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發(fā)表于《四庫學》（第二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90-200頁。

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之回顧與反思

宮云維 戴穎琳

文瀾閣《四庫全書》是現存四部《四庫全書》之一，也是乾隆時所纂修的七部《四庫全書》南三閣中僅存的一部。由于歷史的原因，該書經歷了三次補抄，方成完帙?？箲?zhàn)時期，該書又歷經西遷，輾轉流離，始完璧歸杭，創(chuàng)造了世界藏書史上的一個奇跡！唯其如此，文瀾閣《四庫全書》才迥然有別于其他三部《四庫全書》，成為“四庫學”研究中的“另類”。因而，研究文瀾閣《四庫全書》，將極大地豐富“四庫學”研究的意義。本文擬通過對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史的梳理，進一步剖析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有助于“四庫學”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四庫全書》之庋藏文瀾閣始于乾隆四十九年，大約至乾隆末年完成。[1]但文瀾閣《四庫全書》卻沒有北四閣那么幸運。咸豐十年（1860）、十一年（1861），太平軍兩次攻陷杭州，閣圮書散，“峨峨之杰閣欹，煌煌之寶書散，殘余者狼藉盈地，幾等沾泥之絮矣。不脛而走，則或歸有識之家，或歸無知之賈豎。藏家得之，尚為書幸，一入蚩氓之手，則鹵莽滅裂，無所不至。惜字者，則妄為焚化，陰蹈祖龍之覆轍而不知；貪小利者，則散冊解釘，撕供裹物，留下市上，幾同常事”。[2]其時，杭州著名藏書家丁丙、丁乙兄弟避難西溪，偶然發(fā)現留下市場上有用四庫書紙包裹食物者，乃集合膽大者數人，冒著生命危險，乘夜俯拾，得失散之閣書數千冊，陸續(xù)藏之西溪。后來丁氏兄弟又將所收之閣書運到上海，加以保護，直至同治三年，杭州光復，才運歸故里?；睾己?，丁氏兄弟又出資購求其他散佚城鄉(xiāng)者，加上徐葵之所收集者，共計約9060冊，藏之于杭州府學尊經閣。這就是著名的丁氏搶救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故事。其時，文瀾閣《四庫全書》所存者不足原書的1/4。為使文瀾閣《四庫全書》回復原貌，光緒八年（1882），在浙江官紳的支持下，丁丙主持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補抄工作。本次補抄，歷時七年，計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247冊6124萬余字。

1910年，浙江圖書館建館。次年6月，經浙江咨議局議決，并浙江撫院核準，文瀾閣藏《四庫全書》劃歸浙江圖書館保管。1912年，錢恂出任浙江圖書館總理（館長），開始策劃閣書的補抄工作。1915年，在錢恂的主持下（時已離任），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第二次補抄工作正式開始。到1923年，歷時八年方告結束。由于1915年（民國4年）是農歷乙卯年，所以這次補抄又被稱為“乙卯補抄”。此次除補抄《四庫全書》外，還從書肆中補購了舊抄本182種268卷。

1922年，著名學者張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開始籌劃、主持第三次補抄工作。此次補抄從1923年春天正式開始，到1924年12月竣工，計抄書4497卷2046冊。次年又重校昔日丁抄213種5660卷2251冊。至此，“全書完備，交圖書館仍貯閣中”。[3]因為1923年是農歷癸亥年，所以這次補抄又稱“癸亥補抄”。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之后，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為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免遭日本人的算計，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和他的同人們，為保護和轉移文瀾閣《四庫全書》進行了一場堪稱偉大的庫書西遷運動。西遷從1937年8月1日開始，一遷富陽，再遷建德，三遷龍泉，四遷貴陽張家祠堂，五遷貴陽地母洞，六遷重慶青木關，歷時9年，輾轉浙、閩、贛、湘、黔、川六省，最終于1946年順利返回杭州。

文瀾閣《四庫全書》從補抄到西遷，再到回杭，是一部歷史傳奇大戲。這部傳奇大戲的主要演員，則是那些為補抄和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浙江藏書家和浙江圖書館工作人員。因而，早期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圍繞上述“劇情”而展開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整理、保存相關史料。

事實上，早在清末丁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當時丁抄本的主要參與者、曾負責管理文瀾閣書庫的王同就著有《文瀾閣補書記》，詳細記敘了當時補書的過程。丁抄本完成后，主持文瀾閣事的孫峻、孫樹禮，又根據閣中的檔案資料，編撰了《文瀾閣志》。是書凡兩卷，另有卷首和附錄。卷首收錄乾隆皇帝與文瀾閣有關的詔諭三道、御制詩三首，光緒皇帝關于修復文瀾閣的詔諭一道。卷上為文瀾閣之建置、圖說，以及同治、光緒間修復文瀾閣及抄補閣書的往來公牘等，并附有《補抄閣書章程》《續(xù)擬抄書章程》等。卷下為文瀾閣修復前后，學士大夫的相關吟詠詩文等。王同的《文瀾閣補書記》也被收錄其中。附錄則收錄了著名學者孫衣言等關于《書庫抱殘圖》《文瀾歸書圖》的題記、跋語等。該書的編成，保存了文瀾閣最初的相關史料，尤其是丁抄的相關史料，對后來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于第二次、第三次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史料，尚有錢恂曾編的《文瀾閣現存書目》，記述其卷冊之存佚與抄寫之先后等。1929年，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楊立誠著有《文瀾閣書目索引》，“舉凡書名、著者、卷數、冊數、架數以及寫錄之年月，莫不厘然詳載于表”。[4]第三次補抄的重要參與者周慶云著有《補抄文瀾閣四庫缺簡記錄》。第三次補抄的主持人張宗祥1961年也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了題為《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史實》的回憶性文章。因之，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三次補抄的史料，基本整理完備。

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的史料，則有毛春翔《文瀾閣<四庫全書>戰(zhàn)時播遷紀略》（《圖書展望》1947年第3期）。毛氏時任浙江圖書館編目組干事，負責護送文瀾閣《四庫全書》抵貴陽，并負責保管閣書。1945年后，還擔任過閣書保管委員會秘書?？箲?zhàn)勝利后，又奉命負責護送閣書回杭。他是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全過程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者，因而，該文對了解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極有歷史價值。祝文白《兩次查看內運文瀾閣<四庫全書>記》（《真理雜志》1944年第1卷第1期），亦有所補充。

第二，搜購遺失的閣書，考證相關史實。

搜購遺失閣書的工作，自丁抄開始就一直沒有中斷過。進入浙江圖書館時代后，遺失閣書的搜購工作是浙江圖書館的常態(tài)，被搜購的閣書一直被作為珍貴的“保存類”，經常見之于浙江圖書館主辦的幾本雜志中。例如，1922年第8期的《浙江省公立圖書館年報》中就有“保存類文瀾閣本”。1934年第3卷第5期的《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也刊有“文瀾閣書之購回與新收圖籍”一欄，重點介紹購回的文瀾閣舊抄本《兩宋名賢集》第186～188卷、第249～253卷。

與搜購遺失閣書緊密相關的，就是對相關閣書的?？焙涂甲C。1923年，曾參與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單丕（不庵）發(fā)表了《跋補抄文瀾閣書六種》（《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923年第1卷第3期）。1927年，康爵發(fā)表了《文瀾閣丁氏補抄夾漈遺稿?？庇洝罚ā墩憬×D書館報》1927年第1卷第1期），即屬此類。1932～1937年間，在浙江圖書館編纂組供職的張崟（曾任編纂組主任），先后發(fā)表了《文瀾閣<四庫全書>史表》（《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新購閣本<歐陽文忠集>卷一至二十七?？北怼罚ā墩憬×D書館月刊》1933年第2卷第4期）、《西湖文瀾閣規(guī)制征故》（《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文瀾閣<四庫全書>淺說》（《浙江圖書館館刊》1933年第2卷 第1期）等論文。1935年，張崟又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發(fā)表了《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文瀾學報》1935年第1期）。該書從《四庫全書》的編撰入手，考察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成書次第、《四庫全書》與文瀾閣之關系、文瀾閣劫后重建問題、閣書燹后之補苴、閣書規(guī)制、浙圖藏閣書之概況，以及文瀾閣《四庫全書》之重要性等。書末還附有五個相關的表格等。該長文的發(fā)表，實集此前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之大成，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張崟之外，陳訓慈撰有《丁氏興復文瀾閣書記》（《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1932年第1卷第7、8期合刊）、君弢撰有《文瀾閣<四庫全書>的今昔》（《圖書展望》1937年第2卷第6期），洪煥椿撰有《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之過去與現狀》（《讀書通訊》1948年第153期），等等。其他介紹和研究《四庫全書》的著作中，也略有介紹和研究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章節(jié)。

20世紀80年代以來，《四庫全書》研究出現了“方興未艾”的大好形勢，出現了一批卓有影響的著作。如黃愛平先生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崔富章先生的《<四庫提要>補正》（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周積明先生的《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司馬朝軍先生的《<四庫總目提要>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等。但上述著作中，僅黃愛平先生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與文瀾閣《四庫全書》關系密切。該書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均有章節(jié)探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相關問題，涉及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續(xù)繕與校訂、續(xù)藏與閱覽、復校、裝潢與庋藏、亡佚，以及文瀾閣的建置等。

乘此東風，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也出現了長足進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其中，一大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公開發(fā)表。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了顧志興先生的《文瀾閣與<四庫全書>》——這是第一本專門介紹和研究文瀾閣和《四庫全書》的著作。大致說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補抄和保護閣書之功臣被大力表彰。

正如前文所言，文瀾閣《四庫全書》是世界藏書史上的一個傳奇，演繹這一傳奇的保護和傳播閣書的功臣，理所當然地應該被歷史銘記。陳訓慈先生早年撰《丁氏興復文瀾閣書紀》即屬此類。新時期的四庫學者在這方面做了許多文章。如林祖藻《陳訓慈與文瀾閣<四庫全書>》（《陳訓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第666～675頁）、劉亮《張宗祥與文瀾閣<四庫全書>》（《華夏文化》2011年第2期）、汪帆《張崟的四庫學貢獻》（《浙江學刊》2013年第5期）、楊斌《竺可楨與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遷移》（《中國檔案》2013年第10期）、朱煒《江南有完秩，補闕到文瀾——張宗祥與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半個世紀情》（《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5年第3期）等，分別探討了陳訓慈、張宗祥、張崟、竺可楨等對文瀾閣《四庫全書》保護和傳播的杰出貢獻。此外，徐永明《文瀾閣<四庫全書>搬遷述略》（《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4期），趙春華《護衛(wèi)國寶，青史永記——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zhàn)時初遷富陽漁山記述》（《浙江檔案》2008年第9期），顧志興《文瀾閣<四庫全書>的三次補抄》（《世紀》2010年第4期），鮑志華《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zhàn)苦旅線始末》（《圖書與情報》2011年第4期），袁媛、劉勁松《抗戰(zhàn)時期貴州省立圖書館保護文瀾閣<四庫全書>考察》（《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年第7期），韓卓吾《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創(chuàng)奇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第799期），徐忠友《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輾轉西遷之路》（《黨史縱橫》2015年第10期），等等，雖然沒有具體表彰哪一位個人，但總體上屬于對補抄和保護《四庫全書》西遷的表彰。

第二，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價值重新引起學者的重視。

眾所周知，現存文瀾閣《四庫全書》其實是一部“殘書”（“殘卷”），因為其中2/3以上的內容是后來補抄的，不是原抄。但正是因為有了后來的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價值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提升。張崟撰《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時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閣書經亂后，雖殘缺，賴抄配得完，似與原來面目微有殊致，但有因抄補而轉較原著錄為更可寶者在焉?！盵5]但由于種種原因，當時響應者并不多，也鮮有人去繼續(xù)挖掘。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張崟的基礎上，撰寫論文，挖掘和肯定抄本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價值。如林祖藻《從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谷響集”談起》（《浙江學刊》1995年第1期），趙冰心、裘樟松《文瀾閣<四庫全書>補抄本之價值》（《圖書與情報》2000年第1期），崔富章《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殘卷之文獻價值》（《文獻》2005年第1期），高明《<網山集>文瀾閣四庫本、文淵閣四庫本異文掇拾》（《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7年第6期），童正倫《丁氏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述評》（《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2年第4期），吳育良《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補抄及價值》（《晉圖學刊》2013年第1期）等，從不同角度，挖掘文瀾閣《四庫全書》之價值，證實張崟之結論。

第三，研究資料更加豐富完備。

史學研究貴在創(chuàng)新，新史料的發(fā)現則是史學研究創(chuàng)新的基石。以往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主要是依賴早期浙江圖書館工作人員等所整理的資料。[6]即使文瀾閣《四庫全書》本身，由于多年來“養(yǎng)在深閨”，見一面尚且困難，更不必說運用其進行研究。好消息是，經過十余年的努力，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終于在2015年7月正式出版。這對于廣大的《四庫全書》研究者乃至文史愛好者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喜訊。對此，杭州出版社官方網站對該書有如下介紹：

      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有以下特點和優(yōu)勢：

      一、內容更完整。原《四庫全書》有漏抄，文瀾閣本在補抄過程中據善本予以補齊。據初步估計，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比原《四庫全書》多出8000卷，其中有的為不同版本分卷不同所致，有的則為補全原本漏抄內容。

      二、版本更優(yōu)良。丁丙、錢恂、張宗祥等前輩組織補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時，從事者均為版本目錄學專家，集清末全國藏書樓之精華，善加揀擇，比其他閣本更具版本價值。

      三、面目更真實。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出于滿清統治的需要，四庫館臣對書籍中的“違礙字眼”多有刪改，遭到后世學者的非議。而在補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時，被四庫館臣刪改的文字據原本得以恢復。[7]

無論如何，該書的出版對文瀾閣《四庫全書》，乃至整個四庫學的研究，都將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實，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相關史料，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陸續(xù)被發(fā)現和整理。其中較有影響的首先是陳訓慈《運書日記》的整理出版。

陳訓慈1932～1941年間任浙江圖書館館長，是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的策劃者和直接領導者?？箲?zhàn)勝利后，他又是促成將文瀾閣《四庫全書》運回杭州的功臣。因而，其日記中有關搬運《四庫全書》的記載，對于了解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西遷有特殊的價值。1991年，陳訓慈九十華誕時，曾將三冊日記捐獻給浙江圖書館，編號為《丁丑日記》第一冊、第三、第四冊。2000年，浙江大學徐永明教授征得陳訓慈哲嗣的同意，將其中有關搬運《四庫全書》的史料整理出來，以《<陳訓慈日記>中有關文瀾閣<四庫全書>抗戰(zhàn)遷徙事摘錄》為題，發(fā)表在臺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1期上。著名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先生也曾“在偶然的場合中”得到陳訓慈日記手稿三冊，其中題名《丁丑日記》第五冊《運書日記戊寅日記之一》所記，正好是1938年文瀾閣《四庫全書》西遷頭兩個月途中之事。2005年、2006年，周振鶴先生將這兩冊日記整理出來，以《陳訓慈及其<運書日記>》為題，分別發(fā)表在《近代中國》第十五輯、第十六輯上。2013年，又將兩冊日記以《運書日記》為名，并附上前揭徐永明教授之文，交由中華書局出版。

此外，尚有洪麗亞《文瀾閣歸書圖卷資料述略》（《東方博物》2005年第2期）、楊斌《近年來關于抗戰(zhàn)時期浙江省文瀾閣<四庫全書>內遷史料》（《民國檔案》2015年第2期、第3期）等史料，陸續(xù)被發(fā)現和整理。尤其是張廷銀先生《晚清藏書家丁丙致袁昶手札》（《文獻》2007年第4期）、趙天一先生《丁丙致陳豪手札釋讀》（《文獻》2012年第2期）等，為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材料。

2017年6月，浙江大學陳東輝先生主編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由杭州出版社出版。該書將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卷前提要”抽出來，連同文瀾閣《四庫全書》中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并附有《文瀾閣志》《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等十三種近現代學者關于文瀾閣的重要著述，匯成一編，皇皇三十大冊，以冀“一編在手，如指諸掌”，實屬錦上添花之作。

第四，文瀾閣《四庫全書》對江南文化的影響開始受到關注。

乾隆皇帝之所以設南三閣，其本意旨在嘉惠士林，推廣文治。這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的詔諭中說得非常清楚：

      前因江浙為人文淵藪，特降諭旨，發(fā)給內帑，繕寫《四庫全書》三分，于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各藏庋一分。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抄錄傳觀，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過于珍護，讀書嗜古之士，無由得窺美富，廣布流傳，是千緗萬帙，徒為插架之供，無裨觀摩之實，殊非朕崇文典學，傳示無窮之意，將來全書繕竣，分貯三閣后，如有愿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xù)領出，廣為傳寫。全書本有總目，易于檢查，只須派委妥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fā)檔案，登注明晰，并曉諭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遺失污損，俾藝林多士，均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8]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再加發(fā)諭旨，要求內閣督促江浙督撫等允許士子到南三閣中抄閱：

      《四庫全書》薈萃古今載籍，至為美備……從前曾經降旨，準其赴閣檢視抄錄，以資搜討。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閱污損，或至過為珍秘，阻其爭先快睹之忱，則所頒三分全書，亦僅束之高閣，轉非朕搜輯群書、津逮譽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諸書，排印無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購覓。著該督撫等諄飭所屬，俟貯閣全書排架齊集后，諭令該省士子，有愿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9]

藉是之故，浙江地方官員特按上諭派遣官員管理文瀾閣《四庫全書》，公開向社會開放，允許士子入閣讀書抄錄，甚至借閱。據有關材料記載，曾在文瀾閣抄?；蜃x書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至少有汪中、孫星衍、劉鳳浩、朱緒曾、陳奐、謝啟昆、錢熙祚、錢泰吉、陸心源、孫衣言等。例如，瑞安玉海樓主人孫衣言，就多次登閣閱覽、利用閣書。孫延釗在《文瀾閣、嘉惠堂與玉海樓》一文中，直稱“清代文瀾閣秘笈，實東南文獻之淵藪”，并云“玉海樓所收溫州文籍見于兩譜者，往往為閣本與嘉惠堂之福帙”（《文瀾學報》1935年第1期）。

近年來，相關的研究開始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例如，程惠新、高明著《文瀾閣<四庫全書>傳抄本考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3年第10期），即基于浙江大學所藏的22種文瀾閣本傳抄本（以文瀾閣《四庫全書》為底本而抄錄的本子）進行了研究。遺憾的是，此類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見。

以上是筆者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歷史的初步梳理。從梳理中，我們不難看出，迄今為止，關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尤其是關于三次補抄、西遷史料的整理和對有功之臣的表彰等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顯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第一，目前關于補抄和保護功臣的表彰，還僅限于少數貢獻巨大者。更多的參與文瀾閣《四庫全書》補抄和保護，包括補抄的工人、為補抄捐助費用者，還沒有被提及，需要進一步挖掘和研究。

第二，除了陳訓慈日記之外，其他參與補抄的學者還有沒有關于補抄和保護的日記？還有多少名人手札中談到過庫書補抄？庫書西遷過程中，有關地方有無相關檔案？如果有，這些新史料的出現，必將推動文瀾閣《四庫全書》研究的深入。

第三，除了文瀾閣《四庫全書》補抄本的學術價值外，現存的舊抄本與其他閣書有何差異？為什么會有差異？這一工作隨著閣書的影印出版，變得非常便利了。與此相關的是，對于現存舊抄閣書尚有多少存世，也應該加以統計和研究。

第四，有多少學者和藏書家登文瀾閣看過書？他們抄錄過哪些閣書？為什么要抄錄？換言之，文瀾閣《四庫全書》在哪些方面影響了江南文化？又是如何影響的？這對于凸顯《四庫全書》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傳承，是有巨大意義的，也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投身其中。

以上是筆者簡單想到的幾個方面。相信，隨著影印本文瀾閣《四庫全書》的面世和《四庫全書》申遺工作的推進，文瀾閣《四庫全書》的研究工作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學者，也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主編：陳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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