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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世紀，歐洲是雇傭兵們建功立業(yè)的樂園，從三十年戰(zhàn)爭到波蘭共和國鎮(zhèn)壓哥剎克起義都有雇傭兵的身影出現(xiàn)。要說參予這一行業(yè)經(jīng)營范圍最廣的民族，可能就是葡萄牙人了。從美洲到非洲、亞洲滿世界都有葡萄牙人在為金錢打仗。1511年，葡萄牙人來到暹羅，成為最早到達暹羅的歐洲人。他們不僅進入了暹羅國王的軍隊，成為國王的雇傭兵，而且教授暹羅人使用和制造火器，使暹羅"大躍進"成為亞洲較早使用和制造火器的國家。1538年，暹羅巴拉猜王在位時，雇用120名葡萄牙人組成了自己的私人衛(wèi)隊，并讓他們教授暹羅人使用歐洲的火器。1545年，暹羅同緬甸東吁王國進行戰(zhàn)爭時，這120名葡萄牙雇傭兵參加了戰(zhàn)斗。不過緬甸王國也曾用葡萄牙雇傭兵和世仇暹羅作戰(zhàn)，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曾為柬埔寨國王效力，這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宗主國我大明天朝也不例外，理所當然地也利用過葡萄牙雇傭軍。

一、第一批葡籍軍事技術人員

　　此刻正值明末，明政府內(nèi)憂外患，國事日非。1619年以后，明與后金進行了幾次大戰(zhàn)，屢戰(zhàn)屢敗，明軍士氣低落，雖有后金軍所沒有的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但粗制濫造，且施放技術不嫻熟，火器戰(zhàn)術落后與技術的發(fā)展，故在八旗軍攻擊面前往往敗北。

　　其時在通州練兵的徐光啟（公元1562—1633年）就力主向澳門葡人購炮御敵。徐光啟這個人值得一提：字子先，上海人，曾在明王朝中任過不少重要官職。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結(jié)識了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利馬竇等人，開始接觸西方的科學。其后，成了天主教徒的他非常熱心于中西科學的融合，著力引進西方的數(shù)學，天文，火器，水利等方面的先進知識。薩爾滸明軍幾乎全部覆沒之際，時任翰林院官員徐光啟，一連上了三道奏章，認為要挽救國家危局，只有精選人才，訓練新兵，還自愿擔任練兵的工作。消極怠工幾十年的明神宗不勝其煩，就批準他到通州練兵去了。練兵衙門成立了一個月，徐光啟要人沒人，要餉沒餉，閑得沒事干。后來，好容易領到一點軍餉，到了通州，檢閱了那兒招來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殘兵，能夠勉強充數(shù)的只有二千人，更說不上精選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請求辭職。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兒子朱常洛即位，就是短命的明光宗了。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徐光啟委托李之藻派門人張燾、孫學詩到廣東又輾轉(zhuǎn)到澳門向西商購買了紅夷炮四尊，這是明朝四次向澳門買大炮之舉的第一次，其資金實際是徐光啟個人出的。徐光啟極力向朝廷進言：“今時務獨有火器為第一義”“可以克敵制勝者，獨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這四門炮買來后一直迅速廣信，大概是徐光啟個人資金實在有限，無力北運了。

　　朱常洛病死，神宗的孫子朱由校即位，這就是明熹宗。徐光啟回到京城，此時后金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天啟元年（1621年）3月，遼東戰(zhàn)局急劇惡化，后金軍又占領了遼陽、沈陽。徐光啟又竭力主張要多造西洋大炮。為此，繼續(xù)購買西式火器的話題重又提上了議事日程。徐光啟使朝廷出面取回滯留于江西廣信的四門大炮，并要求朝廷查訪擅長鑄炮的傳教士畢方濟、陽瑪諾的下落，聘請來京“依其圖說，酌量制造”，以優(yōu)厚待遇從澳門及閩廣招募技師工匠來京設廠鑄炮。他還根據(jù)后金作戰(zhàn)特點和敵我力量對比，提出建“銃城”以佐防御。他們的建議主張得到了明熹宗的批準。年底，四門大炮運抵北京，經(jīng)過試射，威力巨大，遠遠超出明軍原有的佛郎機及其它舊式火炮之上。于是這年七月，以張燾和孫學詩為欽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和購買火炮，澳門當局為迎合中國皇帝，將不久前繳獲的30門英制紅夷炮中的一些買給明欽差。二人很快購得了22門紅夷炮，打算回京師了。

　　第2年正月發(fā)生的廣寧之戰(zhàn)中明軍又敗，明朝喪失山海關外遼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天啟三年四月，新購置的二十二門大炮，連同被招募來京幫助造炮練兵的二十三名葡籍炮手和一名翻譯，終于由張燾解送到京。兵部尚書董漢儒隨即奏請派人學習制炮技藝，后來明政府又購買了四門炮。這樣到了天啟末年，明政府已經(jīng)先后從澳門引進了30門大炮，大大增強了明軍的作戰(zhàn)能力，其中有十一門大炮被調(diào)往山海關，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門，還有一門在試炮時炸毀，葡萄牙炮手若翰哥里亞被當場炸死，明政府將其安葬于北京郊外，并下令“從優(yōu)給恤”。

　　這23名葡籍炮手應該是中國戰(zhàn)爭史上第一批正式被中國政府雇傭的西方軍事技術人員。

　　運往山海關的大炮后來又轉(zhuǎn)運至寧遠前線，隨后出任遼東經(jīng)略的孫承宗還將經(jīng)過葡萄牙炮師訓練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調(diào)至寧遠，訓練明軍炮手。

　　《明熹宗實錄》（卷六八）云：（天啟六年二月甲戌）“（正月）二十四、五兩日，虜眾五六萬人，力攻寧遠，城中用紅夷大炮，奮勇焚擊，前后傷虜數(shù)千，內(nèi)有頭目數(shù)人，酋子一人”。此戰(zhàn)是后金發(fā)動侵明戰(zhàn)爭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彭簪古因此受到嘉獎，紅夷炮也從此威名遠揚。明廷隨之從1622年開始仿制。如徐光啟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二月至八月間，共仿制紅夷炮400余門。此外，廣東、福建、云南、山西等地都在仿制西洋大炮，至1644年明朝滅亡時，已造出各類紅夷炮1000余門。

　　但是力主購西洋大炮和招募葡萄牙雇傭軍的徐光啟，卻遭到了朝中重臣極力反對和攻擊，有人對徐光啟的工作大肆攻擊，指責他“一味遷腐”，不應“以詞臣而出典兵”，選拔兵士是“騷動海內(nèi)”，練兵的目的“無非騙官盜晌之謀”，“以朝廷數(shù)萬之金錢，供一己逍遙之兒戲，……。誤國欺君其罪大”。從徐光啟文集的《辯梳》部分可以看到許多上綱上線的指責，對軍事技術什么都不懂的文官們本能的認為堂堂天朝怎么能借用蠻夷的軍隊打仗呢？特別是兵部尚書崔景榮極力反對徐光啟的提議，加上御史邱兆麟彈劾他種種不是，受到排擠的徐光啟被迫稱疾歸鄉(xiāng)，回老家上海種田養(yǎng)雞去了。他一力倡導的購炮雇炮手等事也隨之中斷，加上試炮炸膛死了人，明官員認為是不吉之兆，“遂斷其必有害而無利，立命返澳，毫無挽回余地”，將他們?nèi)壳卜蛋拈T。

　　雖然天啟三年徐光啟曾經(jīng)官復原職，后又為禮部右侍郎，但朝廷已為魏忠賢閹黨把握，再無人聽他說話了。天啟五年，他被閹黨彈劾，再次落職閑住。

二、短命的中葡混合雇傭軍

　　轉(zhuǎn)眼間崇禎帝即位，黜斥了天啟朝權傾一時的魏忠賢閹黨。天啟七年十一月，起袁崇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起徐光啟為詹事府詹事。崇禎元年四月，袁崇煥更升授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徐光啟乃于崇禎二年正月又要求練兵，其疏有言：
　　臺乞先與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用人選士、車甲兵仗、大小火器等事，悉依臣言，如法制備，再加訓練。擇封疆急切之處，惟皇上所使，臣請身居行間，或戰(zhàn)或守，必立效以報命。既有成效，然后計算增添……然馬步戰(zhàn)鋒精兵，終不過三萬人……此為用寡節(jié)費萬全必效之計。

　　四月，徐氏升授禮部左侍郎，但其自請練兵的建議則未受重視。此時的明朝廷急于擺脫遼東軍事危機，練兵這種費事費時又費錢的事崇禎帝沒有興趣。他對立刻可以見效的買大炮一事感興趣，于是崇禎元年七月，兩廣軍門李逢節(jié)和王尊德奉旨至澳門購募炮師和大銃。崇禎二年11月后金軍又一次入關，皇帝十分著急的追問買炮的下落，以至徐光啟把在京的西洋傳教士都動員起來上城墻守城，以安帝心。

　　原來，李逢節(jié)和王尊德在澳門所購募的炮師和大銃，早在這年二月就自廣州進發(fā)了。有都司孫學詩的督護以及耶穌會士陸若漢（Joao Rodrigues，1561-1633）的伴同，此一隊伍包括一名叫貢薩握?德謝拉的澳門葡人（Goncalvo Teixeira Correa，？-1632）所率領的三十一名銃師、工匠和傔伴，共攜大鐵銃七門、大銅銃三門以及鷹嘴銃三十門。這個葡萄牙人是位職業(yè)軍人，在徐光啟《聞風憤激直獻疏》中被稱作“西洋統(tǒng)領公沙的西勞”。

　　實在是紅夷大銃太重了，以致行程屢屢推遲，到這年十月，才到山東濟寧，忽聞后金已破北直隸遵化等城入關了，剛好遇到兵部奉旨前來催促的差官，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乃舍舟從陸，晝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隊伍在此遭遇了后金軍。比時，州城內(nèi)外士民已經(jīng)亂成一團，都打算棄城逃避，公沙的西勞、陸若漢、孫學詩乃會同知州陸燧及鄉(xiāng)宦馮銓（原任大學士）等商議，急將運送的大銃入藥裝彈，推車登城拒守，并在四門點放試演，聲似轟雷，后金軍在遼東吃過紅夷大炮的苦頭，聞聲因而不敢南下，隨后即北退。

　　二年十二月，崇禎皇帝因中后金的反間計，將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在憤怒驚懼之極乃率遼兵東返。新授總理關寧兵馬的滿桂，旋又力戰(zhàn)身亡。副總兵申甫和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所率領的新軍，也先后敗沒。在此一極為不利的戰(zhàn)局下，公沙所率的銃師和大銃，終于三年正月抵京效命。

　　明朝政府答應支付領隊公沙的西勞每年一百五十兩的薪水，每月再加十五兩的額外花費，其余之人則年支一百兩，每月另給十兩的伙食錢，此一條件相當優(yōu)越，要知道明朝衛(wèi)所軍六品百戶官每月俸米才為十石，當時相當于20兩銀子左右；而一般士兵每月只有相當于4兩銀子左右的俸米。正月四日，這些西洋大炮被安置在都城各要沖，并在京營內(nèi)精選將士習西洋點放法，并賜炮名為“神威大將軍”。很快，葡萄牙炮手就訓練出了二百多名明軍炮手。此時，關外軍情又急，徐光啟即授意公沙的西勞和陸若漢向明政府表示“奉旨留用，方圖報答”“天未遠臣，愿效愚忠”，主動提出愿意為明朝提供操作火器的軍隊助戰(zhàn)，葡萄牙人的自告奮勇得到了正在焦頭爛額的明朝廷贊賞，徐光啟又不失時機同時上疏請求留下葡人“教演制造，保護神京”，努力促成此事；派人前往澳門招募炮手二百、隨從二百，自帶兵器，以作先鋒。他認為若能得此協(xié)助，再加上廣東將要運至的一批西式銃炮則“不過數(shù)月，可以廓清畿甸；不過二年，可以恢復全遼。”在徐光啟等人的全力保舉下，朝廷議準此事并派中書姜云龍隨陸若漢赴澳門經(jīng)辦，耶酥會神父陸若漢陪同公沙的西勞一起前往。

　　必須提一下，此時正是天主教來華后的南京教案時期，西洋傳教士是不許入內(nèi)陸和在內(nèi)陸傳教的，但陸若漢為購炮事宜來回奔波，還有一名耶酥會日本和中國視察員和他一起來京；其后的澳門雇傭軍中也混入有五名傳教士——明朝廷對西洋火器的倚重并為解救京師危亡之故，禁教令已名存實亡。

　　按曾德昭《大中國志》第21章記載，葡萄牙人效率很高的很快招滿了400人，其中200士兵，大多是葡人，有的出生在葡萄牙，有的在澳門，還有部分是當?shù)厝耍簿褪钦f是中國人，只是生在澳門，在葡人當中受教養(yǎng)，據(jù)稱都是優(yōu)秀士兵，善于使槍射擊。每名士兵有一個青年人隨從——這些隨從是用明朝皇帝的錢購買來的——由明朝廷付給他們大量的錢，以致士兵穿著華麗，配戴武器，都非常富有。由于當時澳門的總?cè)丝诓贿^一萬人左右，其中葡萄牙公民僅約一千人，故從此一遠征軍的人數(shù)，即可窺知澳門當局對援明之事的積極態(tài)度，他們深盼能藉此一天賜良機與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建立較密切的關系。

　　從澳門出發(fā)的士兵由兩名軍官率領，一個叫做科德略，另一個叫羅德里格，尚有他們的尉官及其他軍校?？梢钥闯鲞@支雇傭軍部隊中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為中國籍，也有黑人等；各級軍官和主要火炮手都是葡萄牙人，算是一支中葡混合的雇傭軍。部隊應該是和那22門紅夷炮一起出發(fā)北上的，當他們抵達廣州時，很氣派地進行檢閱，用他們的樂器致敬，使當?shù)刂袊耸煮@奇。

　　由明朝地方政府供給他們船只，他們順利地沿河經(jīng)過全省，到處都得到地方長官的接見，并都得到供應，如雞、牛肉、水果、酒、米等等。從葡萄牙人的記載來看，他們是興高采烈向北京進發(fā)的，一路上得到的優(yōu)待使他們心情很好。

　　他們穿越江西全省，直達它的省會南昌?！洞笾袊尽返淖髡邆鹘淌吭抡颜≡谀抢铮麕е约旱脑诋?shù)匕l(fā)展的信徒去參觀中葡混合雇傭軍隊伍，心里一定充滿民族自豪感……當?shù)刂袊俗钕肓私獾氖瞧先说姆b式樣，對他們的開叉穿孔的那種西式燕尾服，中國人不能理解為什么要破壞一匹完整和嶄新的料子，隨意剪開作裝飾。但是，這支部隊在南昌游覽城市后就此解散了，大部分人打道回澳門了。

　　原來，此舉遭到朝中以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為代表的反對派的強烈反對，盧兆龍連續(xù)上疏進行猛烈抨擊。他認為“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余，奈之何費金錢、騷驛遞而致之也？”“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nèi)陸，使之窺我虛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主張“罷止續(xù)取之差，以杜內(nèi)釁。”徐光啟隨即針對此疏上言，極力分辨紅夷（荷蘭人）和澳夷（葡萄牙人）的不同，盧兆龍因反駁曰：
　　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強？……臣自幼習讀孔孟之書，改過遷善、省身克己之事，經(jīng)文備之矣，不識世間有天主一教與所謂唐朝景教者……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

　　崇禎接受了他的意見，于是正當陸若漢帶領澳門雇傭軍隊伍行至江西南昌時，接到了明政府的命令，只準陸若漢等少數(shù)人運解器械進京，其余人員一律返回澳門。大明朝第一支西方雇傭軍還未能正式上戰(zhàn)場就已無疾而終了。

　　在浪費了大量金錢和時間后，崇禎四年（1631）三月，陸若漢等抵京復命。徐光啟便將陸若漢等人安排到山東登州，協(xié)助自己的學生登萊巡撫孫元化造炮練兵，其時公沙的西勞等葡人已在此。六月，又有一批葡人炮手和工匠護送大炮來此，這使得登州成為當時中國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中心。葡萄牙雇傭軍雖然曇花一顯，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事業(yè)倒是很有希望了。徐光啟在此次葡軍遭遣返之后，或心灰意冷，即不再積極過問兵事，惟其門生孫元化則漸成為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三、忠于職守的葡萄牙炮隊

　　鑒于明末軍事作戰(zhàn)方式變革的歷史趨勢，眼光比較敏銳的徐光啟等人想組建一支用西洋火器裝備為主的火器營，以提高明軍的戰(zhàn)斗力。因為登萊與遼東的后金軍僅一海之隔，時有戰(zhàn)事發(fā)生，是紅夷大炮實驗其效能的一個理想基地。這個時候，精通炮術的監(jiān)軍王征，登萊副總兵張燾和葡人公沙的西老等云集在此。孫元化等人便設法利用這些條件，在登萊編練火車營。這實質(zhì)是想用紅夷大炮裝備和訓練士兵，使其成為明軍火器中最精良的部隊的計劃。孫元化對西方火器十分熟諳，以為“中國之銃惟恐不近，西洋之銃惟恐不遠，故必用西洋之法。”西方傳來的“勝器勝技”可以前驅(qū)無敵，并有火器專著《西法神機》傳世，最早系統(tǒng)介紹了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

　　在孫部效力的葡萄牙炮手前期有13人，后來增加到40余人，他們成立了一支模范炮隊，作為明軍孫元化部炮兵的示范部隊。這批葡籍雇傭軍拿著比周圍明軍官兵高幾十倍的工資，確實干活也很有職業(yè)精神，教授明軍炮手各種技術也十分認真，工作干得很不錯。

　　葡萄牙雇傭兵到達登萊僅1個月后，就直接參與了戰(zhàn)事。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孫元化部屬張燾和葡萄牙統(tǒng)領公沙的西勞等，使用西洋火器，在皮島戰(zhàn)役中大敗后金。張燾對這次戰(zhàn)役的記述，頗為生動：“十七日職（張燾）令西人統(tǒng)領公沙的西勞等，用遼船架西洋神炮，沖擊正面，令各官兵盡以三眼鳥槍、騎架三板唬船，四面攻打。而西人以西炮打筑墻，計用神器十九次，約打死賊六七百……神炮諸發(fā)，虜陣披靡，死傷甚眾……此海外一大捷”。（明朝兵部檔案）

　　此次運用西式火器的海陸攻戰(zhàn)“戰(zhàn)艦蔽海，連日進戰(zhàn)，炮煙四塞，聲震天地”。戰(zhàn)斗中能熟練操縱西洋大炮的，主要就是先期到達的13名葡萄牙炮手?！痘鸸リ芬噍d“崇禎四年，某中丞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殲敵萬余，是其（指西洋大銃）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文中某中丞即指張燾。

　　此戰(zhàn)是皇太極直接指揮后金兵第一次攻打皮島，借道朝鮮由皮島北面渡海。因朝鮮方面不愿借船，后金兵只好自己搜羅了一些船渡海出擊，開局不順利，戰(zhàn)役過程也十分狼狽后金兵還沒能登上皮島，就在周邊小島遭到重大打擊，傷亡慘重——他們根本不會水戰(zhàn)，而明軍有百余戰(zhàn)船和西洋大炮參戰(zhàn)，其結(jié)果不難想象。當時朝鮮人曾記錄下后金兵“扶傷盈路，不可勝記；柞鹵俱漂，草木渾腥”的慘狀。雙方激戰(zhàn)十余日，后金兵也打得十分頑強，“猶潰而復合，合而復潰，如是者再四”，可是血肉之軀終究不是猛烈炮火的敵手，戰(zhàn)斗意志再強也敵不過炮火，加上海上用船之不便，后金兵被迫放棄進攻，“畏縮奔于八十里之外，不敢復近海岸。”六月二十八日，后金兵自朝鮮撤兵，七月二日回了沈陽。下次攻打皮島，要到后金—清軍也有了西洋大炮后的崇禎十年（1637年），皮島明軍經(jīng)歷多次內(nèi)亂后已成孤軍，軍心渙散，最終皮島陷落，明軍在遼東沿海的防線土崩瓦解，不復存在。

　　皮島內(nèi)亂即原毛文龍部將幾次反明投清兵變，實際上是袁崇煥殺毛文龍之事的后遺癥，同樣的亂事還有孔有德等人的吳橋兵變事件——正是這次兵變斷送了徐光啟、孫元化等人利用葡萄牙雇傭軍訓練建設“現(xiàn)代化”軍隊的理想計劃。

　　第一次皮島戰(zhàn)役后兩個月，1631年8月初，皇太極率大軍進圍關外要地大凌河，孫元化派孔有德、耿仲明部率軍增援。孔、耿二人原為毛文龍部將，毛死后投奔了孫元化為參將，皆是遼人，曾臨大敵，多謀敢戰(zhàn)。

　　當時明兵部急檄調(diào)登州兵赴授，孫元化先是令孔有德等率三千軍從海上援救，結(jié)果遭遇颶風，孔有德幾乎喪命。渡海不成，孫元化又拼命催促九死一生的孔有德從陸上取道山海關。孔有德很不滿。行至吳橋（今河北吳橋縣東），遇大雨雪，軍中乏食，引起眾怒，一聲呼喊，叛變反明。兵變原由在于孔有德部的驕悍無法，也由于長期以來毛文龍被殺事件的積恨。叛軍配備紅夷大炮20余位，大將軍炮300余位，炮彈6斤至10余斤不等，炮兵都剛剛接受過葡籍炮手的操炮瞄放訓練，大炮“一發(fā)五、六里”，“對城攻打，準如設的”，令“城垛盡傾，守垛者無處站立”。隨后，叛剿雙方在登萊一帶交戰(zhàn)18個月，雙方各倚紅夷大炮為攻守，出現(xiàn)了“百炮齊射，炮矢如雨”的局面，這恐怕是當時整個東亞技術最高的戰(zhàn)斗了。

　　崇禎五年正月叛軍攻打登州，是時，耿仲明正在城內(nèi)關禁閉——其弟參與皮島兵變被殺，他受牽連正在被崇禎皇帝查處，并為此憤憤不平。正趕上孔有德等反明攻登州，于是，他在城內(nèi)秘密邀集遼東諸將為內(nèi)應，天黑以后，接應孔有德叛軍攻進城里，此時巡撫孫元化除自己親兵外已無法指揮任何部隊了，城里一片混戰(zhàn)景象。此刻的葡萄牙炮隊本著雇傭軍的職業(yè)精神，固守炮位和叛軍作戰(zhàn)，在周圍的明政府軍紛紛逃亡和叛變的情況下，葡萄牙人的戰(zhàn)旗一直飄揚在戰(zhàn)火中，他們的叛軍學生猛烈的向他們開火，雇傭軍們忠于職守地戰(zhàn)斗到了最后。葡萄牙人共有12人在城陷時戰(zhàn)死，炮隊統(tǒng)領公沙的西勞也戰(zhàn)死了，另有15人重傷被俘，總算曾經(jīng)受教與他們的叛軍感念師徒之情，活下來的葡萄牙人在傳教士陸若漢帶領下離開了登州返回澳門。陸若漢也在這一晚受了傷，后來就因傷死在了廣州。

　　登萊巡撫孫元化和張燾、王征等當晚也被俘?？子械赂屑O元化收留過他，為報恩就將其釋放了。按當時人的習慣做法，朝廷封疆大吏出了如此大事，大約只有以自殺謝罪才算完美結(jié)局，可孫元化是天主教徒，宗教使他不能選擇自殺——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孫元化、張燾和王征等逃亡到天津，朝野指責其無能，孫、張二人被朱由檢毫不留情就地處以大辟，死前有傳教士湯若望喬裝改扮入獄作了天主教臨終儀式；另王征則被遣戍。

　　對于愛徒愛將悲慘的結(jié)局，徐光啟感到非常傷痛，卻又無能為力。年已古稀的他其政治熱情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憂憤滿懷，轉(zhuǎn)而潛心于《大統(tǒng)歷》的修訂工作。崇禎六年（1633）十月初七日（吳橋兵變的第二年），引進西洋火器技術最主要的倡導者和實施者徐光啟在北京的簡陋斗室里與世長辭，他組建西洋火器營的理想最終成了泡影。

　　1633年4月孔、耿二將率殘部男女13000多人（含士兵3600余名）攜十數(shù)門紅夷大炮和眾多火器手投降后金。此時因徐光啟病故，明廷內(nèi)造炮人才枯竭，正在進行中的明末引進西洋火器技術事業(yè)受到沉重打擊，明朝政府的引進學習呈現(xiàn)出停滯狀態(tài)，本已得到改善的明軍處境又開始惡化。叛軍投降后金后，后金軍不但火力明顯增強，而且還能直接仿制紅夷大炮，形勢對明軍日益不利。

　　死難葡萄牙人的結(jié)局還算不錯，戰(zhàn)死的統(tǒng)領公沙的西勞經(jīng)兵部尚書熊明遇疏請追贈為參將，副統(tǒng)領魯未略贈游擊，銃師拂朗亞蘭達贈守備，傔伴方斯谷、額弘略等則各贈把總職銜，每名并給其家屬賞銀十兩。其余諸人則各給行糧十兩，然后都被遣送回澳門。

四、桂林城下的葡萄牙士兵

　　大明朝如同一座土山，山上被漫天風雨沖去一堆堆土塊，山下被大水一片片卷走基礎，到1644年最終崩潰了。其后的南明時期，恐怕是歷代以來最令人絕望的時期；眾多飽讀詩書的文士和手握兵權的武將投降了，眾多朱明后裔爭著做風雨飄搖小朝廷的皇帝過把癮；小朝廷內(nèi)訌不斷，人人熱心爭權奪利，置大敵當前于不顧——文官與武將間互相輕視、互相爭奪權利與兵權，文官間有“閹黨”與“清流”、“吳黨”與“楚黨”之爭，武將們有原明軍和義軍、原大西反賊、原大順反賊間的地盤糧餉軍權爭奪，常常敵人殺到門外了仍要堅持不懈打內(nèi)戰(zhàn)；就是皇帝周圍仍有內(nèi)外朝之爭——文官和太監(jiān)互相爭奪影響皇帝的權力……南明之所以能支撐這么久，全拜清朝實力不濟兵力不足所賜！

　　在南京、福州建立的南明短命王朝弘光政權、隆武政權，維持不足兩年，相繼覆沒。1646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廣東肇慶被擁立為帝，建立了永歷政權。然而，此刻的永歷政權沒有穩(wěn)固的轄區(qū)，沒有可提供人力物力的完備政權機構(gòu)，政權組織十分松散；在軍事上，永歷小朝廷的內(nèi)部和駐守廣州的隆武帝殘余勢力“紹武帝”的小朝廷在打內(nèi)戰(zhàn)，而外部強大的清兵正從北面、東面向廣東挺進，形勢十分絕望，人心渙散。

　　永歷政權的主要扶持者多為天主教徒，或有天主教背景，如龐天壽、瞿式稆、焦璉、丁魁楚等，他們與西方傳教士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在那危難之時，位高權重的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龐天壽向永歷帝極力推薦西方傳教士畢方濟，欲藉其與澳門的良好關系，向澳門尋求軍事援助。

　　畢方濟，意大利人，1603年加人耶穌會。1610年到達澳門。后來進人內(nèi)陸傳教。畢方濟學貫中西，也深通中國學術乃至人情世故。在華傳教過程中，很注意與士大夫結(jié)交朋友，其中著名者有徐光啟、冒辟疆、鄭芝龍等，甚至與朱明皇家成員關系亦相當好。為幫助朱明王朝抗擊清軍，畢氏先后作為崇禎、弘光、隆武的特使，三赴澳門，以爭取澳門當局的軍援。

　　為拯救瀕樸覆沒的朱明王朝，永歷帝相當器重畢方濟，“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權授之，并授以國中最大四種官職之一”（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M.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647年1月派遣他出訪澳門，借兵購械。

　　這時的澳門葡人仍是明朝的支持者，澳門當局對永歷政權的這次請求，十分重視。按澳門基金會版《澳門編年史》（施白蒂。澳門1995）記載，這次雇傭軍組建工作又是高效完成了，很快便征募到士兵300名，大炮數(shù)門，火槍一批，并派尼古拉?費雷拉（Nicolau Ferreira，1582～1649年）為統(tǒng)帥，以耶穌會士瞿紗微為隨軍司鐸。這批澳門援軍于永歷元年（1647年）初即抵達桂林，被安排在焦璉的部下。

　　這位隨軍神甫瞿紗微值得一提，他又叫瞿安德，德國籍耶穌會士。就是他把永歷小朝廷上下幾乎都變成了天主教徒——當然他得到皇室如此信任，和澳門葡籍雇傭軍的戰(zhàn)功也是有關的。

　　順治三年農(nóng)歷十二月中旬（1647年1月），正當“永歷”和“紹武”兩個小朝廷在廣州周圍忙于自相殘殺時，佟養(yǎng)甲、李成棟部清軍突襲廣州，一舉端了紹武小朝廷的老窩，紹武帝和聚集在廣州的很多朱明皇族一齊被殺。永歷帝聞訊大驚，一月下旬，永歷小朝廷慌忙放棄肇慶倉皇出逃，開始永歷朝不斷逃跑的歷史。一行人抵達梧州后，不久又從梧州逃到桂林。

　　廣州占領之后，佟養(yǎng)甲僅率領數(shù)百人留守。李成棟繼續(xù)出擊，輕易奪取了粵西各據(jù)點的戰(zhàn)略樞紐肇慶，再從肇慶分兵三路全面出擊，其中一路沿西江而上，追趕永歷帝一行，永歷元年（順治四年）二月占梧州，還派軍向西北逼近桂林，永歷小朝廷照例一逃了之，去了全州，只有瞿式耜等人堅持要守桂林。三月十一日，一小支清軍突襲桂林，前鋒數(shù)百人突然沖入城中，幸虧明軍焦璉部前一天趕到了桂林，葡萄牙雇傭軍也已到達，在街頭城墻上用西洋火器擊退了這一小批清軍。

　　五月二十五日，尚可喜部清軍由湖南再次強攻桂林，瞿式耜指揮焦璉、白貴等將領分守各城門，并在城頭用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龐天壽主持鑄造的西洋大炮轟擊來犯清軍，清軍騎兵沖鋒時遭遇西洋火器猛烈射擊，應該就是葡萄牙雇傭軍所為。明軍出城迎戰(zhàn)，再次擊敗清軍騎兵沖擊。

　　計六奇《明季南略》記載：
　　“五月二十五日，大清兵偵兵變，積雨城壞，環(huán)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漣負創(chuàng)，奮臂呼，督師撫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尋出城戰(zhàn)，奮勇?lián)魵?，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zhàn)，大清兵旋去。”

　　關于此戰(zhàn)各種史料記載不詳，但西洋火器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應是確鑿事實；而此時的南明軍隊中唯一善用西洋火器的軍隊就只有澳門來的葡萄牙雇傭軍了，按王夫之在《永歷實錄》云：“天壽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紗微為師。勇衛(wèi)軍旗幟皆用西番書為符識，類兒戲。”說明葡萄牙人確已隨明軍作戰(zhàn)，且有自己的旗幟。但援軍的具體作用如何，中文史料僅此而已，無更多文獻說明。

　　第2天明軍又出戰(zhàn)，明軍隔河炮擊清軍，步兵正面對撼清騎兵——這一次使清軍丟盔棄甲而退，桂林城轉(zhuǎn)危為安。清騎兵在葡萄牙人歐式步兵陣面前毫無作為——葡萄牙步兵此時應該采用的還是改良后的摩里斯橫隊陣形（16世紀末，荷蘭的摩里斯改革步兵戰(zhàn)斗隊形，戰(zhàn)陣規(guī)模由西班牙方陣的3000人左右減為600～800人，長矛兵由原來縱深60列減為10列，正面為25～50人，火繩槍兵也排成縱深10列隊形，置長矛兵橫隊兩翼，整個戰(zhàn)斗隊形成為一字橫隊，而不再是原來的方陣式隊形，這便是所謂的摩里斯橫隊），況且攻打桂林的是清軍一支偏師，人數(shù)不會太多，在遭受傷亡后只好后退。

　　王夫之的《永歷實錄》對永歷朝信奉天主教十分不以為然，基本沒記錄朝廷內(nèi)部信仰天主教的情況，可能因此就對葡萄牙軍人的作用完全忽略了。此戰(zhàn)守住了桂林，使廣西大部地區(qū)免于失陷，一時間穩(wěn)定了永歷政權的局面，還使明軍從丟失廣東的打擊中緩了口氣，使后來的反攻廣州、使李成棟反清復明有了可能。

　　此戰(zhàn)葡萄牙雇傭軍證明了自己的實力，隨軍神甫瞿紗微其后得到了永歷朝廷的信任，成了永歷皇家御用神父。他在1648年一口氣把小朝廷里上至太后下至太監(jiān)宮女的大部分人變成了教徒，比如永歷帝父之次妃馬皇太后，教名瑪利亞（Maria）；正宮皇后王氏，教名安娜（Ana）；皇子慈恒，教名康斯坦?。–onstantinus），簡稱當定等等。除了永歷皇帝朱由榔因為不愿放棄三宮六院的幸福生活，而沒有被瞿紗微施洗。1648年（永歷二年），久病的太子在受洗后恰好病愈，王太后還派龐天壽前往澳門，請求耶穌會的司鐸們舉行彌撒大祭。10月17日，龐天壽入澳，各炮臺鳴炮致敬，修道士們列隊出迎。10月31日，圣保羅教堂為南明王室隆重地舉行彌撒，彌撒結(jié)束，澳門總督又設宴款待使者，還贈送火槍100支作為給桂王政府的禮物。桂王政府也因之答應永遠豁免每年500兩的地租銀，并豁免澳葡數(shù)年的船舶餉稅。

　　關于這支葡萄牙雇傭軍的結(jié)局，無論中外史料都沒有什么明確的記錄。我們只知道這支打著西方戰(zhàn)旗的部隊隸屬總兵官焦璉，并受大太監(jiān)龐天壽節(jié)制。焦璉是永歷朝軍隊的柱石，雖沒打過多少勝仗，但忠心耿耿身先士卒，多次挽救危機。永歷五年九月，清朝大軍壓境，廣西悍將陳邦傅叛變，誘殺大將焦璉，并以潯州降清，焦璉部明軍覆滅消失了。永歷帝立刻由南寧出逃（三個月后南寧才被占領），沿著廣西偏遠的各土司轄地一路狼狽竄逃，一直到貴州的安隆所才停下來。長達五個月的流亡過程中，原出發(fā)時約三萬余人的隊伍，因逃亡、病故等因素，僅不到三千人到達安龍。據(jù)耶穌會的檔案，傳教士瞿紗微當時乃隨從永歷帝西奔，因其所乘之舟較慢，而于1652年1月4日（永歷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為清兵追及，當場被殺。龐天壽在隨永歷帝逃亡到云南后就不知所終了，有人說是被孫可望所殺了。

　　所有和葡萄牙雇傭軍有關的明朝人物都死了，這支部隊也消失在了歷史的塵埃中。

　　明末引進西洋火器技術的整個歷史進程中，澳門的葡萄牙人作用非常重要：葡萄牙人為明末引進西洋火器提供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條件，并以其“恭順”與合作的良好態(tài)度為引進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保障；當然，葡人這樣做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貿(mào)易利益；在支援南明的同時，葡萄牙人時刻準備和清朝妥協(xié)——事實上在永歷三年（1650年）12月，澳門就正式向清朝投降了。很可能在這時，葡萄牙雇傭軍就被招回了。

　　其實在當時明朝封建統(tǒng)治階級業(yè)已腐朽不堪的情況下，單靠引進和仿制幾門大炮和雇傭一些外籍軍人，是根本不可能挽救明朝的最終覆滅的。

主要參考文獻：
　　《明史》、《明實錄》、曾德昭《大中國志》、《澳門編年史》、《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明季南略》、王夫之《永歷實錄》、《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