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初年，是北宋政壇風(fēng)云激蕩，政局劇烈搖擺時期。圍繞抗擊遼夏、整頓財賦、淘汰冗員等關(guān)系大宋國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以范仲淹、富弼為首的新政派和以呂夷簡、夏竦為代表的守成派展開激烈的攻堅和拉鋸戰(zhàn)，兩大陣營壁壘分明，你爭我奪，力圖把這條積弱積貧的大船駛向己方預(yù)設(shè)的彼岸。慶歷二年（公元1042），因譴責司諫高若訥不盡言責，反對改革派落井下石而被貶為夷陵令的歐陽修剛調(diào)回中央不久，又上書《準詔言事》，批判國家積弊“三弊五事”，大力呼吁改革。因未獲朝廷重視而要求自貶，出任滑州（今河南滑縣）通判。到了慶歷三年（1043），北宋政壇似乎出現(xiàn)亮色變：晏殊取代呂夷簡為相，另一位代表人物夏竦徙于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范仲淹、韓琦內(nèi)召，與富弼同在朝中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主持軍國要務(wù)，推行慶歷新政。任知諫院，不久又擢為知制誥。此時的歐陽修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投入“慶歷新政”，連續(xù)向仁宗皇帝進獻奏折，剖析時弊，經(jīng)畫方略，力主“絕僥幸因循姑息之事”，以“救世之積弊”（《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第二年四月，歐陽修奉命赴河?xùn)|路（今山西一帶）計度地方事務(wù)，，考察軍需、防務(wù)、荒田等問題，提出改革建議，八月，被任命為河北都轉(zhuǎn)運使。但是時間不到一年，天色又驟變，保守派開始反撲。首先是御使中丞王拱辰借蘇舜欽賣進奏院廢紙招妓宴客，誣其“監(jiān)主自盜”將蘇削職為民，并將與宴的十多位名士一一坐貶，以迫使蘇的岳父宰相杜衍自請免職。接著，夏竦又編造流言，說范仲淹、富弼等結(jié)為朋黨，把持朝政。使范、富等被迫離京。慶歷五年正月，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出知豳州（今陜西省彬縣），樞密副使富弼出為河北宣撫使。此時歐陽修擔任龍圖閣直學(xué)士、河北都轉(zhuǎn)運按察使，見到范仲淹等正直受屈，而流言張狂，遂挺身而出，先作《朋黨論》為其辨誣，繼而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為改革派仗義執(zhí)言。于是，守舊派官僚轉(zhuǎn)而對付歐陽修，誣告他與外甥女張氏有私情，后雖經(jīng)朝廷勘驗為構(gòu)陷，但仍遭降職，罷去龍圖閣直學(xué)士、河北都轉(zhuǎn)運按察使，改知滁州。
歐陽修從慶歷五年八月知滁州，到慶歷八年閏正月改知揚州，在滁州居住共兩年五個月。歐陽修時代的滁州，還是個“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的偏僻之處。他關(guān)心農(nóng)桑，治理滁河，懲治污吏，使滁州百姓安居樂業(yè)，表現(xiàn)出一個政治家在遭受打擊后仍不考慮個人得失，時時刻刻為民為國的高尚操守。這與同期被貶的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的“不已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襟懷完全一致。他到滁州的第二年，治績初具，又遇上個豐年，滁州人大悅，他更是高興。另一方面，由于滁州地僻事簡，民風(fēng)樸厚，又有山水之美，所以他在政事之暇能從容優(yōu)游于山水之間，心情也由離京時的憤懣轉(zhuǎn)為欣悅，認為是上蒼優(yōu)厚他，給了他這個好去處。此時他在寫給好友梅堯臣的信中說：“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為學(xué)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在滁期間，他陶醉于滁州的名山秀水之中，筑亭建堂，探穴訪尋，自號醉翁，在山水之中尋求解脫和慰籍。在短短的兩年多時間里，他寫下了《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菱溪石記》、《豐樂亭游春》、《瑯琊山六題》、《題滁州醉翁亭》、《贈沉遵》、《石篆詩并序》等十多篇詩文。數(shù)年之后，他還寫了《憶滁州幽谷》、《思二亭》等詩作，抒發(fā)他對滁州山水的懷念。所以歐陽修在滁兩年多，對大宋國運來說是憾事，但對滁州吏民尤其是對本人的文學(xué)成就來說，未嘗不是幸事。
瑯琊山、醉翁亭與《醉翁亭記》
瑯琊山位在滁州西南五公里處，滁州西南是著名風(fēng)景區(qū)，大豐山、花山、風(fēng)山，群峰聳翠，其中最為深秀者則是瑯琊山?，樼鹕焦欧Q摩陀嶺，后來因東晉瑯琊王司馬睿曾寓居于此而改為此名?，樼鹕骄悖罡叻搴０?17米，“山峰聳然而特立”，幽谷則“窈然而深藏”。山中有讓泉﹑紫微泉﹑歸云洞﹑雪鴻洞等九洞十一泉，素有“蓬萊之后別無山”之美譽?，樼鹕窖凶潘陆凶霈樼鹚隆，樼鹚略麑殤?yīng)寺，是唐代宗大歷六年（七七一）淮南路刺使李右卿和法琛和尚所建。據(jù)《瑯琊山志》，唐宋時期此寺香火極盛，僧人最多時達八百多人。
醉翁亭在瑯琊寺下的山坡上，建亭者是歐陽修在滁新交的友人瑯琊寺住持智仙和尚，建亭的目的大概也是便于香客和游人賞景或休息吧。為亭取名的則是歐陽修，他是以自己的別號“醉翁”作為亭名。至于歐陽修當時為什么自稱“醉翁”是很費解的，因為他當時年齡并不大，僅四十歲，他自己也說“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翁亭》詩），另外，他又不能飲酒，自稱“飲少輒醉”。對此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乃至附會，我想還是以他本人的解釋為準，他在《醉翁亭記》中解釋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也就是說，醉翁的“醉”，是醉于山水之美而與酒無關(guān)。至于為何稱“翁”，我倒以為除了歐公自稱的“年又最高”這一因素外，更是說給政敵聽的，就像后來的陸游，有人詆毀他“頹放”，他干脆自號“放翁”，實際上陸當時也不到五十歲。這當然表現(xiàn)他在政治打擊面前的倔強和曠達，有關(guān)此時的心態(tài)，在下面還要專門論及。醉翁亭為中國傳統(tǒng)的歇山式建筑，吻獸伏脊，亭角夸張地飛起，如鳥展翅。亭內(nèi)可容十多人，南北框門設(shè)有格花和浮雕花卉，亭內(nèi)有晚清時制作的八幅“八仙過?！备〉?。沿亭四周有木攔圍護，以供觀覽山景。亭東的石壁前藤蘿低垂，山花掩映，壁上有多處摩崖石刻，皆為記載醉翁亭的興衰和對該亭的詠歌感嘆，其一為南宋人篆書“醉翁亭”三個大字。亭西有一碑，鐫有蘇軾手書的《醉翁亭記》全文，筆勢雄放，人稱“歐文蘇字”，并為二絕。亭后有一高臺曰：“玄帝宮”，登臺環(huán)視，只見群峰橫呈，羅拜于亭下。醉翁亭初建時只有一個亭臺，北宋末年，知州唐恪在其旁建同醉亭，到了南宋至明代，醉翁亭周圍又陸續(xù)修建了二賢堂、寶宋齋、意在亭、古梅亭、怡亭、覽余臺等九個亭臺堂閣，形成一組建筑群，人稱“醉翁九景”。二賢堂在醉翁亭北側(cè)，建于宋代紹圣年間（1095），滁人為紀念當時的兩位賢太守歐陽修和王禹偁所建，滁州太守曾肇曾作有祭文。原堂已毀，今堂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建。上為小瓦結(jié)頂，十六根立柱三間通聯(lián)，格花門窗。堂內(nèi)有歐陽修坐像和相關(guān)史料陳列。堂外山崖上有南宋崖刻“二賢堂”三字隸書。醉翁亭西有二亭，一上一下。上面為古梅亭，此處有歐陽修手植之古梅，原為四角廳堂，題為“瑞梅堂”。為明代滁州判官張明道所建，咸豐年間毀于兵火，民國十七年重建時改稱“古梅亭”。亭前歐陽修手植古梅亦在宋末兵火中枯死，今日亭前之梅為明嘉靖年間補植，亭內(nèi)有碑六塊，為清人張鵬翮等所題梅臺壁嵌有石碑，題為“花中巢許”，為清順治九年（1652）李嵩陽所題。下面為意在亭，原名“皆春亭”，為明嘉靖四十年）（1561）南太仆寺少卿毛鵬所建。萬歷三十一年（1603），滁州知州盧洪夏在皆春亭四周鑿石引水，建“曲水流觴”作為文人雅集之所。今日此亭乃1985年仿蘇州園林重建，并改名為“意在亭”。醉翁亭以及周圍的二賢堂、意在亭、古梅亭、怡亭、覽余臺等亭堂皆于清咸豐年間毀于太平軍兵火。直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方由全椒觀察使薛時雨將醉翁亭重建，民國以后和二十世紀中后期又將其余諸亭堂陸續(xù)重建和整修。其間滄桑正如現(xiàn)今醉翁亭內(nèi)一聯(lián)所云：“翁去八百念，醉鄉(xiāng)猶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P>
其實，在中國的大好山河和著名亭閣中，瑯琊山算不上是名山，它無法和黃山、峨嵋、泰山、廬山相比；醉翁亭也比不上歷下亭、蘭亭、滕王閣和蓬萊閣?，樼鹕胶妥砦掏ぶ阅芎瓦@些名山亭閣頡頏上下，主要是由于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據(jù)相關(guān)史料，《醉翁亭記》面世不久，便吸引不少士人前來游玩。其中就有歐公的友人，時任太常博士的沈遵。這位精通音樂的博士以此為題創(chuàng)作了琴曲《醉翁吟》，歐陽修為此曲配詞。今日醉翁亭內(nèi)有一聯(lián)：“泉聲如聞太守操，海日已照瑯琊山”說的就是此事。數(shù)年之后，兩人又在京師重逢，仍未忘懷此山此亭：“夜闌酒半”，沉遵操琴彈奏《醉翁吟》“宮聲三迭”，勾起了歐陽修當年亭間游宴種種往事，寫下長篇古風(fēng)《贈沉遵》，詩中寫道：“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為枕屏”，似乎又回到了讓被貶詩人獲得無限樂趣的瑯琊山間、醉翁亭旁。這篇《醉翁亭記》以“樂”作為貫穿主線，抒發(fā)了作者在遭受政治打擊后寄情山水、怡然自樂的曠達情懷。全文以細膩的筆觸，豐厚的情致記載了瑯琊山間的四時之樂、山水之樂、滁人之樂、宴飲之樂、賓客之樂、禽鳥之樂和太守之樂。本文在構(gòu)圖上異常精美：一是用移步換形、層層縮小之法來寫景狀物，文章題為《醉翁亭記》但開頭并不去寫醉翁亭，而是敷設(shè)了四層鋪墊：“環(huán)滁皆山也”，一層；“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二層；“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三層；“瀉出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四層。深層鋪墊之后才點出翼然臨于泉上的醉翁亭。根據(jù)人們的視覺原理，取景框漸漸縮小，景框內(nèi)的景物卻在漸漸放大，最后落到醉翁亭上，這樣不但使讀者對醉翁亭在滁州及瑯琊山的具體位置，留下清晰且準確的印象，而且也突顯了醉翁亭，緊扣《醉翁亭記》這個篇名。二是從空間位置、時間變換、動靜搭配這三個方面把瑯琊山和醉翁亭變成一幅有生命的山水畫、有色彩的抒情詩。在空間位置上，作者不是孤立的去寫山、寫水、寫亭，而是把它們交織成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且各有特點、各臻其妙：瑯琊是蔚然而深秀——渲染其色；讓泉是潺潺瀉于兩峰之間——形容其聲；醉翁亭是翼然臨于泉上——描摹其態(tài)。它們之間又互相映襯、互為表里：無西南諸峰，讓泉則成無源之水；無讓泉流漱兩峰之間，瑯琊山則少靈氣壑活力；無醉翁亭翼張于讓泉之上，讓泉則顯得空寂和單調(diào)；無讓泉川流于于醉翁亭下，醉翁亭則缺少音響和韻味。正是山水泉亭的相依相襯，才讓作者要抒發(fā)的山水之樂、四時之樂、游人之樂、宴飲之樂等諸般樂趣立下堅實的基石，作者寄興山水、不以被貶為意的曠達襟懷也才能充分的體現(xiàn)出來。至于貫穿全篇的“樂”字的真正內(nèi)涵，我以為不僅僅是一般論者所提及的歐公樂于滁州的山水和治滁的政績，更多的則是表現(xiàn)命運打擊下的倔強和向政敵不甘示弱的。中國歷代的政治家在命運的重錘下表現(xiàn)可謂千差萬別，但基本上有三種取向：一種是強烈的辨白和譴責，堅持初衷，九死未悔，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他憤慨君主聽信讒言將他放逐，斥責群小貪圖一己私利對他誹謗中傷，甚至不惜投身汨羅以示清白和決不變心從俗；第二種是憂愁憂思，一方面抒發(fā)無端被貶的不平、感嘆命運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心念故闕，希望君主能體察自己的衷情，被貶于潮州時的韓愈，被貶于永州和柳州時的柳宗元都是這種政治態(tài)度和人生取向；這三種是對政敵的打擊不以為意或者裝作不以為意，采取一種隨意自適、無可無不可的人生態(tài)度，甚至在困頓中體味樂趣，貶斥中發(fā)現(xiàn)美好，蘇軾就是采取這種人生態(tài)度：被貶黃州，可以說是九死一生，他卻說黃州不錯：“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yè)轉(zhuǎn)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卻筍香”。繼而貶到嶺南，沒有魚也沒有筍了，但卻有荔枝：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最后貶到海角天涯的瓊崖，在這塊當時還是蠻荒之地上，不但沒有荔枝，甚至連稻米都沒有，只能以山芋充饑，但蘇軾仍能從苦難中發(fā)現(xiàn)美：“九死蠻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蘇軾是歐陽修的門生，其政治取向和人生態(tài)度受座師的影響很大，因為這就是歐陽修對待政治打擊的態(tài)度，相比之下，這也是三種取向中最成熟也最聰明的一種取向：因為政敵貶斥你、打擊你，就要讓你不舒服，讓你激憤，讓你困苦，你卻不以為意，相反覺得很舒服、很高興，無論是政敵還是生活中的困苦和艱辛，又能拿你怎么辦呢？
醉翁亭下就是讓泉，泉旁用石塊砌成方池，約三尺見方，池深二尺左右，旁有一碑曰：“讓泉”，為康熙四十年滁州知府王錫魁書。讓泉水溫終年變化不大，始終在攝氏十七度左右?！白屓痹蝗苏`作“釀泉”，主要是由于《醉翁亭記》中有兩處提到該泉，一是“讓泉”（“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保?；一是“釀泉”（“釀泉以為酒，泉香而酒冽?！保┣盀槊~，后為動詞。但是有人不經(jīng)意間會誤而為一，始作俑者是明初年的大學(xué)士宋濂。明太祖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宋濂陪皇太子游瑯琊，在其所作的游記中將“讓泉”誤為“釀泉”，以后官修的《大明一統(tǒng)志》、《滁州志》乃至清代吳楚材吳調(diào)侯的《古文觀止》，皆以訛傳訛，誤“讓”為“釀”。直到前面提到的王錫魁，才改“釀”為“讓”。他之所以要在泉邊立碑，大概也有匡謬之意。至于該泉為何得名為“讓”，說法很多，但都于遜讓有關(guān)。一說讓泉有兩個泉眼，當其中一泉眼噴涌騰暢時，另一個泉眼則靜潴細汩，反之亦然，似在相互揖讓。另一說見《安徽掌故》，說鄉(xiāng)民們到其泉汲水時，如互相爭先則泉水即干涸，如互相遜讓則泉水噴涌。所以“汲者依次而進，各得克盈；若兩器并舉，輒濁而竭，使民不得不讓”，故曰“讓泉”。
宋人羅大經(jīng)在《鶴林玉露》中曾云：蘇軾在為《醉翁亭記》寫碑時，發(fā)覺亭記中的“讓泉為酒，泉香而酒冽”用字不妥，因為泉水只能甘冽不可能“香”，只有酒才可以“香”，遂將“泉香而酒冽”改為“泉冽而酒香”。實際上這也是以訛傳訛。歐陽修作此記后三年，滁人便刻石立碑。后來憂此碑“字畫淺扁，恐不能傳遠”，方又請?zhí)K軾寫成大字刻石碑。蘇軾應(yīng)滁人之請寫下“醉翁亭記”，在書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碑文由劉季孫秘藏，在明代先后被刻成“鄢陵碑”和“新鄭碑”。其一立于今醉翁亭西，另一藏于河南省博物館。碑文均為為“泉香而酒冽”，并無改字之事。
瑯琊寺一帶除了醉翁亭及周圍建筑和釀泉外，還有亭臺名勝二十多座，最有名者如無梁殿旁的清風(fēng)亭、洗筆亭，濯纓泉旁的三友亭，翠微亭，歸云洞前的攬秀亭、日觀亭等，皆是歐陽修及其幕僚們的常游之所。詩人的《瑯琊六題》即是詠歌這所古寺及其周圍的六處風(fēng)景名勝：惠覺方丈、庶子泉、石屏路、歸云洞、班春亭和瑯琊溪。其中的庶子泉位于瑯琊寺大雄寶殿的北側(cè)，又名甘子泉，為唐代宗時右庶子滁州太守李幼卿（字甘子）在大歷六年（771）所掘，故得此名。泉面約九平方米，泉深約三米。李白的族叔當涂令李陽冰曾為此泉作銘，篆書于泉側(cè)，世人奉為珍寶，今不存。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莆田鄭大同游瑯琊，見此泉清澈無比，書“濯纓”二字于泉壁，故后人又稱此泉為“濯纓泉”。歐陽修《瑯琊六題》中詠庶子泉曰：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巖徙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贝巳褚芽萁?，遺址在今寺中明月觀內(nèi)。據(jù)相關(guān)史料，庶子泉北上還有一亭名翠微亭，亦建于宋代，上頂為歇山式，十二柱支立，四周設(shè)有半截圍墻和壁窗。亭泉相映，景色格外秀美。宋人有詩云：“踏石披云一徑通，翠微環(huán)合見禪宮。峰巒郁密泉聲上，樓殿參差樹色中”。此亭宋末毀于兵燹，請康熙年間重建時移于瑯琊寺大雄寶殿南側(cè)祗園內(nèi)，今日的翠微亭為民國初年改建。
歸云洞在寺后高嶺上，洞石罅猶如斧劈，巨石橫門，危欹如墜。門上鐫刻“歸云洞”三字，款署為“雙溪”。洞內(nèi)壁有宋治平元年（1064）滁州知州杜符卿題名刻石，字徑六寸。另有治平二年四月八日《贈寺僧上詮》詩一首。兩處刻石筆法蒼勁，刀功老道純熟，距今已九百多年仍宛如新眷。歐陽修游歸云洞詩云：“洞門常似起煙霞，洞穴傍穿透溪谷。朝看石上片云生，夜半山前春雨足”，將歸云洞描繪得美妙而又神奇?，樼鹣獎t在歸云洞下，其源為蒙泉，循山谷曲折而東，與其它泉水匯流于瑯琊山間的深秀湖。此溪在唐代就很著名，中唐時代著名的文章家獨孤及在大歷六年（771）年曾游此溪并撰有《瑯琊溪記》。根據(jù)此記，此溪亦是滁州太守李幼卿（字甘子）在大歷六年（771）“鑿石引泉，疏其流以為溪”，引蒙泉之水而成其溪。因晉元帝為瑯琊王時曾到過蒙泉并留下遺址，故李幼卿為其取名“瑯琊溪”，并寫了八首詩詠歌沿溪勝景，刻于溪畔石上。歐陽修也有首詩詠其溪春日之美：“空山雪消溪水漲，游客渡溪橫古槎。不知溪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瑯琊山六題·瑯琊溪》）。班春亭原在無梁殿側(cè)，今已毀圯。石屏路是寺后的一條山道，沿途有悟經(jīng)臺、歸云洞、清風(fēng)亭、石上松等景致，除清風(fēng)亭外，其余景致今仍在。詩人在《班春亭》一詩所說的“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在《石屏路》中所說的“我來攜酒醉其下，臥看千峰秋月明”，皆是詠歌醉酒和閑適，與《醉翁亭記》所要表達的心態(tài)和情趣完全一致，皆意在抒發(fā)作者徜徉于山水之間不以貶謫為意的曠達情懷。
豐樂亭、清流關(guān)與相關(guān)詩文
歐陽修在滁的游記，除了《醉翁亭記》之外，還有篇《豐樂亭記》也非常著名。蘇軾任滁州太守時，曾將《豐樂亭記》手書刻石，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精品之一。今日學(xué)生臨摹的字帖亦多用“豐樂亭記”帖?！敦S樂亭記》是記作者在豐山豐樂亭一帶游玩時的感受。豐山是滁州“林壑優(yōu)美”的西南諸峰之一，在瑯琊山的東北。豐山之得名有兩種說法：一是周圍居住之民，多是東晉時從蘇北豐縣一帶僑遷來的，是因地縣而得名；另一說是當?shù)鼐用駥ωS年的祝禱，因豐山可作雨水多寡和年成豐歉的征兆，所謂“豐山著帽，豐年之兆”，歐陽修為山亭取名“豐樂”，主要是據(jù)后一種解釋，也是記實，這年滁地大豐收；另外也是詩人對自己治滁州政績的肯定，這與《醉翁亭記》中寫滁人之樂的動機是完全一致的。豐樂亭建于慶歷六年春，較醉翁亭為早。建醉翁亭者是山僧智仙，建豐樂亭者則是歐陽修本人。此亭規(guī)模較醉翁亭小，為十六立柱挑檐飛角四方亭，周圍也無輔助建筑，可見身為太守也無僧院主持財力豐厚，當然也可以解釋為歐陽修愛惜民力民財。只是為了美化此亭周圍的環(huán)境，歐陽修倒動了不少腦筋：他常帶領(lǐng)僚屬到這兒來種花植木：“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后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謝判官幽谷種花》）。據(jù)歐陽修自己介紹，豐樂亭周圍的群花中還有揚州刺史韓琦贈送的十株細芍藥，至于“其它花竹，不可勝紀”（《與梅圣俞》）。為了點綴亭上風(fēng)光，他還派人從州東五里許的菱溪移來“怪石”立于亭側(cè)。更要指出的是：歐陽修鑿泉、建亭也好，載花、移石也罷，并不是為滿足一己之欲，而是為滁人的游樂之需，是與民同樂。他在《菱溪石記》中就明確道出“移石”是為“滁人歲時嬉游之好”，因而也得到百姓的擁護。當三輛牛駕車載此石穿街前往豐樂亭時，市人相慶，為之“罷市看”。當豐樂亭繁花似錦、游人如織時，詩人也感到了一種與民同樂的歡欣。他的《豐樂亭游春》就說：“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天涯。游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看落花?！?/P>
“豐樂亭”建亭九百多年來，多經(jīng)損毀，多次重修。1963年曾進行過一次大修，但三年后即在“文化大革命”“掃四舊”中徹底被毀?，F(xiàn)今的豐樂亭是1986年重建的，亭壁嵌有蘇軾手書的歐公《豐樂亭記》殘碑兩塊三面，吳道子繪的觀音石像一塊，亭周圍散落的斷碑石礎(chǔ)，以及殘存的《豐樂亭記》裂痕，似乎還在訴說當年的滄桑。
豐山的景觀除了豐樂亭外，還有名泉。據(jù)歐陽修的《與韓忠獻王書》，此泉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偶得泉于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此泉在豐樂亭幽谷東南的山坡上，與瑯琊山間的讓泉遙遙相對。泉原名幽谷泉，宋元佑二年（1087）滁州知州陳知新重修此景時，為紀念歐陽修，改名為“紫微泉”（歐陽修為一代文宗，人稱紫微星）。明嘉靖年間再次修葺時，章元衍曾題書并立碑于泉旁。此碑于1966年毀于“文革”大動亂，但泉水至今任保存完好，清澈甘甜，常年不斷。至于此泉的發(fā)現(xiàn)和修葺，當?shù)赜袀€傳說：歐陽修來滁后，喜瑯琊山泉之甘美，每天派侍役去山間汲取。有一天侍役在回來路上跌了一交，把水潑了，又不愿重返瑯琊山重汲，便在附近的幽谷泉汲水代替。當歐陽修品茗時，發(fā)現(xiàn)此水不同以往，更覺甘泠，就問這侍役，方知近處也有佳泉。于是親自前往探尋，果見一泓清泉從石間汩汩流出，十分高興，遂“疏泉鑿石”，并“構(gòu)小亭與泉側(cè)”。這個傳說，與《豐樂亭記》中的敘述相近，也許就是從《豐樂亭記》中附會出來的。《豐樂亭記》的開頭就說：“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
同瑯琊山和讓泉是因《醉翁亭記》而聞名于世一樣，豐樂亭和紫薇泉的著名也是因為歐公的《豐樂亭記》。如將《醉翁亭記》與《豐樂亭記》加以比較，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皆作于滁州任上，而且是同一年；描摹對象皆是滁州山水，其主旨和要表達的情思又皆在山水之外；基調(diào)皆開朗愉悅、豁達大度，看不到貶斥之中的憂憤和愁苦。但兩文又有很大的不同：《醉翁亭記》是寫己，《豐樂亭記》則是頌圣；《醉翁亭記》意在抒發(fā)寄情山水、不以貶斥為意的曠達情懷以及暗示治滁之政績，故以一個“樂”字作為貫穿全文之線索；《豐樂亭記》則意在贊頌太祖開國統(tǒng)一之功和今日軍民安享豐樂之局面，道出亭名“豐樂”之緣由；《醉翁亭記》在結(jié)構(gòu)上以“樂”為核，分寫一日之樂，四時之樂、滁人之樂，賓客之樂和太守之樂，八方輻輳，繞一中心；《豐樂亭記》則圍繞頌圣，三次提頓，三次宕開，顯得波瀾起伏，變化多端：文章起首一段也是寫建亭經(jīng)過，但目的于《醉翁亭記》不同，主要不是贊山美亭秀，而是要突顯山河秀美、四海一家，所以在幾筆點抹后便用“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一筆宕開，由眼前之景轉(zhuǎn)入歷史回顧，贊頌太祖開國統(tǒng)一之功。但當讀者以為他要鋪敘太祖開國后種種建樹時，他又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水清”一筆打住，又從歷史回到現(xiàn)實，描述滁人安于畎畝、休養(yǎng)生息的種種升平景象。之后，再從民風(fēng)寫到山水，從滁民寫到太守，一番盤馬彎弓后又回到頌圣：“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點破亭名“豐樂”之由和建亭之因，既點題又響應(yīng)了開篇，結(jié)構(gòu)上開闔收放，回環(huán)照應(yīng)，確為佳作，至于說它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沒有《醉翁亭記》那么高，我想可能與內(nèi)容是頌圣有關(guān)，另外，文中看不到那位瀟灑倜儻、非常富有個性的作者形象，可能也是個重要原因。
歐陽修在豐山上除建豐樂亭外，還建了一座“醒心亭”，此亭在豐樂亭東南，兩亭相距不到百米，亦建于慶歷六年，歐公的學(xué)生曾鞏曾為此撰《醒心亭記》。曾鞏是個道學(xué)家，在“記”中多修身養(yǎng)心之說教，而且以歐陽修立論，并無多少自身感受，清初評論家曾把《豐樂亭記》與《醒心亭記》相比較，說：“豐樂亭記，歐公自道之樂也；醒心亭記，子固（曾鞏字）能道歐公之樂也”。此亭早圮，后人也未再建。此亭沒聞，我想可能與有亭而無泉，不能亭泉相映相襯有關(guān)，可能也與《醒心亭記》不如《豐樂亭記》出名有關(guān)，盡管曾鞏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醒心亭記》與《豐樂亭記》相比，差距還是很明顯的。
歐陽修在《豐樂亭記》中還著重提到“清流關(guān)”。清流關(guān)與豐樂亭實際上相距甚遠。豐樂亭在城西南五里，清流關(guān)則在城西二十五里外的關(guān)山。關(guān)山口處當?shù)厝私嘘P(guān)山洞，隋唐時代屬清流縣，南唐時李璟在此置關(guān)以御北周，故名清流關(guān)。明代陳璉《清流關(guān)》詩云：“憶自南唐始開鑿，據(jù)守形勢真險惡”。清流關(guān)隘險峻可見一斑。清流關(guān)關(guān)隘呈拱形，深十余丈，以巨石磚塊砌成門，兩面關(guān)門上分別嵌有“古清流關(guān)”和“金陵鎖鑰”鎦金大字。到了明代，清流關(guān)不僅有關(guān)洞，還有關(guān)閣，附屬還有關(guān)公祠、關(guān)山寺、元君殿等建筑。清代關(guān)墻改為大塊長方形磚砌成，關(guān)樓飛檐翹角，上下兩層，其余建筑還有關(guān)圣殿、包公祠、大佛殿、娘娘殿、無梁殿、胡天官祠、元君殿、滴水庵、白云庵等。抗日戰(zhàn)爭時期，日寇侵占滁州，清流關(guān)隘及關(guān)上建筑迭遭毀壞；“文革”十年，連關(guān)門洞石礎(chǔ)也被拆除，遂成一堆廢墟；只殘留有“清流四景”等四散斷碑和驛道上那深深凹陷的轍印，在述說著歷史的滄桑。
清流關(guān)下即是古驛道。直到清末，這條驛道皆是中國南方各省往江北各省直至北京的一條重要通道。津浦鐵路的開通和現(xiàn)代公路的陸續(xù)構(gòu)筑，交通改道，才使得這條古驛道失去往日的輝煌。這條驛道亦是南唐時開鑿。其中清流關(guān)段為15里，有上七下八之稱，路面為青石鋪成，寬約2．5米。關(guān)東為關(guān)山店，關(guān)西為小店子，現(xiàn)在古街名猶存。街上有店鋪坊棧，關(guān)下驛站常住郵卒及腳夫百余人，專供運送文報及為過往客商上山、下山轉(zhuǎn)運雜物。關(guān)口下，古道旁立有“賤避貴、幼避長、輕避重、緩避急”的路碑。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翰林院編修程敏政從北京回故鄉(xiāng)安徽,休寧省親，途徑滁州清流關(guān)及和州昭關(guān)，寫有《夜渡兩關(guān)記》名篇傳世。清代戴名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從江寧(今南京)赴京師(今北京)，在《乙亥北行日記》也記述了經(jīng)過這個“九省通衢”清流關(guān)時的見聞。古驛道現(xiàn)有遺存約有六里，原始鋪路石仍存，古車轍前后相連，清晰可見。
清流關(guān)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漢高祖劉邦南平吳楚時，曾宿于清流關(guān)下，如今還留有古跡“漢高祖飲馬池”。關(guān)上的關(guān)圣殿前有一古聯(lián)：“江淮勢抱祠千載，吳魏雄分土一丘。”說明此關(guān)亦是三國時魏吳必爭之地。南北朝時侯景兵變，就是從清流關(guān)出擊攻陷和州，再渡江陷建業(yè)的。北周顯德三年（九五六），當時是殿前都檢點的趙匡胤受周世宗柴榮的指派，親率一支大軍攻打南唐的江北重鎮(zhèn)滁州，以分散南唐兵力，達到破其軍事重鎮(zhèn)壽州的目的。趙匡胤與南唐守將皇甫暉、姚風(fēng)激戰(zhàn)于清流關(guān)下，始終不能得手。后采納謀士趙普建議，率全軍“銜枚熄火”，乘夜走關(guān)北一小道直奔滁州，生擒南唐大將皇甫暉和姚鳳。歐陽修在《豐樂亭記》中重提這段歷史，強調(diào)“唐失其政，海內(nèi)分裂，豪杰并起而爭”，而“向之憑恃阻險，鏟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聯(lián)系到慶歷新政的失敗和他自己被貶到滁州，內(nèi)中當有很深的政治寓意和人生感慨。
清流關(guān)周圍方圓百里，今存有許多古地名，如“常山寨“、“將軍嶺”(又分南將軍嶺、北將軍嶺)、將軍廟、將軍集、大柳驛(古驛站)、廣武衛(wèi)、軍馬場、清流北關(guān)，以及方圓達二十余里的中軍帳基等，這都在告訴我們，歐陽修以后，從明到清，直到太平天國、北伐戰(zhàn)爭、解放軍渡江戰(zhàn)役，這里都是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唐失其政，海內(nèi)分裂，豪杰并起而爭”，一直在這塊古老 大地上輪番上演。
瑯琊山間醉翁亭，亭匾為蘇軾題寫
位于滁州西郊的豐樂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