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李恒在位只有四年,年號為文學(xué)史上非常著名的“長慶”,卻也是中晚唐朝臣紛爭加劇的重要階段。 首先是宮廷內(nèi),李恒能夠登位主要依靠宦官及后宮的力量。李恒的母親是大功臣郭子儀的孫女,有強大的家族背景。就在李恒好不容易被唐憲宗冊立為太子后,群臣都認為可順勢讓郭氏成為正式的皇后。憲宗卻對此死活不愿意,只封郭氏為貴妃。按說這一點有些令后人費解,實際這是十分特殊而又客觀的環(huán)境造成,自肅宗張皇后以來,宮廷中就幾乎再沒有活著被冊立皇后的例子,女人強勢干涉朝局——這在唐代有太過強烈的心理陰影。 王守澄扶立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個皇帝 最終憲宗意外被宦官毒害,雖然看來是王守澄趁扶持穆宗上位,順手掌握了朝局,但很難不讓后人懷疑當中同樣有郭氏的影響在內(nèi)。王守澄能在穆宗時期脫穎而出,雖然憑借他早年就與李恒有一些淵源,不少研究者也分析,自然還包括郭氏默許甚至支持王守澄扶持李恒上位,無形中也就暗示,憲宗死的蹊蹺意外,可能隱約有郭氏的因素在內(nèi)。這一點絕非單純今天的研究者好奇索隱,至少在唐宣宗時對郭氏的厭棄就已經(jīng)開始流傳。 其次穆宗與朝臣的關(guān)系,史書暗示李恒雖早定為太子,能否順利得到眾大臣支持也頗為焦慮,他請教舅父郭釗(為郭曖與升平公主所生,郭釗的兩個兒子郭仲恭、郭仲詞都娶穆宗李恒的女兒)。當時為司農(nóng)卿的郭釗提醒太子一定要盡“孝謹”之心,不要考慮其他的事。 經(jīng)過鄭注、李訓(xùn)與王守澄在憲宗后期的關(guān)系鋪墊,尤其王守澄與梁守謙等神策軍控制宮廷,絕大多數(shù)大臣毫無懸念會認同名正言順的太子成為新君。這時,元和舊臣李逢吉順利出山輔佐新君,成為外朝的一個核心人物。 穆宗長慶年間之所以會加劇大臣之間的分歧,一大不宜覺察的因素在于,穆宗李恒才能固然遠不及父親憲宗李純,其個人喜好又傾向于文學(xué)出眾的大臣,比如他欣賞詩人李紳、元稹,都先后提拔為宰相。 元稹白居易的長慶集都以穆宗年號為名 實際觀照號稱牛李兩派大臣,總體都是所謂文人士大夫,但相對有各自突出的一面,假如區(qū)別個別態(tài)度有過搖擺的如杜牧、李商隱、白敏中,以李德裕為首一派偏重實際行政才干,而牛僧孺一派匯聚純文人較多。古人的交游盡管可以跨越藩籬,所以像杜牧、李商隱與兩邊的人都有交情,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話也有相當依據(jù),這一標準甚至可以延續(xù)到北宋群臣之間的紛爭。 比如一般認為李逢吉不喜歡和文人合作,實際是同他關(guān)系不好的文人,如著名詩人姚合是他的門生,關(guān)系就不錯,他尤其討厭李紳,視為眼中釘。長慶元年發(fā)生的復(fù)試案,李逢吉確立地位不久,次年就把對頭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調(diào)去浙西做觀察使(主要轄區(qū)并不算浙江,實際大部分在江蘇境內(nèi)),抬出的名目就是李德裕與李紳等人有勾連。然后把關(guān)系比較密切的牛僧孺召回輔助自己,而牛僧孺其實也是以文才著名。 牛僧孺為官清廉,任戶部侍郎時拒絕宣武軍節(jié)度使韓弘的賄賂。元和末年長慶初年為御史中丞,更重視廉潔,宿州刺史李直臣被批評在地方不法,論罪當誅。到處拉攏人為他說情,尤其賄賂宦官在穆宗跟前做工作。穆宗專門了解情況,牛僧孺秉公直言,獲得欣賞,所以李逢吉舉推薦為宰相得到同意。 群臣紛爭爆發(fā)的導(dǎo)火線就是元年(821)的復(fù)試請托案,直接關(guān)聯(lián)者有段文昌、元稹、李紳、白居易、李宗閔以及錢徽、王起等,恰恰冠以派別頭銜的李德裕、牛僧孺并沒有與這起事故有什么關(guān)系。 錢徽作為科舉主事,為人比較貪婪,接受段文昌、李紳等人請托,本來同意,甚至錢徽還向段文昌寫書信作保。錢徽又受李宗閔等關(guān)系更好的人影響,選中李宗閔的女婿蘇巢等人。段文昌不滿告狀,元稹、李紳以翰林學(xué)士身份認為錢徽作弊,然后由白居易、王起負責重試,結(jié)果錢徽貶江州刺史、李宗閔貶劍州刺史(劍州為四川劍閣縣一帶,唐玄宗繼位的先天二年所設(shè),713)。 白居易元稹是科舉復(fù)試案的重要親歷者 以上絕大多數(shù)人的傳記已把事情來龍去脈交代清楚,引起事端的是同樣有請托的段文昌,可能有挑事嫌疑的是元稹、李紳,但元李二人接受穆宗詢問時都指出錢徽不公正,收取賄賂也是客觀事實。這些人中有明顯矛盾的是元李和李宗閔之間。偏偏《舊唐書·李宗閔傳》把矛頭意外地指向李德裕,當時他與元李同為翰林學(xué)士,還把李德裕排在前面。到《資治通鑒》不僅完全照搬,還加了兩句李宗閔對李德裕的憤恨。所以,后世研究牛李兩派無不強調(diào)長慶復(fù)試請托案是爆發(fā)紛爭的重要節(jié)點,可李德裕、牛僧孺兩人與這起事件并沒有直接關(guān)系。 李德裕是因父親李吉甫的門蔭出仕,也有詩文才華,擔任翰林學(xué)士自然經(jīng)常被皇帝召到思政殿問對??茍鰪?fù)試案期間,應(yīng)該有過與元稹、李紳一樣的詢問,但李德裕當時并未特別出頭,也沒有明顯的陣營觀念,更沒有直接處于矛盾旋渦。甚至岑仲勉、傅璇宗等研究者還認為,李德裕雖然后來有提攜一些重要助手如鄭亞、李回,終其一生都沒有像李宗閔、令狐绹、白敏中等人那樣拉幫結(jié)派。雖然有點刻意為李德裕說話,但李回在武宗之前與李德裕沒有明顯交集,王茂元也一樣,所以這一說也有一定理據(jù)。 即便李德裕面對穆宗詢問有和元稹、李紳相似回答,也屬于實事求是,不算什么打擊報復(fù)?!杜f唐書》所記,主要還是后來編寫者對史料的選取態(tài)度,尤其《資治通鑒》更是出于對李德裕的同情,指李宗閔一派有嫉恨心理。因此,同屬一派的李逢吉為宰相后就想方設(shè)法要趕走李德裕。 李德裕畫像 李逢吉是長慶時期最重要的宰相,甚至也是科場復(fù)試案背后的關(guān)鍵角色。 掀起這場風波的是段文昌,剛剛前往成都出任西川節(jié)度使。這一職務(wù)盡管不算糟糕的貶謫,但在穆宗繼位的轉(zhuǎn)折點,至少屬于比較明顯的排斥。要知道段文昌在憲宗后期也是深受賞識的翰林學(xué)士,比如著名的重立《平淮西碑》就是憲宗欽定由他來寫的,假如憲宗不出意外,隨時可以得到機會升為宰相。 段文昌還有另一身份是武元衡的女婿,也是憲宗最信任倚重的人物,死于藩鎮(zhèn)的謀害。以大局觀來說,段文昌自然是堅定的武元衡、裴度一方,站在尊君削藩立場。李紳、元稹雖然資望稍淺,但從擁戴新君穆宗的所作所為,對當時藩鎮(zhèn)態(tài)度與段文昌、裴度等前輩應(yīng)是基本一致,希望新君穆宗繼承憲宗平藩鎮(zhèn)的遺志,繼續(xù)中興李唐。 那么問題來了,在穆宗登位的關(guān)鍵點上,李逢吉、王守澄、李宗閔等毫無疑問是另外一派,同出于擁戴心理,他們需要的是息事寧人,錢徽與李逢吉、李宗閔更加親密,已經(jīng)說明內(nèi)心與段文昌、元稹、李紳絕對不是一路人。 錢徽在憲宗時就是反對削藩的代表。元和十一年(816),與蕭俛一同被免除翰林學(xué)士,他們與李逢吉也都有關(guān)系,一度同為中書舍人。正是這一淵源,李逢吉為了鞏固地位,利用侄兒李訓(xùn)與王守澄建立關(guān)系,保全了擁戴新君穆宗的地位,而錢徽也重新獲得重用。 在穆宗新的實力派之間權(quán)衡,自然錢徽毫無疑問選擇與李逢吉、李宗閔一條陣線,而段文昌等人根本一直是他們的對立面。 有關(guān)唐穆宗的傳記 只不過穆宗新立之際,不一定立刻又涉及藩鎮(zhèn)問題,面對王守澄等宦官勢力抬頭,新的矛盾已在醞釀。段文昌被排擠出長安,很可能涉及朝臣對宦官陣營是聯(lián)合還是壓制,這一苗頭立刻引起王守澄、李逢吉等實力派警惕。長慶年間的風向開始轉(zhuǎn)變,穆宗就算如何欣賞像李紳、元稹這一批文學(xué)人才,注定無法同宦官集團對抗,注定他們一個個又會被驅(qū)逐,包括與此事毫無直接關(guān)系的李德裕,也被牽連。長慶年間的朝局已經(jīng)是危險信號:一切與王守澄等宦官勢力作對的基本都要被打擊。朝臣唯有在當中做出選擇,而這一壓抑的局面一直維持到文宗大和后期醞釀出又一激烈的對抗——甘露事件。 李逢吉重為宰相后,李宗閔很快就從劍州回京師提為中書舍人,李德裕反而被弄去潤州做刺史。這一來一去,無法擺脫雙方矛盾加劇的大背景,到文宗年間的旋渦自然越來越巨大。 像元稹,元和年間在驛站曾被仇士良、劉士元等宦官羞辱,毫無疑問是堅決反對宦官的一員。元稹與白居易同屬德宗貞元十九年(803)進士(白居易年長元稹八歲,元稹與之前肅代時期著名詩人元結(jié)都是北魏鮮卑后裔,元結(jié)據(jù)說祖先是常山王拓跋遵,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堂兄。而元稹則稱是昭成帝直系后裔),一起入秘書省任校書郎,結(jié)下終生友誼。 元稹年輕時很會經(jīng)營名聲,他起初參加科舉選擇的是明經(jīng)科,相比進士科要容易勝出,年僅十五六歲就一戰(zhàn)成名,也從側(cè)面反映出他的功名之心很重。之后苦讀不停,準備充分后,元和元年參加進士科獲得狀元,名揚天下,任左拾遺職務(wù)。 元稹為新君憲宗拼命表現(xiàn),奉命出使劍南東川途中大膽上奏諸多不法事跡,連重臣房玄齡的后人河南尹房式都牽扯進來。元稹不知深淺,反被罰俸?;厝ネ局邢麻襟A館,因不服仇士良、劉士元等人索要上等房間,被他們鞭打驅(qū)趕,接連遭受屈辱(不排除仇士良等故意令元稹難堪)。 唐憲宗李純精明強干,對身邊的宦官勢力能夠掌握,其實非常倚重他們。反之,他對文學(xué)知名的官員閑來也會比較欣賞,但在朝廷事務(wù)方面往往并不重用,因此元稹、白居易、韓愈,元和年間文學(xué)人才堪稱鼎盛,基本都看不上眼。 白居易晚年好友劉禹錫 筆者認為,鑒于順宗永貞時太重用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等文學(xué)型人才,恐怕元和時期的用人,根本是憲宗故意反正的表現(xiàn),因此更看重吏治型人才,但這不排除武元衡、段文昌、裴度、令狐楚等輩,同樣有著不俗的詩文才華,像武元衡還是德宗建中四年(784)的狀元。 與好友元稹相似,白居易早年也熱衷功名,也會炒作自己,比如模仿元稹與李紳的合作。元稹以自己經(jīng)歷寫了一篇《鶯鶯傳》,由李紳寫《鶯鶯詩》互相宣傳?!耳L鶯傳》的寫作年代雖有爭議,但經(jīng)陳寅恪、卞孝萱等推斷,大多數(shù)研究者至少認為是貞元末所寫。元稹告知李紳和楊巨源鶯鶯的故事,他們都寫了《鶯鶯詩》(李紳所寫長詩更出名,但沒有流傳下來)。當時元稹最好的詩友就是李紳、楊巨源,與白居易已經(jīng)認識,還沒有多深的交情,兩人關(guān)系加深是貞元十九年之后(順宗李誦、憲宗李純相繼登位實際都在貞元二十一年內(nèi)),包括白居易和楊巨源后來也是關(guān)系不錯的朋友。 白居易與元稹關(guān)系加深后,元和元年,他聯(lián)手另一非常陌生的文學(xué)青年陳鴻一同寫出《長恨歌》詩和傳。白居易之所以絕口不提元稹,就是故意要凸顯自己的才華,果然《長恨歌》令其名聲大噪。然后他積極參與元稹、李紳開創(chuàng)的新樂府風潮。和元稹一樣,白居易也多次大膽向憲宗進言,實際不被皇帝欣賞。就連希望懲治謀害武元衡兇手的正當諫言,也被皇帝認為多此一舉。 據(jù)說唐憲宗向李絳抱怨過:“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庇绕洳幌矚g白居易時常越位言事,結(jié)果將他貶去江州,從此離開朝堂。加上元和六年(816)朝野對白居易母親之死的一番議論批評(稱白母落井致死,小的批評是指當兒子的疏忽大意,大的指責是母親不滿白居易的戀情,白居易又一直沒結(jié)婚,有故意令母親致死的跡象,屬于嚴重不孝。經(jīng)裴度等調(diào)查,白母應(yīng)是精神疾病,落井一事的確是意外),此后白居易性格大變,一心向佛,生活追求享樂,甘于恬淡,漸漸喪失當年的熱情。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今重慶忠縣),途中與元稹曾相會,同行還有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穆宗繼位,元稹獲得翻身機會,白居易也希望有一些建樹,當時恰逢田弘正遇害,于是又拿河朔藩鎮(zhèn)說事。 如之前分析,主事的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等都是對時局采取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自然對白居易一類諫言不感興趣。白居易再次外放,之后一直生活在洛陽,與劉禹錫等結(jié)交,開始他的晚年生活。 李紳塑像 元稹雖被穆宗欣賞,但李逢吉不會讓他長久。很快就借口裴度被人行刺,將其調(diào)離崗位(元稹為謀求宰相,對裴度還是很有意見)。此后去浙東任觀察使兼越州刺史有六年,做了一些有利百姓的事情。 他們共同的好友李紳在穆宗身邊更受青睞,他也是貞元十九年的考生,但在元和元年才考中進士。他最先開始做反映民生疾苦的新樂府詩,比如至今流傳的《憫農(nóng)》一類。奇怪的是,李紳最初創(chuàng)作的新樂府二十首居然一首都沒有流傳。 后來人們只知道白居易一人打響新樂府的名氣,有研究者認為白居易看過李紳的作品以后,各種附和的詩作多達五十多首,后來他把李紳的作品混入其中,只不過這一說法很難證實。元稹過世比較早(文宗大和五年,831),另一好友楊巨源在長慶四年歸鄉(xiāng)隱居,連多久去世都沒有記載。韓愈在楊巨源離開長安時寫了一篇《送楊少尹序》,之后楊巨源基本就從歷史上消失了。 李紳本人雖然活得比較長,也受穆宗倚重,他和元稹后來都被認為是李德裕的朋友。李紳的為人不像他提倡《憫農(nóng)》那樣一心體恤民間。正如長慶元年的復(fù)試案,李紳的確也是針對李宗閔、錢徽,有打擊對方的意思。李紳在長慶末年被貶端州,后來的確是得到李德裕相助才返回,武宗期間還與李德裕有搭檔,他被視為同一陣營是有一定依據(jù)。后來野史對李紳的私生活頗多譏刺,不排除有針對李德裕故意夸大其詞。 連同李紳的詩歌,眾所周知唐宣宗李忱是白居易的粉絲,同時又是最痛恨李德裕,視為死敵,所有與李德裕有交情的人全都排擠。無獨有偶白居易成了當時第一大詩人,李紳的后期詩歌留存下來,可他的早期樂府詩恰恰消失在歷史中。 李逢吉與王守澄、梁守謙、劉弘規(guī)等宦官關(guān)系密切,穆宗是有親近賢臣的心思,但賢臣先后被莫名其妙被擠走,導(dǎo)致吐蕃侵占劍南地區(qū)濰州一帶。穆宗不過二十六七歲,不僅放松游樂,還和憲宗一樣好服丹藥,短短四年就中毒身亡。 李唐家族身體基因不大好,穆宗于長慶二年底在宮苑觀看打馬球,一時激動就發(fā)生過一次中風。幸好不太嚴重,調(diào)理稍好一些,剛過長慶三年的新年,穆宗又開始吃丹藥。許多人都勸諫,可皇帝不聽。僅過一年,長慶四年的正月就忽然身亡。究竟是病發(fā)還是丹藥的毒性發(fā)作說法不一,可能兩者原因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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