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沒有想到是因為我們沒有碰到日本人碰到的問題，如果也碰到呢？于是我想到上世紀50年代曾經(jīng)風行過一陣子的漢字拼音化運動，在《漢字簡化方案》頒布以后，一些激進分子竟然想要以拉丁字母（或說羅馬字母）來取代漢字，把漢字的象形系統(tǒng)連根拔掉，而代之以拼音。記得60年代初我就見過一種拼音報，看起來就跟一張英文報紙沒有什么區(qū)別，仔細讀才知道是漢字的拼音。這些激進分子自以為在替人民做好事，哪里曉得他們是在毀滅中國的文化呢？幸而這種瘋狂沒有持續(xù)多久，就為人們所厭棄，應者寥寥，終至于澌滅了。

我由此又想到中國文言文的命運。白話文運動起來以來，文言文就漸漸退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人們不再使用文言文來表情達意，來應酬洽公，也就是說不再寫文言文了。由不寫漸演為不讀，由不讀漸演為不記，于是文言文就不僅退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漸漸退出中國人的視野，甚至漸漸退出中國人的記憶，變成某種與中國人渺不相干的東西，只放在象牙塔里供著。那么，那兩位日本學者所說的狀況，會不會發(fā)生在中國的語言變革中呢？也就是說，在我們廢棄文言文的同時，會不會連同文言文所負載的文化內(nèi)涵，文言文后面那一連串的珠寶都被我們丟掉了呢？

當然，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跟日本的廢棄漢字并不一樣，至少問題沒那么嚴重。由文言變成白話并沒有導致廢棄文字，文言中的文字白話里邊也還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文言文中的許多字詞在白話文中或者完全不用了，或者用得少了，或者意義變了。因此，兩位日本學者所說的問題在我們廢文言變白話的變革中，肯定是部分地存在的。這其實毋庸置疑，只是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更無人在學術的層面上仔細加以探討與評估罷了。

例如，儒家的中心觀念“仁”，在古籍中到處可見，但在白話文中卻很少單獨出現(xiàn)，只存在于“麻木不仁”、“為富不仁”等幾個成語中，于是“仁”字所負載的大量文化意涵——幾乎包括整個儒家思想體系的一小半，在白話文中基本上不見了，至少是殘破不堪了，連文言中常見的由“仁”所構成的雙音詞，像“仁人”、“仁心”、“仁術”、“仁厚”、“仁風”，在白話文中都用得很少了。而白話文中出現(xiàn)的與“仁”意義相近的詞匯，如“博愛”、“愛心”（“博愛”、“愛心”二詞也是古已有之，并非白話文才有，“博愛”見于《孝經(jīng)》，“愛心”見于《禮記》，但古人用得較少，遠不如“仁”用得普遍），并不能替代“仁”的原有文化意涵。

更有甚者，大家誤以為這些新詞及其所表示的觀念都是舶來品，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稱之為“普世價值”。而這樣的“普世價值”又仿佛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來的，至少并非“中國特色”。其實，我們的祖先少說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已經(jīng)有這方面的系統(tǒng)觀念了，只是他們不大說“博愛”、“愛心”，而說“仁”。如果上世紀初葉在中國沒有發(fā)生白話文運動，我們至今還在使用文言文，那么，我們大概會用“仁”而不是用“博愛”、“愛心”來翻譯西方的類似觀念，我們也就不會鄙薄自己的祖先，而認定作為普世價值的“仁”是別人先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