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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的女兒問我唐宋八大家的一些情況，我一知半解。遂查閱資料，整理如下，供需要者查閱。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分為唐二家和宋六家)
韓愈（768－824） 韓愈，字退之，世稱韓昌黎，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學(xué)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lǐng)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國散文發(fā)展史上地位崇高，蘇東坡稱贊他為”文起八代之衰”。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思想傾向復(fù)古。他在政治上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維護唐王朝統(tǒng)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統(tǒng)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領(lǐng)導(dǎo)了唐代反駢文的“古文運動”，反對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文風。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wù)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dǎo)意義。他的文章氣勢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簡勁、邏輯嚴整、融會古今，無論是議論、敘事或抒情，都形成獨特的風格，達到前人不曾達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xùn)|，世稱柳河?xùn)|，生于長安，貞元初年進士,官監(jiān)察御史。順宗時,王叔文執(zhí)政,他任禮部員外郎,銳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敗,他也被貶為永州司馬,遷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學(xué)家。 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dǎo)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zhì)樸流暢的散文。著有《柳河?xùn)|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歐陽修(1007－1072） 歐陽修，字永叔，祖籍江南西路吉州永豐縣(今屬江西)號“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學(xué)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卓越領(lǐng)導(dǎo)，唐宋八大家之一。由于憂國憂民，剛正直言，歐陽修宦海升沉，歷盡艱辛，但是創(chuàng)作卻”愈窮則愈工”。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極力反對浮靡雕琢、怪僻晦澀的“時文”，提倡簡而有法、流暢自然的風格，作品內(nèi)涵深廣，形式多樣，語言精致，富情韻美和音樂性。許多名篇，如《醉翁亭記》、《秋聲賦》等，已千古傳揚。 蘇洵(1009—1066)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人。蘇洵和他兒子蘇軾、蘇轍被合稱為“三蘇”。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論和政，他繼承了《孟子》和韓愈的議論文傳統(tǒng)，形成自己的雄健風格，語言明暢，理反復(fù)辨析，很有戰(zhàn)國縱橫家的色彩；有時不免帶有詭辨氣息，是其短處。著有《嘉佑集》。 蘇軾（1037－1101）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學(xué)家、書畫家,有多方面的創(chuàng)作才能,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獨到的成就。世稱蘇東坡。 蘇轍(1039－1112) 蘇轍，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欒城，晚號潁濱遺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響下，自幼博覽群書，抱負宏偉。宋徽宗繼位，他遇赦北歸，寓居潁昌，閉門謝客，潛心著述，過了十二年閑適而孤獨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著有《欒城集》、《欒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曾封荊國公，后人稱王荊公，謚文，又稱王文公。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xué)家。中國散文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簡潔、富于哲理、筆力豪悍、氣勢逼人、詞鋒犀利、議論風生，開創(chuàng)并發(fā)展了說理透辟、論證嚴謹、邏輯周密、表達清晰、熔事和議論于一爐的獨特散文文體。 曾鞏(1019-1083) 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縣人(屬今江西)，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的曾鞏，資質(zhì)警敏聰慧；成年后，因文才出眾，備受當時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賞識。曾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主張先道后文，極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他的學(xué)術(shù)和文章，生前已傳譽遐邇，身后更盛名不衰。曾鞏散文作品甚豐，尤長于議論和記敘。他的議論文立論精策，不枝不蔓，紆徐曲折，從容敦厚；記敘文則思玫明晰,俯仰盡意，精練生動，耐人尋味。 又解：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兩代八位優(yōu)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和蘇氏父子。由于他們在古文創(chuàng)作上的杰出成就，明嘉靖間古文家唐順之編《文編》一書，專門選錄八家的作品；與唐順之同屬“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編》的基礎(chǔ)上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風行海內(nèi)，“唐宋八大家”的名稱遂由此產(chǎn)生。
以上所說的“古文”，是相對于唐宋之際盛行的“今文”或“時文”(即駢文)而來的。韓愈曾說他“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三代兩漢”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儀的寫作模范文本。文學(xué)史上，將唐宋兩代古文家寫作“古文”以取代駢文的這個創(chuàng)作思潮，稱為“古文運動”。 “古文”和“駢文”是我國古代散文的兩種文體。“古文”是真正意義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曉流暢，沒有種種形式上的束縛；“駢文”是古代散文發(fā)展到魏晉之際的一個變化——通體對偶而且講究聲律。駢文的興起，是我國古代散文發(fā)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個趨勢，唐宋古文家創(chuàng)作古文，反對駢文，也是一種文學(xué)審美發(fā)展變化的一個趨勢。此漲彼消，興衰替代，其間還包含有社會的、哲學(xué)的原因，但主要是兩種文體的因革變化。 先秦至漢魏的散文，其文體都是散行的，句子長短伸縮變化，大體保持口頭語言的隨意性、靈活性的風貌。魏晉之際，通體講究對偶的文章逐漸形成，到齊梁間，受聲律說的影響，文章不但通體對偶，還講求四聲的交錯搭配，這就是駢文。自齊梁至唐，駢文盛行，幾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學(xué)術(shù)文章都駢化了。 駢文的對偶和聲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種追求，而且也確實出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駢文作家和聲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駢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由此導(dǎo)致的內(nèi)容與形式的脫離，不但遠離了社會人生，也遠離了作家的真情實感。另外，因為對偶和聲韻的追求，駢文的語言也難免陳陳相因、了無生氣。于是，一批有識見的作家開始倡古文、反駢文，其中以中唐時的韓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 韓愈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古文理論的完整而明晰。他說“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把古文寫作與儒學(xué)、道德、政治和教化聯(lián)系起來，以糾正駢文寫作的遠離社會人生。表面上看，“修辭明道”相對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學(xué)的自覺是個倒退，其實不盡然，因為當中唐之際，藩鎮(zhèn)林立，佛道盛行，社會的弊病很多，要讓文學(xué)與社會脫離是不現(xiàn)實的。另外，韓愈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的口號，也就是說，“修辭明道”的實質(zhì)，不但要將古文與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還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為抒發(fā)個人或群體生活困頓、悲哀、感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同上)。在散文語言的除舊創(chuàng)新上，韓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說：“唯陳言之務(wù)去。”(《答李翊書》)為了追求語言的創(chuàng)新，他有時到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癡迷程度。 韓愈的又一貢獻即在于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他寫了大量優(yōu)美曉暢的古文，在前代優(yōu)秀散文之后，為后世讀者樹立了良好的揣摩學(xué)習的樣板。韓愈的散文，多屬應(yīng)用文，但他盡可能將這些非文學(xué)的實用文寫得富于文學(xué)性，諸如書啟、墓志、記、序、哀祭……，他都盡可能寫得有氣勢，有創(chuàng)新，有真情實感，為了增強古文的可讀性，他常常把史傳文學(xué)、傳奇小說的敘事、描寫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實用文體具有抒情之美、敘事描寫之美，饒有“純文學(xué)之情趣風神”(錢穆語)。至于在語言方面的創(chuàng)造生新，則更是不勝枚舉了。 由此可見,韓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上面所產(chǎn)述的他為唐宋古文運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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