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游學做官劉禹錫,自稱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劉勝。七代祖劉亮,北魏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父親劉緒,為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親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在那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后,劉禹錫游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的聲譽。[11] 德宗貞元九年(793年)考取進士。第二年,他又以才學兼優(yōu)考取了吏部取士科,任命為太子校書。貞觀十年(797年),他二十五歲時,父親去世。貞元十六年(800年),守父喪期滿,在宰相、揚州節(jié)度使杜佑那里掌書記。兩年后調任京兆府(今陜西西安市)渭南縣主簿。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調升為監(jiān)察御史。[11] 中年屢次被貶被貶緣由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順宗(李誦)即位,重用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劉禹錫擢升為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王叔文推行“永貞革新”,這次革新運動只進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在大宦官俱文珍聯(lián)合守舊勢力的反撲下,順宗被迫讓位,太子李純(憲宗)繼位,貶王叔文為渝州司馬,后被殺害;王伾為開州司馬,后被逼死;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被貶到邊遠州府作司馬,因此,歷史上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11] 被貶朗州劉禹錫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他離開了長安,到達洞庭湖時,寫了一首有名的《望洞庭》,以傳神之筆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寫得優(yōu)美動人,儼如山水畫一般。劉禹錫到朗州后,住在城東的“招屈”亭旁(今常德市東門口)他曾感嘆地說:“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第二年,朝廷大赦,但明文規(guī)定劉禹錫等人“縱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上》)。他聞訊后曾自豪地宣稱:“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詠史二首》之一)表現(xiàn)了詩人的戰(zhàn)斗精神。[11] 劉禹錫在朗州有機會廣泛的接觸社會實際,對于人民的疾苦、貧富的對立以及當?shù)氐娘L俗習慣等,有較多的了解,并先后游覽了朗州的名勝古跡,寫了將近二百篇詩文,其中不少詩篇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如《百舌吟》譴責阿諛逢迎之徒的無恥;《聚蚊謠》用寓言形式諷刺宦官、藩鎮(zhèn)、大官僚互相勾結、為害人民的罪行;《采菱行》反映婦女們緊張而又愉快的勞動生活;《登司馬錯故城》借游覽名勝古跡,撫今思昔,感慨萬端;《賈客詞》揭示中唐時期“賈雄農傷”的社會現(xiàn)實;《壯士行》歌頌壯士不畏強暴、為民除害的英雄業(yè)績。[11] 劉禹錫在朗州十年,曾多次游覽武陵勝境桃花源。他的《游桃源一百韻》《桃源行》等詩和他親筆題的“桃源佳致”,在當?shù)貛缀跫矣鲬魰浴,F(xiàn)在游桃花源的人,還能看到“桃源佳致”的石碑和《桃源行》詩的石刻。他的有名的哲學著作《天論》也是在朗州寫的。《天論》是對柳宗元《天說》的補充和發(fā)揮,進一步闡明了他的無神論思想。[11] 被貶連州憲宗元和十年(815年),劉禹錫從朗州被召回長安,詩人目睹執(zhí)政者橫行霸道,權傾京師,內心無比憤慨,便借看花為題,寫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 寓意深刻,引起京城權貴的不滿。他們群起而攻之,胡說什么“語涉譏刺”。劉禹錫到京只有一個月,又被貶到更邊遠的連州(今廣東連縣)去了。[11] 晚年為官寫作長慶元年(821年)冬天,劉禹錫改任夔州(今四川奉節(jié))刺史。第二年正月到任。在夔州任內,他寫了《浪淘沙詞》九首。劉禹錫在夔州三年,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唐敬宗寶歷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罷和州刺史,準備回洛陽;恰巧白居易因病免蘇州刺史,也準備回洛陽。兩位詩人在揚州相遇。白居易在酒席上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一詩,對劉禹錫先后貶官二十三年的痛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劉禹錫看后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馬上寫了《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這首名作。[11] 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劉禹錫被任為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大和二年,回到長安。重游玄都觀,寫下《再游玄都觀》,反映了元和十五年(820年)以來憲宗、穆宗、敬宗先后為宦官謀害,朝政陵遲、變幻的情況,譏笑了當年的權貴一個個銷聲匿跡的可恥下場,表現(xiàn)了詩人不怕打擊、繼續(xù)斗爭的精神。[11] 大和三年(829年),經裴度推薦,改任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大和五年,裴度罷相,劉禹錫出任揚州刺史。他與白居易、韋應物三人先后在揚州做過刺史,都有政績,人稱“三賢”。劉禹錫在揚州兩年多,他寫的《楊柳枝詞》和以前寫的《竹枝詞》《浪淘沙詞》,吸取民歌特點,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11] 大和八年(834年)七月,遷徙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刺史。次年十月,改任同州(今陜西大荔縣)刺史。開成元年(836年),劉禹錫因患足疾,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仍兼太子賓客。會昌二年七月逝世,贈戶部尚書,年七十一歲。有《劉賓客集》,又稱《劉中山集》《劉夢得集》。[11] 人物著作學術著作《天論》三篇《天論》是劉禹錫在哲學領域的起點?!短煺摗返闹饕c在于通過論證天人關系,駁斥韓愈的“天人感應”說。劉禹錫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理論命題。這一命題既要比韓愈的“天人感應”說更“唯物”,也要比柳宗元的“天人相異”說更“辯證”。[12] 在《天論》下篇中,不僅進一步厘清了天人關系,把“天與人交相勝”的哲理發(fā)揮到極致,而且特意拈出“氣”這一概念,將其視為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賦予其物質性,造成其實體化。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2] 《因論》七篇《因論》則標志著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在經過多年的艱苦探索后,已發(fā)展到更加成熟的階段,呈現(xiàn)出更加豐富多彩的面貌?!兑蛘摗菲咂獎t創(chuàng)作于劉禹錫謫守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期間,時間要后于《天論》十年左右?!兑蛘摗菲咂?/span>《鑒藥》《訊田亡》《嘆?!贰顿又邸贰对Α贰墩f驥》《述病》等七個寓言小品。它們彼此獨立而又相互支撐、相互映襯,著重從事物的兩個相反方面(禍福、大小、利鈍、聲實等)探討其相互關系和發(fā)展變化,系統(tǒng)而又深入地闡述了其不斷成熟、不斷深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12] 所謂“因論”,是指事有所由、言有所指、因事而發(fā)的議論。他認為這些敘事與議論相結合的小品文既不同于“立言”者隨意發(fā)端、旨在正面垂訓的政論作品,也不同于“寓言”者任意想象、旨在側面寄諷的虛構故事,而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為目”的一種特殊文體。從哲學的視角看,劉禹錫在《天論》中曾提出“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的觀點,認為形有粗、微之分,人的認識有“以目而視”和“以智而視”之別。兩相聯(lián)系,所謂“造形而有感”尚屬基于形體、“以目而視”的感性認識,所謂“因感而有詞”則是脫略形體、“以智而視”的理性認識。劉禹錫以唯物論作為認識論的基本前提,已經接觸到、并且比較辯證地梳理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關系問題。因此,這組小品文的貢獻是雙重的,跨越文學與哲學兩個領域的。[12] 其他著作散文《陋室銘》該文是一篇托物言志的駢體銘文,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代表作品之一。劉禹錫在任監(jiān)察御史期間,因參加的'永貞革新',反對宦官和勢力的活動而得罪權貴,遭到皇帝的貶謫,由監(jiān)察御史貶為朗州司馬,遷連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刺史,長期過著貶謫生活。《陋室銘》就是四年(公元824年)調任和州(今安徽省和縣)刺史后寫的。[13] 詩歌《竹枝詞》劉禹錫寫作這首詩的時候,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被貶謫,但他能夠戰(zhàn)勝自己內心的愁苦,在民間重新獲得力量。他從當?shù)孛窀柚屑橙∷夭?,變民俗風情為文人風雅,使這首詩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喜愛而流傳千古。在這首詩中,詩人巧妙地運用諧音,通過描寫初戀少女在河邊聽戀人唱歌的情景,刻畫了陷入愛情而又得不到明確回應的少女的復雜心理。[14] 《烏衣巷》這首詩是劉禹錫的懷古名篇之一,曾博得白居易的“掉頭苦吟,嘆賞良久”。[15]此詩是作者任和州刺史時所作。他曾作《金陵五題》,這是其中的第二首,主要寫了烏衣巷的變化。烏衣巷在朱雀橋附近,是東晉時貴族王導、謝安宅第所在之地。野草,斜陽,表示當年這一帶的繁華已經衰落,成為尋常百姓的居住區(qū)了。所以,昔日曾經棲宿于王、謝雕梁畫棟上的燕子,現(xiàn)在只能飛人老百姓的屋舍去了。該詩抒發(fā)了對滄桑變化的感慨,也是對豪門貴族終于沒落的諷刺。[16] 《春詞》此詩題一作《和樂天春詞》,也是寫宮人悲怨的詩。妝成下樓,卻無人賞識,人與春光都深鎖在空院之中。百無聊賴,只好閑數(shù)花朵。此句對宮人愁悶心理,口謂刻畫人微。而蜻蜓無知,反愛新妝,這是如何令人惆悵。全詩具有細膩、曲折、含蓄、婉約之妙。[17]這首詩是描寫宮怨的,只是對宮女的怨愁并沒有去正面描寫。這首詩巧妙地運用了比喻、象征和細節(jié)的描寫。從側面寫出處境的冷落,含蓄地表現(xiàn)了宮女的怨愁。[18] 《西塞山懷古》公元824年(長慶四年),劉禹錫由夔州調任和州刺史,沿江東下,途經西塞山 (今湖北大冶東面的長江邊),此處是六朝有名的軍事要塞,嵐橫秋塞,山鎖寒派,形勢險峻。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晉武帝命王溶率水軍討伐東吳。東吳孫皓憑借長江天險,并在江中暗置鐵錐,再加以千尋鐵鏈橫鎖江面,自以為萬全之策。王溶用大筏數(shù)十,沖走鐵錐,以火炬燒毀鐵鏈,順流鼓棹,直取金陵。詩人以這件史事為題成詩。詩寓意深刻,把鋒芒指向割據(jù)一方的統(tǒng)治者。時值唐憲宗時期,國家雖暫時出現(xiàn)安定,但到821年以后,又恢復了割據(jù)局面。故此詩懷古,也傷今。[19]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這首詩約作于唐寶歷二年 (826年),時劉禹錫從和州返回洛陽途中,路過揚州,與老友白居易相遇, 白居易在宴席上寫下 《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相贈,抒發(fā)了對劉禹錫長期遭貶不幸遭遇的同情,劉禹錫即寫下此詩作為應答。詩開頭兩句緊承白居易的詩敘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緊接著悼念已故并肩戰(zhàn)斗的友人 ,結尾處委婉表達 了個人對人生的看法。[20] 論說文劉禹錫的論說文在思想上具有鮮明的政治主張和獨到的哲學見解,針對當時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各種社會積弊尤深的社會現(xiàn)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用人主張,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在藝術上具有吐辭多諷托幽遠、善于引用典故、風格簡潔洗練等特點,在中唐及其以后都具有較大的影響。[21]
[22] 人物思想哲學“乘氣而生”的自然觀在自然觀上,劉禹錫繼承了荀子的傳統(tǒng),進一步補充了柳宗元《天說》的思想對“天人感應”論進行了批判。劉禹錫的《天論》的要點是講天不能干預人事,這個論點是對柳宗元《天說》的解釋和補充。從劉禹錫的《天論》對天的解釋方面來看,他的哲學確實是對柳宗元的解釋和補充。但從總體看,是對柳宗元學說的發(fā)展。 劉禹錫認為柳宗元的《天說》對天與人的關系問題的論述是不透徹的,所以他著《天論》是要進一步闡明天人關系。[23] 在《天論》中,劉禹錫首先對天作了說明。認為天是有形物體中最大者,人是動物中的最突出者,這就把天放在自然界的總體中,然后從基本的方面去概括自然界的特性,反映自然界的規(guī)律性。人是動物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天與人都以一定的物質存在為其根本基礎。他說:“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宇,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天論》)這就是說,人之所以有其容貌和感官這樣一些精華的部分,其根本在于有身體;天之所以有日、月、星辰等變化多端的不可捉摸的現(xiàn)象,也是因為它有山河五行之氣作為基礎。[23] 劉禹錫明確提出整個世界存在的基礎是物質的氣,他用清濁二氣的變化、陰陽二氣的作用。說明萬物的生成,描繪了世界萬物的生成過程。他說:“乘氣而生群分匯從;植類日生,動類曰蟲;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zhí)人理,與天交勝。”(《天論》)劉禹錫把世界萬物都看成是從氣產生,并分成若干種類先有植物,而后有動物,人是動物中最有智慧者,人能掌握自然規(guī)律而作用于自然界。劉禹錫對植物、動物、人類的順次敘述是對荀子的“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荀子·王制》)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23] 劉禹錫不但肯定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對客觀物質世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性作了說明。這種說明集中表現(xiàn)在他對“理”“數(shù)”勢”三個哲疇的解釋。這三個哲學范疇是“古已有之”的,劉禹錫又賦予了它們以新的含義。“理”是貫穿于事物發(fā)展過程的規(guī)律性,“數(shù)”是事物存在及其規(guī)律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勢”是事物發(fā)展的客觀必然趨勢。理、數(shù)、勢三者都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原則。萬事萬物都受理、數(shù)、勢的支配。這種用理、數(shù)、勢來解釋萬事萬物的聯(lián)系、變化的復雜情況,從而說明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掌握,這就否定了神秘的有意志的天。這是對天人感應論的進一步批判。[23] 天地是自然之物在與韓愈、柳宗元等人討論的過程中,劉禹錫對前人有關“天人關系”的理論進行了總結,指出以往的種種天人之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天與人實影響”的“陰騭之說”和“天與人實刺異”的“自然之說”。[24] 持陰騭之說的人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具體說人為惡則天必從而禍之,人行善則天必從而福之;窮病困厄者呼天則天必可聞之,隱疾痛苦者禱天則天必可應之。即對于人間而言,天是有意志的神圣主宰。[24] 堅信自然之說的人則提出懷疑:如果天是有意志的,天能對應人間的行為施以賞罰,那么天降雷霆及于牲畜草木,難道也是因為這些牲畜草木有罪。何況人間不平之事不勝枚舉,盜跖無惡不作卻不遭報應,孔顏推行仁義卻厄運連連,這說明并不存在一個賞善罰惡的主宰之天,天只不過是與人間禍福無關的自然之物。[24] 劉禹錫批判了前者,肯定了后者,他更傾向于“天人關系”的自然之說。[24] 天與人交相勝劉禹錫不滿于前人自然天論的片面,進而提出了自己系統(tǒng)的“天與人交相勝”的天人關系理論,將荀子以來的自然天論發(fā)展到極致。[24] 劉禹錫重新界定了“天”與“人”的性質。他贊同柳宗元關于天地是自然之物的說法,從形器的角度對天的性質做出規(guī)定。他說:“天,有形之大者也。”(《天論》)天包舉萬物,乃是一切有形之物中的最大者;但無論天有多大,它都是有形器的。人當然也是有形器的,人是所有動物中最出類拔萃的。[24] 劉禹錫還認為“天非務勝乎人”,而“人誠務勝乎天”,“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天論》)。這就是說,天不是有意識地“勝人”,天之所能乃是其自然的特性。人卻是有意識地勝天,自覺地改變無意識的自然。這樣,一方面反對了把天神秘化的“目的論”思想,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忽視人的自覺性、能動性的毛病。特別是他承認天有能勝人的特性,又強調其非務勝人。[23] 天人各有所能劉再錫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原則,即:“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論》)有形有器者,就是自然之物;既然是自然之物,就一定是有限的,是有所能有所不能的。因此,“天“和“人”這兩種最重要的有形有器之物,也必然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的。換言之,有些事情是天能夠做到的,而人對此則無能為力;有些事情是人才能做到的,天對此也只能無可奈何?!疤臁迸c“人”各有其所發(fā)揮作用的領域,彼此的作用不可取代。這就是'天與人交相勝”。[24] 人之道在法制劉禹錫認為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天的作用是生育長養(yǎng)萬物。陰陽生殺、水火傷物、新陳代謝,這是天所擅長的領域。而人類的本領在于治理管轄萬物。因順陰陽而春植秋斂、取物為用,制定道德仁義而興禮樂刑政,這是人發(fā)揮作用的舞臺。[24] 劉禹錫“天與人交相勝”之說在提法上是天與人“交相勝”,實際上更偏向于“人勝天'的一面。在他看來,“人”從“天'那里收復了大塊的失地,因為“人'原本在“天”的面前幾乎沒有獨立性和地位可言的。[24] “人勝天”關鍵在于人能行“法制”。為此,劉禹錫對人與法以及人與天的關系進行了辯證的思考。他將人與法的關系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所謂“法大行”,在這種情況下,法制完備、公道盛行、賞罰分明、福禍皆由自取,此時人事是不需要天意的干涉的;第二種情況是所謂“法小馳”,此時法制略有松施,是非有時淆亂,賞罰或者失誤,人道駁雜導致有些人開始相信上天主宰之說;第三種情形是所謂“法大馳”,此時法紀廢絕、是非易位、賞罰餑理,人所以制天之具盡喪,已經無法治理社會,只好轉而求助于冥冥不可知的天道了。所以,法制就是人道之所在;法制廢則人道衰,人道衰則天道盛。實際上,并不是天道真的能夠干預人事,只是在法制廢絕、人道衰敗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病急亂投醫(yī)。[24] 《天論》所蘊之思劉禹錫的哲學著作《天論》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他繼承了荀子的傳統(tǒng),進一步補充了柳宗元《天說》的思想對“天人感應”論進行了批判。[23]通過《天論》提出了相對“陰騭之說”和“自然之說”,在此基礎上,又繼承了荀子的人定勝天的思想,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學說。[23]“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薄短煺摗愤€強調了法制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法制還是“人勝天”的關鍵所在。[24] 文學詩歌詩歌創(chuàng)作劉禹錫今存詩八百余首,內容非常豐富,或懷古憂今,慨嘆世事變遷、宦途的沉浮;或諷刺時政、發(fā)泄積憤、抨擊貪官污吏和世俗小人;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懷,表現(xiàn)自己的處世態(tài)度。詩風沉著穩(wěn)練,風調自然,格律精切,意境優(yōu)美,思想深刻,頗具藝術價值。[25]劉禹錫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中唐諸大家相較,藝術個性鮮明、自成家數(shù) 。[26]“無體不備,蔚為大家”,其詩語言能合氣骨、情致、韻律于一體,熔豪健、含蓄、明快于一爐。既重雕琢之功,豪宕而不俚俗 ;又不遺斧鑿痕跡 ,明快而又含蘊。[27] 民歌體詩歌民歌體詩歌是劉禹錫詩歌作品中獨特的創(chuàng)作成果,頗受學界關注。學者陳祝義認為,豐富的民間歌謠給劉禹錫的詩歌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氣象,這首先表現(xiàn)在敢于沖破舊詩格律的限制,標新立異,別創(chuàng)新格;口語人詩,是劉禹錫學習民歌,革新詩體的又一特色。另外,劉禹錫吸取了民歌“比興”的長處,有時“托物取喻”,有時“借物發(fā)端”,有時也借助諧音、雙關語。 “劉禹錫吸取民歌的養(yǎng)料和形式,為當時民間歌舞寫下了大量的樂詞,既有當?shù)孛窀栊迈r活潑,爽朗明快,節(jié)奏明亮的特點,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細膩和凝練,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span>[6] 散文劉禹錫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如今他存世的文章將近二百五十篇,其中不乏為人稱道的散文名篇。[28]劉禹錫一生仕途坎坷,在他參與的永貞革新運動失敗之后,劉禹錫的政治抱負則無從施展,只好通過散文來明志寄意。這一做法使劉禹錫在散文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劉禹錫說:“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顓懇于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于浮華?!眲⒂礤a通過散文來寄意明志,一方面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宣揚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影響深遠。古文運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推到了駢體向散體的發(fā)展,加強了文章的教化功能。劉禹錫寫了很多散文來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比如《獻權舍人書》,劉禹錫在這篇散文中類似于“文以載道”的思想,這與古文運動的主張是一致的。所以說,劉禹錫的散文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fā)展。劉禹錫通過散文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也對后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革新雖然失敗了,但是通過劉禹錫晚年的散文,使我們可以重新審視革新運動,重新審視王叔文等人的措施??梢?,劉禹錫的散文在文學上和政治上都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劉禹錫的散文不僅在唐代受文人推崇,在宋代也受到了當時學者們的重視。[7] 辭賦劉禹錫是唐代辭賦作家之一,現(xiàn)存辭賦十一篇。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并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并論,即可見一斑。由于劉禹錫的辭賦多數(shù)創(chuàng)作于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29] 論說文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他的論說文大體分為兩類: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范圍包括哲學、政治、醫(yī)學、書法、書儀等諸多方面。哲學論說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并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fā)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說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二是雜文。他的雜文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fā),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22] 相關人物“劉柳”劉禹錫和柳宗元于貞元九年同時考中進士,因而得以相識,兩人志趣十分投合。幾年后,兩人又通過考試開始了做官生涯。王叔文改革中劉禹錫和柳宗元都是積極參加者,他們?yōu)閷崿F(xiàn)共同的理想與抱負,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永貞革新”這場政治運動之中。改革失敗后,劉禹錫、柳宗元分別被 貶官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和永州(今湖南零陵),共同的理想和遭遇使他們的情誼更加濃厚,始終不斷書信來往,互相鼓舞。十年后 ,劉禹錫和柳宗元奉召還京,但又因劉禹錫詩涉嫌譏諷當朝權貴,分別被貶到荒涼遙遠的播州(今遵義地區(qū))和柳州(今廣西柳州)。當時劉禹錫的母親已經80多歲了,柳宗元為此十分難過,上書朝廷要求與劉禹錫換任到播州后,在宰相斐度的幫助下得以改任連州(今廣東連縣)。后柳宗元去世,劉禹錫將他的作品整理編輯成《 河東先生集》 ,并將柳宗元的遺子視如己出 ,一 直把他撫養(yǎng)成人 。 [30] “劉白”劉禹錫晚年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就是白居易,因為他們二人后來一同住到了洛陽,并且二人還有著不少唱和詩,比如白居易多年患病、意志消沉,寫下《詠老贈夢得》,劉禹錫感覺到其消沉的意志,于是就和了一首《酬樂天詠老見示》安慰白居易。[31]劉禹錫與白居易的唱和歷程長達 40 年,約略可分為 4 個時期。他們遵循“相戒”“相勉”“相慰”“相娛”的創(chuàng)作初衷,在不同時期、不同境遇、不同背景下,賦予唱和詩多種功能。其所抒寫的固然都是一己之情懷,但其中往往融入家國之思和身世之感。兩人勢均力敵,作品難分高下。不過,劉禹錫唱和詩中所表現(xiàn)出的豪邁、壯闊胸襟和曠達、樂觀情懷以及生生不息的辯證法思想,卻是白居易詩所缺少的。[32] 人物影響哲學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劉禹錫《天論》等哲學著作,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發(fā)展。主張革新的進步政治思想與反對“天命”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劉禹錫身上得到統(tǒng)一。從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說,劉禹錫的《天論》二篇繼承屈原《天問》、荀子《天論》、王充《談天》、柳宗元《天對》及《天說》等天道“自然之說”的唯物論傳統(tǒng),借助“體用”等哲學范疇,提出“天人合一”于“物”的思想,觸及并試圖解釋“有無”等哲學難題。他提出“空”、“無”是'形之希微者也”的觀點,認為“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在宋代,劉禹錫的《天論》對王安石、張載的唯物主義思想有一定的影響。[33] 在《天論》一書中,劉禹錫將哲學思想與政治倫理相聯(lián)結,從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視角,肯定永貞黨人變革與刷新政治的訴求。[12] 劉禹錫《天論》最有價值之處,是繼承并發(fā)揮荀子《天論》中的天人相分論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提出天與人'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的哲學觀點。劉禹錫的哲學思想重新確立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天人之學”,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積極推進“天人關系”論的哲學思辯的深度,還促進自然觀的一大進步。[33] 文學作為文學家,劉禹錫詩文中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劉禹錫的詩作在中晚唐詩人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劉禹錫晚年除和白居易等人唱和較多外,中唐其他詩人與劉禹錫也多有交往,晚唐詩人受他影響的不少,杜牧和劉禹錫是對忘年交,兩人曾見面談詩,杜牧學習劉禹錫詩,受其啟發(fā),寫了不少仿照劉禹錫的詩句,也學出不少新東西。劉禹錫另一“弟子”李商隱不僅仕途上得益于劉禹錫舉薦,他對劉禹錫的詩也甚為喜愛,用心學習。晚唐詩人溫庭筠對劉禹錫及其詩作相知甚深,學習其詩文的精華也創(chuàng)作出來許多好詩好詞。[34] 劉禹錫對宋代詩詞的影響也很大,北宋的王安石很贊賞劉禹錫的詩歌風格,追慕劉禹錫詩歌的立意深遠,學習劉禹錫詩歌的取境之美。蘇軾贊賞劉禹錫只用虛景略加點綴、烘托意境的方法,多次運用劉禹詩中的典故,其諷刺詩也和劉禹錫的諷刺詩有一脈相承之處。劉禹錫的某些作品已開江西詩派風氣,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諸詩人繼承劉禹錫“為詩用僻事,須有來處”理論,對劉禹錫詩皆多有推崇學習。[34] 劉禹錫對后世的影響還體現(xiàn)在詩體創(chuàng)新上,其創(chuàng)新的以《竹枝詞》為主體的擬民歌的新詩體在唐代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流傳極廣,民間迎神鼓舞所唱的歌曲,“率多禹錫之辭?!?/span>[35] 此外,劉禹錫的散文也影響著后世文學家的創(chuàng)作與文學的發(fā)展。[36] 人物評價唐代思想家、文學家柳宗元在《答劉禹錫天論書》中說:“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币馑际钦f,劉禹錫的《天論》的要點是講天不能干預人事,這個論點是對他的《天說》的解釋和補充。[37] 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對劉禹錫評價很高,稱之為“詩豪”,稱其詩“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劉白唱和集解》)。他還稱贊劉禹錫的才氣與名望。此外,白居易還將劉禹錫稱為“劉二十八”,因為他是在家族的同輩人中以長幼排序第二十八位,所以白居易稱呼他為“劉二十八”。[38] 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稱贊劉禹錫的《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wěn)切”,“《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三閣辭》“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鎰也。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yōu)于大篇,詩優(yōu)于它文耳”,他還贊許其《武昌老人說笛歌》“使宋玉、馬融復生,亦當許之”。[39] 宋代文人蔡百衲稱“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何汶《竹莊詩話》卷一引)[40] 明代文學家胡震亨稱:“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唐音癸簽》)[38] 明代文學家楊慎曾通觀劉禹錫的文集而后贊曰:“元和以后,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shù)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人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詩話》卷十二)[26] 明代詩人、學者胡應麟形容劉禹錫的七律“骨力豪勁”(《詩藪》) 。[41]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稱“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于白,而韻遜于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藝概》卷二)[40] 清代詩人管世銘稱“劉賓客無體不備,蔚為大家,絕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議論人詩,下開杜紫微一派。”(《讀雪山房唐詩·七絕凡例》)[40] 后世紀念劉禹錫銅像劉禹錫銅像高2.8米,坐落在連州中學燕喜山的劉禹錫紀念館前,是中國雕塑泰斗、廣州美術學院終身教授潘鶴歷時一年多構思與創(chuàng)作的。銅像兩袖清風,衣帶飄逸,左手拿卷書,右手握筆,令劉禹錫紀念館倍增肅穆。[8] 劉禹錫紀念館粵北古城連州投資千萬元人民幣、歷時近3年修建的劉禹錫紀念館于2011年11月20日正式落成啟用?!皠⒂礤a紀念館”占地756平方米,建筑總面積2210平方米,共三層。一層內設有劉禹錫雕像、詩詞文章、遺址展覽等,系統(tǒng)地復原劉禹錫在連州為官期間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和歷史功績。二層展館則著重介紹千年古城連州的歷史名人與文化等。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阿祥表示,連州作為一個嶺南與中原文化交匯的地方,有著與眾不同的文化特點。劉禹錫任刺史期間為連州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劉禹錫紀念館”很好地將劉禹錫與連州歷史融合在一起,具有文化教育與歷史傳承意義。連州市相關官員表示,“劉禹錫紀念館”將成為展示當?shù)匚幕闹匾d體,且對于連州乃至全國日后研究劉禹錫文化都具有重要作用。[9] 劉禹錫公園劉禹錫公園是滎陽市第一個文化主題公園,以劉禹錫的詩歌文化為主題,是一處充分融合了園林景觀藝術的開放性公園。內有劉禹錫雕像和墓碑,以及紀念館1座、陋室3座、牌坊13座、亭子5座,重現(xiàn)了《陋室銘》中所說之景。2009年初,為了增加靈動性,公園引進了第一批鴨子;2015年公園新增了麻鴨和鴛鴦。[10] 衍生作品文化形象由曹春生所著的《連州刺史劉禹錫》以劉禹錫在連州的詩文為基礎,通過藝術的手法,生動形象地再現(xiàn)了當年劉禹錫在連州的行政、生活情景。[42] 由卞敏、卞寧所著的《江蘇歷代名人傳記叢書:劉禹錫》勾勒出劉禹錫波瀾壯闊的人生軌跡。在儒學家風熏陶下,他早年苦讀詩書,志存高遠,注重道德修養(yǎng);青年時期意氣風發(fā),三登文科,享譽京華,“憂國不謀身”,期望輔時濟世;中年時期參與“永貞革新”,施道展志,叱咤風云,表現(xiàn)出卓越的政治才能;革新失敗后,仕途受挫,貶謫邊州,遇挫不餒,堅毅不屈,積極進取;衰老之年不甘老暮,對生活、老病持樂觀豁達的態(tài)度。劉禹錫才華橫溢,不甘心當一名文士,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利國計民生。他仕途坎坷不平,一生顛沛流離。在長期的貶謫生活中,他始終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激勵自己。[43] 影視形象由盧加拿導演的電影《劉禹錫》根據(jù)歷史小說《連州刺史劉禹錫》改編,故事以劉禹錫出任連州刺史,引導和開化連州學子劉景為主線,講述連州學子在劉禹錫的影響下,開啟了連州學子進士之先例,成長為考中進士的國家棟梁。劉景之子劉瞻,清正廉潔,官拜宰相。在劉禹錫的影響下,連州科第甲通省,千年文脈,延續(xù)至今,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連州學子。該電影中劉禹錫一角由演員魏凱出演。[44] 人物爭議籍貫爭議關于劉禹錫的籍貫,一般人都沿《舊唐書·劉禹錫傳》的誤記,稱他為彭城人。其實,劉禹錫與彭城沒有什么關系。劉禹錫曾說自己“籍占洛陽”(《汝州上后謝宰相狀》),這算是自己填寫的履歷表。劉禹錫的曾祖父劉凱,在唐代當過博州(今山東聊城)刺史。祖父劉锽,做過殿中侍御史,父親劉緒,曾在場橋(安徽省宿縣城南)做管理轉運業(yè)務的官吏。他們家因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就出生在蘇州屬縣嘉興。[45] 《陋室銘》作者爭議《陋室銘》的作者是有爭議的。一說《陋室銘》作者為唐朝崔沔。自南宋起,民間普遍說是劉禹錫所作。很多資料也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劉禹錫因政改失敗,被貶官后遭遇當?shù)毓賳T排擠而三患其屋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僅是民間傳說,并無史實依據(jù)。《古文觀止》一書明確標注其作者是劉禹錫,統(tǒng)編教材也采用了此說法。還有學者分析認為此文僅是江浙一帶民間文士假借劉禹錫之名所作。但作者的缺失和爭議并沒有讓《陋室銘》失掉它經典的色彩,反而在歷史的滌蕩中,獨樹一幟、愈發(fā)清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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