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思想上來講，《為吏之道》中儒、法、道各家是互補的，互滲的，當然各家的層次、地位還是有區(qū)別的。也就是說，法家的功利性雖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實踐中，在具體的操作上，法家的理念顯得行之有效；但是，儒家的思想?yún)s是《為吏之道》的根本。對此，《為吏之道》中有大段大段的文章足資證明：
······怵惕之心，不可不長。以此為人君則鬼（懷），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
能審行此，無官不治，無志不徹，為人上則明，為人下則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徹官
治，上明下圣，治之紀也。
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wù)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欲?！保ā墩撜Z·學(xué)而》）這正是儒家政治倫理學(xué)說的基礎(chǔ)?！案复茸有?，政之本也”這一《為吏之道》的核心思想，說明了作者對“政治”的理解，完全是儒家的眼光；更表明了秦代官員的精神依托，到底是什么。
于是筆者想起了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終身追求道德仁義、為政而“不言殺”的孔子，在升任魯國司寇之后，為了維護禮儀，對“熒惑諸侯”的“匹夫”殘酷地給予了“手足異處”的制裁?？梢?，儒家的政治倫理學(xué)說一旦推到獨尊的地位，必然就會出現(xiàn)非常強硬的一面，這是由它思想體系決定了的、不可避免的事實。因此，儒家在實施其思想的過程中，事實上是離不開法家的協(xié)助的?；厥紫惹胤裔绕鸬臍v史，我們也許會強烈的感到，法家本質(zhì)上只是儒家的一翼。自法家的始祖李悝開始，吳起、商鞅、韓非等等，都莫不有濃厚的儒家背景，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如此看來，儒家在秦代統(tǒng)治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還有另外的、來自它思想機體之中的原因。對此，筆者限于本文目的不打算詳論。
《為吏之道》在思想內(nèi)容上從以下八個方面體現(xiàn)了儒家的思想，筆者以為其中還有內(nèi)在的邏輯性：
第一，做官首先要做人?！皩捜葜倚?，和平勿怨，悔過勿重?！薄鞍矘繁亟?，勿行可悔。以忠為（干），慎前慮后。”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人民之中樹立表率的作用。那么，何以達到這樣的境界呢？當然是自我的修養(yǎng)：“反赦（索）其身，止欲去愿?！薄罢行奚?，禍去福存?！薄疤幦琮S，言如盟，出則敬，勿施當（弛常），昭如有光?！蔽覀儜?yīng)當驚訝，因為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墩撜Z》有“子言四教：文、行、忠、信?！保ā妒龆罚┛鬃佑终f：“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保ā豆遍L》）可見，《為吏之道》實在是得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并且使之成為文章的思想基礎(chǔ)。
第二，一切以“禮”為皈依?！按认挛鹆?，敬上勿犯，聽間勿塞”，“君鬼（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薄鞍钪?，在體級，掇民之欲，政乃立?！痹谶@里作者深刻地認識到了“禮”的本質(zhì)，在于控制、限制人民的欲望，使之勿有非分之想；在于使各級官僚在千絲萬縷的宗法關(guān)系、社會關(guān)系中找準自己的位置，恪守職責?！稙槔糁馈逢P(guān)于“禮”的思想顯然直接上承《荀子·禮論》：“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儀以分之”的思想，與之具有內(nèi)在聯(lián)系。
第三， 言語論?！吧髦髦?，言不可追。”“言如盟。”“戒之戒之，言不可追。”這使人想起孔子的著名論述：“巧言令色，鮮矣仁?！保ā秾W(xué)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保ā独锶省罚岸嗦勱I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保ā稙檎罚犊鬃蛹艺Z·觀周》又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無多事，多事多患?！比寮业难哉Z論從根本問題上講，是一個個人的修養(yǎng)問題，因為它可以培養(yǎng)起一個人簡潔、方正、嚴肅的品質(zhì)，所以孔子又說：“剛、毅、木、訥近仁?！保ā蹲勇贰罚┌蜒哉Z的修養(yǎng)上升到了仁的高度。從教化、行政的角度來講，它又可以培養(yǎng)起“大人”、“君子”的威儀、一言九鼎的權(quán)利威力?！稙槔糁馈反罅μ岢?，正說明了儒家的言語論在實際政治操作中，具有十分明顯的效果。
第四，把中庸思想落實到行政之中?！皣绖偽鸨?，廉而勿鑰，勿復(fù)期勝，勿以忿怒決?！薄凹倍皙?，簡而勿鄙?！蔽覀冎?，儒家的理想狀態(tài)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保ā妒龆罚┛鬃舆€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夫！民鮮久矣?！保ā队阂病罚吨杏埂返诹螺d：“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在儒家的經(jīng)典作家那里，中庸的方法，一直是一種最高的執(zhí)政境界，只有被堯選中的舜才有駕馭這種方法的能力。毫無疑問，《為吏之道》追求的東西正是儒家思想的至高境界，《為吏之道》的作者知道，是否能在施政過程中貫徹中庸的原則，實在是為官一方、長治久安的絕妙手段?？上赝醭]有真正貫徹這一思想。這不是儒家思想在秦王朝的積淀不深厚，而是秦始皇個人權(quán)威太大，普通官員個人的主動權(quán)太小導(dǎo)致的。
第五，義利之間，要小心選擇?！芭R財見利，不取茍富?！薄敖渲渲敳豢蓺w?！薄吧髦髦?，貨不可歸?！薄安蝗∑埜弧钡摹捌垺弊?，點出了《為吏之道》作者的意思是，財、貨、富貴，是人人喜歡的東西，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當然是受到了孔子、孟子的影響。孟子的“義利之辯”落實到實際的政務(wù)工作中，實際上有它非常積極的一面。它從德性入手，有效的限制了貪官污吏的腐敗，也在某一種程度上拯救了人民的生活，是值得肯定的，似乎在今天都還有現(xiàn)實的指導(dǎo)意義。
第六，取信于民?！稙槔糁馈氛f，“吏有五善”，“忠信敬上”為第一；“吏有五害”，“夸以”為第一。所以在作者看來，忠信誠實，杜絕浮夸，是取信于民的關(guān)鍵之所在。文章有“言如盟”的觀點，實質(zhì)上就是“忠信”的意思，孔子說：“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保ā断冗M》）所以說，儒家的言語論實際上就是忠信論。于是《為吏之道》又寫道：“將發(fā)令，索其政，勿發(fā)可異使煩請。令數(shù)究壞，百姓搖貳乃難請?！边@是說要從實際出發(fā)，政出有因，有的放矢，力求正確，千萬不要朝令夕改，否則人民惶惑不定，事情就難辦了。這與孔子的“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衛(wèi)靈公》）如出一轍。
第七，教化人民。《為吏之道》說：“施以喜之，敬而起之，惠以聚之，寬以治之，有嚴不止。與民有期，安初而步，勿使民懼?！薄鞍捕兄?，使民望之?！?“凡戾人，表以身，民將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將移乃難親?！边@種論述，在儒家經(jīng)典中尤其的多：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又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保ā蛾栘洝罚┟献右舱f：“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保ā峨x婁》）筆者以為，《為吏之道》在教化人民的方法上，把儒家的相關(guān)思想發(fā)揮的淋漓盡致，實際、實用，而又有理論的深度。
第八，招徠人民：“審知民能，善奪民力，勞以率之，正以矯之，反赦其身，止欲去愿?！薄芭R事不敬，倨驕無人，苛難留民。”“道易車利，精而勿致，興之必疾，夜以接日。觀民之詐，罔服必固。地修城固，民心乃寧。百事既成，民心既寧，既勿后憂，從政之經(jīng)。不時怒，民將姚去?！边@是先秦時期有識之士的基本性政治思想，但是，它是典型的儒家理念，在各家各派中，儒家在這方面的思想是最為深厚的，因為儒家思想最為動人之處，就是仁政思想。對此《孟子》在《梁惠王》中進行的大量的論述，實際上這也是貫穿整個儒家思想的一種政治基礎(chǔ)、前提，而秦始皇的政治正好是在這一點上出了最大的問題。
二
祖祖輩輩靠法家思想起家的秦始皇時代，何以在政府官員的思想中蕩漾著儒家思想的情懷，并出現(xiàn)上面我們所看到的這么一番景象呢？這值得我們進行一番認真的考察。
崛起西北黃土高原的秦國，由于自然條件的極為惡劣，以及狄戎長年累月的侵擾，長期以來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整套軍事化、集團化、法治化的國家管理體系。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雖然以商鞅以來的法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唯一官方武器，“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nèi)，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zhí)敲樸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保ā哆^秦論》）但是在筆者看來，至少儒家的學(xué)說在秦王朝中有如下幾個缺口，并由此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 中國文化最根本性的基礎(chǔ)是“宗法制”和與之相表里的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這正是儒家思想賴以存有的社會、經(jīng)濟溫床。秦朝雖然采用商鞅“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的法家思想，取得了統(tǒng)一六國的軍事勝利，但是，這種思想從本質(zhì)上是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相違背的，特別是統(tǒng)一了六國以后，這種抵觸的成分就驟然增多，并且最終成了導(dǎo)致它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相反，儒家思想?yún)s一直依托于社會文化與經(jīng)濟基礎(chǔ)，在秦代社會生活中根深蒂固：它以“孝”為本的德教學(xué)說，以“仁”為本的人學(xué)理論，以“信、義”為本的君臣之道等等，都植根于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并且與中國人的經(jīng)濟方式、生活方式、傳統(tǒng)習(xí)慣、價值觀念裹挾在一起，從各個方面對秦代社會產(chǎn)生影響。
第二，秦始皇在位期間，始終致力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樹立他個人的權(quán)威。他到處樹碑刻石，頒布法令，告示天下。在他的各種文告中，我們發(fā)現(xiàn)，他的主觀愿望還是希望天下老百姓形成一種良風美俗的，“車同軌”、“書同文”之外，還要“行同倫”：
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nèi)外，靡不清靜，施于后嗣。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
端直敦忠，事業(yè)有常。六親相保，終無寇賊。
蝕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nèi)外，禁止淫，男女誠。
（《史記·秦始皇本紀》）
在秦始皇的石刻中這種論述可以說是很多的。也就是說，在具體的嚴刑峻法中，秦始皇是殘酷無情的；但是，在治國的大政方針上，他卻兼收并蓄的采用了一些儒家的思想，來施行教化。上面的引文中就涉及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君臣、父子、夫婦的倫常關(guān)系，以及仁、義、禮、智、信的各項準則，本質(zhì)上說，與儒家的三綱五常并沒有太大的區(qū)別。根據(jù)現(xiàn)存的大量資料，我們可以確信秦始皇本人是相當重視孝道的，公子扶蘇、公子告以及胡亥等人的言論中可以折射出，秦始皇對孩子們的孝道教育，相當系統(tǒng)，是典型的儒家理念（參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等）。這么一種狀況毫無疑問是會對他的統(tǒng)治思想產(chǎn)生影響的。
第三，對李斯其人，由于他是“焚書坑儒”的元兇，是儒家的首要叛徒，長期以來我們對他的評價就顯得很不平靜、公允。在仔細研讀《史記·李斯列傳》之后，筆者以為，李斯的一生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以孔子為首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一心一意就是要培養(yǎng)圣賢、君子、大人，以實現(xiàn)他們以圣賢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孜孜以求的精神實在感人至深。他們代代傳承，雖然最終培養(yǎng)出來的是一個“焚書坑儒”叛徒，但是李斯卻確乎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儒家圣賢，他所極力追求的東西，正是歷代儒家圣賢所向往的東西。而且，在他的很多上書中，思維方式都是儒家的，只是跟定了秦始皇，不得不滿足秦始皇空前絕后的個人權(quán)威欲望而犧牲了自己的學(xué)術(shù)思想而已。此其一。李斯輔佐秦始皇的最大特點就是忠誠。他離間六國君臣的關(guān)系，焚燒天下詩、書，活埋非政的儒生，出的都是最損的招式，但是各為其主而已。當趙高與胡亥謀反，殺公子扶蘇時，趙高來勸他共同謀篡天下的時候，李斯對趙高說：“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fù)言，將令斯得罪?！弊詈笃扔谛蝿莶坏貌煌獾臅r候,“斯乃仰天長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長期的儒家教育畢竟使他與趙高的所作所為大不一樣。到了秦二世昏頭昏腦，完全被趙高所迷惑的時候，李斯挺身而出揭露了趙高是“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的“賤人”。 所以，筆者以為，雖然從學(xué)術(shù)觀點上看，他是叛徒，為了維護秦始皇的統(tǒng)治而嚴重損害了儒家的利益，但是他以他自己的人生實踐凸現(xiàn)了儒家的理想。此其二。當身陷囹圄，被趙高“榜掠千余”，面對死亡的時候，他獄中上書秦二世，把他在秦國所立下的鼎天功勞概括為“七罪”，并且最后還意味深長地說“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史記·李斯列傳》）是恨，是悔，還是痛？他的所作所為，何以面對尊崇孔子、子弓的老師荀卿？何以對得起儒家道統(tǒng)的列祖列宗呢？從他們父子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相對而哭的悲哀中，李斯的悔恨是顯而易見的。此其三。
由于秦代的社會基礎(chǔ)實際上更適合于儒家思想的保持、流行，這種思想又從上上下下各個層面滲透、影響秦朝政府的方方面面，于是坐實到秦朝具體的政治思想中，我們就會感到無所不在的儒家思想。當然，最為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儒家思想基于當時的時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我們從云夢秦簡《為吏之道》所窺視到的一些重要信息正是說明了這一點。
睡虎地秦墓的主人“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在秦始皇時歷任安陸御史、安陸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獄吏等與司法有關(guān)的職務(wù)。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從《為吏之道》，我們正好看到了“焚書坑儒”以前，一個秦代中級官員的思想結(jié)構(gòu)，正是在這個思想結(jié)構(gòu)里，我們感到了儒家與法家兩種思想不可調(diào)和的斗爭，“焚書坑儒”喧囂聲馬上就要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