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

世界歷史發(fā)展到近代，西學與中學之間產生了明顯的文化勢差，表現為：中學仍植基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之中，西學已植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中學仍處于農耕文明階段，西學已處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文明階段；中學仍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西學已以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中學的承繼仍以傳統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為中間，西學的傳播則以新式學校教育為橋梁。因此，這時“西學東漸”的客觀態(tài)勢已經形成。而造成這種文化勢差客觀態(tài)勢的主要原因，除了中、西學產生的社會條件與內容的差異之外，還與近代中西方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所采取的文教政策與文化態(tài)度有直接的關系。就西學而言，在歐洲中世紀后期，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的發(fā)生，其內在動因是古代歐洲文明中的希臘、羅馬、希伯萊三種文化精神演變的必然結果，也有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和發(fā)展的客觀社會條件，以及促使歐洲各國對新文化與新宗教的寬容政策與接納態(tài)度。所以，自文藝復興運動與宗教革命之后，西學才趨于活躍繁榮，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相繼出現了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伽利略關于銀河系的概念，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及微積分，笛卡爾的幾何學，達爾文的進化論，巴斯德的細菌學，湯姆遜的電子學，普朗克的量子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梢?，由于有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與宗教革命，才有近代西方國家的產生，也才有西方近代以民主和科學為精神的西學。而近代中學所面臨的機遇卻不佳：一方面，中國傳統的中學本身的內容不具備質變出近代意義的科學與技術；另一方面，清王朝的落后性所造就的“天朝上國”、保守封閉的價值觀，推行“閉關鎖國”政策，排斥異族文化，使中西學自由融合錯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機，而中國的有識之士只有在西方列強炮艦的威逼下才屈辱被動地、由不自覺到自覺地逐步選擇西學。

1840年，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者向東方的侵略，西學開始向長期與世隔絕的古老中國發(fā)起了沖擊，中學與西學的沖突以鴉片戰(zhàn)爭為始點正式拉開帷幕。這段歷史的進程：先是一部分開明管理和士大夫抱著救亡圖存、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目的，從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進入到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實踐，結果并沒有使中國擺脫列強的欺辱而真正強大起來。這時“西學東漸”的規(guī)模和影響主要限于軍事工業(yè)與民用工業(yè)領域，其層次僅在文化的表層——物質層面。接著，民主主義維新派和革命派便先后登上近代中國歷史的舞臺，他們大力介紹、宣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學說，主張通過在中國實現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或民主共和制，達到變革社會的目的。此時，西學的引進已深入到文化的中層——制度層面。新文化運動時期，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受到大力宣傳，這是文化的深層——思想層面，其規(guī)模擴大到更廣泛的領域。尤其是馬列主義傳入中國，這是中國的先進分子對西學的又一次新選擇。在這次選擇過程中，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學習、借鑒蘇俄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工農運動相結合，經過數十年不屈不撓的探索，終于找到了一個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和方法。由此可見，中國人選擇馬列主義，是經過半個多世紀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艱苦實踐決定的，也是中國近代“西學東漸”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

教育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近代除了與政治、經濟、文化有著相互制約和影響的關系外，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所以，在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中，教育思潮往往起著發(fā)軔起端的作用，或伴隨著思想、文化的啟蒙思潮，而推動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自1840年起，中國先進的士大夫面對西方列強的咄咄逼人的氣勢和亡國滅種的危險，從“閉關鎖國”到“睜眼看世界”，首先意識到舊的教育制度存在著種種弊端，主張通過學習西方來擺脫困境，從而掀起了改革封建教育的思潮。洋務運動推進“西學東漸”，使對封建教育的改革由議論走向實行，開始仿照西方國家的做法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開展留學教育，最終在洋務教育思潮的推動下，建立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伴隨著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改良主義教育思潮和民主主義教育思潮前呼后應，一昭一彰，成為變法和革命的開路先鋒。新文化運動既是一場新文化思潮，也是一場新教育思潮。它以社會教育的方式，宣傳民主和科學的理論，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教育、舊思想、舊禮教，對青年進行啟蒙教育；之后，平民主義教育思潮、工讀主義教育思潮、實驗主義教育思潮等紛爭出現，使文化教育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西學的傳播更加廣泛，西方的各種學術流派、社會改革方案紛紛傳入中國，匯合成為以民主和科學為核心的思想潮流，最終為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從而也奠定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兩個不同的政治區(qū)域分別興起的 “三民主義”教育思潮和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潮的思想文化基礎。

二、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特征

中國近代史若以侵略與反侵略的戰(zhàn)爭粗略地勾畫其歷史軌跡，則是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中日甲午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近代“西學東漸”是在西方列強對中國不斷地發(fā)動侵略與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侵略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展開的。一方面西學在中國落戶，是西方列強政治、經濟、軍事侵略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伴隨著中國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來的；另一方面，它又與中國的有識之士為爭取民族生存，維護國家主權，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促進中國近代化所做的努力探索密不可分。二者犬牙交錯，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中形成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表現為：闖入古老帝國的西學，首先伴隨的是西方列強的利炮堅船，接踵而來的是傳教士和外交官，最后才是科學家與專業(yè)人員；而中國前往西方尋找救國之道的有留學生、出訪人員、外交官和職業(yè)革命家。在此基礎上，中國形成兩種文化教育網絡：一種是由西方勢力特別是教會控制的學校、醫(yī)院及其他文化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新聞機構等組成的文教網絡。通過這一網絡既培養(yǎng)了一批為外國勢力效力的買辦文人，也產生了一批促進中國近代化的棟梁之材。另一種是由中國人仿行西制和西法創(chuàng)辦的新式學校、留學教育機構及其他文化設施組成的新式文教網絡。通過這一網絡培養(yǎng)出一批中國近代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是舊制度的掘墓人，又是新社會的締造者。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特征明顯地表現出由被動接受到主動求知的過程。如前所述，近代“西學東漸”是在西方列強用大炮打開中國大門、憑借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推行其殖民化政策、使中國處在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初，中國人對西學的接受是被動的。而且，從“西學東漸”的過程來看，近代開始西學與中學之間產生了明顯的文化勢差，相比之下西學總體上處于一種較高勢能狀態(tài)。

學習西方、傳播西學，真正由被動接受到主動求知的，還是一部分中下層的開明官吏和廣大具有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yōu)榱司韧鰣D存，挽救民族危機，通過各種途徑廣泛深入地介紹傳播西學，經歷了一個逐步探索、認識、選擇、再認識、再選擇的過程。從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一直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都在睜眼看世界，不斷地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

通過對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質的文化教育交流與傳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創(chuàng)造，占取先機，有優(yōu)先之勢；二是文化繼承，淵源不斷，有承傳之勢；三是文化引進，兼容并包，有積蓄之勢；四是文化吸收，優(yōu)化組合，有綜合之勢；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構之勢；六是文化交流，選擇時機，有效率之勢。這些特征不僅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中明顯地表現出來，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與傳播的歷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觀性，所以也可稱之為文化教育交流與傳播的規(guī)律。

三、“西學東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近代西學是以資本主義文明為先導的，總體上是一種全新的較高勢能的文化。所以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西學東漸是一股主流趨勢，因此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技術方面的影響。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論下，初步開始引進西方的武器裝備，也出版一些有關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戰(zhàn)術的著作。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以“中體西用”理論為指導，大張旗鼓地仿照西方國家的辦法，制造新式槍炮和輪船，編練新式陸軍與海軍，舉辦近代軍事工業(yè)以及民用企業(yè)，開礦山、筑鐵路、設郵電、建學校，掀起了一股學西方辦洋務的熱潮；到19世紀90年代，全面學習西方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思潮開始興起，中國近代民族工業(yè)包括輕工業(yè)和重工業(yè)都有長足的發(fā)展；同時，電力、交通運輸業(yè)與金融業(yè)也發(fā)展起來。據統計，從1901年至1911年，全國新設的廠礦達386家，資本額8.8348億元，十年間超過前30年設立的廠礦，資本額總數翻了兩倍以上；1912年至1919年，新建的廠礦有470多家，平均每年新增67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企業(yè)的擴建，新增資本達到1.3億元以上。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影響。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代“西學東漸”進程中，大體有三種制度引入中國：第一種是維新運動中倡導的君主立憲制，第二種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第三種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有新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經濟制度和金融制度等陸續(xù)傳入中國，構成了中國近代化歷史中的制度文化。

第三是思想觀念方面的影響。在西學的影響下，中國近代至少有三次大的社會思想觀念更新：第一次是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學西方、辦企業(yè)、建學校、派留學，掀起洋務思潮，從而沖擊著陳腐的傳統觀念，使近代中國出現了三個新的開端：一是中國人開始有了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構想和行動；二是開始重新考慮傳統文化的地位，重新估量科學技術的價值；三是開始初步認識到，要自強、要干實事，就不能不重視實際技能和社會效益。第二次是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時期，西方民主主義制度和民權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使部分國人的社會觀念有了一個質的飛躍，這就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第三次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化教育界出現了以介紹西方政治學說為主要內容，如何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的熱烈討論。特別是這次運動從始至終大力宣傳民主和科學，把中國人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從封建專制所造成的盲從、蒙昧中解放出來，對于啟發(fā)人們的理智與民主覺悟起了極大的作用。正因為有以民主和科學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思想觀念更新，才會有文化教育界的活躍局面，才會有以青年學生為主體參加的“五四”愛國運動，也為馬列主義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思想條件?？傊?，伴隨著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中國在向世界靠近，社會在逐步實現近代化，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得到不斷的更新：“師夷長技”觀念更新了“夷夏之防”觀念，變革觀念更新了守舊觀念，民主民權觀念更新了君權神授觀念，理智的務實觀念更新了偏頗的尚虛觀念，男女平等觀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觀念，社會主義觀念更新了資本主義觀念。

第四是教育方面的影響。中國近代每一次教育思潮的興起，都與“西學東漸”有著必然的聯系，“西學東漸”與教育思潮構成社會變革的一條主線，如改革封建舊教育、太平天國農民教育、洋務主義教育、改良主義教育、民主主義教育、教會教育、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和新民主主義教育等思潮的興起，都與“西學東漸”有著因果關系，同時對每一階段的社會變革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些教育思潮，從靜態(tài)看是相互獨立的，從動態(tài)看是相互聯系的，從而構成中國近代“西學東漸”與教育思潮以及社會變革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