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胡氣”與“不敢有敵”的反差朝代

雪峰讀書 201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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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強硬時代：唐太宗對待蠻族只作戰(zhàn)不講和

[轉(zhuǎn)載]從秦開始的中國歷代地圖（組圖）

“一個受到震驚的亞洲從他身上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史詩般的中國。決不向蠻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買他們撤兵，唐太宗扭轉(zhuǎn)形勢，戰(zhàn)勝他們，使他們害怕中國。”(法.勒內(nèi).格魯塞)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有胡氣”、意氣風發(fā)的時代，邊疆戰(zhàn)爭之頻繁和戰(zhàn)勝次數(shù)之多，在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愿得此生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邊塞詩派的豪言壯語反映了大唐金戈鐵馬，氣吞山河的磅礴氣勢。

      唐高祖李淵在位時期，唐朝難以對抗正處于興盛狀態(tài)的突厥，不得不俯首稱臣，因為突厥的進攻和騷擾，唐朝曾經(jīng)一度考慮遷都。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再屈服外侮。于是開始了上百年的猛烈拓邊史，中國的領土和屬國總面積達到了歷史性的頂峰。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谷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 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yè)。
      突厥是唐朝最嚴重的邊患。尤其是東突厥的頡利可汗，野心勃勃，空前擴張。正是他讓唐朝李淵父子蒙受了中國皇帝少有的屈辱。因此，唐太宗的矛頭首先指向了這個塞北大患。天下聞名將領李靖、李勣、蘇定方等率兵大規(guī)模出塞，首戰(zhàn)告捷。頡利可汗被擊敗后北退，同時向唐朝謝罪求和。唐軍不為所惑, 乘勝追擊, 大破突厥，斬首萬余, 活捉頡利可汗, 一雪國恥。太上皇李淵欣慰至極，大舉夜宴, 李淵自彈琵琶，李世民翩翩起舞, 果然大有胡氣......
     貞觀八年，突厥平定，吐蕃崛起。松贊干布成為吐蕃有史以來最猛的贊普，其精于擴張，在擊敗青海一帶的吐谷渾后, 志得意滿，乘勢向唐朝請求和親。唐朝和吐蕃來往不多，顯然還沒到能攀親的程度，于是順理成章地拒絕了。松贊干布惱羞成怒，隨即發(fā)兵，擊敗唐軍邊防軍，進圍松州。面對驕橫無比的吐蕃，唐太宗可不是那種屈從外侵的軟弱統(tǒng)治者，速派名將候君集夜襲擊潰吐蕃軍，斬首千余。吐蕃退兵后，松贊干布謝罪求和, 但仍不放棄和親請求。可能是被他的執(zhí)著所感動，七年后文成公主入藏。

擊敗吐蕃的第二年，一些附唐的黨項人叛唐歸吐谷渾。唐朝迅速做出反應，令李靖、薛萬徹、候君集領軍遠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初敗后做出了被視為洪水猛獸的一招----焚燒草原, 試圖以此堅壁清野來打消唐軍絕漠遠征的念頭。李靖采用了候君集的意見：一日縱敵，數(shù)世之患，犯盛唐者，雖遠必誅，出其不意，長途奔襲。唐軍分南北兩路進攻，深入無人之境二千余里，途中缺水，刺馬飲血，終于追上并破襲了伏允大軍, 伏允逃亡沙漠中被部下所殺, 吐谷渾從此納入唐朝的勢力范圍。貞觀十三年，西域高昌王麴文泰屢犯唐境，大肆掠奪。唐太宗遣侯君集等前往討伐, 唐軍至磧口，高昌王麴文泰憂懼而死。

貞觀十五年之后，西部和北部邊疆的戰(zhàn)事沉寂下來。唐太宗的目光已經(jīng)轉(zhuǎn)向了東部的高句麗，這個讓隋朝皇帝數(shù)次折戟飲恨不已的國度，太宗決意“為中國報子弟之仇”, 詔命水陸大軍分道進擊高句麗。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軍御駕親征。六月，唐軍進至安市城(今遼寧海城東南營城子)。高句麗北部耨薩15萬大軍前來救援，被唐太宗擊敗，余眾歸降，高句麗舉國震恐。七月，唐軍開始圍攻安市城。由于守軍殊死抵抗，使唐軍至九月仍未攻克。時近深秋，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師還朝，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此戰(zhàn)的意義重大。這是自三國時期毋丘儉攻破高句麗屠王城以來第一次真正戰(zhàn)勝高句麗人，收復了遼寧一帶很多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奪取的土地，為今后徹底征服高句麗打下了基礎。唐太宗回朝后，采取群臣建議, 對高句麗派偏師進襲騷擾，使其國人疲于應付，耽誤農(nóng)時。以后，唐滅百濟，高麗失去盟國，陷入孤立境地。唐高宗下令對高句麗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水陸并進, 屢戰(zhàn)屢勝，進圍平壤, 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命唐軍班師。

不久，唐高宗再度分道合擊高句麗。李績攻取高麗軍事重鎮(zhèn)新城(今遼寧撫順北高爾山城)，并趁勢將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薛仁貴在金山擊破高句麗大軍，斬首5萬余級，攻下南蘇、木底、蒼巖三城；李績等攻占扶余城，斬俘萬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風歸降，再戰(zhàn)薛賀水斬俘3萬余人，乘勝攻占大行城(今遼寧丹東西南娘娘城)。各路唐軍會師，推進至鴨綠江, 大敗高句麗軍，追奔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鮮永柔境)，高句麗其他各城守軍或逃或降。唐軍進至平壤城下，圍城月余沖進城中，高句麗全部平定。高句麗貴族及大部分富戶與數(shù)十萬百姓被遷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國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遼東，成為渤海國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羅。

至此, 大唐雄風足以令人揚眉吐氣, 引以為豪! 而后還有個史上最牛外交官王玄策“一人滅一國”的傳奇故事, 更令人拍案叫絕, 嘆為觀止。

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命王玄策為正使、蔣師仁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印度。但此時印度發(fā)生了政變，纂位的新王阿羅順那聽說大唐使節(jié)入境，竟派了2000人馬半路伏擊，王玄策、蔣師仁被擒, 從騎皆遇難。后來，王玄策二人尋機逃脫，發(fā)誓要滅絕印度，以雪使者被殺之恥！于是策馬北上，渡過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一路來到尼泊爾。王玄策與尼泊爾王談判，以吐蕃王松贊干布的名義，(當時松贊干布分別迎娶了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為皇后)。向尼泊爾借得7000騎兵，同時還檄召臨近處各大唐藩屬國，外加吐蕃松贊干布派來了1200名精銳騎兵，人馬總數(shù)接近一萬。自命為總管、命蔣師仁為先鋒，直撲印度。

在北印度茶博和羅城外，王玄策用“火牛陣”一仗擊潰印度數(shù)萬象軍。阿羅順那大驚，守城不出，玄策一心報仇，拿出唐軍攻城的各種手段——云梯、拋石車、火攻，月余, 茶博和羅城兵潰城破，玄策一路追來，斬殺印度兵將三千，印度兵將落水溺斃者超一萬，被俘一萬一千，阿羅順那逃回中印度。王玄策乘勢攻入中印度，而印度兵將與唐軍一接觸便潰不成軍，阿羅順那轉(zhuǎn)投東印度，求得東印度王尸鳩摩援兵，再招集散兵游勇反攻唐軍。玄策、師仁設分兵用計引阿羅順那上鉤，一舉全殲阿羅順那殘部，活捉了阿羅順那。最后，阿羅順那妻子擁兵數(shù)萬據(jù)守的朝乾托衛(wèi)城也被蔣師仁攻破，遠近城邑望風而降，中印度滅亡! 由于東印度援助阿羅順那，王玄策準備順勢再亡東印度。尸鳩摩嚇得魂飛魄散，忙送牛馬萬頭，弓刀纓絡財寶若干，向唐師謝罪，表示臣服大唐帝國，王玄策方才罷兵回朝述職，同時將阿羅順那披枷帶鎖押回長安。

唐太宗在位期間國土廣大，邊界線綿延曲折，地緣形勢復雜，并隨時間推移而發(fā)展變化。歷觀這一時期唐與周邊所發(fā)生的諸多地緣關系，既有與唐軍事利益攸關的，也有與唐政治、外交利益攸關的，還有與唐經(jīng)濟利益攸關的，更多的則是幾種利益兼而有之，錯綜復雜。唐太宗運用地緣戰(zhàn)略思想成功地處理了諸國之間的關系, 一是積極進取。唐太宗的雄大豪邁是歷代許多帝王所不可比擬的，這也是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靈活應對。在重大變故面前不驚慌失措，依據(jù)客觀形勢和對象的變化而變化。三是冷靜務實。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窮兵黷武的缺陷，注意結合現(xiàn)實，量力而行。四是措置有序。無論是北擊突厥，還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經(jīng)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緩、由近及遠，有條理、有次序地進行。
　　唐太宗地緣戰(zhàn)略思想是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理論上取得了突破，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獲得巨大成功。史載：“（貞觀十四年）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大唐以超前的英武雄邁之氣魄，重新開拓了華夏民族的疆土，為后來中國版圖的確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千年的悔痛：一個“不敢有敵人”的王朝　　

[轉(zhuǎn)載]從秦開始的中國歷代地圖（組圖）

         大宋王朝，一直是許多中國人向往的治世之極度。千百年來，多少文人騷客幾度夢回小橋流水邊, 悠悠地吟詩填詞，豪邁地飲酒放歌。不僅如此，就是一些外國人也對宋朝有著非同一般的熱戀，成為對古代中國揮不去的一種文化記憶。英國作家湯因比曾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細檢一下幾千年大大小小的封建朝代，要數(shù)宋朝的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最為發(fā)達了。北宋的京都汴梁“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類士服，農(nóng)夫躡絲履”，集市“通宵買賣、交曉不絕”。自太祖時代始，鑄錢疊增到年500萬的數(shù)量，其兩年的鑄錢數(shù)，就要超過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鑄之總和。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也不過32萬貫；中國的四大發(fā)明有三項在宋代產(chǎn)生，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在宋朝；宋時的五大名窯——汝窯、官窯、均窯、哥窯、定窯，出產(chǎn)的瓷器精美絕倫，許多至今尚無法超越。
      不過不要忘了，宋朝也是中國歷史最為窩囊的朝代，一直是漢民族一道無法愈合的“傷口”。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現(xiàn)在讀起岳飛的《滿江紅》，頗感朗朗上口，但對于“靖康恥”，究竟“恥”到何種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的。這里不妨翻一下老賬：靖康二年開春，金兵攻陷汴梁，將徽、欽兩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員作為戰(zhàn)虜帶回，一年后到達金上京。金太宗吳乞買即下令讓徽、欽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陵寢。先是讓爺倆脫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現(xiàn)宰兩只綿羊，剝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兩位皇帝的身上。以這種極盡侮辱的裝束，讓徽、欽兩帝一步一叩首，繞著完顏阿骨打的墳墓轉(zhuǎn)了三圈。禮畢，兩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見金太宗吳乞買，徽宗被封為“昏德公”，欽宗被封為“重昏侯”。

     “繁華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繁榮與屈辱交織在一起，不得不令人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宋朝怎么了？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還是不敢有敵人的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處有鬼，癢處有虱”。宋朝不敢有敵人，但偏偏沒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運氣，敵人不但客觀存在，而且虎視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國遼闊的版圖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還出現(xiàn)過三個國號：一個是建都于內(nèi)蒙古近郊的遼，另一個是建都于西北地區(qū)的西夏，再一個是建都于會寧的大金。他們覬覦江南沃野，而趙匡胤的后代中沒有出李世民這樣的一代雄主，卻出了徽宗這樣的畫家、書法家。只要大漠一有動靜，或者發(fā)幾次兵嚇嚇宋朝的皇帝老兒，就有了種種和盟，得到了豐厚的歲幣。魯迅有句名言：“偌是獅子肥大倒不妨事，但如果是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當時與北宋對峙的幾個政權，主要有(1) 遼國, 以契丹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都城上京臨潢府（今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南），其創(chuàng)建者為耶律阿保機。契丹族是古代北方地區(qū)的一個民族, 始于公元389年。其主要活動地區(qū)是在潢河一帶，生活方式是逐水草遷徙的游牧、狩獵。(2)西夏, 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其創(chuàng)建者為李元昊。黨項族原屬于羌族的一支，居地在今青海東南部黃河曲一帶。從唐末，經(jīng)五代到北宋，黨項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節(jié)度使的身份統(tǒng)轄以夏州為中心的五州之地。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開始不斷向宋發(fā)動攻勢，在府州、環(huán)州、慶州等地擊敗宋軍。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國號大夏。(3) 金國, 以女真人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以及逶迤千里的長白山中。在公元前兩千多年的虞舜時代，女真人就在這片土地上以狩獵的箭矢與石斧砍斫出生存的天地，并與中原地區(qū)建立聯(lián)系。1115年正月初一，是完顏阿骨打親自選定的建國的良辰，向支持他的女真族的勇士們宣布，女真人的國家誕生了，國號大金。
   上述三個王朝的首領，體內(nèi)流淌的是慣于縱馬奔騰的民族的血液。廣闊無垠的草原，鑄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變、簡樸、動態(tài)的品格，冒險、勇猛、善戰(zhàn)、擴張等特征也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或許是為了更好地生存，或許是原始人留下來的那種野性，他們情感羅盤的指針總是顫抖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們總是以宋朝為敵，絕不因?qū)Ψ讲桓矣袛扯周涍^。
      宋與遼、西夏、金進行了無數(shù)次戰(zhàn)爭，但史書中很少見到宋為掠奪資源而對異族首先策馬彎弓的記載，更沒有與鐵蹄已奔襲到家門口的狼窺虎視的對手有過一次像樣的叫板。軍力不濟，國威難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強大的軍力作保障，無異于一條腿走路，把自己養(yǎng)肥了任人宰割。“和議終非中國計，強兵才是帝王才”。茍且偷生的朝廷要實現(xiàn)社會長期健康的發(fā)展和繁榮，談何容易？宋朝的對外交往史，“求和”兩字幾乎是貫徹始終的一條主線。
      北宋與北方的遼政權和西北的夏政權長期對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不僅承認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還每年送銀二十萬兩、絹十萬匹，開創(chuàng)了歲幣的惡例；慶歷二年（1042年）遼興宗索取周世宗時收復的關南十縣地，各增銀、絹各十萬。慶歷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議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賜予”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葉二萬斤，此外在節(jié)日贈夏銀二萬二千兩、絹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元佑元年（1084年）司馬光、文彥博割安疆等四寨與西夏。以換取西北邊境的茍安。靖康元年（1126年）宋欽宗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zhèn)，以乞求女真貴族退兵。宋室南渡后，與金長期對峙，先后有紹興和議，規(guī)定每年向金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隆興年間，不僅把與金作戰(zhàn)失敗的頭領的首級函封送給金，還要增加歲幣。這些和議的內(nèi)容，內(nèi)核是妥協(xié)退讓、屈膝求和。北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兵力有百萬之眾，實力與遼不相上下，且遠勝于西夏；南宋與金以西至大散關，東至淮水為界，以后又有隆興和議等。

    每次議和中能拿出如此之巨的錢財物作為貢品，不會把宋朝的財政壓垮嗎，或者搞得連年赤字嗎？不！我們用不著為大宋王朝杞人憂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當時可謂超級富國了，這一點貢品只是九牛一毛。當時，中國就與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50多個國家通商貿(mào)易。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繁華景象，千年后仍讓西方人驚嘆不已。但富不簡單地等同于強。落后就要挨打，而一個沒有尚武精神、沒有強大國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經(jīng)濟再強大繁榮，也同樣會挨打，喪權辱國。
     幽云十六州，是后晉之后包括宋代在內(nèi)的漢族子民心頭的一個痛處。公元936年，后唐河東節(jié)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晉國，遼太宗與石敬瑭約為父子。作為條件，兩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獻出來，使得遼國的疆域擴展到長城沿線。宋朝的統(tǒng)治者多次想收復幽云十六州，但幾次準備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棄了。“宮梅粉淡，岸柳金勻，皇州乍慶春回。鳳闕端門，棚山彩建蓬萊。”趙佶的這首《聲聲慢》，字里行間滲透了奢華、滲透了脂粉、滲透了優(yōu)雅。這種優(yōu)雅舒坦的生活實在太愜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員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復的事只能放一邊去了。后來，宋朝干脆承認外族對幽云十六州擁有主權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們，稱遼兵為“虎狼之師”，可見全國上下懼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統(tǒng)治者越不敢有敵人。既然不敢有敵人，就沒有必要保持強大的軍隊了。這是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治國邏輯，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的心理基礎。開國初期，在整軍方面就采取了這樣幾條實實在在的“抑武事”的措施：第一步是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剝奪中央及各地節(jié)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jié)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zhuǎn)運使，剝奪節(jié)度使的財權。這些制度和措施的實施，使得漢民族歷史上的文武力量發(fā)生了180度的改變。在宋朝之前，每個朝代初期掌權的大都是軍人出身，或者是軍職出身。在中央，太尉、將軍等的權力是可以和文職宰相抗衡的，甚至由軍人出任宰相。由此，軍人的地位開始降低，漢族人的政治完全由文人掌握，宋朝歷代的掌權者幾乎無不是文人，甚至兵部都由文人節(jié)制。這種改變使得漢民族很難抗擊外來侵略，失去了炎黃游牧先祖的血性，不僅獵性無存，反而引來了列強，成為被獵取的對象。

     通常情況下，當一個新的政權誕生之初，總會呈現(xiàn)群英聚會、大氣磅礴、尚武成風、氣焰正熾的景象。宋王朝卻是個例外，從趙匡胤黃袍加身起，以自身的行為鼓勵大家追求和熙富足的生活，保持溫文爾雅、端重持默。這方面，宋真宗不啻身體力行，親自創(chuàng)作《勸學詩》，教導百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亡國皇帝趙佶，論當皇帝，他只是一個庸君，論文化造詣，他是一個著名的大師，可謂數(shù)家集于一身。在位期間，多方收集圖書和古物，把畫家們召進翰林圖畫院，組織文人編輯了《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宣和博古圖》等有很大價值的書畫集；他的書法被稱之為“瘦金書”，寫的狂草也很有名。有《千字文卷》等真跡傳世；他的畫跡有《池塘秋晚》、《雪江歸棹》、《芙蓉錦雞》等。他在書法、繪畫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書法、繪畫真跡在千年后的今天已是價值連城。盡管如此，人們還是以帝王的標準衡量他的，因而他的文才被永遠埋在非議的泥沙之下。
     最高統(tǒng)治者關注的焦點，通常是社會力量匯聚點。宋時，文化發(fā)展到空前高度，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柳永、辛棄疾、李清照等大家燦若星河。“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就連那些大小官員平時也對咬文嚼字、賣弄文采、風花雪月、淺斟低唱等樂此不疲，以附庸風雅為能事，而一遇國家危機卻推諉扯皮，束手無策，甚至奴顏婢膝，卑躬屈節(jié)。由于文氣過重，很多文人和官員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紅柳綠處，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歌妓那里尋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莊，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藪孤芳自賞，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為中國歷史上精神木訥的萎靡朝兒。
    多愁善感，桃紅柳綠，雨露霜雪，歷來是文人的審美客體，而宋代社會具有太多的這樣的特質(zhì)。詩詞大多春女秋士之悲，感嘆早生華發(fā)，年華老去，“至君堯舜，此事何難。”文人自身的腐朽也造成漢族日后王朝的腐朽，從此外族走上了中國歷史舞臺的重要位置?？磥恚魏我粋€朝代的文化，都是當時這個社會心理之樹的果實。

    沒有文化的社會必然是落后愚昧的，但絕對地推崇文化并將它放置到不適合的地位，必然會使文化掉頭走向自身的反面，成為社會的一個腫瘤。宋代的科舉制度極大地擴大了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的道路。中舉后的優(yōu)厚俸祿，也極大地吸引著讀書的文人們。這確實培養(yǎng)出一批名臣，但良莠不齊。一些無德無才或有才無德的人，在宋代得到了重用。如：蔡京、童貫、朱勔、梁師成、王黼、李彥，在民間聲名狼藉，都稱之為六賊，但在趙佶眼中個個都是“英才”。
    歷朝歷代，沒有武功，哪有文治？沒有武備，再繁榮的經(jīng)濟，再燦爛的文化，也會成為一堆瓦礫。不是嗎？漢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礎上的。而宋時，軍人的社會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被在臉上刺字發(fā)配軍隊的罪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語就是宋時流行起來的。在這種導向的社會氛圍中，習文之風日盛，而尚武之風日衰。社會上的兵源素質(zhì)差，從軍事教育，軍事訓練上，就要花更大的工夫，而且事倍功半。在漫長的一百多年的遼宋對峙中，宋朝基本上是輸多勝少。
    宋朝擁有上百萬常備軍，宋神宗登基前禁軍、廂軍達到140萬人，人數(shù)不可謂不多，并且開創(chuàng)了人類史上最早使用熱兵器的新紀元，把指南針用于軍隊布陣作戰(zhàn)，裝備不可謂不先進。但是，基本國策的設計對社會精英的導向作用很大。文人很多，杰出的軍人不多，名將更是鳳毛麟角。像北宋初年的楊業(yè)，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第一名將，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瑋在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勛卓著，位至樞密，但由于出身武將，最終也只能是外調(diào)；最冤莫過于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由于缺乏人才，作為國之大事的軍事思想、戰(zhàn)略、戰(zhàn)術就很難得到提高。缺乏決斷，選擇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敵氣焰日勝，東吞一地，西割一城，后來又是因為太過天真和金一起滅遼，妄想分得一城半鎮(zhèn)，卻沒了半壁江山，連皇帝都為外族擄去，剩了個南宋，落得千年笑柄。
在殘酷競爭的世界，武功與文治是一對孿生物。國家對武功建設的思路和手段的調(diào)整，文治遲早會作出相應的反映。不論武功與文治方略調(diào)整孰先孰后，文治必須依賴于武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敢有敵人，不是為了主動擁有敵人。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競爭的存在，優(yōu)勝劣汰是亙古不變的定律。一個民族要生存發(fā)展下去，必須有敵情意識，因為有敵人，才能發(fā)現(xiàn)危機和隱患；因為有敵人，才能產(chǎn)生前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