能。
　　“天威難測”，以言獲咎，朝為座上客，暮為階下囚的事例屢見不鮮。身處這樣的環(huán)境，直言不諱便等于不識時務了。這不是曾國藩一人的感受。李鴻章走出曾氏幃幕領兵援滬之初，談到自己的心情：“自茲以往，不欲蹈習官樣，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從容二字、節(jié)相以深沈二字、幼公與執(zhí)事又以勿急相戒；當奉為枕中秘。往歲，胡文忠期為淮揚之行，先贈以懵懂訣。若參用之，或有一當。”說得通俗一些，這些大官們的從政經(jīng)驗竟是：努力掩飾自己！這種心態(tài)發(fā)展到極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難以保全的恐懼感。攻下金陵后，曾國藩便急急忙忙將１２萬湘軍遣散１０萬，兄弟倆一再要求解甲歸田，無非是懼怕功高震主，蓄意讓權(quán)避禍。

　　這就是曾國藩的自白。將武裝散去，是不是就安穩(wěn)一些呢？只要安危榮辱系于一人之口的專制統(tǒng)治存在一天，這樣的病態(tài)心理就必然籠罩大小官僚，令他們無法安寧。曾國藩死后，李鴻章曾坦率地承認自己“顧影自危?！睓?quán)傾一時的兩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員不問可知。在最需要集思廣益的歷史轉(zhuǎn)折關頭，官員們卻如此壓抑、消沉，其負面作用顯而易見。
　　當時，也有集體討論的制度。最重要的國事往往開王大臣會議討論，至于一般奏章交各部討論更成了日常慣例。有的人有意無意地美化中世紀專制政制，譽之為民主傳統(tǒng)。其實，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民主離不開法治，包括參與者人身尊嚴及其他權(quán)利必須有足夠的保證。這與獨裁者君臨九州而咨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傳統(tǒng)戲曲你總看過一些吧？臣子說話，一言不合，皇上開金口：推出午門斬首！于是，魂歸黃泉。這不是捏造出來的，此類事件史不絕書。
　　慈禧就是其中好手。例如，１９００年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上奏反對信崇邪術，誤國殃民，就被慈禧當場下令斬首棄市。恭親王奕訢的前后變化也是個典型例子。上面已經(jīng)說過，他本來就不是很有氣魄的政治家，但從政初期還是有些作為，支持辦洋務，圖自強，頗具人望。后來每況愈下，也與專制獨裁統(tǒng)治的摧殘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職，趕出軍機處，又四度復出，兼領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幾經(jīng)折磨，銳氣便銷磨殆盡了。
　　“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王尋復職，而自屢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北取肚迨犯濉返倪@個論斷更為尖銳，李鴻章一再憂心忡忡地說：“總署諸務無人主持?！薄皹懈桓哧枺ㄖ咐铠櫾澹┍P，洋務甚為隔膜，時局亦大可虞?！毖韵轮馐枪вH王已形同虛設。
　　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對設立同文館的頑固派的那股英氣早已消散。兩者互相參證，不難理解一個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個親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友：你這個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說話嗎？
　　袁：除啞巴外，人生下來都要說話。問題是你說的是什么話。大凡在專制政體下，維護固有體制和觀念的話大講大寫均不會有什么危險。清流派扮演的正是這一類角色。（后來有的轉(zhuǎn)化為洋務派，則已實現(xiàn)了角色轉(zhuǎn)換）。如果你講的是革新，要觸動現(xiàn)存秩序，那就有點危險了。而社會要發(fā)展，卻非日新又新不可。在１９世紀中國，學習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經(jīng)濟、文化，已經(jīng)成了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
　　有識之士卻人人自危，不敢講真話，革新哪能不落空呢？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易卜生的《國民公敵》，那說的是社會輿論對先進思想的扼殺。

　　類似晚清以專制政治權(quán)勢震懾臣民，不容他們暢所欲言的現(xiàn)象，在１８世紀以前的西歐也屢見不鮮。中外歷史都證明，以寬容的態(tài)度對待各種不同意見是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應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確立的。歷史的積垢成了富強路上的障礙。洋務運動的領袖們不敢沖擊專制政治這一類障礙，只落得在其重壓下呻吟的下場，歷史的進程也被延誤了。還是讓我們看看專制政治體制帶來的其他消極作用吧。

  第三，官商關系緊張，經(jīng)濟發(fā)展處處受阻。官府存在之日，總有貪污受賄等事發(fā)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在晚清，這類現(xiàn)象卻具有末世王朝所獨有的瘋狂性。除了一般的貪污受賄外，當時獨有的現(xiàn)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結(jié)合，組成處處盤剝、敲詐商人的網(wǎng)絡?，F(xiàn)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發(fā)展離不開統(tǒng)一的國內(nèi)市場乃至世界市場，而處處設卡征厘卻把市場分割為大小領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難行。資本主義經(jīng)濟發(fā)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國政權(quán)的扶持、保護，晚清中國商人不但得不到這種助益，反而備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于外商，利用官府懼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權(quán)，分潤若干殘羹剩飯。
　　清朝廷是在戊戌維新特別是義和團事件以后才真正走上鼓勵發(fā)展工商的道路的。從洋務運動開始至甲午戰(zhàn)爭，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護而官員們又貪婪成性的情況下，官商關系往往處于對立狀態(tài)。突出表現(xiàn)之一是好些興辦企業(yè)的申請都得不到批準。１８７３年初，在談及輪船招商局的時候，李鴻章寫道：“尊論以閩粵人財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長，角逐取利，確乎不易。津郡粵商，久經(jīng)稟求，因貲力不厚，未敢妄允?！庇谑?，７０年代已有可能發(fā)展起來的民營輪船運輸業(yè)就因李氏的壓制而丟失了機會。紡織業(yè)等也出現(xiàn)過類似的情況。同時，以熱心洋務著稱的李鴻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員對工商業(yè)發(fā)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與此相聯(lián)系，商人也對官方頗不信任。突出的表現(xiàn)在他們寧可把自己的資金搭附在洋人所辦的企業(yè)中。在當時這是具有普遍性的現(xiàn)象。用曾國藩、李鴻章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殷商每不愿與官交涉?！?/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