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期的老師之一。
杜先生的心靈似乎既堅定又敏感，學問上如此，平時亦如此。有時候一、兩句無心的話，他也有相當敏感的猜測。但是他在決定事情時，又異常有主見、異常堅定，如大英帝國的軍官。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期的老師之一。我與杜希德教授的初晤是在1987年，但是在此之前，我早已知道他的名字，并且注意到全漢昇先生有一篇評論他唐代財政制度的文章，文章中稱他為崔維澤（全漢昇：《評崔維澤教授對于唐代財政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期下，臺北：中央研究院，1966，頁427-434）。后來到了中研院，那里有多位杜希德先生的學生，常常談到他。印象中，普林斯頓大學能把他從英國劍橋大學挖來，是一件盛事。據(jù)說光是運來的書便有若干噸，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大量裝訂考究的博士論文。
我本來沒有資格寫杜老師。我認為想了解他的人已經(jīng)有一些文章可以參考了，尤其是他早年在劍橋指導的學生麥大維（David McMullen）為英國學術院刊所寫的院士傳，及David Wright教授的“Professor Denis C. Twitchett and his books”、賴瑞和教授的《追憶杜希德教授》，以及陳玨教授所寫的《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范大轉移”》。章學誠說他為人作傳，凡是一般傳記中會提到的官職履歷都盡量略去不寫，他只寫能顯示個人獨特性的部分。章學誠的話有一個前提，即執(zhí)筆者對于傳主已經(jīng)有比較全面的了解，然后作了抉擇。但我實際上對杜公的整體了解不夠，故這里只寫一些我與他個人的交往。
1987年夏天，我向中研院史語所請假到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大概是開學后不久，我去拜訪杜希德教授，他的研究室原來是愛因斯坦的辦公室。杜希德先生說物理、數(shù)學家不需要書，所以他搬進來之后發(fā)現(xiàn)書架太少，遠遠不足以應付所需。
杜先生聲音沙啞低沉，但是態(tài)度比我想象的和善。我記得他的第一句話是說：“你出版的書已經(jīng)比我多了?！蔽以谪讱q時不知天高地厚寫了兩本書，當時杜老師的《唐代的史學》一書尚未出版，所以他開此玩笑。我記得那天談完辭出前，杜先生告訴我如有需要他愿意替我改（英文）文章，我大概沒能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他補充說他改過許多人的文章。當然，杜先生在1967年（四十二歲）便已當選英國學士院院士，從任教劍橋大學時代開始，他已是歐洲漢學界最重要的領袖，幾乎與美國的費正清分庭抗禮。他手上除了“劍橋中國史”這個大工程之外，還有Asia Major這個重要刊物，他每天不斷地改、刪各種文稿。他居然也愿意為我改英文，對我這個初踏上美國國土的博士生來說是感到不可思議的。
大概是在那一次見面，他告訴我他有兩度差點成了陳寅恪的學生。第一次機會是二戰(zhàn)之后，英國牛津大學擬聘陳寅恪前去教書，并英譯《唐書》，陳寅恪后來因眼疾未能就聘。第二次想到中國留學，卻因國共戰(zhàn)爭惡化，不能成行。所以杜希德先生受日本漢學界的影響較大，尤其是仁井田陞等人。
在普大五年半，我似乎只上過杜先生一門課，另外旁聽過一門他給大學生上的課。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講課時不但沒有大綱，連一張閱讀書目都沒有，最多是一張紙片，上面寫幾行字。他習慣一面講課，一面看著掌心，使我一度懷疑他是不是把大綱寫在掌心上。當時一位從哈佛轉來，后來又轉回去的同學告訴人家說，普林斯頓那幾位老先生上課居然連張syllabus都沒有！
杜希德先生學地理出身，地理始終是他的嗜好。他曾經(jīng)與人合作為英國泰晤士報編過一部《中國歷史地圖》，我覺得他講課時，習慣于空間式的思考。他每每以空間鳥瞰的方式在講歷史的變化，而比較少拘泥在復雜的人物政事中。從他為研究生所開的討論課中，我知道他手上有若干文稿仍在反復改定中，從紙張的顏色可以看出它們有的可能已經(jīng)超過三四十年，其中包括《資治通鑒》唐代部分的英譯、元白詩的英譯等，希望杜先生的后人將來可以特別注意這方面的文稿。
杜先生治學以嚴謹著稱，行文則“心狠手辣”——我可以猜想他在文章寫成之后，一定是大勾大抹，刪去不特別必要的片段，使整篇文章讀起來更有筋節(jié)、更為飽滿。
杜先生的心靈似乎既堅定又敏感，一般來說，堅定的人不敏感，敏感的人不堅定，但他似乎兼具兩者。學問上如此，平時亦如此。有時候一兩句無心的話，他也有相當敏感的猜測。但是他在決定事情時，又異常有主見、異常堅定，如大英帝國的軍官。
我讀他的若干篇文章，覺得他很擅長于把握全景，然后將一些碎片，不管是新發(fā)現(xiàn)的或過去不為大家所留意的，巧妙地嵌入，并得到一個新的層次的融合與意義。不管是使用敦煌文書或水下沉船的新史料，他都展現(xiàn)這樣的特質(zhì)。
他的論著新見層出，譬如他說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可能受到佛學的影響；又如他說《貞觀政要》中君臣議事的平等風格，多少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等等。我常常在讀完之后，莞爾一嘆，感受到他敏感的心靈馳騁于史料之間。
如果我的感覺不錯，杜希德先生有一段時間深受社會科學的熏陶。我讀他有關唐代市場方面的文章都有這個感覺，且他對史料的敏感也令人印象深刻。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刑案匯覽》這一大套書。我個人很重視從里面勾稽地方史事及地方社會民事風俗之形態(tài)，他說還應該注意地方上的社會網(wǎng)絡，譬如可以從各種案件中看出嫁娶的地理范圍。多年以后，我的老同學David Wright教授告訴我，他在翻看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杜希德藏書時發(fā)現(xiàn)一套批注甚多的《刑案匯覽》，但不大像是杜希德先生的筆跡。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推測他對發(fā)掘刑法史料的各種層次的意義，始終是相當關注的。
杜希德先生反對過度理論性的放言高論的歷史著作。Mark Elvin在1973年出版了一部名著《中國歷史的形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這本書提出一個“高度平衡的陷阱”的理論，用來解釋中國歷史發(fā)展停滯的原因，引起極大的關注。但是當時《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卻出現(xiàn)了一篇毀滅性的書評。多年以后，我們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杜希德先生。由這篇書評，我們清楚地看出他所欣賞及所反對的治學風格是什么。
猶記得在一次討論元白詩時，他突然用手敲起詩中的節(jié)奏，這是我首次注意到他在音樂方面的修養(yǎng)。直到后來我才知道杜希德先生鋼琴造詣相當高，晚年在劍橋的工作之一是教孫女鋼琴，他這方面的才華與偏好，正好表現(xiàn)在他一篇討論唐代詩與音樂的論文，題目是《論〈舊唐書·音樂志〉》（A Note on the “Monograph on Music” in Chiu T'ang Shu ）。
由于家父很嚴，所以我自幼以來對于長輩基本上都是采取“敬而遠之”的策略。在普大那五年半，除了上課之外，我極少再造訪杜老先生。很難得的一次閑談，發(fā)生在1990年我歐游回來之后。在系里的一次聚會中，我無意間說了一句：“牛津看起來似乎比劍橋更古老?！睕]想到劍橋出身的杜先生說：“牛津只是沒錢剪草罷了?！焙Φ梦抑缓妹亲幼唛_了。
但在我答辯完論文準備回中研院前，曾經(jīng)鼓起勇氣敲他的門，告訴他我即將回臺灣了。在那次談話中，我們談到《劍橋中國史》。我知道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大計劃遇到許多困難：有時候是約來的稿子不合用，有時候是約的文章逾期多年未到，而已經(jīng)到手的文稿卻已經(jīng)過時了，以至于這套大書實際出版的冊數(shù)遠遠不如預期。杜先生不無玩笑地告訴我，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恐怕就是編《劍橋中國史》了。他說如果是由他自己寫，也要寫出這么多冊了。此外，他居然問我：“你介意我為你的博士論文找一家出版社嗎？”在西方的學院里，這是最慷慨的提議。
多年以后，我有機會與一位杜先生在劍橋教過的老學生長談，我說實在不了解為何唐史權威杜希德居然未能編成《劍橋中國史》唐代的部分。他的回答帶一點開玩笑，他說：“杜希德老師可能認為大部分篇章最有資格撰寫的人是他自己?！彼不貞浂爬舷壬虒W生閱讀史料時的嚴格態(tài)度，他說：“到如今，每當我閱讀史料時，仍然覺得杜老師從肩后盯著我！”
1996年杜希德老師前來史語所擔任“傅斯年漢學講座”時，曾經(jīng)在中央研究院的學術活動中心住了二十多天，南港連綿不斷的陰雨，著實讓他吃了一驚。據(jù)說他回到英國之后對人說，沒想到世界上還有比倫敦更陰雨不定的地方。在這次廿來天的時間，我有兩三次機會和他聊天，其中有一次大概問起為何他當年離開劍橋大學遠赴美國，他依稀提到幾點：第一，因為英國是講座制，如果他不離開劍橋，其他人上不來。第二，他的行政組織才干已經(jīng)被注意到，再不走，劍橋說不定要委以行政重任。但是最重要的是，編纂《劍橋中國史》需要大筆資金，而撒切爾夫人的時代學術經(jīng)費不裕，“當需要一只回形針都要乞求時，還能不走嗎？”
搬回劍橋的杜老師，全力清理《劍橋中國史》的編務。在那些年，除了賀卡之外，我們幾乎不曾通過信。但是我的老同學David Wright教授則是他電子郵件的?？停踔吝€曾寄宿在他家一兩個晚上。有一次David 發(fā)現(xiàn)他的祖上與查理曼大帝有關，他非常興奮地用電子郵件通知杜老師，也很快地收到回答：“陛下，我已經(jīng)沒辦法再更尊敬您了！”
我曾在2001年隨著“國科會”英國訪問團之便，親訪中風后逐漸恢復的老先生。居間聯(lián)系的駐英科技組組長相當困惑地問我，為什么老先生幾次來電更改見面時間，最后似乎是訂在下午二點四十五分之類的。多年之后，我曾請教了他的兩位公子，他們也說不上來。不過他們認為那是他父親中風之后，極少數(shù)幾次在家見客。就在我們告別杜府時，一向予我嚴肅之感的老先生突然抱了我一下，說：“你已經(jīng)寫了一本英文書，你還應該寫第二本！”沒想到那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
我對杜先生隱居歲月的著述情形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寫過幾篇長文，也回普大作過幾次演講。在這些著作中，我倒是特別注意到2002年他在Asia Major發(fā)表的有關印加沉船銀錠的研究：《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 Wreck”）。
猶記得2007年我還在史語所擔任所長時，為了幫忙推動臺灣的水下考古，曾經(jīng)到桃園蘆竹海邊一處訓練潛水的基地為水下考古人才培育訓練課程做開訓致詞。當時我便把這一篇長文作為講話的材料，說明水下考古可能有的學術貢獻。我提到杜希德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展示豐厚細致的五代史知識，將沉銀由湖南到廣東的交通網(wǎng)絡串聯(lián)在一起。此外，他還論及黃巢及唐宋五代廣州社會、中國與南海網(wǎng)絡之形成及運作方式等有意義的問題。如果沒有水下考古所得的這批沉銀，若干豐富的歷史意涵便不可能被了解。
杜希德老師于2006年病逝。我很感謝他的兩位哲嗣，在他們的父親故世之后，決定將藏書捐給史語所。為了這個捐贈，我除了請余英時老師以毛筆親題“杜希德文庫”之外，還請了與杜先生比較親密的David Wright教授寫了一個小冊子，縷述他的生平。在主持文庫開幕時，我注意到除了藏書之外，還有一批筆記本、卡片、書信及審查報告。這批筆記（包括上仁井田陞課的筆記），字跡工整、精密，一如杜希德先生的文風。至于那一批打字的書信及審查報告的處理，著實費了我們一番心思。
以杜希德老師生前的地位，他所經(jīng)手的審查、推薦，簡直不可勝數(shù)。我原先并未注意到這批書信和審查報告的內(nèi)容，直到一位來訪的美國教授提醒了我。她說杜希德教授的推薦信及審查報告，一向以嚴格公正著稱。因為嚴格公正、秉筆直書，所以下筆有時是很兇的。她說老先生已經(jīng)過世，書信開放對他不構成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在傅斯年圖書館瀏覽時，讀到關于他自己的推薦信或?qū)彶閳蟾鏁r太過驚訝而昏厥在地，可怎么辦！”經(jīng)過再三考慮，我們決定將之暫時封存。
杜希德藏書中，還有一大批自著書及論文抽印本。我很早就知道杜先生不愛送著作給人，所以有大量的抽印本留下來。我要行政人員打了一張目錄，請需要的同仁勾選，并且整理出幾套，有一套自存，有一套在我卸任所長那一天送給陳玨教授。陳玨教授是杜希德老師晚年的畏友，經(jīng)常電話聯(lián)絡，也是催生劍橋文史叢刊中譯本的人。我提到我們應該為這批抽印本做點什么，陳玨決定組織翻譯部分論文，也就是我們未來將看到的《杜希德文存》。
1996年，杜老師前來擔任“傅斯年漢學講座”時，我曾在酒酣耳熱之際提議將Asia Major移到史語所來，沒想到當下杜老師及杜正勝所長同時點頭，這個他一生最重要的刊物便轉到史語所來了。如今，杜老師的藏書也正在傅斯年圖書館靜靜地躺著。在我與杜老師二十五年前的初晤之后，沒想到竟能在南港中研院隨時親炙他的兩宗遺物，不能不說是佛家所謂的“緣”??！ ■
（《杜希德文存》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汎森
發(fā)表于2013-12-01 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