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內(nèi)涵豐富的史籍潘世仁前言 長期以來，很多人都認為家譜是封建社會的產(chǎn)物而不屑一顧。《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對“家譜”是這樣解釋的：家譜是“封建家族記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跡的書”；《辭?！芬渤诌@種觀點：家譜是“舊時剝削階級記載其一姓世系及顯赫人物的譜籍。目的在于炫耀門第，維護反動的族權統(tǒng)治”。筆者認為，這些立論未免過于武斷。 家譜是一個家族歷史和現(xiàn)狀的反映，不一定是封建家族和剝削階級所獨有。有些沒有文字的民族，他們以口耳相傳形式延續(xù)下來的譜系，不一定就有什么政治目的，只能說這是人類尊重祖先的一種自然美德。國有國史，家有家史，這是客觀存在的、推翻不了的事實。清人邵晉涵說：“則家之有譜，固與國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中指出：“我國鄉(xiāng)鄉(xiāng)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將來有國立大圖書館，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yè)也。” 一部完整的家譜，不僅僅是“記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跡”，還記載有與家族有關的重大歷史事件，記載有代表本家族的風俗習慣、名勝古跡、一些節(jié)日活動的歷史；記載一定歷史時期本家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地位。如錦屏縣文斗苗寨的《姜氏家譜》，既反映了文斗苗寨明清數(shù)百年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脈絡，又記載了本家族的婚姻家庭狀況，為社會學家研究婚姻圈提供了資料。 撰寫和研究家譜，其目的不外有三：一是為了了解自己的祖先，找到本家族的歷史淵源，二是通過它找到對自己、對社會有用的東西；三是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文化來進行研究。 由此看來，家譜的定義似乎可以這樣：家譜是一種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一個家族在其發(fā)展過程中的重大政治、經(jīng)濟、文化活動的載籍。 一、家譜中的村史資料 我國聚落形態(tài)的特點是聚族而居。由于國土遼闊和一些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尤其長期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氏族社會解體時，沒有像古希臘那樣，由于分工的發(fā)展和商業(yè)、航海業(yè)的發(fā)達而出現(xiàn)眾多氏族、胞族雜居的情況，而是長期以宗族血緣系統(tǒng)，固定在一塊土地上聚族而居。在夏、商、周時出現(xiàn)的城邑，也主要是維護宗族勢力的政治性質(zhì)的城邑，當家族枝葉蔓延，就去建立新的城邑，供上祖先的神位。所以我國從古至今，不但鄉(xiāng)村，就是一些城鎮(zhèn)也多以某一姓氏為名。《帝王世紀》中有“褚氏聚”?！稘摲蛘?span>·志氏姓》：“曼姓封于鄧，后因鄧焉。南陽上蔡城北有古鄧城。”又，“司邑閭里無有不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西張城”。《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陳留縣》中引《城冢記》云：“張城，漢高祖為張良筑……良十三世孫葬張城。”當然，大量的、典型的聚族而居是在農(nóng)村。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依賴世代經(jīng)營的土地，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生產(chǎn)工具落后和交通不便，廣大的農(nóng)民世世代代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繁衍，他們不但要依靠全體家庭成員的共同戮力，而且還需要同族人的幫助，特別是在農(nóng)忙季節(jié)以及婚、喪等活動。至于天災為患、兵匪滋擾，就更加需要族人齊心協(xié)力相互支援了。這樣，本來同一祖先之下的族人，就有著天然情感、心理上的聯(lián)結紐帶，加上生產(chǎn)生活中的共同利益，自然使他們緊緊地凝聚在一起了。因此，幾千年來，鄉(xiāng)村率多聚族而居，甚至“一宗近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通典·食貨》引宋孝王《關東風俗》)。“兄弟析煙，亦不遠徙，祖宗廬墓，永以相依。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shù)十家，或數(shù)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顧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蘇州府》)。直至近代，依然如此，如《光緒石埭桂氏宗譜》卷一載，“一族所聚，動輒數(shù)百或數(shù)十里，即在城市者，亦各占一區(qū)，無異姓雜處。”就是現(xiàn)在，一姓一村的情況也很普遍，特別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區(qū)，往往一個家族就組成一個自然村寨。如要考察、研究、編寫這個村的歷史，只要參閱這一家族的家譜，再對一些具體問題作些調(diào)查、核實，便會得出比較全面、完整的結論。如黃平縣新州鎮(zhèn)粽粑林村，在當?shù)亍杜耸霞易V》中就有記載：粽粑林本無寨子，在距今二百多年前，潘氏始祖差、繳父子為謀生從凱里翁項到此，才興起此寨。后“置良田千畝，上至冷坪山，下至洋龍灘”(均在今新州鎮(zhèn)境內(nèi))。因寨子多粽粑葉，故名“粽粑林”。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南境有潘姓苗族聚居的許多寨子，有巖頭寨、潘家寨、潘公圖、杓杓寨、潘家沖、橫水寨等。據(jù)《潘氏墨譜》和《蘭氏墨譜》所載，自唐以來，均為潘姓的世居地。直到今天，每逢農(nóng)歷正月初一日辰時，潘姓苗族同胞還要祭祀“潘金盛圣公”(“潘金盛”乃《宋史·蠻夷二》所載“飛山之蠻近在全州之西”的“飛山蠻”前期酋長)。道光《寶慶府志》可為此提供佐證，據(jù)該縣楊氏苗族《楊氏通譜》載：今靖縣飛山之名，來自楊再思(《宋史·蠻夷二》中“飛山蠻”的后期酋長)的封號，“再思公不特全家富貴，并得高年高壽，九十有七卒，后周顯德元年(公元954年)葬于上棺村(今城步苗族自治縣城北十里處)。朝廷以公有大功于民，建廟于靖州，詔懸封為飛山令公廟。”之后“公之精靈威顯，民間奉為活佛”。從此，建“飛山令公廟”之山便為當?shù)厝罕姾蜅钤偎己笕撕喎Q為“飛山”，建“飛山廟”一百五十四年之后，在人們習慣稱呼下，于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在此置“飛山堡”，直傳至今。 二、家譜中的族源族史資料 家族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有其產(chǎn)生的根源，演變和發(fā)展過程。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個家族是一個民族的一部分，或就是一個單獨的民族。也有多種民族同屬一個家族的，如以凱里市翁項為中心的潘氏家族，就是有苗、侗、布依、水等民族組成的。因為他們都是從翁項分布出去的，同各地方的民族融合、同化，并加入了當?shù)氐耐林褡?。但他們?nèi)苑Q是翁項潘氏家族。在這些家族的家譜中，就記載了它所屬的那個民族的部分歷史。民族雜居地區(qū)，明清兩代編寫的家譜，不論是哪一種民族的，大都載有其先祖進入該地區(qū)世居后的詳細情況。黔南布依族的《黃氏宗譜》、《王氏家譜》、《儂氏宗譜》等，都較詳細地記載了明初從泗城府進兵黔南所遇到的少數(shù)民族、戰(zhàn)斗過程、分轄區(qū)域及明清兩代的貢、賦、征、調(diào)等內(nèi)容。秎家(待識別民族，多居黔東南凱里、黃平交界處)現(xiàn)在所生活的地方，原是一片森林，沒有人煙，是祖先梅娜(母)和王子(父)開辟的，這在黃平縣重興鄉(xiāng)楓香秎寨《廖氏家譜》中有明確記載。在該鄉(xiāng)錦都秎寨《李氏家譜》中也記載了秎家的起源及遷徙情況：秎家祖先“古居天柱山以北，有一穴翁，所生兄弟三人，長字武甲，次字武乙，滿字武丁，在此山打獵度日”。“丁周游各地，眾奉為王，后被蚩尤戰(zhàn)敗，流落岐山，得遇一老嫗”。老嫗有一啞女，“人嫌不娶為室”，武丁“見其美貌，妻之。丁恐人議恥，引妻遷居深淵峻壁之中，仍以打獵度日”。“后仿泉水之音，遂學成秎語，此乃秎族之始祖也”。又如：今凱里、臺江、丹寨、雷山、黃平等市縣中四五萬顧姓(也有部分王、唐、李、楊姓)苗漢族人，原是漢族。明孝宗七、八年間(1494～1495)祖先顧良相在軍事上失誤，“懼上究罪，因埋名隱姓，潛逃開懷(凱里境內(nèi))，取用苗名‘邦迪’，另安家立業(yè)，娶苗女文氏，生六世祖雄邦、松邦、優(yōu)邦、佼邦”。但顧良相(邦迪)仍然害怕其事敗露，誅滅九族，待諸子長大后，即分長子雄邦去凱棠，遂傳凱棠支顧氏苗族；留次子松邦在開懷，遂傳開懷支顧氏苗族；送三子優(yōu)邦去排羊，遂傳臺江縣排羊支顧氏苗族；分四子佼邦去八寨(即丹寨)，遂傳八寨支顧氏苗族。這在凱里市爐山《顧氏族譜》和開懷《顧氏族譜》中都有記載。 三、家譜中的人物資料 研究歷史人物，是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馬克思主義從不否認卓越人物的歷史作用。研究歷史人物，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他所隸屬的階級，他所受的教育和思想影響，還應該研究他的家世，這是了解他所生活的歷史環(huán)境的重要內(nèi)容。家譜在這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 人物資料在家譜中占據(jù)重要篇幅，因為通過對本家族歷史人物的記載，可以體現(xiàn)本家族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如云南省云龍人楊〖FJJ〗〖HTSS〗曾任過陜西省巡撫，為官清廉，事跡感人。光緒《云龍州志》卷五僅錄其名及官銜，共十余字。而《楊氏族譜》所載他的行述有萬余言，行文生動，具體地刻畫了一個剛正不阿、正氣浩然的清官形象，讀后感人至深，頗有現(xiàn)實意義。這類歷史資料，常?？梢匝a充史傳的缺漏，厘正錯誤。如明朝思州宣慰司副使劉貴的生平事跡，查《中國人名大辭典》、清《思州府志》、民國《貴州通志》、《思縣志稿》、《岑鞏縣志》，《劉氏家譜》，均有記載。《劉氏家譜》載：劉貴，江西省古安府吉水縣順錙三曲灘頭人，元文進士，官楚巡撫。元末繼其兄劉明遠(武進士，功授三千戶)奉詔“平定夜郎，水西，奠服夜郎”，以功授宣撫司同知，官思州……。洪武五年，以忠順授宣慰司同知，八年遷宜慰司副使兼管內(nèi)附安撫使，榮祿大夫乃武德將軍，誥封二等侯爵，伶萬戶府，鎮(zhèn)撫司一，安撫司十。家譜與其他史書記載基本吻合，但有出入處。比如，關于劉貴的籍貫問題，《中國人名大辭典》說是“思州人”，《貴州通志》也為“思州宣撫司人”，《思州府志》為“郡人”，民國《岑鞏縣志》為“思州黃道溪人”。家譜對于自己祖先籍貫的記載應該是準確的，因此，被視為“江西吉水人”較為恰當。其次，關于劉貴的官銜、時間問題，《中國人名大辭典》載為“元末宣慰司同知，八年遷宣慰司副使”，《貴州通志》稱“本司同知”。經(jīng)查，元末思州屬安撫司，還未明確為宣慰司，明洪武五年才有宣慰司。劉貴的官銜中有宣撫司同知和宣慰司同知之分?？梢?，《劉氏家譜》記載的劉貴的官銜及授銜時間是有依據(jù)的。又如鄭和這個人物，洋洋三百三十卷的《明史》中只有七百多字的一篇傳文，關于他的家世和身世，只載有“鄭和，云南人，世所謂三寶太監(jiān)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jiān)”數(shù)語。從《鄭氏世系家譜》、《馬公墓志銘》中才知道，鄭和本姓馬，名三寶，云南昆陽州(今云南省晉寧縣)人，回族，明太宗朱棣賜姓鄭，選為內(nèi)官監(jiān)太監(jiān)。使我們對鄭和有了進一步了解。對于為什么朱棣賜姓，《鄭氏家譜·首序》中解答了這個問題，它說鄭和“數(shù)功于鄭，因賜姓鄭”：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十月，李景隆趁燕王朱棣進攻大寧之機，包圍北平，緒九營于鄭村壩(今北京東壩)。燕王還師，連破其七營，斬首數(shù)萬級，降者數(shù)萬。這次戰(zhàn)役給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他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在南京登上皇帝寶座，大封功臣的時候，想到了在鄭村壩建立戰(zhàn)功的馬三保，于是賜姓鄭，名和。黃平縣新州鎮(zhèn)周家山《周氏族譜》記載了黔東南第一個進士周瑛的生平事跡，羅朗《王氏族譜》記載了康熙年間辛卯、庚子鄉(xiāng)試同考官王枟事跡。石?！妒霞易V》記載了晚清名臣、工部右侍郎石贊清事跡。新州《朱氏家譜》記載了清康乾年間禮部侍郎朱定元事跡。甕安縣《猶氏家譜》記載了甕安縣的第一個進士猶道明事跡。岑鞏《黔南田氏宗譜》記載了自隋文帝開皇年間(公元582年前后)至明正統(tǒng)四年(公元1439年)八百多年的三十七位田姓的歷史人物。黃平縣城關《王氏家譜》記載了明洪武二十八年，始祖王德興、王姚保父子分別受朱元璋敕贈和敕封為“昭信校尉武略將軍”的事跡，簡述了王氏父子戎馬生涯、保衛(wèi)南疆的一生。又如黃平縣新州鎮(zhèn)李家院《潘氏家譜》記載了清咸、同年間，苗族農(nóng)民起義軍將領包大肚部下林別打(苗語Ninl Bil Dad)在新州鎮(zhèn)附近的最高峰和尚垴(苗語Baob Guf Hxangt)“屯兵千數(shù)，安營扎寨，滾木擂石”抵抗湘軍入侵，保衛(wèi)家鄉(xiāng)，最后因內(nèi)奸出賣而被暗殺，致使全軍覆沒的全過程。遺址現(xiàn)今猶存。在《宋氏家譜》的《歷代世祖進升事績一覽表》里看到了從微子啟到已故貴州省政協(xié)常委宋思一，歷時千年間一百六十多位將軍、知縣、進士、教授等事跡，為我們研究這些歷史人物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家譜還能提供史書未曾記載的史事。從《鄭氏家譜·首序》中我們知道，鄭和先世如所非爾其人，《宋史》未記載，中國伊斯蘭教文獻中有記，清代金天柱所著《清真釋疑補輯》有“補哈喇國王所非爾”語。保存在昆明伊斯蘭教寺院中之文獻《咸陽忠惠王撫滇績敘》、《咸陽王撫滇功績節(jié)略》，都是頌賽典赤贍思丁治理云南政績，也都提到了他的先人所非爾，這說明《鄭氏家譜·首序》所述并非不實。另在家譜中還記有一些名人的安葬處所，為尋找他們的墳墓提供了方便。如思州《黔南田氏宗譜》、《田氏雁門堂記》、《黔中思郡田氏譜牒》等所載：南宋末年，武烈大夫、吉州刺史兼知思州軍民事田應丙，唐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義軍兵馬使、思州節(jié)度使田佐禹，后唐義軍兵馬使、定蠻威武將軍田鳳翔，北宋義軍兵馬使、都指揮、武略將軍田正允，南宋初武功大夫、知思州軍民事田祖衡，南宋末武略大夫、知思州軍民事、團練使田興隆均“卒葬齊(岐)山之南”。在今鎮(zhèn)遠縣蕉溪區(qū)龍八溪確實找到了田應丙的墳墓，其他五位的墳墓正在尋找。據(jù)黃平《周氏族譜》記，黔東南第一個進士周瑛“歿后葬城北洞坡山原，后遷白水臺與其祖、考、妣同封合冢”。他的墳墓現(xiàn)已作為歷史人物墓而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四、家譜中的名勝古跡資料 我國幅員遼闊，山川秀麗，名勝古跡之多，舉世矚目。要對這些名勝古跡作一番考察和研究，不妨翻一翻各地的家譜，如“黔南第一洞天”——飛云崖，在黃平縣東坡鄉(xiāng)《潘氏家譜》中就有記載。凱里市翁項《潘氏家譜》中記有“書嶺菊山”，“翁項塘”等名勝。明初，書、菊兄弟自江西隨軍到翁項定居，“飼鵝一雙，奇異非凡，競能遠飛。一日，他倆攀高遠眺，但見雙鵝展翅而飛，落于遠處平坦之地。遂披荊斬棘，跟蹤追至。則見一池，如鏡清澈見底，乃名之‘翁項塘’”。這里“群山重巖，松柏長青，甚為幽美”，書、菊兄弟便移住此地。“歷辛苦而獲樂地，逐猛物而得安居，則書、菊之功。為紀其功，遂定翁項為‘書嶺菊山’焉”。這些古跡至今仍然受到當?shù)厝罕姷谋Ｗo。黔東南州志辦已將“書嶺菊山”列入《黔東南名勝志》，將翁項納入貴州東線旅游區(qū)的一個旅游點。黃平縣谷隴鎮(zhèn)太平村的“風雨橋”，是該縣獨一無二的亭閣式橋梁，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在當?shù)亍杜耸霞易V》中有記載，包括興建重建的時間、人物、捐款等。黃平縣重安鎮(zhèn)《黃氏族譜》中記有鎮(zhèn)上的“四靈橋”，此橋乃黃氏家族于光緒甲午仲冬(公元1894年9月)“約集同人”所建，“因逼近大河，事頗棘手，款費不資。中修二磴，底鎮(zhèn)龜龍二物，岸峙麟鳳二山，因名之曰：‘四靈橋’”，以期“鳳采儀，麟獻瑞，龍顯興，龜增年”之吉兆。黃平縣谷隴鎮(zhèn)著名的“九香馬”(苗語jux Xangb Mal，橋名)，在《雷氏家譜》中有記載。從黃平縣新州鎮(zhèn)李家院《潘氏家譜》中查出了當?shù)?span>“打鼓坡”，“哨子坳”、“擋箭碑嶺”等名勝的來歷。從甕安縣《猶氏族譜》里，均可找到修甕安縣鯉魚塘渡口手爬巖路的路碑志。我國南方陸上的絲綢之路——川滇印緬古道上的“功果橋”，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橋梁，何年何月由誰所修，史籍載略，云南省《五云董氏家乘》里面，詳細記載了白族人董坊捐款主修沘江，瀾滄江上這座“功果橋”的事跡，其修建的時間、橋墩的高度、鐵鏈的長度、鐵環(huán)的重量等都有詳細的記載。 五、家譜中的風俗資料 風俗習慣是各民族在服飾、飲食、居住、生產(chǎn)、婚姻、喪葬、節(jié)慶、娛樂、禮儀等物質(zhì)和文化生活方面廣泛流行的一種習尚，借助家譜，可以使我們了解一個地區(qū)、一個家族不同時期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有好的，也有壞的，有益的風俗習慣，能促進社會進步，陳舊的陋俗會起阻礙作用，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有些陋俗被拋棄了，有些被改造了。如黃平縣苗隴鄉(xiāng)《龍氏家譜》就記載了龍家把“鼓社節(jié)”改成“鼠粑節(jié)”(又稱滅鼠節(jié))的過程：龍家的祖先每十三年要過一次“鼓社節(jié)”，這是敬奉苗族祖先祈求子孫發(fā)跡的群體活動，花費也很大?？吹绞蠛Τ蔀?，為消滅老鼠，保護耕牛，保護勞動果實，龍姓先人就將殺牛祭詛的習慣改為滅鼠活動，并將十三年改成一年一過。反之，現(xiàn)在黔東南有些地方還在盛行過“鼓社節(jié)”，對耕牛損失嚴重，既影響生產(chǎn)，又鋪張浪費，這就有害而無益了。錦屏縣文斗《姜氏家譜》中有：“求婚令請媒約，迎親令抬乘輿，喪令致哀，必設祭奠，葬須擇地，不使拋懸。蒙天深庇，得人順從，而介蒂之心于是乎化”?？梢娒髂┣宄跷亩访缱暹€盛行著自由婚姻與巖葬的古樸民風。從《清實錄》得知，前清滿族社會也較為普遍存在著原始的族外婚“父妻子婚”，這可為研究滿族婚俗提供一些參考。 此外，家譜中還記載了一些民族節(jié)日活動的概況。包括節(jié)日興起的地點、時間、人物和盛況。如凱里市翁項《潘氏家譜》就記載了該地蘆笙、斗牛、賽馬節(jié)的來歷和概況：明洪武年間，調(diào)北征南，潘氏始祖書、菊兄弟由江西南昌隨軍進入黔東南凱里翁項，他們“創(chuàng)建基業(yè)，索取自然，鑿峽谷，墾荒野”，使翁項有“南畝金黃稻，西山銀白棉，牛馬滿山牧”之諺，“復又培兒育女，從事農(nóng)商，使得族民豐衣足食”。后有一伙外地人見此地肥沃，氣候宜人，風景秀麗，企圖強占，又不好明搶，便提出在古歷七月“卯”日斗牛比賽，誰勝誰就居住翁項。正當人們?yōu)檫@事憂心忡忡時，翁項舊寨一新媳婦提出用銅皮包在牛角尖上的主意，結果斗敗了外方人的牛，保衛(wèi)了家鄉(xiāng)。為紀念這一勝利，每到七月初十后的第一個“卯”日即舉行斗牛比賽。后來斗牛節(jié)逐漸演變?yōu)樘J笙節(jié)。“樂則詠歌，喜則吹笙，愛則賽馬，好則斗牛”。因為這個節(jié)日是翁項潘氏始祖興起的，所以每到蘆笙節(jié)，吹踩蘆笙都是先由潘氏家族起頭，結束也要由潘姓家族收尾，傳說只有這樣才風調(diào)雨順。這個節(jié)日延續(xù)七至九天，規(guī)模甚大。每當蘆笙盛會，男女老少都穿上節(jié)日盛裝，特別是女青年和年輕媳婦，打扮得花枝招展。上衣為大袖口，繡花披肩，領襟相連，胸襟交叉，繡上花鳥，彩帶扎結腰后，留尺余作飄帶。下著百褶裙，長齊腳跟，裙腳繡織多道紅、黃、藍彩色圖案。頭戴銀飾、花朵，頸掛銀項圈、銀牌、銀鏈，銀鎖，手戴銀手鐲，耳戴銀耳環(huán)，腳穿繡花鞋，一身上下，銀裝盛裹，華貴艷麗，姍姍而來。男青年則手捧蘆笙，五支為一隊，長蘆笙丈余，短蘆笙五、六尺，均為六管，最長最大一支為母笙，作和諧音調(diào)用。男青年邊吹邊跳，女青年隨著蘆笙曲調(diào)翩翩起舞。到這里看會的每年都有二萬多人，來自凱里，臺江、黃平、施秉等縣、市，各族都有，苗族居多。這些記載雖有傳說成分，但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據(jù)。 六、家譜中的排行字輩 漢族人的名字講究排行字輩，族人入譜，有親疏長幼之別，為表明代系，方便記憶，同族同輩兄弟采用同一個字或同一偏旁，這種做法，稱排行、或排字輩。 用于排輩份的字大都由各種被認為是吉祥慶頌的字眼組成，常常本身就是一首含意深刻的詩。比如：“幸福壽長、仁義禮智，學海書田，覲觀耿烈，桂馥蘭芳”等等。排的字輩使用完后，再由族人另組文按續(xù)下去。有的家族，排字輩不用實字，或根據(jù)五行相生來定，或用表意字形偏旁來代替，如“金”字輩，可用帶“金”字旁的字，如〖FJF〗〗〖HTXL〗等，按五行相生接排是水(因為金生水)，“水”字輩則用帶“水”的字來表示，如潤、澤等。 排行字輩的講究，最有代表性的要數(shù)孔氏家族了。從家譜上可以看到在乾隆年間確定的三十個字輩，與孔廟詩禮堂墻上刻的字輩一樣，從五十六代起，順序是：“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1920年，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貽又在這三十字后續(xù)了二十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煥景瑞，永錫世緒昌。”依比排行字輩延續(xù)下去，到了最后一個“昌”字輩，就是孔子第一百零五代孫了。不但圣人孔子家族后裔準此排行字輩，顏回、孟子、曾子的后裔也一律依此排行。 也有些少數(shù)民族同漢族一樣用排行字輩取名。廣西羅城仫佬人所排字輩采用的是一首優(yōu)美的詩歌(一般為五言詩)。確定字輩時，找族內(nèi)長者和有名望的人，一起吟詩作賦，然后選擇一首大家公認較好的詩來作字輩。族內(nèi)分支后，分出的支系可以另定字輩。廣西羅城仫佬族《銀氏家譜》載，四“冬”(即支系)的字輩是：“文章亨道法，老大聚恩廷，濟佩如良玉，安敦應景星，邦家恒盛富，有則兆咸寧，運啟昌隆會，立朝萬代興，期歲宜守素，光顯貴明經(jīng)，致重維三品，懷奇自耀靈。”五“冬”的字輩是：“祖寬啟廣春，維聯(lián)漢作珍，繼之昭勝景，大有展賢能”。八“冬”從十六代以后重新定的字輩是：“家世聯(lián)芳美，繁榮巨富昌，華豐增廣茂，萬代永發(fā)長；學業(yè)必顯著，金玉積滿箱，鳳起仰當日，福祿可吉祥，月思常護佑，全族定兆康，善義澤良浩，壽享如泰山。”廣西羅城縣小羅村仫佬族《羅氏家譜》記載，該家族原有的字輩用完后，于1925年重新定的新字輩是：“輔佐資良弼，安邦紀世嘉，英雄相繼起，永遠振中華。”仫佬族定字輩的同時，規(guī)定行祭祀儀式。字輩和祭祀，成為仫佬人用來識別同一宗族的主要形式。 七、家譜中的連名制 連名制是我國少數(shù)民族記述世系的一種特有的方式。涼山彝族稱之為“茨”，家族成員從童年時代開始就接受“茨”的嚴格教育，如果成年后不能熟背本家世系，那就會受到社會和家族的歧視，甚至被視為“外人”而淪為奴隸。反之，能熟誦系譜，無論走到什么地方，都會受到親切款待，有“走家支地方不帶干糧，依靠家門三代都平安”的說法。在哈尼族中，有的老人能夠背出本家連名譜系九十多代。 黔東南地區(qū)苗族的家譜，在記述世系上采用子父連名制、即子名在前、父名在后。如黃平縣新州鎮(zhèn)李家院《潘氏家譜》就有這樣的記載：……蛟龍——龍九——九禮——禮秀——秀三……以子父連名的苗族姓氏往上數(shù)，有多少代就能數(shù)到多少代，可以數(shù)出歷代祖宗的名字和輩數(shù)，從而可以推算或估計家族世系開始產(chǎn)生的年代。如凱里市凱棠《王氏族譜》記載的世系，一直記到“邦迪”(顧良相)為止。(王氏原為凱棠支顧氏苗族，因七世祖鼎雄一房的子孫在1872年張秀眉起義失敗后，被清軍姓王的統(tǒng)帥叫去登記投降時，強迫改與他同姓，故改王姓至今。但他們卻一直認為是顧家人，而姓頤的人家也都一直承認他們是自己家族的兄弟)。其中有一支的世系是這樣的：燕寶——寶熊——熊養(yǎng)——養(yǎng)略——略紹——紹榮——榮卡——卡金——金斗——⑩斗留——⑨留香——⑧香鼎——⑦鼎雄——⑥雄邦——⑤邦迪(顧良相)——④(顧)——③(顧誠)——②(顧興中)——①(顧?)——……(顧成)——……(顧余侯)……由此可見，如果以三十年為一代，那么從邦迪到燕寶這十五代，共經(jīng)歷了四百五十多年。顧氏苗族共有四支，每個姓顧(含改姓的王、唐、李、楊)人家的譜系，數(shù)典述祖時，都記到邦迪(顧良相)為止。但是香爐山和凱里市區(qū)內(nèi)的姓顧的漢族人家，他們每家的譜系都記到顧良相以前，再往上數(shù)至顧——顧誠——顧興中——顧?，最后數(shù)到顧成。如再往上一代一代的數(shù)，可到顧余侯為止。這是凱里市爐山《顧氏族譜》的記載。 苗族至今還有人能運用子父連名制往上追溯，可以數(shù)到七十多代，每代以三十年計，那么苗族的父系氏族公社早在公元前就已形成了。父系氏族公社一經(jīng)形成，每個家族即以“父”的名字作為本族的名稱。苗族直到近代仍有部份地區(qū)保存這種歷史悠久的名稱，稱之為“什么支”，如潘姓有“翁項支”，“黨約支”，“蒙加支”、“黃飄支”，顧姓有“凱棠支”、“開懷支”，“排羊支”、“八寨支”等，有時被稱之為“苗姓”，實際上就是家族的名稱。 與苗族相反，云南白族在記述世系時采用的是父子連名制，其結構形式是父名在前、子名在后。云南《龍關趙氏族譜敘》(天順六年二月吉旦仰軒山人許延端撰)中父子連名是，福祥——祥順——順?！，F(xiàn)存鳳儀北蕩天村董氏家祠碑刻所記《董氏家譜》，有近二十代為父子連名，是現(xiàn)存記述白族父子連名代數(shù)最多的文獻資料。其連名是：①伽羅尤——②三廓——⑧廓眉——④眉聚——⑤□錠——⑥□賜——⑦□□——⑧德普——⑨普明——⑩明祥——祥義——義明——明連——連福——福溫——溫明——明壽——忠義(第一代伽羅尤與第二代三廓之間、第十七代明壽與第十八代忠義之間疑有脫漏。第六代“賜”，碑上刻有“敕封世襲鄯闡土官”，第七代“朝臣”，碑載為“清平官”，故前后不連名)。根據(jù)資料記載，洱海地區(qū)白族父子連名制產(chǎn)生于父系氏族出現(xiàn)之初，至明初逐漸廢止。而交通閉塞、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緩慢的怒江地區(qū)的白族，則保持得久一些。如居住任碧江縣一區(qū)屬虎家的達霍一支，已融合于怒族，但仍保持了白族父子連名制。達霍支系的老人曾啊多背誦的譜系是，①啊奎劣——②劣啊劣——⑧劣柯壽——④柯壽達——⑤達壽漏——⑥壽漏谷——⑦谷喜有——⑧喜有賓——⑨賓好給——⑩好給抽——抽那耀——那耀勸——勸下尤——下尤寶——寶苗局——苗局谷——谷娟血——娟血獨——獨老底——底拉局——局拉牛——牛拉首。 這種連名習俗的社會功能，在于容易背誦記憶，便于口耳相傳，用以鞏固父子血緣聯(lián)系、內(nèi)部團結和財產(chǎn)的繼承。 八、家譜中的族規(guī)家法 在封建社會里，有名望的家族，都為后世留下族規(guī)、家法，“家訓”、“治家格言”等，多為家譜中的組成部分，其用意在于教育后代學會怎樣治家、怎樣作人。其中有封建糟粕，也有民族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值得批判地繼承。傳統(tǒng)家庭的家長，就是根據(jù)祖宗制定的家法、家規(guī)來行使自己的職權，對家庭進行管理，遇有糾紛進行調(diào)解，對其成員進行獎懲等等。因此，這些家規(guī)、家法十分重要。民國二十二年湖南長沙《謝氏續(xù)修族譜》卷一《家訓》中寫道：“家法嚴則子弟克守其分。語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欲其世有象賢，端在申嚴家法，嚴則人無敗類……雖子孫繁衍，各有紀統(tǒng)以相維，居處遠離，仍有規(guī)條以共懔。凡不孝不悌者，承祖宗之法以懲之。” 家族教育是社會教育的組成部分。有的家族把子弟受教育的目的、方向以及具體內(nèi)容，都規(guī)定在《家訓》中，如《粵東簡氏大同譜》中的《世德堂訓言》載：“子弟為學，必先立志，以揚名顯親為己任。務遠大而高明，戒粗鄙而近利”、“稍有知識(八歲以前)，教之以愛親敬長，戒其不訓。八歲以上，教之以應付進退之節(jié)，令讀朱子《小學》書、曾子《聞孝道》書，又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書，漸為講習，收其心，養(yǎng)其德心”。 在封建家長制統(tǒng)治下，家法、家規(guī)具有很大的權威性，甚至把它與“國法”相提并論。光緒三十一年《福州郭氏支譜》卷七載嘉靖十三年的《家規(guī)矩》中寫道：“嘗謂國有定制，家有定規(guī)。……茲憑家長同族眾，公舉議論已定，立成家規(guī)，永為定約……家長的(?)筆，親立家約，以付后代，子子孫孫，以為家規(guī)。”這些家規(guī)、家法，有時比國家法律更具有約束力。 在家規(guī)、家法中，對冠、婚、喪、祭諸禮儀，都有具體的規(guī)定。如光緒間浙江武林《周氏家譜》的《家規(guī)》中關于冠禮規(guī)定：“原言十五歲以上許行冠禮，然亦須審子弟能諳記經(jīng)書，說明大義，方可行之。今后有子弟冠者，三日前必啟祠堂，以告吉期。延請有德尊長，三醮三祝，始加元服，以責成人之道，庶合于古禮焉。”萬歷十九年安徽休寧《茗州吳氏家記》卷七《家規(guī)》中關于婚禮規(guī)定：“婚娶……如舊例，具常饌設席，邀族中諸男子少年者，盡歡而飲畢，則送婚入內(nèi)舍，行合巹禮，婿婦交拜畢，撤帳而已。此外一切鄙野夷俗，如《抱樸子》所言戲婦之法，問以丑言，責以慢對，盡革去。犯則罰(罰銀一錢)入眾篋。其茶果，仍聽如前例，折一半，折銀二錢四分，至拜堂日付出，入眾篋。” 在有些家規(guī)、家法中，還對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起居坐臥、迎來送往)也都有明確規(guī)定：“衣服舉止異眾，不可游于市”，“婦女衣服惟務潔凈，尤不可異眾”，“子孫各要布衣蔬食，惟祭祀賓客之會，方許飲酒食肉，暫穿新衣”，“禁穿好衣服，制桌椅裝門面……設盛饌宴賓客”，“吃酒有時：歲時、伏臘、喜壽婚祭之日”，“婦女中饋，皆當躬親為之，凡朝夕柴米蔬菜，逐一磨算稽查，無令太過、不及”，“凡男女必須未明而起，一更后方許偃息，無得茍安放逸”，“遇昏即閉戶，不許夜出，世情難測，宜備非常。如會客，亦須早散，不設燭”，“如親友往來，即一魚一菜，亦可相留”，“親友往來，拜帖、禮帖、請貼、俱單柬，不用封筒”，“入寺觀燒香，毋引六婆入門”，等等。 歷來家庭即是一個消費單位，又是一個生產(chǎn)單位，所以人們往往把勞動價值觀和消費價值觀聯(lián)系起來，“勤儉持家久”的諺語就說明了這一點。勤，是指生產(chǎn)勞作要勤；儉，是指生活消費要節(jié)儉。光緒三十三年《湖南善化周氏三續(xù)族譜》卷二《族規(guī)》中強調(diào)“勤儉為治家之本”，光緒二十四年《鄞城華氏宗譜》卷首《明德堂家訓》也云“勤乃成家之本，儉乃守成之方”，宣統(tǒng)元年《新州葉氏家譜》中的《修省齋公家規(guī)》：“勤則辛苦不已，不已則何事不就?儉則省約不費，不費則何物不存?”民國十七年《粵東簡氏大同譜》卷八《祖訓格言》說：“勤所以生財，儉所以節(jié)財，二者治家之要道也”。民國十八年《蕭山夏孝湯民家譜》卷二說：“家計不過如此，只可量入為出”，“不知量入為出，一味花銷浪費，不能節(jié)儉，自然拮據(jù)。”康熙四十四年《會稽顧氏族譜》卷二《顧氏家范》說：“是以大賢君子，雖處卿相之位，而儉約如布衣，彼豈不知富貴之樂，蓋以福祿有限，不可享盡，留其有余，以蔭子孫耳。”大多數(shù)家庭，都把節(jié)儉作為家教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如道光九年《安徽望江劉氏族譜》卷二《家訓》一再警告子弟，“華侈之習一成，覆墜之禍立至”。光緒三十三年《湖南善化周氏三續(xù)族譜》卷二《族規(guī)》說：“勤儉為治家之本，驕惰乃喪身之源……驕奢淫佚不務正業(yè)或好高自異，耗散家財，不受父兄約束者，輕則帶入宗祠笞責，重則公同送懲。” 九、家譜中的文藝資料 在一些比較著名家族的家譜中，還列有仕宦和藝文篇，記載了家族歷代官宦名人事跡，包括履歷、科第、政績、功勛、著作、學說、技藝等。許多無名者的好作品在家譜中也得以保存。給研究文學史者提供了參考。 黃平縣新州鎮(zhèn)周家山《周氏家譜》就記載了周瑛的履歷及其著作《草庭類稿》，收了他的詩詞，散記和其他文字。周瑛，字廷潤，號草庭，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九月十二日生于興隆衛(wèi)(今黃平縣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九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七十三歲。景泰五年進士，初授浙江清吏司主事，后歷任云南寧安知府、湖廣衡州知府、太仆寺卿、廣東左參政、廣西右布政使等職。周瑛生平好學，老猶不衰，于經(jīng)史之學造詣頗深，又善詩詞。歸林后，嘗筑草庭書院于衛(wèi)城北郊龍洞塝側，于此撰寫了興隆第一部方志——《景泰興隆衛(wèi)志》，并將出仕以來四十余年所著詩文，手自校錄，萃而成編，命曰《草庭類稿》。巡按御史丁養(yǎng)浩為之作序：“弘治乙卯，余奉命巡按貴州。首以學校為務，思得豪杰之士賓而禮之，以為之昌，求之縉紳之間，得一人焉，曰周君廷潤。”周瑛在貴州享有較高聲譽。周瑛詩文，曾獲明、清貴州學家好評，丁養(yǎng)浩贊曰“既富且贍而又眾體畢備”，《黔詩紀略》稱“能自造風格”，《黔風舊聞錄》云：“草庭詩清質(zhì)麗雅，稱其為人”。周瑛的著作，《明史·藝文志》及《貴州通志·藝文志》中有載。 黃平縣羅朗《王氏族譜》中，記載了清代黃平著名的、貴州“只此一家”，“六代科第蟬聯(lián)，一門五子登科”之家——王枟家事跡。中云王枟 “淹貫六經(jīng)，為文章議論泉涌，下筆千言立就。”他于里中筑書齋“蒲水居”，日必作二、三篇。有《四書管見》、《敖署新編》、《四書文稿》、《蒲水居詩賦稿》，《讀易文》、《尚書文》、《燕臺草》等著作。 黃平縣石牛鄉(xiāng)《石氏族譜》載有晚清名臣石贊清事。同治皇帝祭文中云，“爾石贊清，閎通積學，練達成材。方期克享遐齡，何意遽聞徂謝?朕用悼焉。爰達前勞，式頒嘉奠。”石贊清好唐詩采唐詩句子組新詩，成今、古體一千零四十五首，編為十二卷，題名《釘吟》。詩句工整和諧，雖是現(xiàn)成詩句的連綴，卻能巧妙工合，無拼湊之嫌。光緒初年刊于貴陽，遠近傳誦，稱之為“集句之勝”。 家譜中的《藝文篇》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其作品涉及政治、軍事、生產(chǎn)、經(jīng)濟、文化、風土等諸多方面，研究古代社會狀況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云南七舍邑《趙氏族譜》中載清代至民國竹枝詞十余首，頗具特色，有文學價值，也有民族學的價值。趙來五(公元1831—1909年)詠《繞三靈》竹枝詞，調(diào)寄漁陽傲：“三塔寺前新夢杳，一夜鐘聲，敲到天初曉。真好心情哥也嫂，三靈約著同來繞。／人海人山爭大道，十里塘前，還讓人家早。四月清和天氣好，一場興趣知多少。／曲唱民家隨口道，竹枝斜抱，歪掛葫蘆小。一路打通真不老，霸王鞭向長安掃。／野外催耕啼野鳥，一路笙歌，要到何時了。皮褂綢衫顛又倒，雨旁笑煞男粒巧。”以上數(shù)句，用寥寥筆墨勾畫出人山人海爭大道的“繞三靈”盛會熱鬧場面，以及爭相唱白族調(diào)(民家曲)、男子顛倒穿服飾狂歡的情景，白族民俗活動由此可見一斑。 十、家譜中的風水資料 風水理論是傳統(tǒng)建筑理論的一部分，主要來源于觀察和改造自然的體驗，它要求人們?nèi)ビH近自然，了解自然，與自然共呼吸。其間凝聚著中國古代哲學，科學(特別是天文學、地理學)，美學的智慧，充當著中國哲學、科學與建筑的中介，從而給中國建筑注以特有的美妙傳說和哲理意趣。 許多家譜中記錄了所在村落及宅院形成、發(fā)展的過程。福建省晉江蓬島《郭氏家譜》中《蓬島形勝記》寫道：“蓬島者，武榮以北之極陬也……四面皆嶺，……蓬島據(jù)萬山之上，而福坪居正其中，勢若太極之圈，形如蓮花之心。雙髻后插，鐘昆前峙……”?；罩荨渡袝绞献遄V》卷三《荷村派基圖小引》記：“……阡陌縱橫，山川靈秀，前有山峰聳然而特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環(huán)，綠林陰翳……”好一個去處?；罩荨稄澙锱崾献谧V》卷二《鶴山圖記》載：“鶴山之陽，黟北之勝地也，面亭子而朝印山，美景勝致，目不勝賞，前有溪清波環(huán)其室，后有樹蔥蘢蔭其居，悠然而慮，淵然而靜……”。有些不理想的地形，人們既不放棄，也不“順應”，而是對其積極的改造，其中“引水開圳”法最常用，借助水能帶來“財氣”的觀點使人們樂意施行。如徽州《羽中麓齊氏族譜》載：“吾里山林水繞……而要害尤在村中之一川，相傳古坑族祖淵公精堪輿之學，教吾里開此圳，而科第始盛，自圳塞而村運衰焉……故培補村基，當以修圳為先務……務使溝通，永無壅滯，此我里之福也”。至今該圳尚存，位于村頭處的圳口，既供灌溉又為洗濯之所，仿佛村之“廣場”。再如“開湖”法，常常在來水躁急時為之。新安《金紫胡氏家譜》拔：“盂閘閘下之水盤旋至包村港，實巽水所匯處，為匯潮之咽喉，水口之關鎖，而地勢仰高若瀉，直走姚江，寧惟一方旱澇是虞，實四境風氣攸關，則莫如閘包村是急者，余乃次第經(jīng)營，既為修筑沙湖，蓄一邑之水源，又為更新橫壩……”。借風水達到防洪抗旱之目的。風水理論中的“筑埂修橋說”認為：“埂以衛(wèi)局，橋利往來，處理得宜，亦足以固一方之元氣”。浙江桐廬浮橋鋪里徐家村，修造大壩攔住了從村落方向流出之水后，村莊旺盛起來。實際上是修壩之后，避免了水土流失，故而地肥人富。 風水伴隨我國傳統(tǒng)建筑二千多年，因其迷信、粗鄙而被當成糟粕，加之理論上的高奧晦澀，使之沒有按其原來面目在整體環(huán)境上給人們以實用價值與美的啟示。長期的貧困與文化落后使人們否定自身原有的美好環(huán)境而厭倦鄉(xiāng)土，一批批有建筑學價值的古老鄉(xiāng)村或拆或毀，代之以整齊、單調(diào)的“排排式”。不知不覺間拋棄了原來因風水帶來的與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的格局。近年來歐美學者表現(xiàn)了對風水的濃厚興趣，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都有人進行專題研究。國內(nèi)也開始有人研究起風水來，人們從思想和哲學的高度，把風水與“環(huán)境科學”、“環(huán)境景觀學”聯(lián)系起來。何曉昕女土，深入我國東南山區(qū)調(diào)查研究，訪問風水師，跑圖書館、博物館查閱家譜和地方志，搜集了大量材料，寫成了《風水探源》一書，為活躍建筑理論作出了貢獻。 結 語 家譜是傳統(tǒng)文化源流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如能充分收集、利用，對搶救、整理地方文化定會得到有益的補充。家譜有其重要價值，研究它，可以使人們理解古代各族人民的所恨和所愛，窺視各族人民思想意識的存在和發(fā)展的根由，對我們重新認識傳統(tǒng)文化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家譜也有不足和不健康的東西。有些是后人追記祖先的事跡，如錦屏縣文斗《姜氏家譜》就是著者“根據(jù)當?shù)馗咐系幕貞浐蛡髀?span>”寫成的，難免有偏差和不完善處。而且有些家族為了提高本族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過多地熏染，夸大本族的歷史和人物，對祖先有一種頌揚的狹隘心理，這就難免出現(xiàn)許多錯訛。如《鄭氏世系家譜》所記“公和奉命三使西洋”，就顯然是錯誤的?！多嵤霞易V·首序》說鄭和被明太祖朱元璋“擢為兵部尚書”，也是錯誤的?！顿愂峡傋咫骸泛汀顿惖涑嗉易V》、《馬氏家乘》同為賽氏家譜，而其中所敘穆罕默德到賽典亦的世代譜系歧異過甚，令人無所適從，亦需核之史實，方可定論。同一《敕封卜羅添賽哈智敕書》，《賽典赤家譜》說是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所賜，《賽氏總族牒》卻說永樂十四年明太宗朱棣所賜，觀諸文字內(nèi)容，亦不免令人生疑。有些家族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有意歪曲歷史本來面目也是有的。 在使用家譜時，必須采取分析研究的態(tài)度，像對待其它史料一樣，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對家譜進行歷史的分析和科學的取舍，充分肯定那些符合歷史事實的東西，剔除那些不實的東西，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目前，許多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纂修、整理家譜。有些地方的家族借修家譜搞地方割據(jù)，鬧民族分裂，少數(shù)地方還出現(xiàn)了清原耕、繼祖業(yè)的萌芽；還有些地方，家族為籌資修譜而進行硬性攤派，這些都是國家法律、法令和政策所不允許的。對自愿組織起來修纂家譜的地方和家族，當?shù)匚幕⑹分静块T應組織好，進行必要的、有益的指導，使之能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引自武新立主編：《譜牒學研究》第四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