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并結合著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既有主體、又有眾多兄弟，既是統(tǒng)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會格局，乃是長期歷史發(fā)展的結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遙遠的史前時期。這一歷史根基的探索和認識，是近年來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

　　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那時有不少外國學者參加了這一工作。他們中間有些人過分強調了外國史前文化的影響，因而出現了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乃至“南來說”、“北來說”等無視中國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錯誤傾向。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中國史前考古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外來說被新發(fā)現的許多事實證明不能成立，因而為學術界所拋棄。但那時的田野工作是以中原地區(qū)為主的，人們對當地史前文化的研究比較深入而對其他地方的史前文化所知甚少。因此在一個時期，某些學者又過分強調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傾向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更發(fā)展成了所謂中原中心論，把其他地區(qū)的文化成就都看成是中原文化影響的結果，似乎只有中原地區(qū)的文化才是中國遠古文化的代表。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考古學者除繼續(xù)在中原開展田野工作外，對其余廣大地區(qū)也進行了許多調查發(fā)掘工作，有不少新的重要的發(fā)現，使我們有可能比較客觀地估計各地史前文化發(fā)展的水平、它們各自的特點和相互關系。特別是從蘇秉琦先生提出要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區(qū)系類型的研究以來，許多考古學者一方面傾注力量對區(qū)域性考古學文化進行深入的探索，同時又注意從宏觀方面考察各地文化之間的聯系和發(fā)展軌跡，并力圖從理論上加以闡述，從而使我國史前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現在我們初步認識到：

　　1.中國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長和發(fā)展起來的，只是在某些邊境地區(qū)同鄰境的史前文化發(fā)生過一些聯系。這種聯系雖然對雙方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中國史前文化的主體來說，卻從來沒有影響到它的基本特征和發(fā)展方向。

　　2.中國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這在舊石器時代即可窺其端倪，到新石器時代就顯得更加明顯。不但如此，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有時還會出現新的分化，從而使文化面貌顯得十分豐富多彩。

　　3.中國史前文化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一般地說，自然條件比較優(yōu)越的地方文化也較為發(fā)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原的文化比較發(fā)達，其次是它的周圍地區(qū)，再次是邊境地區(qū)。但文化發(fā)展是能動的，所以這種差別在不同時期也是有變動的。

　　4.由于各史前文化相互鄰接，長時期相互影響和滲透，所以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些共同因素，這一情況在中原及其周圍文化之間表現得特別明顯。

　　這就是說，中國史前文化既是多樣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內在聯系和相對統(tǒng)一的。這個特點是在中國具體的地理環(huán)境條件下經過長期的歷史發(fā)展而逐漸形成的，因此本文擬先從史前文化地理背景的分析談起。

史前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國的地形，西高東低，好像三級巨大的階梯：最高階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這里也是世界的屋脊；中級階梯有蒙新高原、黃土高原和云貴高原等，海拔約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低級階梯是廣大的東部平原和丘陵地帶，除少數山脈外，大部分海拔在五百米以下。這三級階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對歐亞大陸腹地，面朝遼闊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風的影響，低級階梯濕潤多雨，中級階梯多屬干旱或半干旱氣候，高級階梯則嚴寒而干燥。因此，在整個史前時代，人類的活動地區(qū)主要是在低級階梯和低級與中級階梯相交接的地區(qū)。這個地區(qū)跨越的緯度極大，自然地理條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熱而多瘴癘，人類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緯度地區(qū)，即大致包括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左近區(qū)域，才是最適于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后來更成為農業(yè)起源的溫床。

　　從地理位置來看，我國史前文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正好位于全國的核心，同鄰境文化難得保持經常性的密切聯系。加上北部有大片的沙漠、大小興安嶺和黑龍江作為屏障，東北有長白山、烏蘇里江和鴨綠江等與蘇聯遠東省和朝鮮為界。這些地方對于史前人類來說雖不是不可通過的，但交通畢竟有較大的困難。中國南部有橫斷山脈地帶和十萬大山等與東南亞各國為界，交通也十分不便。東部和東南部與日本、菲律賓等隔海相望，在史前時代更不可能有經常的來往。至于同南亞、西亞、中亞和地中海這樣一些史前文化最發(fā)達的區(qū)域和古代文明中心，不但相距遙遠，中間還隔著大片高寒地帶、高山和沙漠，無法建立起任何直接的聯系。后世雖曾開辟出像絲綢之路那樣的通道，但是路途漫長而多艱險，史前人類是難以克服這許多障礙的。

　　由此可見，中國本身乃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單元，它同外部世界處于一種相對隔離或半隔離的狀態(tài)。這就決定了中國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決定了它在很長時期都基本上走著獨立發(fā)展的道路，而同鄰近地區(qū)的史前文化的聯系只能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

　　中國這個巨大的地理單元內部也不是單一的。它的地形復雜，氣候多變，各地水文、土壤和植被等差別極大，按照綜合自然區(qū)劃一般要分為七八個基本的大區(qū)，每個大區(qū)還可分為若干亞區(qū)。各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類的生產、生活與交通條件大不相同。這種情況對于史前人們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他們的經濟活動方向和各種文化特征的形成，都會造成巨大的影響。不過自然區(qū)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基本穩(wěn)定的，而人類的活動和文化的發(fā)展則是能動的。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上，人們對于自然條件的適應、利用和改造的情況也不相同。人們還可以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可以隨環(huán)境條件的改變而自行調整經濟活動的方向，還可以在不同的群體間進行物資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因此，我們要防止把自然區(qū)劃簡單地套用在史前文化分區(qū)的研究上，而必須進行具體的分析。但無論如何，中國各地自然地理條件復雜多變的情況，應是造成史前文化千姿百態(tài)、譜系繁復的一個重要原因。

舊石器時代文化的譜系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八十萬年以前，分為早中晚三期，自始至終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同時不同地區(qū)的文化又有明顯的差別，首先是華北和華南(均從最廣義的意義來說)這兩個大區(qū)的差別，兩區(qū)內部又還有較小的差別，從而形成互有聯系

又相互區(qū)別的不同譜系。

　　華北地區(qū)(泛指秦嶺、淮河以北的廣大地區(qū))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分布于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和遼寧等省，甘肅、寧夏、內蒙古、山東、吉林、黑龍江等省區(qū)也有發(fā)現。其中最早的遺址，要數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陽原小長梁兩處，地質年代均屬更新世早期。

　　西侯度遺址發(fā)現于河湖相沉積層中。石器打制方法原始，有錘擊法、砸擊法和碰砧法。石片石器均為單面加工，很少有礫石石器。石器個體較大，類型不甚固定，大致可分為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狀器等。遺址經古地磁法測定距今約為一百八十萬年［1］。

　　小長梁石器發(fā)現于華北更新世早期的標準地層泥河灣組中，多用錘擊法打制，個別有用砸擊法的，石片也多為單面加工。多數個體較小，類型稍比西侯度復雜，大致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和石砧等，此外還有許多未經第二步加工而有使用痕跡的石片石器［2］。

　　兩處遺址雖都屬更新世早期，但文化面貌顯然不同，很可能代表兩支不同的文化系統(tǒng)。早在1972年，賈蘭坡先生就曾指出華北舊石器文化至少可分為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河——丁村系，另一個是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3］。二者各自包含一大群從早到晚的遺址。

　　西侯度很像是河——丁村系的發(fā)端，小長梁則有可能是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的始原。所謂匼河——丁村系又稱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狀器傳統(tǒng)，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寬大石片制造各類型的大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狀器等，小型石器不多，類型也簡單。屬于這個系統(tǒng)的遺址主要分布在晉、陜、豫三省的交界地區(qū)，包括舊石器早期的陜西藍田公王嶺和陳家窩、山西芮城河文化、河南三門峽水溝和會興溝、舊石器中期的山西襄汾丁村文化、河南靈寶孟村等。這個系統(tǒng)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面貌不甚清楚。有的著作將內蒙古呼和浩特大窯遺址和已進入新石器早期的山西懷仁鵝毛口遺址都歸入這一系統(tǒng)，因為這兩處都是大型石器為主，而很少小石器和細石器。但這兩處遺址都是石器制作場，所制石器不免要受到原料和某些條件的限制，難以反映所屬文化石器工藝的全貌。兩處遺址遠離河——丁村系的傳統(tǒng)分布區(qū)，反而與另一系統(tǒng)的遺址交織在一起，這也是耐人思索的。因而它們的歸屬還需商榷。

　　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又被稱為船頭狀刮削器——雕刻器傳統(tǒng)，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規(guī)則的小石片制造細小石器。這種石器的比例大，類型多，而大型石器則相對較少。屬于這個系統(tǒng)的遺址分布甚廣，包括河北、山西、陜西三省的北部和寧夏、內蒙古、遼寧三省區(qū)的南部。其中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有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遼寧營口金牛山下層和本溪廟后山等，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有山西陽高許家窯、遼寧喀左鴿子洞和海城仙人洞等，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則有山西朔縣峙峪、河北陽原虎頭梁、內蒙古伊盟薩拉烏蘇河等處。從這個系統(tǒng)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器逐漸細化，以至到后來出現真正細石器的過程。它同中石器時代的細石器文化的銜接也比較緊密。

　　總起來看，華北地區(qū)舊石器時代的兩個文化系統(tǒng)的特征是明確的，分布上也各有疆域。但是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情況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時遺址顯著增加，分布面一直擴大到東北北部和青藏高原，是一個文化大發(fā)展的時期。單從石器工藝看也有很大進步，往往用間接打擊法生產小長石片，有些第二步加工已開始用壓剝法。石器類型比較復雜，以刮削器數量最多，刮削器又可分為圓頭刮器、邊刃刮器和復刃刮器等多種，其他還有尖狀器、雕刻器和鏃等。大型石器則有砍砸器、石錘和礪石等。這些都是普遍的傾向。原先兩個石器傳統(tǒng)的分界已經不太清晰了。

　　這種石器普遍細化的傾向，應同技術的進步和復合工具的流行有很大關系。刮削器和雕刻器都可以安柄，當然就不必做得那么大了，弓箭是新的發(fā)明，它要求箭頭也是小型的；甚至某些標槍也可以在木制或骨制頭部嵌上小石片來構成。這樣原來的河——丁村系的大石器傳統(tǒng)必然向小石器乃至細石器發(fā)展，原來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的細小石器傳統(tǒng)更是順利地向前發(fā)展。在這個總的發(fā)展趨勢中，當然不排除后者對前者發(fā)生較大影響的可能。這大概是兩個系統(tǒng)的界線變得不那么清晰了的主要原因。

　　但華北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也并非都已融為一個整體而沒有任何分際了。例如峙峪和山西南部的下川文化就有不少差別。下川小長石片的比例比峙峪大，細石器中的錐鉆亦為峙峪所不見。下川大型石器種類遠比峙峪復雜，其中有尖狀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錘、礪石和研磨盤等。從地理位置及文化特征來看，下川文化應是河——丁村系的繼續(xù)發(fā)展，只是在發(fā)展過程中受到了峙峪文化的若干影響。其他地方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也有一些各自的特色，如果仔細比較，很可能劃分為好幾個文化區(qū)。一方面是因文化的發(fā)展和相互交流影響而使統(tǒng)一性加強，一方面也是因文化的發(fā)展而出現新的分化，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同時得到了發(fā)展。

　　華南地區(qū)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也相當廣泛。按地理位置可以分為兩群，一群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省區(qū)，另一群主要分布于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其中最早的要數云南元謀上那蚌遺址。該處出土了兩枚人牙化石和幾件石器。石器均用錘擊法打制，加工粗糙，形制不規(guī)整，主要是刮削器，也有尖狀器。所屬地層用古地磁法測量距今約為170±10萬年［4］，與華北的西侯度遺址的年代十分接近。

　　華南舊石器文化既不同于華北的河——丁村系，也不同于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其石器多用錘擊法打制，有的地方則用銳棱砸擊法，器形多不規(guī)則，類型也不如華北的確定。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期仍沒有逐步細化的傾向。這些特點足以將它同華北舊石器文化劃分開來。

　　在華南舊石器文化的內部也是有差別的，只是目前還難于排比出明確的譜系。日后在資料越積越多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并不是做不到的?，F在我們只是能初步看出一些遺址的差別。例如同屬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湖北大冶石龍頭和貴州黔西觀音洞就有所不同。前者以砍砸器為主，顯得簡單一些；后者以刮削器為主，還有砍砸器、尖狀器和雕刻器，類型較多，大小懸殊。

　　直到目前，華南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僅有貴州桐梓巖灰洞等幾處，發(fā)現遺物也不甚多。而晚期遺址則十分豐富，面貌亦各不相同。例如四川銅梁張二塘多大型石器，多復向加工的復刃刮削器。而同省漢源富林則多小型石器，多單面反向加工。這種以小型石器為主的遺址在華南是很特殊的。又如貴州興義貓貓洞和普定穿洞遺址的石器多用銳棱砸擊法，這是很特殊的一種打制方法。器類也較復雜，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錘和石砧等。兩處都有很多骨器，尤以穿洞骨器為最發(fā)達。這都是與其他遺址不同的。因此，華南舊石器晚期文化本身應可劃分為幾個小區(qū)。

　　中國舊石器文化的不同譜系并不是相互隔離的，而是具有密切的關系。華南地區(qū)一般說很少有細小石器，但地理位置上接近華北的四川富林文化卻有不少細小石器，說明兩大文化區(qū)系之間存在著實際的文化影響和交流。至于華北地區(qū)兩個文化系統(tǒng)之間的關系更是錯綜復雜，以至于到舊石器晚期竟達到難以區(qū)分的程度。

　　中國舊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是：

　　1.石片石器多于礫石或石核石器；

　　2.各類石器的加工往往是單面的；

　　3.石器類型始終以刮削器和尖狀器為主，未曾有過以砍砸器為主的時期或文化區(qū)。

　　這三點既表現了中國舊石器文化的統(tǒng)一性的一面，也是區(qū)別于外國舊石器文化的基本內容。照理來說，舊石器時代人們的活動范圍和對外地的知識都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有意識地同千百里外的人群發(fā)生關系。但人們迫于生活總會不時地進行遷徙。每次遷移的距離雖然不長，遷移方向也不大一致，但在幾千甚至幾萬年的時間長河中，經過無數代人的不自覺的接力，人類文化就可能傳播到遙遠的地方，還可能與不同譜系的文化發(fā)生交流。這就是為什么舊石器文化不僅呈現出多樣性，而且在相當大的范圍內具有明顯統(tǒng)一性的緣故。

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過渡的三種途徑

　　距今大約一萬二三千年以前，中國大地進入了全新世階段，中國的史前文化也進入了中石器時代和早期新石器時代。

　　在黃河流域，可能屬于中石器時代的遺址有山東沂源鳳凰嶺，河南許昌靈井，陜西朝邑、大荔間的沙苑和青海共和拉乙亥等多處。這

些遺址主要分布在山前坡地或平原地帶，也有在小山嶺上的。

　　在長城以北，可能屬于中石器時代的遺址有內蒙古海拉爾松山、滿洲里札賚諾爾、察右中旗大義發(fā)泉和新疆吐魯番七角井子等處，主要分布在固定沙丘上。

　　上述遺址的共同特征是細石器十分豐富。這種細石器的發(fā)達，是從舊石器晚期開始，由于狩獵的進步而導致復合工具普遍出現，從而使石器普遍細化的必然結果。這一進程同歐洲史前文化的發(fā)展頗有類似之處，但歐洲乃至西亞、北非等地的細石器是以幾何形(三角形、斜長方形、梯形、半月形等)為特征的，中國細石器則多細長石葉，二者屬于不同系統(tǒng)。

　　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我國細石器主要分布在秦嶺、淮河以北的地區(qū)，華南僅見于個別遺址如廣東南海西樵山的個別地點，所以那里的中石器時代遺存也難以辨認。但無論如何，華南也不能沒有相應的文化發(fā)展階段。過去發(fā)現的許多全新世洞穴遺址中某些未見陶器和磨制石器的，當有可能是中石器時代遺存。

　　由于對中石器時代文化的探索有了新的線索，特別是對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探索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因而對于從舊石器時代(通過中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問題也比過去明朗一些了。

　　現在看來，我國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大體有三種不同的途徑。南部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云貴高原，在中石器時代應多洞穴遺址，也可能有些貝丘和山崗遺址。石器同舊石器時代晚期一樣仍多大型打制的，個別的局部磨光。這里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之時在經濟上產生了分化。相當一部分人仍住山洞或河濱、海岸，以狩獵和采集為生，學會了制陶和養(yǎng)豬，但無農業(yè)；另一部分人走入河濱或平原沼地，學會種植水稻，逐步形成一個以稻作農業(yè)為特色的文化區(qū)。

　　北方的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山東丘陵和鐵嶺以南的東北平原，在中石器時代已是細石器文化區(qū)。之后有一個短時期不甚清楚，但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后段，這里已存在著較發(fā)達的旱地農業(yè)、家畜飼養(yǎng)業(yè)和制陶業(yè)。石器有不少是磨制的，但也有大型打制石器和細石器，有些遺址細石器還相當多，暗示其脫胎于當地中石器文化的形跡。

　　東北北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在中石器時代也是細石器文化的分布區(qū)。到了新石器時代，由于氣候干燥寒冷而難于發(fā)展農業(yè)，經濟上不得不仍以狩獵和采集為主，有些地方也可能發(fā)展了養(yǎng)畜業(yè)。故石器仍然繼承中石器時代的傳統(tǒng)，以細石器為主，只是技術更加成熟進步。陶器和磨制石器雖已發(fā)生，但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展。這是一個以狩獵和采集為特征的文化區(qū)。

　　很明顯，這三條不同的發(fā)展途徑和三個經濟文化區(qū)的形成，不但與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文化分區(qū)的傳統(tǒng)有關，也與各區(qū)自然地理條件的不同有關。

　　應當指出，三個經濟文化區(qū)的劃分雖然是明確的，但它們之間的差別并不是絕對的。農業(yè)文化區(qū)一般同時有狩獵和養(yǎng)畜業(yè)，狩獵、采集文化區(qū)個別地方也有農業(yè)；稻作農業(yè)區(qū)有時也種點旱地作物，而旱地農業(yè)區(qū)個別地方也種植水稻。除此而外，各區(qū)之間也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文化交流。因之，三個大區(qū)的文化面貌不僅有明顯的差異，也還有一定的統(tǒng)一性。這種統(tǒng)一性還特別表現在具有共同的文化分期上，至少在兩個農業(yè)經濟文化區(qū)是如此。

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

　　近年來一系列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發(fā)現，地層學和類型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以及C14斷代方法的廣泛利用，使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除狩獵、采集經濟文化區(qū)的分期尚不甚清楚外，整個旱地農業(yè)文化區(qū)和稻作農業(yè)文化區(qū)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發(fā)展階段，大致可以分為新石器早期、新石器晚期和銅石并用時期，新石器早期又可分為前后兩段。

　　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前段的遺址有江西萬年仙人洞、廣西桂林甑皮巖、廣東英德青塘等洞穴遺址和廣西南寧豹子頭等貝丘遺址，全部都在華南地區(qū)，其他地方至今還沒有發(fā)現相應階段的遺存。這些遺址的絕對年代，根據C14測量的許多數據并經過多方面的校正，大約為距今9500～8000
左右［5］。

　　這時的石器大多數是打制的， 且多數為單面加工，基本上還是舊石器的傳統(tǒng)制造方法。磨制石器在各遺址中的比例不一，有些只是局部磨光，但也有通體磨光的，種類主要有穿孔器、錐形器、斧和礪石等。骨角器比較發(fā)達，有的地方還有牙器或蚌器。

　　這時已普遍出現陶器，但數量少，質地粗糙。遺址中發(fā)現的陶片一般為紅褐色，顏色不均，夾粗細不等的砂粒，火候甚低，質松易碎。陶片外面多飾繩紋；仙人洞不少陶片里外都飾繩紋，則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多數陶片太小，難以識辨其器種，大略能看出器種的主要是圜底罐，顯得十分簡單。

　　這時期的生業(yè)大概仍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至少洞穴遺址的居民還是如此。這些遺址中常發(fā)現各種野生哺乳動物骨骼和貝類皮殼，又有許多骨鏃和骨魚鏢與之共出。貝丘遺址中不但有成片的貝殼堆積，也有野生哺乳動物骨骼；石器中最常見的是取食貝類的蠣啄，這些都是漁獵和采集經濟仍較發(fā)達的證據。雖然在各類遺址中至今還沒有發(fā)現一件明確的農業(yè)工具，也沒有發(fā)現其他有關農業(yè)的痕跡，但不能因此認為在這一階段仍未產生農業(yè)。因為現在所發(fā)現的多屬洞穴和貝丘遺址，其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不宜于經營農業(yè)。

　　如果發(fā)現一些平原或河谷遺址，情況可能有所改變。再者，從下一階段農業(yè)已較普遍并已達到較高水平來看，它的前面不能沒有一個準備階段。至于家畜飼養(yǎng)，在這時期是確已存在的，甑皮巖等遺址曾發(fā)現較多豬骨，其年齡一般偏小，當是在家養(yǎng)條件下達到一定大小即行宰殺的結果。此后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yè)文化區(qū)，一直都是以豬為主要家畜的。如果說新石器時代早期前段的遺址至今發(fā)現尚少，其分布也僅限于江南地區(qū)的話，那么到新石器早期后段情況就有很大的不同了?，F在發(fā)現的屬于這一階段的遺址已遠在一百處以上，差不多分布在我國東部的整個低級階梯和與中級階梯交界的部分地區(qū)。

　　這個時期的黃河流域，自西向東分布著老官臺文化、磁山文化和北辛文化。它們的年代大約為距今8000～7000年，個別可晚至6500年。黃河流域是我國旱地農業(yè)的發(fā)源地，我國古代關于農業(yè)起源的傳說多發(fā)生在這個地方，并且把在黃河流域首先栽培的一種谷物稷(可能是黍或粟的一種)奉為農神?，F在在磁山文化遺址中已發(fā)現有粟，在老官臺文化遺址中除粟以外還發(fā)現了黍。這兩種谷物的特性都是耐旱喜溫，生長期短，且有一定的抗堿能力，特別適宜于在黃河流域那種黃土地帶的半干旱性氣候條件下生長。而且據調查在黃河流域就有這兩種谷物的野生祖本野生黍和狗尾草，這類作物在這里首選被種植是很自然的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武安磁山一個居址中就曾發(fā)現三百多個長方形窖穴，其中80個均有大量糧食朽灰，經灰象法分析為粟(Sateria italica)， 估算其原有儲量應在10萬斤以上［6］。如此發(fā)達的谷物農業(yè)當已遠離發(fā)生時期的形態(tài)，可見黃河流域農業(yè)的起源還應上溯到更早的時期。

　　這時的石器較前段已有較大的進步。一是磨制石器比例增大，制作較為精致；二是類型分化，專業(yè)化傾向增強。尤其是有了一整套農業(yè)工具，如翻地用的舌形石鏟，收割用的石鐮或石刀，以及碾磨糧食用的石磨盤和石磨棒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比例，有些遺址中還有少量細石器，暗示著當地早先存在過的中石器文化到這時還遺留著一些陳跡。

　　磁山文化、老官臺文化和北辛文化的制陶業(yè)的水平大致相同。都用手制和泥片貼模制成，火候不高，常為不純正的灰褐色。大多不尚裝飾，或為素面，或飾繩紋與其他紋飾，這些紋飾有的是制造工藝過程留下的形跡，有些則有一定的實用價值而較少裝飾的意義。彩陶尚未發(fā)展起來，僅老官臺文化中有某些紅色寬帶勉強可以看做是彩陶的萌芽。陶器種類雖因文化而異，但各文化共有的仍占較大比例。最常見的有圜底缽、圈足碗、小口壺和罐，其次則為鼎、釜、三足罐、三足缽和支腳等。雖然還是比較簡單，但比前一階段已經是進步多了。

　　黃河流域以北的海河流域和遼河流域，這時也已發(fā)展了旱地農業(yè)，而家畜飼養(yǎng)和狩獵的比重則稍大于黃河流域。石器中往往有大量的細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相對較少。陶器形制單調，主要是筒形罐、缽和圈足碗等。一些器形和紋飾同磁山文化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近年在長江中游的大江兩岸和洞庭湖濱發(fā)現了一系列新石器早期后段的遺址，其年代估計為距今8000～7000年或者略晚。這些遺址中的陶器多褐色，用泥片貼模成形，素面或飾繩紋，器種多釜、罐、缽、圈足盤和支腳，其中有些器形和紋飾接近于磁山文化和老官臺文化，可證二者存在著一定的關系。這些陶器的胎壁中往往夾有炭化的稻殼，可見當時已知食用稻米，甚至已知種植水稻了。

　　長江下游偏南的浙江北部發(fā)現的河姆渡文化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了。其年代距今約為七千多年到六千多年以前，雖比長江中游的文化為晚，但文化面貌基本上還應算是新石器早期后段的。

　　河姆渡有非常豐富的稻谷遺存。在四百多平方米的范圍內，稻谷殼和稻草一起構成一個厚約20～50厘米的堆積層，若是換算成稻谷至少也是在10萬斤以上［7］。當時用做水田耕作的農具主要是骨鍬，形狀很像當地現代用于挖泥的鐵鍬。

　　長江流域在歷史上曾是野生稻的重要產區(qū)，現今在江西、安徽、湖南仍不時有發(fā)現野生稻的報道?？脊虐l(fā)現的稻谷遺存不但年代很早，而且數量巨大，可見其前面還應有一段發(fā)展的歷史。這樣看來，長江流域無疑是稻作農業(yè)起源的重要地區(qū)之一。

　　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是一文化大發(fā)展的時期，現今發(fā)現的七千多處新石器遺址中大部分是屬于晚期的，分布遍及全國各地，而以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為最發(fā)達。這個階段的絕對年代在各地雖不盡一致，但前后差別并不很大。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大約為距今7000～4600年以前，長江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和大溪——屈家?guī)X文化等大約也在距今六千多年到四千五六百年。這個時期農業(yè)進一步發(fā)展，人口顯著增加，到處都涌現出較大型的定居村落。

　　這個時期也可分為前后兩段。前段的村落往往圍成圓圈，房屋一般是單間的，建筑質量沒有明顯差別。墓地常有一定布局，流行多人集體合葬，各墓在葬具和隨葬品等方面只有很微小的不同。后段在石器制造上出現了管鉆法和切割法等技術，并且常常發(fā)現玉器。村落布局不甚嚴格，出現了分間式房屋和十分講究的大型建筑，還有祭壇等宗教性建筑，墓葬的大小和隨葬品的多少都有了比較明顯的差別，有的地方已出現規(guī)模很大的積石冢。

　　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彩陶的出現。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guī)X文化都有比較發(fā)達的彩陶，馬家浜文化和廣東金蘭寺下層文化等也有少量彩陶，此外還有一些未經定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存中也發(fā)現了彩陶。每個地方的彩陶由少到多和由盛到衰的全過程，都差不多是同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相始終的［8］。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兩千多年，可以說是彩陶文化興盛發(fā)達的世紀。

　　彩陶發(fā)生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之一可能與陶土質地有些關系。因為從宏觀來看，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彩陶最發(fā)達的地方是黃土地帶，其他地方縱有也比較少。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應與制陶技術有很大關系。在新石器早期，制陶技術還比較原始，一般沒有抽風的陶窯，火候難以控制，陶質欠佳，色澤灰暗而不均勻，很難在上面畫彩，即使畫上也不會有好的效果。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普遍出現小型窯爐。其結構幾乎都是火門低、窯室高、窯壁直立而不封頂，燒窯時形成自然的抽風作用，使得爐溫較高且較穩(wěn)定，陶土能在這種條件下得到充分氧化而變成淺紅色。加上這時對陶土的加工也有很大進步，能夠做出很好的細泥陶。這種質地細膩、表面光潔的淺紅色陶器，乃是勾畫各種花紋的良好的素地，幾乎所有的彩陶都是在這種紅陶上畫成的。

　　既然彩陶的發(fā)生是同一定自然條件和文化發(fā)展水平相聯系的，那么只要具備這種條件就可能出現彩陶，彩陶的發(fā)生也就必然是多元的了。這樣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世界上相距遙遠、看來不可能發(fā)生什么聯系的不同的文化中心，都在差不多的文化發(fā)展水平下出現了彩陶這一有趣的事實。這個事實曾吸引許多考古學家去探索東西彩陶文化的聯系和傳播路線而不得要領。實際上，由于前面講到的地理阻隔的原因，中國同中亞、南亞、西亞和東南歐等地的彩陶不但不是同源的，就是在往后的發(fā)展中，也沒有證據表明發(fā)生過重要的聯系。甚至中國本土的彩陶也未見得只有一個源頭。

銅石并用時期主要是指龍山文化及其同時代諸文化。這些文化的絕對年代一般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已經處在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的前夕。

　　龍山文化分布在黃河下游，河北、河南、山西、陜西的同時代遺存則被稱為中原龍山文化。甘肅、青海有齊家文化，長江中游有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則有良渚文化。這些

文化雖然各有特色，但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它們所代表的時代則被稱為龍山時代［9］。

　　這個時代的手工業(yè)獲得了多方面的突出的成就，其中包括冶銅、繅絲、釀酒和快輪制陶等。

　　早在仰韶文化后期就已出現個別的銅器，到龍山時代便比較普遍了，但多限于小型器物如錐、鑿、刀、鈴和指環(huán)之類。多數器物的質地為紅銅，也有用青銅或黃銅做的。制造方法有鍛打和熔鑄，有的遺址曾發(fā)現過煉鍋的殘片，有的器物上有明顯的模鑄痕跡。

　　這時在制陶業(yè)中已普遍采用快輪旋坯和密封飲窯等新工藝，尤以東方沿海為最。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還使制造更為精美的器物成為可能。龍山文化中的蛋殼陶高柄杯，每件重不及50克，厚不到半毫米，而且有膽有殼，雕鏤精細。如此精美的器皿，不但在以前做不出來，龍山文化以后也再沒有見到類似的物品。

　　龍山時代的建筑技術也有新的發(fā)展。一是采用土坯即日曬泥磚，二是用石灰涂抹地面和墻壁，三是夯筑地基和墻壁。這些都是影響深遠的成就，在我國歷史時期仍被廣泛地應用。

　　生產的發(fā)展使得財富的積聚越來越多，貧富的差別越來越顯著，人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發(fā)生分化。這種情況在埋葬習俗中反映得非常清楚。例如山西襄汾陶寺的七百多座墓葬中，極少數大墓每座都有一二百件隨葬品，有些還有龍紋陶盤、鱷魚皮做的鼓和大石磬等不尋常的物品，墓主人顯系貴族。中等墓有木棺和一般性隨葬器物，而將近90%的小墓既無木棺，又幾乎沒有隨葬品［10］。又如江浙地區(qū)有些良渚文化的墓地是在人工筑成的土臺上設置的，其中一些大墓隨葬許多玉璧、玉琮等代表身分的禮儀性器物，有的墓甚至有棺有槨，而多數小墓則一無所有。

　　社會的兩極分化需要有強制的力量來進行調節(jié)，還需要有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保證。我們看到經過改進的石箭頭急劇增加，磨制很好的石矛也應時而出。到處都可以看到非正常死亡者的亂葬坑，用夯土構筑的城堡一座座地從平地升起，戰(zhàn)爭顯然成了這個時期的突出現象。與此同時，各地都發(fā)現用豬、?；蚵沟募珉喂亲龅牟饭牵f明占卜已有一定制度，甚至已有專司卜事的巫師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兩件事情在龍山時代已初露端倪。歷史很快就要跨入文明時代了。

新石器文化的多樣性和民族文化區(qū)的萌芽

　　前面我們談到，中國新石器時代存在著三個經濟文化區(qū)，同時存在著三個發(fā)展階段，這本身就是多樣性和統(tǒng)一性結合的體現。實際上如果按考古學文化的特征進行綜合考察，還可以劃分為許多較小的文化區(qū)，它們的范圍雖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動，但也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化區(qū)常常與我國古史傳說中的各部落集團的活動區(qū)域相聯系，實際上是一種民族文化區(qū)的萌芽。

　　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qū)，它以渭河流域和晉陜豫三省鄰接地區(qū)為中心，范圍幾乎遍及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根據古史傳說，這一帶曾是黃帝和炎帝為代表的部落集團活動的地域，以后在這里形成華夏各族。這個地區(qū)在新石器早期有老官臺文化和磁山文化，到新石器晚期融合為仰韶文化，但在內部仍保持不同的地方類型。此后到銅石并用時代發(fā)展為中原龍山文化，其中亦包含許多地方類型。在河南西部的一支以王灣三期為代表，其后發(fā)展為早期青銅時代的二里頭文化。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即是夏代夏族的文化，果真如此，王灣三期就當是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了。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支以后崗二期為代表，人們認為它可能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渭河流域的一支以客省莊二期為代表，它同后來的周文化雖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但至少應是它的一個重要源頭。

　　黃土高原西頭的甘肅和青海東北部地區(qū)，最早是沒有陶器的拉乙亥文化，其后在仰韶文化的傳入和強烈影響下產生了馬家窯文化。到龍山時代又發(fā)展為齊家文化。后者也可分為若干地方類型。由于這個地區(qū)的新石器文化與中原新石器文化關系十分密切，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視為仰韶文化特異化的產物，故應作為一個亞區(qū)。這里的新石器文化應是往后戎羌各族的史前文化。

　　山東丘陵及其附近的平原地區(qū)，是傳說中以太昊和少昊為代表的兩昊部落集團活動的區(qū)域。那里較早為北辛文化，繼之而起的大汶口文化在分布范圍上有相當的擴大，其中一部分西至河南，與仰韶文化發(fā)生交錯分布的關系。大汶口文化以后發(fā)展為龍山文化。龍山文化的繼承者是近年來發(fā)現的岳石文化，一般認為是夏代夷人的文化。假如這一說法符合歷史實際，那么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等就應是東夷諸族的史前文化。

　　遼河和大凌河流域較早有興隆洼文化，繼之而起的有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其后在這個地區(qū)興起的早期青銅文化是夏家店下層文化，一般認為它與燕文化雖有距離，但也有可能是它的一個重要淵源。

　　中國南方也可分為若干文化區(qū)。長江中游即是重要的一個。根據古史傳說，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動的地區(qū)。該區(qū)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發(fā)展為大溪文化和屈家?guī)X文化。到龍山時代則發(fā)展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發(fā)展路程雖還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無論如何，著名的楚文化應是從這里孕育起來的。

　　長江下游也是一個文化區(qū)，那里較早有河姆渡文化，其后有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這些都應是古越族的史前文化。至于薛家崗文化等可能是本文化區(qū)的一個亞區(qū)。

　　這五個文化區(qū)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qū)，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qū)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qū)是花心。各文化區(qū)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qū)更起著聯系各文化區(qū)的核心作用。我們看到在中原地區(qū)仰韶文化中發(fā)生的那種飾回旋鉤連紋或花瓣紋的彩陶盆幾乎傳遍了整個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的同期遺存中也偶爾能見到這類產品。而山東等地大汶口文化中的背水壺、江漢地區(qū)屈家?guī)X文化中的蛋殼彩陶杯等也能在中原仰韶文化的遺址中見到。這樣的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它與古史傳說中各部落集團經常遷移、相互交往乃至發(fā)生戰(zhàn)爭的記述是相呼應的。

　　假如我們把中原地區(qū)的各文化類型看成是第一個層次，它周圍的五個文化區(qū)是第二個層次，那么最外層也還有許多別的文化區(qū)，可以算作第三個層次。它包括福建的曇石山文化、臺灣的大坌坑文化、廣東的石峽文化，以及云南賓川白羊村、西藏昌都卡若、黑龍江新開流和昂昂溪、從內蒙古到新疆的諸細石器文化等?，F在對這些文化遺存還研究得不夠深入，有些有明確的邊界，可以自成一個文化區(qū)，有些則還不大清楚。它們同第二個層次的關系較同第一個層次更為直接也更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

余論：中國史前文化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對早期文明發(fā)生的影響

　　讓我們把前面的論述歸納一下。

　　許多事實說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特點與它所處的自然地理條件是密切相連的。中國地理位置的獨特和同外界相對隔離的狀況，決定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土著性質。它在漫長的歲月中一直走著獨立發(fā)展的道路。中國幅員廣大和自然條件之復雜，決定了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形成相當復雜的譜系。

　　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中國史前文化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大體可分為華北和華南兩大譜系，而以華北地區(qū)的文化較為發(fā)達。到新石器時代，文化發(fā)展的內容遠比以前復雜，經濟活動的方向也有很大差別，逐漸形成了許多地方文化傳統(tǒng)，使得文化發(fā)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更加突出。但任何一個文化都不是孤立的，總是在與其他文化相互影響和作用下共同發(fā)展的。因此，這時期的文化并沒有因為多樣性的突出而削弱了統(tǒng)一性的發(fā)展，只是后者在新的條件下具有某些不同于以前的特點。那就是除了在一定范圍內具有某些共同因素外，還形成了一個以中原文化為核心，包括不同經濟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分層次聯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這一發(fā)展對于中國早期文明的發(fā)生及其特點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由于中原地區(qū)的史前文化發(fā)展水平較高，又處在核心的位置，易于受到周圍文化的激蕩和影響，能夠從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發(fā)展的先進因素，因而有條件最早進入文明社會。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區(qū)，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史前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其次，由于中國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原周圍各文化區(qū)都已達到較高發(fā)展水平，有的甚至已孕育著某些文明的因素。如紅山文化中已出現祭壇、塑像群和大型積石冢，并有豬龍等成套玉器；良渚文化中已有專門的貴族墓地，大墓有棺有槨，并有大量的玉琮、玉璧隨葬。這些因素有的被中原文化吸收，成為中原早期文明的重要因素；有的在當地繼續(xù)發(fā)展，在其他文化區(qū)的影響下發(fā)展起當地的早期文明。因此，中國早期文明不是在一個地區(qū)一次發(fā)生，而是在許多地區(qū)先后發(fā)生的，是這一廣大地區(qū)中的許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發(fā)的結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區(qū)應包括整個華北和長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發(fā)生和形成的整個過程中，中原都起著領先和突出的作用。

　　第三，由于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的結構，而文明首先發(fā)生在中原地區(qū)，其次是它周圍的各文化區(qū)，第三層即最外層各文化區(qū)進入文明的時間甚晚。因此，在中國早期文明發(fā)生和形成過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發(fā)揮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同外國文化的大規(guī)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經完全形成以后的漢代才開始的。因此這種交流的規(guī)模無論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影響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文化的民族特性。

　　第四，由于中原及周圍文化區(qū)聯系緊密，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統(tǒng)一性，所以在往后的歷史發(fā)展中，不論哪個文化區(qū)占了主導地位，都能牢固地保持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色。正如孔子所說的那樣：“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他說的是大中原地區(qū)，其實再擴大一些也還是適用的。

　　第五，由于中國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種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進入文明時期以后，很自然的發(fā)展為以華夏族為主體，同周圍許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關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這種格局不但把統(tǒng)一性和多樣性很好地結合起來，而且產生出強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時期政治上發(fā)生分裂割據，這種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減弱，成為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個鮮明的特色。

　　(此為作者參加1986年6月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艾爾萊召開的“中國古代史與社會科學一般法則”國際討論會時提交的論文)

　　注釋：

　?。?］賈蘭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遺址》，北京，1978年。

　?。?］尤玉柱：《河北小長梁舊石器遺址的新材料及其時代問題》，《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賈蘭坡關于華北存在兩個舊石器文化系統(tǒng)的見解首先在《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中提出，其后于《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陽高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發(fā)掘報告，和《西侯度》、《中國大陸上的遠古居民》(均1978年)兩部著作中再次提出并加以修正。

　?。?］袁振新等：《云南元謀人化石產地的綜合研究》，《古人類論文集》，1978年。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C14實驗室等：《石灰?guī)r地區(qū)C14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甑皮巖等遺址的年代問題》，《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yè)遺存及其相關問題》，《農業(yè)考古》1984年第1期。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甘肅、青海和新疆的彩陶并沒有隨新石器時代的結束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續(xù)到整個青銅時代，個別的到了早期鐵器時代。

　?。?］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文物》1981年第6期。

　?。?0］高煒等：《關于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考古》1983年第6期。

　　來源:《草原文化研究資料選編第二輯》 （經內蒙古社科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