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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王泗原

作者：郭戈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10日 11版）

青年王泗原 作者供圖

1987年秋，葉圣陶（左）在寓所與王泗原交談。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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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學人小傳

??王泗原（1911—1999），江西安福人。語文專家、楚辭專家，編輯家。1934年武昌中華大學肄業(yè)，在中學教國文，曾任《日新日報》和《前方日報》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教育部編審處、出版總署編審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兼辦《語文學習》月刊。編有新中國首部工農速成中學國文課本，參編第一部以“語文”為字樣的語文課本及多部中學語文統(tǒng)編教材。著有《離騷語文疏解》《古語文例釋》《楚辭校釋》。

??語文是王泗原的終身職業(yè)——他大學考取的是國文系，當教員教的是國文，做編輯編的是語文教材和期刊，寫的也是語文論著，一輩子干的都是文字的活。古語文特別是楚辭研究，是王泗原主要的學術方向，也始終是他工作之余的興趣愛好。他一生正式出版的學術著作僅三部——《離騷語文疏解》《古語文例釋》《楚辭校釋》，都與語文、楚辭有關，且皆為精品力作，學界評價甚高。

??如同許多名師、名編一樣，在中學語文教學和教材編寫崗位上，王泗原一直過著職業(yè)與研究同行的“雙重生活”，進而有著工作與學術并進的“兩種人生”，且每一種都很精彩。他雖算不上大名鼎鼎，也說不上多么傳奇，但頗與眾不同，尤其是道德文章，令人景仰。早年與其相識、后來在江西師大任教的劉世南教授說：“泗原先生是一位道德文章都邁越時流的人，是一位腳踏實地做學問的大學者。”（劉世南《在學術殿堂外》）其后幾十年同事張中行則把王泗原當成“畏友”，說他“勤學少作”，“但不是不作，而是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壓倒古人”，認為他的古語文專著“不讀書破萬卷就寫不出來”。（張中行《古典征途的厲兵秣馬——讀王泗原〈古語文例釋〉》）

??王泗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40多年，是葉圣陶先生的老部下。葉老常夸他的學問好，并給他下了個評語：“真是個古人！”（葉兆言《王泗原》）說他有古人之相，做古文之學，更有古人行事之風。劉世南教授說：“……王先生是真正的學者。'古之學者為己’，所謂'為己’，即原始儒家最注重踐履，而非徒騰口說。泗原先生正是從誠意、正心以修身，成為君子儒，而非小人儒?！保▌⑹滥稀锻蹉粼壬罚?/p>

一

??王泗原1911年10月15日生于江西省安?？h一書香世家。祖父王邦璽為清朝進士，父親王仁照是博學多才、精通詩詞、熟諳文史的教育家，曾在宣統(tǒng)年間任吉安師范學堂監(jiān)督，著有《葵芳齋詩集》等。家傳庭訓對王泗原影響很大，尤其父親訓育甚嚴，講究文字音韻訓詁，一番“做學問是一種責任”的道理，在其心中早早就扎下了根。

??王泗原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先后在王屯、金田小學讀書，1928年就學于南昌一中。因父親早逝，王家家道中落，一度陷入貧困。王泗原1933年考取武昌中華大學國文系，但只讀了一年就退學了，此后到吉安小學教書，以負擔老母及三個弟妹的生活。至新中國成立，他先后在扶園中學、安福中學、至善中學、陽明中學和吉安聯(lián)合中學任教，是當?shù)刈钬撌⒚膰睦蠋煟钍軒熒澴u和喜愛。如復旦大學教授丁淦林回憶說：“王泗原老師講授語文，一絲不茍。我原來對語文興趣不是很大……他的指點使我的語文水平日益見長，學習興趣也越來越濃?！保ǘ′屏帧杜c歷史同行》）。劉世南教授說：“在王泗原影響下，我對《說文》下功夫，好多與它有關的書，我都找來攻讀?！保▌⑹滥稀对趯W術殿堂外》）

??抗戰(zhàn)期間，王泗原還做過一段編輯工作，先后任吉安《日新日報》和《前方日報》總編輯。他積極宣傳抗日救國，巧妙刊登共產(chǎn)黨和蘇聯(lián)的報道，報紙在當?shù)厝罕娪绕涫侵R分子中有著廣泛影響。他還在報紙上開辟“青年之光”欄目，引導青年學生追求光明，并多次參與營救被捕進步學生。此外，他也在《國聞周報》《大公報》《江西地方教育》《文訊》《學藝》等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如《劉淑》（1936）、《書太平天國眇目狀元事》（1936）、《讀書的目標》（1937）、《國歷解蔽》（1944）、《甲申舊語》（1944）等，多為文史領域的內容，主要是考據(jù)之學。

??在江西，王泗原一邊教書、當編輯，一邊研究、做學問，勤奮努力，孜孜不倦。他的學問功力，一方面得益于家傳，另一方面全靠自習，是一個異常刻苦、自學成才的范例。對此，葉兆言感言道：“（老師和編輯）這兩項工作都很普通，卻說明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腳踏實地，都可以作出非同尋常的成績?！保ㄈ~兆言《王泗原》）

二

??新中國成立，王泗原迎來了“高光時刻”。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編輯教科書是目前亟待解決的中心問題之一，因此決定集中一批干部和有經(jīng)驗的教員來進行這項工作。1950年年初，王泗原經(jīng)組織推薦，調到教育部教學指導司工作。根據(jù)新中國工農教育大發(fā)展的需要，他很快編出了《工農速成中學國文》（4冊）。這套教材由教育部向各大區(qū)推薦，也曾被各大軍區(qū)政治部翻印，是新中國首套通用的工農教材。該課本編法和選文頗有創(chuàng)意，每冊內容分三部分：課文（附注解和提示），語法、說寫方法、書法，練習或復習。

??在此期間，王泗原發(fā)表了新中國最早研究語文教學的文章——《古文蓋棺定論》（1949）、《新的中學國語文課本該怎樣編》（1950）。前文認為，“語與文是一致的”“學?？颇考罢n本該用國語文一名”，中小學不應有“國文”“國語”兩種稱謂，或合并為一個所謂“國語與國文”的說法。這為1950年課程教材正式改稱“語文”提供了重要參考。后文指出，“二十多年來，中學國語文教學并沒見多大的成績，這主要的原因是在教材的古文與白話文的問題鬧不清楚”“今日中學國語文科一般的事實寫的是今話而讀的又是古文。這是會兩敗俱傷的，不但古文讀不通，并且今話也寫不好……所以今天的中學生不該讀古文”，但“為了適應少數(shù)中學生將來入大學研究某幾種需要看中國古書的學問，不妨給他們做些基礎的準備功夫的機會，可另設古文選科”。這些觀點鮮明反映了當時語文運動及語文教育思潮的動向。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出版總署副署長兼編審局局長葉圣陶負責教科書的編審工作，并與宋云彬、魏建功、朱文叔、蔣仲仁、周祖謨等新編大中小學語文課本。在征求意見過程中，王泗原的出場和表現(xiàn)，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葉圣陶日記》1950年5月記載：

??16日，本市國文教師十余人及教部王泗原君來，座談我局所編高初中第一冊語文課本。諸君皆先認真閱過原稿，見無不言，深可感激。以為課文在語言方面尚欠純粹。余即請諸君再為讀正，蒙允可。今日作事，人人負責，解放以前所未見也。

??20日，教部王泗原來，告以所提對于初中語文課本之意見，甚周至。此君原欲來我局任事，而教部方面先談妥，今見其能力頗強，深感失之交臂。然彼此固可經(jīng)常聯(lián)絡也。

??宋云彬也在8月9日日記寫道：“教育部王泗原送還《語文》課本第二冊原稿，校閱極仔細，可佩可佩?！彼麄儼l(fā)現(xiàn)王泗原國學根基好，文字能力強，教學經(jīng)驗豐富，而且勤學敬業(yè)，態(tài)度誠懇，校改文稿嚴謹仔細，行文又很平易，對所提修改意見都能妥帖處置，于是決意要把他調到身邊來。先是向教育部提出借調他到編審局語文組幫助工作，所以才有《宋云彬日記》記載的白天夜里“與王泗原等同修改課文”之事，并贊嘆“語文組王泗原發(fā)言甚精彩”，“于語文學頗有根底，余不及也”。后來人教社成立時，就索性把他調到中學語文編輯室工作。之后，王泗原就一直跟隨葉老，在教材編寫和文字把關上成為其得力助手，由此也開啟了二人的忘年之交，成就了一段佳話。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及葉老幫助王泗原聯(lián)系出版其第一部著作《離騷語文疏解》的事。當葉老從王泗原交給組織上的自傳里知道他曾寫過這樣一本書時，很感興趣，提出來想看看?！度~圣陶日記》1950年12月19日記：“燈下，觀王泗原君之《離騷的語文》原稿。此君于形聲義均鉆研至深，所得結論皆確切，甚可佩?！比~老看了以后覺得此書很有見地，值得出版，并請俞平伯、文懷沙、王伯祥審閱。在葉老關心下，這本書1954年由上海文藝聯(lián)合出版社出版，王泗原的聲名也由此而起。后來張中行說過：“《離騷語文疏解》早在三十年前就問世了，我讀過，說他治學深入而精粹，根據(jù)的一部分就來自這本書?！保◤堉行小蹲x王泗原〈古語文例釋〉》）王泗原在書中“自敘”寫道：葉老“想到這本書的時候比我自己還多”，因此“深深感念，永遠不忘”。

??在人教社，王泗原第一項工作是參與編寫葉圣陶、宋云彬主持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6冊，1950），這是新中國第一部使用“語文”字樣的教科書。集編輯者與審閱者于一身的，只有他一人。第二項工作是將他原編的《工農速成中學國文》修訂再版為《工農速成中學語文課本》（1951），這是新中國最早使用“語文”字樣的工農教材。對此，葉圣陶多次審閱，并在日記中記：“續(xù)看泗原編工農中學教材。泗原適來，與談良久。編書之事，渠頗專心，且有見地。如此之人才如能加多，集事即較易。”

??1954年開始的新中國首次教材會戰(zhàn)，提出編寫第一套統(tǒng)編教材（含教學大綱、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其中語文科有一重大變化，就是漢語、文學分開教學和編教材。王泗原作為其中一員，在葉圣陶、呂叔湘、吳伯簫帶領下，與中學語文編輯室的同事張志公、張畢來、王微、蔡超塵、馮鐘蕓、隋樹森、張中行、劉國正等，共同編寫中學《文學》和《漢語》課本及其教參，并起草了有關教學大綱（1956）。1958年，文學漢語分科改革實驗停止，他便投入該教材的改編工作，編出了初、高級中學課本《語文》（各6冊）及其教參。后又參與編寫了1961年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實驗教材與1963年十二年制學校初、高中語文教材，以及1963年《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為新中國前17年的語文教材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為了配合語文教材使用，特別是改進漢語和文言文教學，王泗原在《語文學習》《人民教育》《語文學習講座》上發(fā)表了一些文章，如《倒裝句和非倒裝句》（1952）、《讀古典作品怎樣打破語文上的障礙》（1954）、《“無所適從”和“可備一說”》（1956）、《〈論語〉與〈孟子〉》（1957）、《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1963）、《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1963）、《文言文教材》（1963）、《學習〈別了，司徒雷登〉》（1964）、《學習〈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64）、《寫總結的一些問題》（1964）等。同時，作為《語文學習》編輯部主任，王泗原與主編張志公等人以《語文學習》雜志社名義編輯了一套“語文學習叢書”，包括《應用文》《語義辨析》《作品介紹和分析》《標點符號學習》《漢語詞匯講話》等，叢書由人教社出版，并多次再版，每冊發(fā)行都是幾十萬冊，有的甚至達百萬冊。此外，他還與王微、隋樹森、張中行合編了《古代散文選》（上中冊，1962、1963），供中學語文教師等研習古文參考，這也是一部在語文教育界頗有影響的經(jīng)典之作。

??其中，王泗原以筆名“高以平”發(fā)表的《文言文教材》一文，集中反映了他語文教學思想的進步及其負責選編古文教材的基本情況。針對當時在中學講讀文言文有一些不同看法，如“不必要”“有困難”“有害處”等，王泗原在文中一一進行了反駁。他認為，中學生學文言文，只要求能初步閱讀，打個基礎，得點門徑，文字艱深的一概不選，況且課程教材詳加注解、循序漸進、保證課時，是完全可以學好的。他說：“應當多讀散文，也讀一些詩詞（包括現(xiàn)代人作的文言詩詞）?！币虼?，所編語文課本文言文所占百分比例，各年級逐漸增加，即從初一的33%到高三的50%，其中散文、詩詞占絕大多數(shù)。為了便于學習，入選的作品篇幅盡量求短，而且文字不艱深，如初一選的在100字左右，高一的在2000字以內，也有一二百字的。

三

??“文革”時，王泗原被下放到安徽鳳陽“五七”干校。1971年7月回京，不滿60歲的他被迫辦了退休手續(xù)，對教材和學問的追求意猶未盡，很不甘心。

??此時，他常去看葉老，閑談中不時說起鉆研先秦兩漢典籍的心得。“圣陶先生說可以寫出來……不在乎發(fā)表，自己沒事時看看，給朋友看看，也是好的?！睅缀趺看我娒嫒~老都要說一遍，這讓他受到觸動，不得不寫了，于是每寫一二十則便送給葉老看。老人家讀了，常常不待下次見面就先寫信夸獎。葉老是仁者、智者，明白王泗原的苦衷，也知道他的潛力和長處，便有意引導他把心力轉向他熟悉的古語文研究。后來，葉老目力不及，王泗原又改用毛筆大字抄錄。再后來，葉老身體不佳，每次見面仍要他口述三五則，一塊兒討論。就這樣十多年下來，王泗原的《古語文例釋》誕生了。葉圣陶為這本書題寫了書名，是規(guī)規(guī)矩矩五個大字。王泗原在《自序》中說道：“圣陶先生同朋友談及我這隨筆，高興地說是由他發(fā)起的。有些條目是在談話間他提出要我寫的?！?988年出版時，封面印有編輯提要：“本書是作者研治古代文獻四十余年的心得結晶，為閱讀古書提供了發(fā)現(xiàn)疑難、解決疑難的方法?！?/p>

??改革開放后，王泗原被人教社返聘為特約編審，一方面幫助審讀新編中學語文通用教材，另一方面趕著編注《古代散文選》下冊與《文言文選讀》（3冊）。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張中行回憶說，按照“多年慣例，王微是審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總其成”（張中行《十年而后返》）?？梢?，“不愿總其成”是王泗原的一貫風格，他在出版社工作幾十年，樂于助人，無私奉獻，做了很多“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沒有當過一部教材、圖書或刊物的主編或副主編。對此，20世紀80年代參與通用教材編寫的江蘇名師宋子江曾撰文專門談過：

??義務教育初中語文教科書（人教版），從一冊到六冊，王泗原先生都沒有署名，其實，先生對這套教科書有其大的貢獻，簡直可以說，無可替代的大貢獻。先生應請逐篇修改了課文和“預習提示”。這項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是葉老做的。葉老之后，非王老莫屬了……我每見王泗原先生改筆，總喜歡細細揣摩，非常欽佩先生的學識和眼力。（宋子江《王泗原先生語言修改藝術》）

??王泗原在學術研究上又煥發(fā)出了新活力，在《中國語文》《中學語文教學》《中國語文通訊》《語文學習》《教育研究》《語文學習講座函授講義》等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如《古語文隨筆》（1978）、《國殤說解》（1979）、《韓愈〈馬說〉說解》（1979）、《孔門的師生關系》（1980）、《古語文泛談》（1980）、《寫作泛談》（1981）、《怎樣講通古文》（1981）、《讀葉圣陶先生〈經(jīng)典常談〉序》（1983）、《〈觀獵〉的“忽”與“還”》（1987）、《舊注的利用》（1988）、《“倒裝”“賓語提前”辨正》（1991）等。其中，他在《寫作泛談》中說：“寫作在我們的生活里確實很重要”“對于有文化的人，寫作是生活上的需要，就像吃飯穿衣一樣平常。我們每個人都要說話，寫作就是把要說的話寫下來給人家看。文章就是寫在紙上的話”。寫作的基本要求有五項：準確、清楚、簡潔、有條理、寫好字，至于講究技巧，那就是進一步的事了。為此，他舉出大量病例，一一指出其毛病所在。最后，他談到提高寫作水平的門道，既要靠掌握語文這個工具，又要靠充實生活、豐富知識、修養(yǎng)思想、訓練思維。單就掌握語文這個工具來說，一要多讀，二要多寫。

??在王泗原的作品中，影響最大的還是其學術專著《古語文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與《楚辭校釋》（人教社，1990）。前書內容前面已有介紹，當年就出了第二版，兩次印刷共八千冊，一部專深的學術著作有如此印量，實為不易。張中行撰文讀后記（《讀書》1989），有許多精彩評論。后書運用語法、訓詁、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辨正文字音讀的訛誤，闡釋篇章字句的意義，富有創(chuàng)見，受到學術界贊揚，其中曹道衡《讀〈楚辭校釋〉》（《文學遺產(chǎn)》1991）講得最為充分，楚辭研究界的有關評論也都給予很高評價。

四

??王泗原與葉圣陶晚年交往更加頻繁，葉老常以平生獲此得力助手而自豪。葉至善撰文說，父親親手創(chuàng)建的人教社名人薈萃，高手云集，談笑皆鴻儒，但葉圣陶“信賴的好手”主要有五位，其中王泗原可排第一，不僅因為他學問大、業(yè)務強、人品好，更因為他是葉老的好幫手，兩人甚至親如家人。葉老生病住院，王泗原不能到醫(yī)院看望，就天天晚上按時到家里了解病情，也不喝口茶，聽完結果就走了。葉老知道后很感慨，說他“真是個古人”。有一次，大病一場的葉老對記錄整理他的一篇稿子《端正文風》不滿意，就請王泗原幫助修改，才過了一天，他就把改稿謄得清清楚楚送來了。葉老看了很滿意，并加了一段按語，“說這篇講話記錄，請他極親密極欽佩的一位朋友修改了一遍，改得比他自己修改還要滿意。泗原先生看了，要我父親把這些話刪去。我父親說'這是我的心里話，又沒明說這位朋友是誰，怕什么呢？’泗原先生說，人教社中語室的同事一看就知道。老人家回答說：'我就是要他們知道?！保ㄈ~至善《父親長長的一生》）葉老去世后，王泗原寫了多篇紀念文章，表達哀思、緬懷葉老對他的獎掖。其中寫下：“我受先生知愛，四十年之久。每有寸進，先生無不欣喜。我還在繼續(xù)做學問，將永遠記著先生的策勉，日進無已?！?/p>

??王泗原晚年重視家鄉(xiāng)歷史文獻的整理，擔任安?？h新志編修首席顧問，“數(shù)次接見縣志辦修志人員，數(shù)十次給縣志辦寫信提供資料，指導修志，釋疑解難”（《安福縣志》1995）。他還整理出版了祖父王邦璽的《貞石山房奏議》（1993）和詩集《貞石山房詩鈔》（1993）。接著，耄耋之年的他不顧年老體弱，每日步行去北京圖書館，將所藏明代安福劉鐸的《來復齋稿》、抗清女英雄詩人劉淑的《個山集》約十萬字，一字一句地抄寫下來，并加以整理、校注，合而出版為《劉鐸劉淑父女詩文》（1999）。知識分子的純誠情懷，令人感動。

??值得強調的是，泗原先生有古人風骨，恪守“君子之道”，為人處世飽含了儒家獨善其身、兼濟天下、悲世憫人的道德情懷。他資助兩個弟弟的子女上學不用說，還資助過朋友的子女，如吉安中學老校長“陳啟昌師及師母下世后，遺孤多人，泗原先生負教養(yǎng)責，至成人能自立，乃止”（劉世南《在學術殿堂外》）。這種俠義的高尚精神值得贊頌。

??泗原先生退休后仍盡心盡力幫助社里審閱多部教材書稿，鑒于他患類風濕病行動不便，單位幾次想派車送他回家，但他都婉謝而自己擠公交。1990年他回到家鄉(xiāng)，應邀到江西師大中文系講學，不僅不取報酬，還自己負擔來回路費。他說：“為家鄉(xiāng)做點事，難道還要錢？”

??泗原先生還樂于扶助后學，受其教益者眾多。1994年，劉善良把他與人合編的《李白資料匯編（金元明清之部）》出版后呈送給先生，他很快讀完，并用筆勾畫文字和標點的疏誤，為將來重印時訂正備用。劉善良又要編一部詩文選譯，跟先生談及，此后先生幾次給他的信中都抄錄一些珍貴資料，令他感激不盡，并說：“這些我親身體會的事例，充分顯示出先生的高尚品格?！保▌⑸屏肌都亦l(xiāng)話與屈賦解讀》）

??泗原先生為工作和別人付出了那么多，為自己考慮得卻極少，也從未向工作單位提出過個人要求。他幾十年只有一件毛衣，冬天常穿一件母親留下來的舊夾襖，說為了保暖也為了懷念母親。他的主餐常常是烤饅頭就咸菜。筆者從北大商金林教授那里得知，葉至善看不下去，曾多次派人給獨居的先生送去做好的飯菜。

??有關泗原先生晚年生活的回憶文章，都會提到他自奉甚薄，生活清貧，老伴早逝，女兒遠在京郊不能照料。他最后的幾十年，一直居住在西城區(qū)丁章胡同一個小破院里，房子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冷如冰窖，確實是個“寒舍”。直到生活實在難以自理時，在女兒“強令”下，他才搬到女兒家住，1999年靜悄悄地走了。

??20世紀90年代初，他的年輕同事熊江平陪同時任社長張健如登門拜訪時，看到泗原先生的簡陋居室，透風的紙糊窗戶，家里沒有電視機，中間屋里有個煤球爐，書房兼臥室里有一張桌子和方凳，床上只有一床薄被，深為感動，出門后說：“這是最后一個顏回！”（張健如《令人尊敬的老人教人王泗原先生》）這可謂是對葉老“古人”之說的具體詮釋。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和助手，以舜為志，勤奮好學，極富學問；謙遜仁義，以德性著稱；一生無職無權，沒有做過官，且身居茅屋陋巷，簞食瓢飲，生活儉樸，卻安貧樂道。王泗原的言行與儒家賢人、君子是何其相像啊！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葉圣陶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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