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在這里對自己說一聲抱歉，又是幾個月的時光過去了，我好像仍然什么都沒做出來。七月沒有做讀書報告也是因為真的沒讀什么書，八月的情況要好些，但讀的東西也是零零碎碎的。細數(shù)起來，我應該只是把《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讀完了，與其說是讀，不如說是半聽半讀，說實話，聽書的效果真的一般（就知識的吸收率而言，我覺得說＞讀＞寫＞聽），聽完了腦子里也是一團漿糊，以后還是好好讀紙質書和電子書，認真做筆記吧，起碼腦海中能有一條脈絡。好的，言歸正傳，現(xiàn)在我要打開微信讀書，梳理一下自己近幾個月來讀書的感想。

一、錢理群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

    以前我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是將它看作是教材或是考研資料，這次重讀這本書，我將它看成是論著甚或是睡前讀物。再加上讀研以后，雖然我感覺自己沒多大長進，但也確實受到了不少關于文學史的熏陶，所以也確實有了許多新的感受。

   首先是序言部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初版于1987年8月，本科時看到這個時間點（其實更有可能根本沒注意）以及序言的內容不覺得有什么，研究生階段因為專業(yè)課有要求，我把王瑤先生講到的沒講到的文學史著作大致都翻了翻，深感王瑤先生這篇序言之厚重。他將新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史著作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梳理，并為這本文學史著作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它是隨著重寫文學史思潮誕生的，這也就意味著與從前的文學史著作相比，它吸取了當時與傳統(tǒng)觀點不太一樣的新成果。

   其次，我想談談令我印象深刻的幾處論述。重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我對臧克家、師陀這兩位作家，以及文藝大眾化這個話題產生了研究興趣。大約是因為Ta們都是為弱者發(fā)聲的，是關于“軟弱的凡人”的文字。由此我又發(fā)散開來，想到自己大一時寫的《潘先生在難中》的讀后感，在此摘出一段：

“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本就是一個有偏見的詞，劣根性人人都有，只是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比較高罷了。葉圣陶筆下的潘先生似乎是一個極具利己主義、只求保全自己不顧他人的人，他會在戰(zhàn)爭來時趕到“紅屋子”去，會逃難到上海，會多要些紅旗和徽章保全自己和家人……這種種行徑似乎不太符合人們對他的內心期望，潘先生很明顯只是一個小市民，一個膽小怕事，不敢承擔的人。人們看多了英雄主義的文章，似乎覺得只有英雄才值得被銘記、被寫、被讀。可是不是這樣的，我們沒有辦法要求每個人都做個高大上的救國英雄，英雄畢竟是少數(shù)，不是每個人都能像魯迅先生那樣“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而潘先生只是做了那個時代絕大多數(shù)人會做的事情，難道就要被批判嗎？

   在我看來，無論是創(chuàng)作還是批評，都應該從人真實的生命體驗出發(fā)，而《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做到了這一點。雖然是文學史著作，但它也會適時地為研究對象們的命運發(fā)出喟嘆，例如關于魯迅、師陀、趙樹理、曹禺的評論。以下是我在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