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分水嶺。 自此以后,“元和中興”、“宣宗中興”的短暫花開,也難以挽回大唐王朝頹危的命運。 而在這段時期,持續(xù)時間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影響巨大,斗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最終以牛黨獲勝結束。 詩人白居易一生歷仕德、順、憲、穆、敬、文、武七代皇帝,也恰好經(jīng)歷了“牛李黨爭”的全過程。 作為朝廷官員的白居易,自然也逃脫不了“牛李黨爭”的紛斗,那么,他在這場黨爭中扮演著一種什么樣的角色呢? 01 “牛李黨爭”的焦點所在說起”牛李黨爭”,是指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之間相互爭奪政治權力的斗爭,是從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對策案”發(fā)端,至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李德裕死于崖州結束。 我們先從“對策案”說起。 公元808年,牛僧孺與李宗閔參加制舉考試,策試中兩人直陳朝政得失、言語無所回避,當時的主考官也是憂國賢臣,對之十分欣賞,并將他們的成績列入“上第”,就是上等、第一的意思。 然而,當時的宰相李吉甫聞之,卻如吞鋼針,對牛僧孺等人羅織弊往,使他們都不能按常例授予官職,只能受聘于藩鎮(zhèn)幕府。直到公元814年,李吉甫去世后,他們才入朝任職。 當時白居易干什么呢?他已經(jīng)由翰林學士轉任左拾遺。 面對朝中不平事,左拾遺是有直言諫議資格的。于是,白居易上書《論制科人狀》,力諫牛僧孺等人不當貶黜的問題,結果還是于事無補。 由于白居易曾主持這場考試的“復策”,因而他與牛僧孺是有師生關系的。 這是白居易與牛僧孺的淵源之處。 李德裕何許人也?他的父親便是李吉甫。據(jù)《新唐書》記載,李德?!?strong>尤惡進士”。 為何呢?因為李德裕憑借著門蔭入仕的,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 史書記載,李德裕對于為官之道這樣說:
啥意思呢?李德裕認為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當官是要靠基因遺傳的,這是很顯然的門第之見。 以上只是“牛李”的分歧之一。 其二呢,就是如何對待藩鎮(zhèn)的問題,“李黨”主張對不聽朝廷命令的藩鎮(zhèn)用兵,以加強唐朝中央的地位;而“牛黨”呢,則主張姑息遷就。 于是,“牛李黨爭”在朝廷“烽火連天”,熱鬧非凡。 公元822年,唐穆宗長慶年間,牛僧孺如愿以償?shù)漠斏狭嗽紫?,就把李德裕排擠出朝廷,外放浙西觀察使等職。 公元839年,唐武宗開成年間,風水輪流轉,李德裕又回朝做宰相,把牛僧孺、李宗閔放逐到了南方任職。 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白敏中任宰相,牛黨成員又紛紛被重新啟用,李黨全遭罷斥。 而李德裕呢,在崖州(現(xiàn)在的海南省三亞市)憂郁而死。 從此,一場沒有硝煙的“牛李黨爭”就此終結。 02 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李紳是“李黨”要說我國古代文學史上那種“金蘭之情”,白居易和元稹當屬最為重情的,也是千古佳話,詩壇上號稱“元白”,他們共同開創(chuàng)了“新樂府”詩歌的新篇章。 說到底,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 白居易因“江州司馬”一貶之事,仕途一路波折,也算有驚無險,充分展示了“樂天達觀”的胸懷。 而元稹呢,卻是政壇升遷的“弄潮兒”,曾經(jīng)官居宰相,他是前期李黨的重要人物。 對于元稹利用不光彩的手段升遷之事,比如勾結宦官,排斥前輩等,白居易是持反對意見的。 尤其是唐穆宗剛剛即位時,元稹勾結大宦官崔潭峻,得以躋身朝堂,在進士復試案中,元稹和李德裕一起包庇段文昌、李紳,歸罪于“牛黨干將”李宗閔等人。 繼而,元稹為了進一步登上宰相之位,他又極力排擠曾經(jīng)提攜過他的裴度,白居易也是非常不滿的。 氣憤之極,白居易上書《諫請不用奸臣狀》,直接指斥元稹是“奸臣”。 這說明,白居易所謂的“重情重義”是有原則的。 后來元稹罷相之后,才大夢初醒,與白居易重歸于好,繼續(xù)馳騁縱奔在新樂府文學戰(zhàn)場上。 還有李紳,與李德裕、元稹并稱“三俊”,也是白居易的詩文好友。 這個李紳,大家應該很熟悉吧。他的那首小詩《憫農(nóng)》是我們耳熟能詳、脫口而出的:
白居易、元稹和李紳都是倡導新樂府詩歌的,白居易在《戲贈元九、李二十》中這樣寫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其中的“短李”就是指李紳,因為李紳個子比較矮,所以白居易稱其為“短李”。 就此稱呼來看,白居易與李紳的感情也是不同尋常的。 白居易的兩位至情好友都與“李黨”老大李德裕有密切關系,那么,白居易是“李黨”成員嗎? 03 白居易與“牛黨”的身份認同由前文可以得知,白居易與“牛黨”之首牛僧孺雖有師生之情,但這不是事關白居易政治立場的關鍵因素。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通過考證指出,這場斗爭,乃是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重門第禮法的舊士族階層,同由進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階層之間的爭權奪利的斗爭。 可以說,身份之爭是“牛李黨爭”的導火索,也是要害處。
824年,唐穆宗長慶四年,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屆滿,改授太子左庶子。白居易從杭州走到洛陽,向朝廷提出了分司東都(洛陽)的請求。 白居易之所以敢于提出“過分要求”,也是牛僧孺正值宰相之任。他寫下了一首《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求助于“學生”牛僧孺。
結果可想而知,白居易沒有去權力斗爭的核心地——長安,而在洛陽提前歇鞍下馬,遂了心愿。 據(jù)統(tǒng)計,《白居易集》中寫給牛僧孺的詩大概有30多首,可以看出他們的師生關系實在非淺。 而白居易與李黨領袖李德裕呢,文字交往也僅只有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
期間,唐宣宗也曾經(jīng)有請白居易出仕當宰相之意,可是白居易已經(jīng)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于是白居易的從弟白敏中接任宰相,同時遭驅逐的牛黨成員全部歸朝理政。 結語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判定,白居易在“牛李黨爭”的政治立場是屬于“牛黨”的。 他的好友元稹、李紳雖然是“李黨”成員,但也沒有影響白居易的政治主張。 因為白居易是公私分明的,更是有原則堅守的。 就中唐而言,于國于民,白居易是天地男兒。 只可惜,他心目中的“牛黨”沒有挽救大唐王朝,公元907年,白居易去世61年以后,就被朱溫的“野火”燒毀摧塌。 假如白居易泉下有知,會不會含淚唱“春風”呢? 參考資料: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2、《白居易集》 3、《360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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