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的批評界看來，加繆的著作按其哲學思想的兩條不同道路，可排列成兩個系列：荒誕和反抗。
其一是 “荒誕”（absurde）的思想，在《西西弗神話》中得到闡述，在小說《局外人》、劇本《卡利古拉》和《誤會》中得到進一步發(fā)揮。而按照神話母題來歸類，則可以概括為“西西弗神話”系列。 其二是關于“反抗”（révolte）的人道主義，則體現在小說《鼠疫》、劇本《戒嚴》和《正義者》之中，最后在論著《反抗者》中表現得更強烈。而按照神話母題來歸類，這個系列則可以概括為“普羅米修斯神話”系列。 從邏輯推理上看，加繆作品“普羅米修斯神話”的第二系列的積極意義要高于“西西弗神話”的第一系列，它是在第一系列的基礎上實現的。它走過了如下的一條認識與行動的軌跡： 生存（客體）——荒誕（本質）——意識（主體）——行動（選擇）——反抗（人道）。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爾索冷漠，近乎麻木不仁，始終抱著局外人的態(tài)度。但他已經認識到一切都是荒謬，可以說，他處于一種“無言的反抗”中。《鼠疫》中里厄醫(yī)生則不一樣，他雖有時感到孤單，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是同病菌作斗爭，他看到愛情、友誼、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他不是孤軍作戰(zhàn)，他認為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世界才有一線希望。比較一下這兩個主人公，就可以看出，默爾索是以反抗來表現自己的價值，里厄的反抗則表現出整個人類的尊嚴，其中包括集體主義的力量。“與《局外人》相比，《鼠疫》標志著從孤立的反抗態(tài)度轉變到承認集體力量，要進行集體的斗爭。如果說從《局外人》到《鼠疫》有著變化，那么這個變化是在團結和與聞其事的意義上實現的?！边@是“人們所能想象的關于人同惡勢力作斗爭，以及最終使有正義感的人起來反對現存生活，并同人們和自我作斗爭的最激動人心的神話之一”。 可見，加繆在《鼠疫》中表現的哲學不再是悲觀失望，而是積極行動，是團結，是斗爭。我們記得，里厄醫(yī)生在談到與帕納盧神甫的意見分歧時說過：“我對愛有另一種觀念，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們慘遭折磨的上帝的創(chuàng)造物?！痹谶@里，主人公毫無顧忌地掄起棍棒向上帝打去，否定上帝是命運的主宰，宣傳自己親自動手就能消滅鼠疫的道理。通過里厄醫(yī)生等人物的嘴，加繆一方面承認了人們生存條件的荒誕，另一方面又大聲疾呼，讓人們團結起來，不要無動于衷，而要積極行動，自己拯救自己。小說中反抗者的群像構成了人類的尊嚴，團結的力量。這里，集體的反抗代替了個人的反抗（如默爾索），這種反抗體現了人道主義，它解釋了同情心、團結和為他人服務。加繆的反抗思想其實還有其另一面。他提出“忠誠于反抗本身”，他認為， “對人類來說，存在著一種與他們水平一致的思想與行為，一切過分的舉止都會陷于矛盾中，絕對是達不到的，尤其不能在歷史上創(chuàng)造出來?！?/span> 所以，他堅持反抗要忠誠于本身之高貴，不應該由于疲憊和瘋狂，遺忘了它的崇高職責而陶醉于暴政與奴役之中。
作者通過《鼠疫》中塔魯之口，表達了他的這種思想。塔魯年輕時出席過一次法庭審訊，他的父親作為代理檢察長曾在法庭上以社會的名義要求判處一個被告死刑，而年輕的塔魯則深深地可憐那個像貓頭鷹一樣膽戰(zhàn)心驚的被告。他當時簡單地認為，社會就是建筑在死刑基礎上的，他必須與這樣的社會、與這樣的謀殺作斗爭。于是，他離家參加了充滿政治色彩的革命斗爭，一開始，他贊同這樣的觀點：“為了實現一個再也沒有人殺人的世界，偶爾判人死刑也是必須的”。但是在一次目睹刑場的慘景之后，他的觀點動搖了。他感到，在漫長歲月里，自己滿以為是在與鼠疫作斗爭，其實，自己一直就是個鼠疫患者，因為他間接贊同了千萬個人的死亡，因為他贊成最終導致死亡的一切行為原則。塔魯終于認識到：欺騙、驕傲、憎恨、暴虐都是“內部的鼠疫”，它像吞噬肉體的災難一樣，在感染著人，應該以不懈的斗爭為代價，制止這種可怕的傳染。在這里，加繆實際上提出了殺人作為一種政治斗爭手段是否合理的問題。他后來在論著《反抗者》中特別地思考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反抗一旦超過了限度，導致新的屠殺，就違反了人道主義。加繆曾痛斥希特勒納粹主義者滅絕人性的恐怖，他們把屠殺說成是復仇和強者的法律。加繆也同樣氣憤地反對所謂的“合理恐怖”，即為了實現一個人民幸福，不再有恐怖的社會而采取的革命暴力。在他看來，怎么可能接受贊成暫時消滅人的價值而使這種價值在將來得以尊重這樣一種純粹的預言呢？正是這種有限度的反抗，純粹的反抗，“人道主義”的反抗，使塔魯找不出尋找內心安寧的道路。面對不合理的社會，屈膝忍受只能加重痛苦，加速死亡，起來反抗又容易導致生靈涂炭。作者的“人道主義”無形中多少束縛了反抗者的手腳。塔魯也只能在死神那里尋求他的安寧。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一度參加過共產黨的加繆，斷絕了同共產主義者的關系，甚至跟一度被視為同志的薩特也鬧翻了。《鼠疫》中，塔魯始終糾結于渴望無罪、純潔、博愛的心情，他總想成為“不信神”的圣者。而這種思想在里厄醫(yī)生的眼中則顯得不免有些過分，里厄以“真正的醫(yī)生”的行為，拯救著人們的肉體，減輕著人們精神上的痛苦。他的抱負只是“做好一個人”。但是，要做好一個人，就不如做一個“圣者”那么難嗎？這是加繆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們讀者應該思考的問題。在塔魯與里厄的這種關系中，我們隱約也看到了加繆與薩特之間矛盾的陰影。加繆跟薩特、跟當時很多的革命者不同，他最終走向的是人道主義。這是一條在基督教和主義馬克思之外的人道主義的自由道路。自始至終，加繆思想的核心一直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從根本上始終纏繞著他的創(chuàng)作、生活和政治斗爭。在寫于德國占領時期的《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中，加繆明確表示反對他所虛構的“德國老朋友”的理論，那位友人以“一切都是允許的”為借口，替希特勒的武力征服政策辯解，加繆則在第三封信（寫于1944年七月）中批駁他道：“為了保持對大地上人世的忠誠，我選擇了正義。我一直相信，這一世界并沒有什么超凡的意義，但我知道，世界上有某種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人，因為，人是唯一需要生而有意義的生存物?！?/span> 這種態(tài)度，在小說《鼠疫》中通過一些人物的言行，表現得十分明確，而在《反抗者》中則得到了更深的哲理上的解釋。
讓我們站在加繆那樣的高度上來看世界，那么，我們就會看到：人生存在世界上這件事本身就是荒誕的，人生是無意義的，面對世界不能抱任何希望；他的結論是要反抗，盡管反抗不能取得什么成功，但反抗就是一切；認識到了荒誕，并反抗了，人也就把握了人生的價值，取得了自由、享受了生活，感受到了幸福。在加繆筆下，人們面臨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無論是在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爾（《局外人》），還是在奧蘭（《鼠疫》），無論是在高加索的山上（《西西弗的神話》），還是在古羅馬的皇宮（《卡利古拉》），無論是在西班牙的加的斯（《戒嚴》），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小村莊（《誤會》），甚或是在沙皇時代的莫斯科（《正義者》），人們都需要正視這世界的莫名的荒誕。但是，在加繆的筆下，總是會有人站出來，不甘心忍受這荒誕的世界的羈絆，而要擔起責任，起而反抗，無論是里厄醫(yī)生及其朋友們，還是他們的西班牙同行迪埃戈，無論是遭受諸神永恒懲罰的西西弗，還是參加革命行動的卡利亞耶夫，他們都在反抗，而且，在反抗中見到了人道主義的力量，享受到了明媚的陽光……浙江寧波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文學》前主編，傅雷翻譯獎評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翻譯介紹了奈瓦爾、克洛岱爾、阿波利奈爾、貝克特、西蒙、羅伯-格里耶、格拉克、薩岡、昆德拉、費爾南德茲、勒克萊齊奧、圖森、埃什諾茲等人的作品。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風》《左岸書香》《是禁果，才誘人》《左岸的巴黎》等。被法國政府授予文學藝術騎士勛章。2018年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翻譯獎。加繆的小說《局外人》和《鼠疫》，典型地體現出了加繆的哲學思想與文學風格。人意識到生存本身的荒謬，并起而反抗，在反抗中人看到了自身的價值。加繆小說的白描式風格，恰到好處地展現出人物的所思所為，傳達出二十世紀西方社會普通人的精神面貌。
中篇小說《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小說塑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荒謬的人”——對一切都漠然置之的主人公默而索，他對身邊發(fā)生的一切事情都漠不關心，他母親的去世，甚至自己被判處死刑，他都沒有感覺。這一荒誕主題實際上是作者對二戰(zhàn)后人類荒誕的生存境況的呼喊。此作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同時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杰出作品之一。
長篇小說《鼠疫》，一部被法蘭西文學界奉為經典的長篇巨著，一部被譯成28種語言，1000萬冊的作品。該作是書上的傳奇，半個世紀以來常銷不衰，被認為是加繆有影響力和現實意義的文學作品。作品生動地描寫了在與世隔離并面臨死亡的絕境下，各類人的不同表現。終，以醫(yī)生里厄為首的不同背景的人們團結起來抗擊鼠疫。在遭受鼠疫對情感和生存境況折磨的時候，人類仍能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面對死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