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皮朗與法國年鑒學派

明日大雪飄 2023-05-19 發(fā)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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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學派更替是史學發(fā)展的重要標志之一，而學脈傳承則是考察學術發(fā)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法國年鑒學派獨領風騷幾達半個世紀，但它的產生也具有相當悠遠與相當深厚的學術背景。亨利·皮朗，不僅以其博大精深的史學思想和豐碩的研究成果，成為20世紀上半葉法語世界史學大師之一，而且還同年鑒學派之間保持著微妙的關系。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既可豐富、加深對年鑒學派的總體認識，也可使我們對皮朗及其學說的影響、地位有更切實的了解和全面的認識。

《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注釋從略

法國年鑒學派是20世紀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歷史學界具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學術派別，在當代歷史學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皬谋臼兰o二十年代以來，它以一份雜志、兩個機構，三代人物，與傳統史學及各史學派別相抗衡，從一個不知名的學術小團體，一躍而為史學界的權勢集團”。不僅如此，它還以自己獨特的史學模式“走向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史學?！毕喈斠粋€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對年鑒學派可謂是青睞有加，對其代表人物、著述、理念主張和學術特征等進行了相當深入的介紹與研究，成果頗眾，筆者從中受益頗多。然而，國內學界對于該學派產生的學術背景，特別是其學術淵源的研究，卻遠不如對其學術成就研究得那般深入，而在考究一個史學流派的形成、發(fā)展和特征時，辨析其學脈淵源傳承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近來筆者在研讀、翻譯亨利·皮朗的著述時，常對其風格、方法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具體說來就是與筆者相對熟悉一些的年鑒學派有著某種相似之處。稍加翻檢之后，果然發(fā)現皮朗與年鑒學派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循著這條線索仔細探摸下去，收獲頗豐。故撰此文，就他們二者之間的關系作一番探析，既可使我們對皮朗及其學說的影響、地位有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可豐富、加深我們對年鑒學派的總體認識。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教。

一

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年），比利時著名歷史學家。他一生學術成就頗豐，據不完全統計，其著述作品在1927年時就多達230余種。其學術研究領域，除了比利時史之外，主要集中在歐洲中世紀史，在城市史、商業(yè)史、工業(yè)史以及中世紀文獻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令人贊嘆的豐碩成就。有人將其稱為“一位在歷史學界很少有人與之媲美更無人能夠超越的王子”；也有人認為應將他與希羅多德、比德、吉本以及卡萊爾等巨擘一道列入史學經典作家行列之中。因此，說皮朗是西方史學界，尤其是中世紀史領域中的一代宗師，絕非過譽之詞。而且，皮朗不僅以數量眾多的著述和桃李天下的師長地位而博得國際學術界的敬仰，同時，他還是西方史學界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有人說皮朗一生曾提出過兩個讓西方學術界頗為震動的假設：其一是在西歐城市起源方面，提出了“商人移民團體說”；其二就是在西方文明形成的時代背景上，提出了“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查理曼”的主張。此二者都與早期西方文明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或關鍵性的要素、過程相關聯，而它們的提出也都曾引發(fā)西方學術界的爭論，成為西方中世紀史研究學術發(fā)展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從目前所掌握的文獻來看，筆者以為，皮朗的前一個假說似乎得到了學界較高程度的認同。從總體而言，“商人移民團體說”盡管受到一些學者的嚴厲批評，不能作為西方城市起源的總體模式，但仍可以被視為其中的一種類型。而后一個假說，“在學術界只被作為一種值得鼓勵進一步思索的思想來看待，而不是被看作一種對知識的特定貢獻?！币蚨驼劜簧鲜裁凑J同度的高低，它給學術界所造成的主要是問題和沖擊，是思考和爭論。對后一假說，贊同者不少，批判者更多，見仁見智，觀點殊異。本文主要任務不是對皮朗學術見解進行評判，故而不擬過多展開這方面的探討。無論如何，不管從學術生涯還是學術成就而言，皮朗對當時乃至后來西方史學界，特別是法語世界的史學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僅從時間而論，皮朗及其學術思想也是我們在考察年鑒學派勃興時，所必須加以觀照的一個背景因素。依筆者所見，迄今為止，國內有關年鑒學派產生的學術背景、淵源的西方史學史著述中，闡述最為充分的是劉昶的《人心中的歷史》和徐浩、侯建新合著的《當代西方史學流派》，他們均曾指出法國學術傳統是年鑒學派產生的理想沃土。但并未提及皮朗的作用。只有郭方先生曾就皮朗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的中文譯本再版寫過一篇短文，提及皮朗同年鑒學派之間存在著某種學術關聯, 話語簡略, 但卻對筆者有一定啟發(fā)意義。

1929年，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創(chuàng)辦了《經濟和社會史年鑒》雜志，這自當是年鑒學派形成時期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而在《年鑒》的第一屆編委會成員的名單中，就赫然列有亨利·皮朗的名字。筆者認為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所以將皮朗列入其學刊的編委會名單之中，或者皮朗之所以同意加入該編委會，絕非一件偶然的事情，必有其緣故。作為當時一位西方世界的著名史學家和各種國際史學活動的組織者，皮朗的學術興趣的確十分廣泛，而且在倫敦、布魯塞爾和奧斯陸等各次國際史學大會中發(fā)揮著活躍而積極的影響。但是，湯普森認為皮朗是一個“獨立思考，不屬于任何學派”的學者。鮑維克的觀點也基本相同，“盡管皮朗曾在許多地區(qū)、機構進行過學術研究工作，并十分樂意向所有的同行學習，但是他絕不屬于任何特定的學派。”因而對于皮朗加入《年鑒》編委會一事，我們必須慎重對待。查閱各類史料文獻，筆者發(fā)現，皮朗同年鑒學派之間的確存在著相當密切的關聯。最有意思的是霍吉斯甚至將布羅代爾、布洛赫與杜比等年鑒學派的主將都認作是皮朗等人的最杰出的學生。至于他們之間是在何種意義上的師承關系，筆者所見材料有限，尚不敢貿然定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關系非比尋常。

首先，皮朗同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創(chuàng)始人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系，是年鑒學派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據萊昂研究，皮朗生前曾同費弗爾、布洛赫二人之間有頻繁的通信往來。比利時皇家歷史學會將二人寫給皮朗的86份信函整理編輯成冊，以《年鑒史學的誕生：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二人致皮朗的書信，1921－1935年》之名公開出版。盡管限于條件，筆者尚未見到這部著述，但是從其標題和信函的數量上看，這幾位學者之間的通信內容絕非身體問候、詩文唱和之類那么簡單。從時間上看，他們之間的通信始于1921年，這正是費弗爾組建斯特拉斯堡大學剛剛兩年、布洛赫剛剛步入史壇之時。此后15年間，他們書信往來不斷，一直延續(xù)到皮朗故去。從年紀和資歷上看，皮朗長費弗爾16歲，長布洛赫24歲；皮朗早在19世紀末已經在史學界成名，一戰(zhàn)之后更是聲名顯赫，享譽國際史壇，且冠有“法蘭西學院院士”頭銜。因而可以說他們之間的交往，從某種意義講，屬于師生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的這些書信的內容，我們雖不完全清楚，但從萊昂文章中所披露的些微信息中，可以見得費弗爾和布洛赫二人對皮朗是極為尊重的。比如，就在皮朗辭世的當年，費弗爾在信中曾向皮朗袒露自己對布洛赫在法蘭西學院院士競選中失利的見解，其中某些看法相當微妙，可能他本人也未必能向布洛赫言明。二人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可見一斑。筆者以為，這些信函除了反映出三位史學家之間的情感甚篤之外，肯定也同皮朗在年鑒學派獨特的學術理念的形成、塑造過程中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聯，否則此《書信集》名稱中斷不會冠以“年鑒史學的誕生”的字樣。而皮朗本人不僅曾在《經濟和社會史年鑒》上多次刊發(fā)論文，并且在其著述中多次引用了布洛赫的著述文章。

萊昂曾經這樣評價布洛赫：他之所以是一位如此杰出的史學家，是因為他總是將他自己在現實世界的經歷同史學聯系在一起。對于他來說，史學絕不是一個同現實實際相脫離的純學術的學問。而布洛赫在自己那部被人稱為是“年鑒派史學的宣言書”的《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寫道：“各時代的統一性是如此緊密，古今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對現實的曲解必定源于對歷史的無知；而對現實一無所知的人，要了解歷史也必定是徒勞無功的”。接著他便向人們講述了他與皮朗一同去斯德哥爾摩游覽的軼事：“剛到那里，他對我說：'我們先參觀什么地方呢？好像是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廳，我們先看那里吧？’似乎是為了打消我的驚愕，他又說：'如果我是一個文物收藏家，眼光就會盯住那些古老的東西，可我是個歷史學家，因為我熱愛生活?！辈悸搴毡救藢Υ松鯙橘澩?，他說：“這種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確確實實反映出歷史學家最主要的素質。雖然他們的氣質有時顯得冷漠，但出色的歷史學家無不具備這種素質”。“一個學者如果對周圍的人、物或發(fā)生的事件漠不關心的話，那么，如皮朗所言，應該將他稱為古董迷，他還是明智一點，還是不要自稱為歷史學家為好吧”。布洛赫還認為若“舉出與當今世界經常保持聯系的例子，我想亨利·皮朗是再恰當不過了”。從中我們可見他對皮朗的欽慕之情。此外，還應對布洛赫在撰寫《歷史學家的技藝》時的心態(tài)予以關注。該書是布洛赫在二戰(zhàn)期間所寫的一部史論著作，并未全部完成。在他被害之后，由費弗爾親自加以整理，于1949年出版。在“有關本書手稿的一點說明”中，費弗爾寫道：“'奇怪戰(zhàn)爭’時期，布洛赫在阿爾薩斯任軍事參謀，當時閑得無聊，心情又十分焦慮，某一天，他在一家小店買了一本學生用的筆記本。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朗也曾被關押在德國的一個小村莊里，他就是用這種筆記本寫了一部歐洲史。布洛赫在筆記本的第一頁寫上書名：《歐洲文明結構中的法國社會史》。在后面幾頁，他寫了如下的獻辭：獻給亨利·皮朗，他曾在鐵窗內撰寫了一部歐洲史。此時此刻，他的祖國和我的祖國正在為正義與文明并肩作戰(zhàn)。”

皮朗同年鑒學派的第二代主帥布羅代爾之間關系更是非同一般。布羅代爾雖不像自己的兩位導師那樣，同皮朗有過直接的親密接觸與交往，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同皮朗之間的關系可能更為緊密。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反抗德國人的入侵，1916年3月，皮朗本人在根特被德國入侵者逮捕，被關押在一所集中營之中。此后，又被押往德國。這一事件造成了世界性的影響，美國總統和羅馬教皇都曾與德皇交涉，力圖解救皮朗，但均未成功。在被關押期間，他不僅失去自由，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系，而且還親眼看到自己那些曾贏得人們高度贊譽的著述被德國人斥之為是替“比利時帝國主義”鼓噪宣傳的作品。但是，直到他在戰(zhàn)爭期間被囚禁在德國的戰(zhàn)俘營，為一批與他具有同樣命運的俄國戰(zhàn)俘講授歐洲經濟史時，地中海在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才浮現在他的腦際并逐漸地清晰起來。后來，在德國圖林根克虜茲堡的鄉(xiāng)村流放期間撰寫《歐洲史》一書時，他才首次強調地指出：由伊斯蘭擴張征服所導致的一體化的地中海古典世界的分離與中世紀西方形成之間存在著一種十分密切的聯系。

1918年獲釋之后，皮朗開始對這一歷史過程公開加以解說，最早是刊載在1922年比利時的一份雜志之上的一篇名為“穆罕默德與查理曼”的短文。而后，在1923年布魯塞爾國際史學大會和1928年奧斯陸國際史學大會上，他對這一主題又做了進一步的闡發(fā)。這些新的理念也構成了他在1925年出版的《中世紀城市》一書前幾章內容的一個關鍵部分。直到其生命即將走完全部歷程前夕，皮朗才在標志他最高學術水平的《穆罕默德與查理曼》這部著述中，完成了對這些問題全面系統的解說。

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布羅代爾應征入伍。翌年7月，在駐守于馬奇諾防線的軍中，布羅代爾為德軍所俘，后來被囚禁在美因茲和盧卑克的戰(zhàn)俘營中長達5年之久。在極為惡劣的狀況下，他完全憑借記憶，完成了《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的大部分寫作工作。正是憑借此著，布羅代爾不僅于1947年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了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并且也隨著該書在1949年的公開出版而一舉成名。

皮朗與布羅代爾，這兩位史學大師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史學基本思想都是與德國戰(zhàn)俘營這一特殊的空間有所關聯，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史實，只不過前者是在一戰(zhàn)期間，而后者是在二戰(zhàn)期間，前后相差20余年。當然，僅憑這段相似的經歷，還不足以說明任何問題。更重要的是，布羅代爾的的確確十分敬佩并服膺皮朗的學說。

美國學者薩繆爾·金賽是一位公認的對布羅代爾學術研究頗有成就的專家，此人提出：“倘若諾貝爾獎要頒給歷史學界的話，那么，幾乎可以肯定此獎將會頒給費爾南·布羅代爾?！痹趯Σ剂_代爾學術思想進行縝密分析后，他認為皮朗學說是布羅代爾學術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們隨意翻檢一下布羅代爾的各類著述，經常可以見到他對皮朗觀點的引用。以布羅代爾晚年的著作《文明史綱》一書為例，我們可以發(fā)現他多次引用皮朗的基本觀點?！霸?1世紀臨近結束時，歐洲開始收復這一內陸海，伊斯蘭開始失去它在地中海的利益。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認為，8和9世紀穆斯林對地中海的征服致使西方失去了在那里自由行動的權利，迫使它向后退卻?，F在皮雷納的理論被反過來使用。地中海開始向伊斯蘭世界關閉，后者發(fā)現自己永遠處于不利地位，無法擴張，對其日常生活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是，1930年首先強調薩拉森人文明這種突然衰退的E·F·戈蒂埃，竟然沒有把亨利·皮朗的學說運用到這里來。要知道，皮朗的學說在當時為人們廣泛討論。就我們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皮朗的學說可能是有關伊斯蘭突然衰落之因的最佳解釋?！薄霸诘刂泻?，由于穆斯林征服活動在那里取得的首批成功而造成了一個危險的邊界——這種危險因北非（迄至那時一直屬于基督教地區(qū)）、西班牙隨后的是西西里的一系列'背叛行為’而加劇。在西方，地中海成了一個'穆斯林湖’?！贝送猓麑ζだ实恼Z言風格特別推崇，指出：“皮朗為此特地指出，歷史學家最好不用別的術語，只用日常語言中的活詞匯。也就是說，要絕對避免使用那種僵死的、枯燥的哲學用語（盡管哲學用語也不斷更新）。我完全贊同皮朗的主張?！辈剂_代爾還稱皮郎為“當今出類拔萃的用法語寫作的歷史學家”，將其奉為自己的榜樣。

二

除了前文對皮朗和年鑒學派各位代表人物之間緊密的往來關系進行梳理之外，我們還應就他們之間在學術思想方面的特征做進一步深入的辨析，這是我們判定二者之間關系的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任何史學家在治史過程中總是離不開自己所處時代的影響，同時也離不開史學學科發(fā)展狀態(tài)的影響。正如吳于廑先生所說，“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不論他們成就或大或小，都是歷史學者們學科發(fā)展鏈條上的一個或大或小的環(huán)節(jié)。關于這點，不一定每個從事歷史學習或研究的人都很清楚地意識到，但是不論怎樣，他總不得不受這門學科已有發(fā)展和他的先行者的影響?！?/span>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曾指出：“當代歷史學家之所以非常重視比較史學，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馬克·布洛赫的教導和他做出的榜樣。1928年，他寫了一篇對歐洲社會的歷史進行比較研究的綱領性論文。他的那部論述封建社會的名著也為后來的比較史學提供了楷模。”應當說布洛赫在西方比較史學的演進過程中的確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由于他對比較史學的方法、理論所進行的比較完整的闡述，從而使得比較史學的規(guī)范化和學術功能及理論品格大為提升。對此，國際學術界也都予以認同和較高的評價。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布洛赫對比較史學的認識和研究實踐，絕非無源之水，更不是原發(fā)首創(chuàng)。因為“當時的其他學科特別是社會學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對布洛赫有很深的影響，因為比較方法在社會學已被廣泛使用，例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比較研究的杰出實踐。”此外，語言學、文化學等學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也對布洛赫有著某種影響。但是就歷史學特別是中世紀史而言，對于布洛赫產生直接影響的當數皮朗。

1923年，在布魯塞爾，皮朗親自領銜主辦了第5次國際史學大會。在本次大會第1次全體會議上所做的開場報告中，皮朗強調指出，歷史研究必須運用比較研究方法。他說：當今的史學家們所承擔的使命是極其巨大的，又是極其特殊和極其艱難的。歷史學家必須為保持歷史學公正無私的立場而努力奮斗。歷史學家沒有僅按照自己的政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國家進行思考的權利。歷史學家們應當像地質學家對待一場地震那樣來對待最近幾年所發(fā)生的那場巨大的災難。這場災難把許多在未知的未來所可能出現的問題擺在了歷史學家面前，它還提出了許多與業(yè)已建成的各種理論全然相悖的事實，并且完全顛覆了某些科學觀念，尤其是種族觀念……在長期的發(fā)展進程中，各類種族的界線已經混淆了。在現代民族當中，我們若要對這種界線辨析清楚是極其困難的；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講，我們都不能從拉丁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文明開化的各個民族的一般發(fā)展是遵循著共同規(guī)律的。倘若我們在解釋這種規(guī)律的過程中，將種族觀念引入進來，那簡直就是用一種未知來解決另一種未知。因而必須要對各個民族的個體性的發(fā)展加以比較性的研究，必須要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歷史學中的各種民族觀念必須要讓位給更加公正，更無偏見的立場。此番話語，充分體現出這位歷史學家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所進行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對歷史學家們必須承擔起自己歷史責任，以更為科學更加公正的立場從事學術研究的呼吁。而在此前后，皮朗學術研究的重心之一就是對西方文明形成的原因進行重新的認識解說。只要我們對皮朗在這方面的主要成果，即《中世紀城市》、《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兩部著述和相關一批論文稍加分析，就可以發(fā)現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還是探討對象上，比較研究都占據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皮朗對西方文明形成和中世紀時代成因的獨特的解說，正是建立在對日耳曼入侵和穆斯林擴張這兩次巨大沖擊對羅馬帝國和古代文明所造成的不同影響，對法蘭克時代墨洛溫、加洛林兩大王朝不同社會狀況進行系統而充分的比較研究基礎之上的。正如他所強調指出的那樣：“將伊斯蘭教的擴張對羅馬帝國的影響同日耳曼人的入侵對羅馬帝國的影響加以比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沒有哪個事物能夠比這種比較更具有價值，也沒有哪個事物能夠像這種比較那樣促使我們對7世紀伊斯蘭世界的擴張予以全面認識理解”。正是通過這種對在不同時間發(fā)生于同一空間的兩次重大歷史運動的比較，皮朗指出了日耳曼人入侵作用的有限性，并凸顯出了穆斯林力量對西方文明的巨大影響。

皮朗對史學比較研究方法的提倡和研究實踐，可能對布洛赫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對布洛赫比較方法深入系統的梳理研究之后，美國學者沃克爾認為，布洛赫在形成自己的比較研究方法方面可資借鑒的資源很多，如迪爾凱姆、福斯特爾·德·古朗治等等，但其中最重要者是皮朗。他說布洛赫曾對皮朗在其《中世紀城市》一書中某些章節(jié)中所運用的比較方法感到非常欽佩。不幸地是，布洛赫并沒有明確地告知我們究竟是哪些篇章，“我猜想他所感到欽佩的是皮朗關于中世紀城市的發(fā)展應當歸因于一個共同的原因——即歐洲商業(yè)的復興的觀點。這種普遍的理論把各個地方的歷史置于一種共同的因果關系當中，而正是布洛赫所希望的”。

無獨有偶，薩繆爾·金賽在《年鑒范式？費爾南·布羅代爾的歷史地理學結構》這篇著名的長文中，對布羅代爾的學術思想的結構和特征進行了極為細密的梳理、辨析和研究。他認為有人將布羅代爾的學術思想同所謂的“結構主義”理論過多地聯結在一起，進而將其視作一種“結構主義史學”，其實是一種誤導。因為布羅代爾的學生厄內斯特·拉布羅茲曾經強調指出布羅代爾的著述同古老的歷史地理學傳統的關系遠遠要比同新近產生的結構主義理論更為緊密。而在那些曾對布羅代爾學說產生影響的歷史學家中，皮朗的作用恐怕是首屈一指的。其說有三。

第一，在形成對地中海世界歷史濃厚的興趣方面，皮朗對布羅代爾的影響頗巨。布羅代爾本人曾提及過，在那些主要關注地中海地區(qū)的學者中間，皮朗的地位顯然是“名列首位的，而且是唯一的”。而皮朗對他的影響最遲不晚于1931年就開始了。當時皮朗曾到阿爾及爾大學進行學術演講，布羅代爾則恰好在阿爾及爾的一所中學任教，他曾聆聽了皮朗的各次演講。事后，布羅代爾曾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感受：“在談到穆斯林入侵之后地中海世界的關閉時，他的演講令我感到大為震驚：隨著他的手臂一張一合，整個地中海似乎也隨之敞開和關閉……”皮朗的這些影響，在布羅代爾的成名之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中有著十分明顯的流露。他明確提出16世紀歐洲普遍的發(fā)展中，地中海地區(qū)發(fā)揮出了關鍵性的作用。對布羅代爾來說，地中海是“展示人類可能性的最佳的窗口”，因而他對當時歐洲歷史變革的分析認識，也是以地中海地區(qū)的變化為軸心展開的。“地中海地區(qū)的衰落……是其著述所探討的主要課題?！倍趯@場衰落危機的認識模式上，布羅代爾的看法也同皮朗關于早期中世紀時代地中海貿易衰落的認識模式基本相同。在《穆罕默德與查理曼》一書中，皮朗認為蠻族的入侵，盡管在摧毀地中海世界羅馬帝國的政治統一性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并沒有摧毀這一地區(qū)經濟上的統一性；只有7、8世紀穆斯林的擴張才造成了該地區(qū)經濟上的分離。同時，皮朗還聲稱從一般的歷史范疇而言，3至5世紀期間，地中海地區(qū)依舊保留的經濟統一性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遠遠大于同一時期羅馬帝國統治瓦解的意義。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布羅代爾對當時地中海地區(qū)歷史的見解是：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擴張無論對于伊比利亞這兩個大帝國的政治創(chuàng)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都沒有直接造成地中海地區(qū)經濟生活的突然崩潰；而只有到新的跨洋航線和北方航路發(fā)育成熟之后，歐洲的“經濟生活的中心”才向其他地區(qū)轉移。仰仗于舊有航線和關稅收入的地中海的“輝煌”，只是在緩慢地發(fā)生變化，直到17世紀初期之后才逐漸敗落下去。

第二，在建構自己獨特的歷史時段理論方面，特別是在有關“社會時間”方面，布羅代爾所遵循的模式也是皮朗的研究成果。在解決社會性的或結構性的各類歷史問題時，他主要是借鑒了皮朗的研究工作。同皮朗這位前輩一樣，布羅代爾在探究16世紀前后地中海地區(qū)歷史時，主要是從“結構”的角度而不是從“事件”和“故事”的角度來解答各種問題。許多別的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對于布羅代爾社會歷史理論的塑造也有著一定的助益。如弗朗西斯·西蒙和維爾奈·桑巴特對于貨幣運行和信用的研究、漢米爾頓伯爵對于西班牙貴重金屬對16世紀物價的影響的統計與研究以及弗里德里克·C·蘭尼對于威尼斯造船業(yè)的研究等等。然而，這些學者對布羅代爾的影響同皮朗的影響是一致的，而且，在對布羅代爾的交往主義（exchangism）總的要旨的預測上，皮朗的學說顯然要更為精確得多。

第三，在對城市以及以長途貿易為代表的城市經濟活動的歷史功用的重視方面，布羅代爾大體上也是追隨皮朗的主張?？梢钥隙?，第一代年鑒學派的兩位主帥費弗爾和布洛赫對布羅代爾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布羅代爾在學術旨趣的選擇上與他們完全同一。就其《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而言，布羅代爾既沒有追隨布洛赫對中世紀和現代早期普遍流行于農村的生產模式進行分析，也沒有像費弗爾一樣對某個給定的時間內人們的心理和宗教行為進行研究，而是同皮朗一樣將地中海，特別是地中海的城市經濟作為自己主要的探究對象。皮朗將11世紀開始的地中海商業(yè)復興作為西歐中世紀社會經濟進入繁榮時代的開端，而這種商業(yè)復興是外部刺激的結果；地中海區(qū)域的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海外長途貿易成為了拉動整個西歐經濟的引擎，先是擴展到了法蘭西和西班牙的沿海城市，而后逐漸向西歐內陸地區(qū)滲透。在布羅代爾的眼中，如果說地中海是“歐洲的心臟”，那么城市就是地中海的“心臟”，是控制該地區(qū)脈搏的供血系統?！俺鞘惺堑刂泻８鞣N生活的發(fā)動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存在理由，它的前門大廳，以及導致它生命時興時衰的原因?！?同時，“在取代了將農業(yè)生產力、地方集中的消費和一種緩慢地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作為導致各個城市的商業(yè)貿易和各種制造業(yè)生產活動原因的觀念之后，布羅代爾——追隨皮朗——將長途貿易這種以上層社會消費需求結構為取向和集中著剩余資本的商業(yè)作為自己關注的重心”。由于對皮朗那種以地中海經濟的繁榮發(fā)展為一端，以衰落甚至“死亡”為另一端的范式的完全接受，最終就決定了布羅代爾對菲利普二世時期地中海經濟所描述的內容。金賽甚至認為他們二人的缺陷都是類似的。他說：“無論布羅代爾還是皮朗，都沒有認為農業(yè)的生產力、非奢侈性的消費或者改革分配的整個模式是不重要的。但是他們顯然在更加強調那些記錄更為充分，數量更為精確的長途貿易的同時，極易造成對農業(yè)生產、消費和分配等各種要素所占分量的忽視?！?/span>

最為重要的是，布羅代爾本人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皮朗同亨利·貝爾、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一道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法國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金賽則將年鑒學派的學術淵源與承繼關系做了進一步描述，他說：“在布羅代爾的身后，站立著布洛赫和費弗爾；而在第一代年鑒學人的身后，則站立著皮朗和維達爾……”

綜上所述，從某種特定的角度上，將皮朗視為法國年鑒學派的先聲和導引者之一并不為過。當然，皮朗與年鑒學派之間的學術關系尚待人們做進一步的探討，而理清這一關系本身就具有相當大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