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與“長短句”“詩余”之辨析（二）
李調(diào)元作《雨村詞話》，其序言亦談到了詩余：
“詞非詩之余，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屬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屬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后有古體，有古體而后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余，乃詩之源也。”
此文雖然好像完全抄襲汪森的文章，但結(jié)論卻不同。汪氏以古近體詩為一個系統(tǒng)，古今樂府歌辭為另一個系統(tǒng)；而李氏則以為今之詞即古之樂府，而古詩則導(dǎo)源于樂府，因此，詞非但不是詩之余，亦不是古樂府之余。因為詞本身即同于古樂府，而為詩之所從出，所以他的結(jié)論是詞“乃詩之源也”。基于這一觀點，故李氏視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的歌詩，與李白的菩薩蠻等詞，同屬于古樂府，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處。
吳寧作《榕園詞韻》，其《發(fā)凡》第一條云：
“詞肇于唐，盛于宋，溯其體制，則梁武帝 《江南弄》 ，沈隱侯《六憶》已開其漸。 詩變?yōu)樵~， 目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屈子《離騷》名詞，漢武帝《秋風(fēng)》，陶靖節(jié)《歸去來》亦名詞，以詞命名，從來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還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系南北，或竟稱詞。詞，所同也；詩余，所獨也。顧世稱詩余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詩余為安。是編仍號《詞韻》，從沈去矜氏舊也。”
吳氏以為詞出于齊梁宮體詩，足當(dāng)詩余之稱。又以詞為通名，凡楚詞、六歌詞、南北曲，皆可稱為詞，則無以區(qū)別于《花間》、《草堂》形式的詞。因此，他主張以“詩余”為詞的正名庶幾專指這一種文學(xué)形式。但是，吳氏雖持此觀點，而他的書還不便改名《詩余韻》，因為他這部書是在沈去矜《詞韻》的基礎(chǔ)上改訂的。
按：屈宋楚辭、漢武、陶潛的歌賦，在文學(xué)史上，向來用“辭”字，而不用“詞”字?！稗o”為文體專名，而“詞”則為通名，如歌詞、曲詞等。宋元以后，才有人把“楚辭”寫成“楚詞'，南北曲在金元間雖然亦稱為詞，但至明清間己逐漸稱之為曲。故"詞"字的涵義，在宋代則正在由通名演變?yōu)閷Ｃ皆饕院?，則已固定下來，自成為一種文學(xué)形式的正名，不會與楚、漢、金、元辭曲相混。吳氏主張以“詩余”為詞的正名，我們暫且不必討論其當(dāng)否，從他所說“詩變?yōu)樵~，曰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這句話看來，可知他是針對汪森而說的。汪氏把詩和樂府分為兩個系統(tǒng)，他以為詞源于樂府，故否定其為“詩余”，吳氏以為詞是從詩衍變而成的，故應(yīng)當(dāng)名為“詩余”；但是他所舉的《江南弄》、《六憶》等卻是齊梁樂府，可知他關(guān)于樂府與詩的概念是混淆的。
宋翔鳳《樂府余論》中亦有一段詮釋“詩余”的話：
“謂之詩徐者，以詞起于唐人絕句，如大白之清平調(diào)，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quán)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后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余，遂名之曰詩余?！?/span>
作者以為詞是從唐人絕句演變而成，故應(yīng)當(dāng)名為詩余。他并不否定詞的樂府傳統(tǒng)，不過他認為詩變而后“樂府之體一變”，這個觀點卻顛倒了。
蔣兆蘭《詞說》有一段關(guān)于“詩余”的評論：
“詩余一名，以《草堂詩余》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殘鱗剩爪，余之于詞；浮煙漲墨，余之于詞；詼嘲褻諢，余之于詞；忿戾謾罵，余之于詞，即無聊酬應(yīng)，排悶解醛，莫不余之于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余興，宜其去風(fēng)雅曰遠，愈久而彌左也。此有明一代詞學(xué)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者，實‘詩余’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余’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塞責(zé)?！?/span>
此文將“詩余”解釋為詩人之余興，幾不宜寫入詩中的材料，都寫在詞里。于是詩保存其鳳雅的品格，而詞成為一種庸俗文學(xué)。名之曰“詩余”，即反映了詞的品格卑下。蔣氏慨嘆于明詞之所以不振，由于明人對詞的認識不高，詞體不被尊重，詞鳳也就墮落。因此他反對“詩余”這個名稱，其意見恰與吳寧相反。
況周頤《蕙風(fēng)詞話》對“詩余”作為另一種解釋：
詩余之“憐”，作贏余之“余”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jié)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詞之情文節(jié)奏，并皆有余于詩，故曰詩余。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則誤解此“余”字矣。
況氏此義講詞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聲為實字”之說，但他又說詞的“情文節(jié)奏，并皆有余于詩”，這就兼及到詞的思想內(nèi)容了。他以為詞的內(nèi)容、文辭、音樂性，都比詩為有羨余，所以名曰詩余。他以“詩之乘義”為誤解，這是針對蔣兆蘭而說的。
從楊用修以來，為“詩余”作的解釋，以上諸家可以作為代表。他們大多從詞的文體源流立論，承認“詩余”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于詩。不過其間又有區(qū)別，或以為源于二百篇之《詩》，或以為源于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于絕句歌詩。不贊成“詩余”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于樂府，樂府可歌，詩不能歌，故詞是樂府之余，而不是詩之余。亦有采取折中調(diào)和論點的，以為詞雖然起源于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于《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以名曰詩余，其繼承系統(tǒng)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一個“詩”字，對于“余”字的觀念卻是一致的，都體會為余波別派的意義。
蔣兆蘭、況周頤兩家的解釋是新穎的。況氏對“詩”字的觀念還與宋翔鳳同，對 “余” 字的觀念卻是他的創(chuàng)見，不過他的解釋，恐怕很勉強，蔣氏把“詩余”解釋為“詩人之余興”，這就完全與文體源流的觀點沒有關(guān)系。
宋人著作中，雖然不見有正面解釋“詩余”的資料，但從一些零言斷語中，卻可以發(fā)現(xiàn)不少意見，為蔣兆蘭理論的來源。《邵氏聞見后錄》有一條云：
晏叔原監(jiān)穎昌府許田鎮(zhèn)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寸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損有余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span>
這里所謂“有余之才”，本來并非專指倚聲填詞，不過贊美其才情富麗，但一百年后，王稱為程地垓的《書舟詞》作序文，則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損有余之才，豈未至之德者，晏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游，魯直則已兼之。
這顯然是誤解了韓少師的話。韓意乃規(guī)勸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卻解釋為小晏作詞之才有余，而作詩文之才不足。他以為“有余之才”指詞，“未至之德”指“他文”，這樣就反映了他的觀點是以詞為詩文之余事了。
黃庭堅序《小山詞》，亦說晏叔原之詞，乃“嬉弄于樂府之余，而寓以詩人之句法?！彼言~稱為“樂府之余”，又以為《小山詞》之不至于墮落到里巷俗曲者，由于它們還有“詩人之句法?！币虼耍谙挛恼摱ㄐ￡痰脑~“可謂狎邪之人雅，豪士之鼓吹”。這里可以見到黃庭堅論詞的觀念，他以為詞是樂府之余波，是里巷俗曲，如果像晏叔原那樣用詩人之句法作詞，就可以化俗為雅，樂府是詞的形式，詩是詞的風(fēng)格。這樣，“詩余”的意義，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后，有一些資料可以合起來探索：
“公吟詠之余，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于世。”（羅泌跋歐陽修《近體樂府》）
“右丞葉公，以經(jīng)術(shù)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為歌詞，亦妙天下。”（關(guān)注題《石林詞》）
“竹坡先生少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游。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guān)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歷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余，溢為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孫兢序《竹坡長短句》）
“唐宋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凡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余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保懹伟稀逗笊骄由祥L短句》）
以上諸文，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詩余”這個名詞，但是以作詞為詩人之余事，這一觀念實已非常明顯。至于這個觀念之形成，亦有它的歷史傳統(tǒng)，孔仲尼說過：“行有余力，則以學(xué)文?！笨资系慕逃康?，以培養(yǎng)人的德行為先，其次才是學(xué)文，故學(xué)文是德行的余事。到了唐代的韓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詩，不過他說；“余事作詩人。”作詩成為學(xué)文的余事了。從此以后，詩人作詞，詞豈非詩人之余事么？蔣兆蘭解釋“詩余”，與歷代諸家的解釋不同，他也沒有引證宋人這一類言論，使人以為他是逞臆而談，為詞的地位卑落打抱下平。其實，我認為，他的解釋是有根據(jù)的，符合于宋人對詞的觀念的?！霸娪唷闭窃娙酥嗍拢蛘f余興亦可，并不是詩或樂府的余派。
現(xiàn)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余事”的概念，但還沒有出現(xiàn)“詩余”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后面，加上一個類目，就稱為“詩余”，于是這個名詞出現(xiàn)了。但是，這時候，“詩余”還不是詞的“又名”，甚至，這個時候，連“詞”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幾條資料中，凡講到詞這種文學(xué)形式的地方，邵伯溫稱“長短句”，黃庭堅稱“樂府之余”，羅泌、關(guān)注稱“歌詞' ，孫兢稱“樂章”，陸游稱“樂府詞”。惟有王偁的《書舟詞序》中稱“叔原獨以詞名爾”，這里才用了“詞”字，但這個“詞”字還不是文學(xué)形式的名詞，而只是“歌詞”、“曲子詞”的省文。
再后一些時間，書坊商人把名家詩文集中的“詩余”部分抄出，單獨刊行，于是就題其書名曰“某人詩余”，詞選集也就出現(xiàn)了《草堂詩余》、《群公詩余》等等書目。這時候，“詩余”二字還不能單獨用，其前面必須有主名，表明這是某人的“詩之余事”。整個南宋時期，沒有人把做一首詞說成做一首詩余。
直到明代，張蜒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余圖譜》，從此以后，“詩余”才成為詞的“又名”。從楊用修以來，絕大多數(shù)詞家，一直把這個名詞解釋為詩體演變之余派，又從而紛爭不已，其實都是錯誤的。
有些辭典上說“長短句”是“詞的別名”?；蛘咦⑨尅伴L短句”為“句子長短不齊的詩體”。這兩種注釋都不夠正確，在宋代以后，可以說長短句是詞的別名，但是在北宋時期，長短句卻是詞的本名；在唐代，長短句還是一個詩體名詞。所謂“長短句”，這“長短”二字，有它們的特定意義，不能含糊地解釋作“長短不齊”。
杜甫詩云：“近來海內(nèi)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庇嫋|注云：“長句謂七言歌行?！钡嵌拍劣性婎}云：“東兵長句十韻?！边@是一首七言二十句的排律。又有題為“長句四韻”的，乃是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詩。還有題作“長句”的，也是一首七律。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他自己在序中稱之為“長句歌”?？芍伴L句”就是七言詩句，無論用在歌行體或律體詩中，都一樣。不過杜牧有兩個詩題：一個是“柳長句”，另一個是“柳絕句'，他所說“長句”是一首七律。這樣，他把“長句”和“絕句”對舉，似乎“長句”僅指七言律詩了。
漢魏以來的古詩，句法以五言為主，到了唐代，七言詩盛行，句式較古詩為長，故唐人把七言句稱為長句。七言句既為長句，五言句自然就稱為短句。不過唐人常稱七言為長句，而很少用短句這個名詞，這就像《出師表》、《赤壁賦》樣，只有后篇加“后”字，而不在前篇上加“前”字。元人王珪有一首五言古詩《題楊無咎墨梅卷子》其跋語云：“陳明之?dāng)y此卷來，將有所需，予測其雅情于穩(wěn)，遂為賦短句云?！庇纱丝芍诉€知道短句就是五言詩句。
中晚唐時，由于樂曲的愈趨于淫靡曲折，配合樂曲的歌詩產(chǎn)生了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這種新興的詩體，當(dāng)時就稱為“長短句”。韓偓的詩集《香奩集》，是他自己分類編定的，其中有一類就是“長短句”。這一卷中所收的都是三五七言歌詩，既不同于近體歌行，也不同于《花間集》里的曲子詞。這是晚唐五代時一種新流行的詩體，它從七言歌行中分化出來，將逐漸地過渡到令慢體的曲子詞。三言句往往連用二句，可以等同于一個七言句；或單句用作襯字，那就不屬于歌詩正文。故所謂“長短句”詩，仍以五七言句法為主。胡震亨《唐音癸簽》云：“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一曰五言古詩，一曰七言古詩，一曰長短句?！边@里，胡氏告訴我們，他所見宋元舊本唐人詩集，常有“長短句”一類。我曾見明嘉靖刻本《先天集》，也有“長短句”一個類目，可知這個名詞，到明代還未失去本意，仍然有人使用為詩體名詞。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后，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此體。”這一段話，作者是要說明宋詞起源于唐之長短句，但這里使用的兩個“長短句”，我們應(yīng)當(dāng)區(qū)別其意義，不宜混為一事。因為唐代的長短句是詩，而所謂“本朝盡為此體”的長短句，已經(jīng)是五代時的“曲子詞”，或南宋時的“詞”了。
晏幾道《小山樂府》自敘云：“試續(xù)南部諸賢緒余，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庇謴堟t序史達祖《梅溪詞》云：“況欲大肆其力于五七言，回鞭溫韋之途，掉鞅李杜之域，臍攀風(fēng)雅，一歸于正，不于是而止，”這兩篇序文中都以“五七言”為詞的代名詞。晏幾道是北宋初期人，張鎡是南宋末年人，可知整個宋代的詞人，都知道“長短句”的意義就是五七言。
但是，直到北宋中期，《長短句》還是一個詩體名詞，沒有成為與詩不同的文學(xué)形式的名詞。蘇軾與蔡景繁書云：“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陳簡齋詞題或曰“作長短句詠之”，或曰“賦長短句”，或曰“以長短句記之”。黃庭堅詞前小序用“長短句”者凡二見，其念奴嬌詞小序則稱“樂府長短句”。以上所引證的“長短句”，其意義仍限于五七言句法，而不是一種文學(xué)類型，特別可以注意的是黃庭堅作玉樓春詞小序云：“席上作樂府長句勸酒。” 因為玉樓春全篇都是七言句， 沒有五言句，所以他說“樂府長句”，而不說“長短句”，如果當(dāng)時已認為“長短句”是曲子詞的專名，這里的“短”字就不能省略了。
從唐五代到北宋，“詞”還不是一個文學(xué)類型的名稱，它只指一般的文詞（辭）。無論“曲子詞”的“詞”字，或東坡文中“頒示新詞”的“詞”字，或北宋人詞序中所云“作此詞”，“賦墨竹詞”，這些“詞”字，都只是“歌詞”的意思，而不是南宋人所說“詩詞”的“詞”字。
詞在北宋初期，一般都稱之為“樂府”，例如晏幾道的詞集稱為《小山樂府》。但樂府也是一個舊名詞，漢魏以來，歷代都有樂府，也不能成為一個新興文學(xué)類型的名詞，于是歐陽修自題其詞集為《近體樂府》。這個名稱似乎不為群眾所接受，因為“近”字的時代性是不穩(wěn)定的。接著就有人繼承并沿用了唐代的“長短句”。蘇東坡同集最早的刻本就題名為《東坡長短句》（見《兩塘耆舊續(xù)聞》），秦觀的詞集名為《淮海居士長短句》，我們現(xiàn)在還可以見到宋刻本。紹興十八年，晁謙之跋《花間集》云：“皆唐末才士長短句?！倍藭鴼W陽炯的原序則說是“近來詩客曲子詞”，兩個人都用了當(dāng)時的名稱，五代時的曲子詞，在北宋中葉以后被稱為長短句了，王明清的《投轄錄》有一條云：“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边@也是南宋初的文字，可知此時的“長短句”，已成為文學(xué)類型的名詞，而不是像東坡早年所云“長短句詩”或“樂府長短句”了。只要再遲幾年，“詞”字已定型成為這種文學(xué)類型的名稱，于是所有的詞集都題名為“某某詞”，而王明清筆下的這一句“能作詩與長短句”，也不再能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了“能作詩詞”這樣的文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